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是繼曾國藩、左宗棠之后的晚清洋務派重臣。在督戰(zhàn)中法戰(zhàn)爭時，起用馮子材取得“鎮(zhèn)南關大捷”，聲名鵲起。他為政務實，講求致用，對于儒學綱常具有堅強的信念，幕府里始終聚集著不少舊式保守文人學者。像最早明確攻駁康有為“今文經(jīng)學”和較系統(tǒng)抵斥西方基督教的朱一新，反對戊戌維新的頑固遺老梁鼎芬，號稱舊學問第一、民初孔教會和復辟派的頭面人物沈曾植以及羅振玉、梁敦彥等等。辜即是在這樣一個氛圍中待了20年，直到1905年經(jīng)張之洞推薦就任黃浦江治局督辦時才離開這個“圈子”。

辜鴻銘剛開始對于洋務運動并不反對。他訂閱上百種世界各國報刊，借資瀏覽，遇到外國有什么新發(fā)明或者新鮮事，都會解釋給張之洞聽，以幫助他決策，而張之洞每次“輒危坐安樂椅中傾聽不倦”。文史學家王森然在《辜鴻銘先生評傳》中說：“所有湖北新政策畫，一切事宜，胥由（辜）先生建議，梁（鼎芬）從旁贊助，文襄立予施行，故當時湖北氣象燦然一新，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

他協(xié)助張之洞創(chuàng)辦名聞全球的漢陽鐵廠和兵工廠等洋務，為湖北新政立下汗馬功勞。張之洞曾說：“辜先生經(jīng)綸滿腹，的確是杰出之才?！?/p>

甲午戰(zhàn)敗，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以康有為為首的士子學人呼吁變法圖存，認為只引進技術而不改變舊體制是不能救國的。面對突如其來的維新思潮，辜鴻銘對于中國文化的保護意識驟然強烈，開始“獨靜謐，言必則古昔，稱先王，或為諧語以諷世”。當張之洞讓他籌辦一個譯介西學西政的報紙時，他斷然拒絕，說：“雖上諭來，我亦不譯?！?/p>

事后，他專門擬就《上湖廣總督張書》，文中大講儒教尊王之旨、義利之辨、忠恕之道，備陳西學西政之失，認為“以歐美的學說，變更中國的政制，這是亂中國有余，救中國不足”。

1898年初，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出版。隨后，張之洞拋出《勸學篇》，提出“二元論”辦法，即作為個體，中國人必須堅持并嚴格地按照儒家原則辦事；而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卻必須拋棄儒家原則，采取現(xiàn)代歐洲新學的理想。但康、梁卻直接提出中國必須由專制政體改造成君主立憲政體，辜鴻銘因此對康有為極端鄙視，認為他是亡國妖孽。

1898年9月，慈禧發(fā)動政變，變法失敗。辜鴻銘英譯《論語》出版。從戊戌變法以后，他就沒有停止過對康有為的攻訐，他認為，“康梁一出，幾欲使我中國數(shù)千年來聲明文物掃地凈盡?！?913年，康有為、陳煥章成立孔教會，在國內(nèi)影響比較大，辜鴻銘的好朋友梁鼎芬、舊同事沈曾植都是主要會員?？捉虝紊戏磳埠?、主張復辟，思想上鼓吹孔教為國教，與辜鴻銘的思想頗為近似，但辜卻拒不參加，還大罵“陳煥章應讀做陳混仗”，又罵以圣人自居的康有為沒有資格拜孔子。并作順口溜：“監(jiān)生拜孔子，孔子嚇一跳；孔會拜孔子，孔子要上吊?！笨梢娝麑涤袨檫@個“亂國肇事者”的痛恨。

1901年，《辛丑和約》簽訂，列強對于中國的瓜分達到頂點，加上國內(nèi)義和團起義，使得清王朝四面楚歌。辜鴻銘開始為慈禧太后辯護，他將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xù)續(xù)在《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發(fā)表的英文系列政論結集成《尊王篇——一個中國人對義和團運動和歐洲文明的看法》出版，他認為當前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本質問題在于，西方人尤其是英國人看不起中國人。之所以看不起中國人，是因為西方人大多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所以不能了解勝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儒家道德文明。

1909年，辜鴻銘心目中的中國最后一位“論道儒臣”張之洞病逝，他非常傷心。早在兩年前（1907年左右），辜最后一次見到張時，張曾向他表示過對中國未來的絕望。辜在為紀念張而作的《中國牛津運動故事》中哀傷地寫道：“現(xiàn)在戰(zhàn)局還未明了，我們的頭卻死了！”之后的一段時間，辜對于反對西方文明、固守傳統(tǒng)文化斗爭的前景非常憂慮?！拔覀兤D苦奮斗了三十年，可現(xiàn)在我們的事業(yè)幾乎失敗了。我們中有些人背叛了我們的事業(yè)，許多人投降了，所有的人被分散到四面八方。”“我現(xiàn)在孤獨一人……不得不彷徨徘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