茅盾小說之外，立國師較長時間關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中國文學，后來又把視野擴展到臺灣文學，做了相當多的準備工作，已經有一些研究成果問世，但自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他被推舉到中文系的行政管理崗位，研究工作就不免時時被打斷。他自己常常為此而苦惱，但終究不能擺脫。這也許就是宿命，如果確如先賢所說性格就是命運的話。在立國師的身上，太多中國傳統(tǒng)的急公好義情懷，或者現(xiàn)代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的責任感，這決定他無法做一個只管自己學問而不過問世事的人。東北師范大學中文系是一個人數(shù)很多、有相當歷史的大系、老系，有好的學術傳統(tǒng)，但也有多年積累下來的人事矛盾，無論誰做行政管理都不容易，但據(jù)我所知，立國師擔任系領導的那些年，系里的局面是穩(wěn)定的，大家的心思主要都能放在教學和科研上。這樣的風氣形成，張老師起了很多作用。當然，他的工作也不可能全無疏漏，也可能會有人對他的工作有一些意見，但他對系里同事懷著誠懇和善意，則是毫無疑問的。在我和立國師接觸的過程中，有時會談到系里的一些同事，他決不信口貶損別人，特別善于發(fā)現(xiàn)同事或同行們性格和專業(yè)上的優(yōu)點，談起來津津樂道，并且，他特別關心年輕教師的學術發(fā)展，看到年輕教師在學術刊物上發(fā)表的文章，不僅自己找來閱讀，還高興地到處推薦。那寬厚的心態(tài)，很容易讓人想起古人的詩句："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我知道，立國師是很喜歡唐人楊敬之的這兩句詩的。但立國師并不是一個沒有原則、不辨是非的好好先生，記得有一次，他非常嚴肅地批評我識人不明，我辯解了幾句，他卻不讓我下臺階，仍然非常鄭重地說：你記住，事實會驗證我的話。那是在一個冬日的夜晚，那時我已經離開了東北師大，利用出差回一趟老家，路過長春時專程去看望立國師。我們走在那條積了雪的自由大路街道上，兩個人都沉默不語，只有鞋踩在雪地上吱吱地響。那雪地里吱吱的腳步聲，后來一直留在我的記憶里，特別是立國師病逝以后，我越發(fā)感受到那聲音的沉重。

我是1985年調離東北師范大學的，開頭幾年，回去的次數(shù)較多，每次都會見到孫中田師和立國師，我們仍然像以前那樣談論文學，切磋學術，仿佛我仍然在研究室工作，只不過是出了一趟長差回來。后來，我回東北的次數(shù)少了，我們的通信也不多，但每當想到母校，常常浮現(xiàn)在眼前的，總是這兩位師長的笑容，而立國師更像我的長兄，不管在外游蕩千里萬里，每當想到他們，我的心里就踏實，就有了依靠，不必擔心歸宿，對于我，他們其實就是我的母校形象的具體體現(xiàn)?？墒牵?998年夏季，立國師竟離我們而去了。盡管早就我知道他已經患有很重的病，如此殘忍的消息仍然讓我感到十分震驚和悲愴。從今以后，如果有一天倦游思歸，我還尋得到故鄉(xiāng)的路嗎？

1999年夏天，孫中田先生來北京參加學術會議，孫老師的學生、張老師的忘年摯友鐘桂松兄也恰好在京，憶起以往相聚的時光，我們都為失去立國師那幽默的談笑而感到巨大的寂寞。我們請來張老師的公子冠夫，商議編印立國師的論著。孫老師指示了編選原則，并寫出序言，桂松兄很快接洽好了出版社，整理、編選以至校對等工作主要都是冠夫做的。本來想趕在立國師逝世一周年的時候出版，但冠夫想盡量做得仔細一點，說不必匆匆趕一個日子。那態(tài)度讓人聯(lián)想起立國師生前的風范。立國師生前曾為同事特別是青年人的論著發(fā)表、出版費過很多心力，當我和他談到出版他自己的論著的時候，他卻總說還需要時間，那神情，始終是很淡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