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其次，論紀律習慣。所謂紀律習慣，蓋指多人聚集場面，無待一條一條宣布，而群眾早已習慣成自然的紀律。在消極一面，例如：開會場中不交談，不咳嗽，走路不作聲響，出入不亂擠，一舉一動顧及前后左右而不妨礙旁人等等。在積極一面，例如，坐則循序成列，行則排隊成行，發(fā)言則當機得時，動作則彼此配合照應，種種細節(jié)，難以枚舉。無論消極積極，扼要一句話：必求集體行動起來，敏捷順利，效率要高，不因人多而牽擾費時。試看車站或戲院售票的門窗前，西洋人自然魚貫成行，順序而進；中國人卻總是爭前竄后，雖有警察，猶難維持秩序。其實不守順序之結果，事務進行反而緩慢，甚至進行不得。只有各守順序，乃得讓大家較快達到目的。西洋人從事實教訓上深明此理；中國人事實不夠，所以還不明白。又在開會場中，中國人還當他在家里一樣，耳目四肢只為其個人用，不曾意識到團體的要求，妨礙公務于不自知，更為習見不鮮。

這些都不是曾受教育沒有的問題。若以為西洋教育普及而中國人沒有受教育的太多，遂有此不同結果，便錯了。要知道這些多半不是意識之事，而寧為習慣之事。習慣為身體與環(huán)境間的產(chǎn)物，而養(yǎng)成于實際生活。假若一個人生長在倚重家庭生活之社會，如中國者，縱然受過大學教育，一樣犯這些毛病。西洋人之紀律習慣，不是出于它的文化，而寧出于它的武化--即仍為其集團斗爭之所鍛煉者。好像今日學校里，亦還是寓群育于體育，借著體育上種種運動競賽以訓練集體行動，其理正同。

人們的品性，固皆養(yǎng)成于不知不覺之間；但同時亦應承認，公共觀念不失為一切公德之本。所謂公共觀念，即指國民之于其國，地方人之于其地方，教徒之于其教，黨員之于其黨，合作社社員之于其社……如是之類的觀念。中國人，于身家而外漠不關心，素來缺乏于此。特別是國家觀念之薄弱，使外國人驚奇。一九三二年上?！耙弧ざ恕睉?zhàn)役中，巴黎晨報記者行經(jīng)上海不甚遠的地方，看見一切如無其事然，不禁大大惶惑，莫明其妙。后來馬君武先生曾寫一文，舉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德國恢復征兵之消息發(fā)布，柏林一位六十多歲女房東聞訊歡喜過度，倒地而死之例，以為對照。其實這種不同，絕不是天生地從血里帶來，亦不是學說或教育(狹義)之結果。而是社會構造不同，生活環(huán)境有異，從而形成之情操習慣自不免兩樣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