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景蘭先生 從前清華的地質(zhì)系主任，馮友蘭先生介弟。馮先生無論上課實習都是少講多問，異常嚴格。頭一堂課教的材料，第二堂課必問，而且每人的答語的成績就立刻記錄在卷，如有錯誤當面斥責，決不容情。地質(zhì)系的同學們最怕馮先生。

王 烈先生 王先生是北大地質(zhì)系的創(chuàng)辦人，三十年前，丁文江先生有意在國內(nèi)的大學里設(shè)置一個地質(zhì)系，就找到王先生，王先生對礦物特別有研究，他需要一位古生物學的教授，丁先生就請了葛利普先生到中國來?，F(xiàn)在中國地質(zhì)界還有一點根基，不能不說是兩位先生之功。王先生講書講得快而精，而從不重述一句，抄王先生的筆記，頗要一點功夫，事實上同學們確實沒有能記全的，王先生一本薄薄的筆記常包括一本厚書的材料。王先生對翁文灝等不重學術(shù)的作風頗不以然，常常大罵翁等敗壞地質(zhì)教育。

王贛愚先生 政治系教授，中等身材，架一副約四百度的近視眼鏡。是一位很用功的先生，很謙虛，沒有架子；有時遇到什么不敢擔當?shù)氖拢€會做出左不是右不是的忸怩姿態(tài)。他可能很倔強，在應(yīng)該的場合下；然而在我，卻還覺得他的程度不夠。他今年才四十一歲，正當有為。說一句“海話”，政治系的教授要算王先生最能接受進步的思想。對聯(lián)大同學屢次的學生運動，他都曾寄與深切的同情和幫助。由于地位和口才的關(guān)系，雖然他不曾“驚人”或勇敢過，但對現(xiàn)政府的憎恨和厭惡，是不用懷疑的。我惋惜他當了教授。

吳之椿先生 八年的“戰(zhàn)時”生活和將近一年的“復(fù)員”生活，磨得吳先生要比實際的年齡老了許多。兩顴突起，臉色近于臘黃，皮膚有了皺紋。舉動表現(xiàn)遲緩，兩耳失聰，背脊微微駝彎，人們都說：吳先生衰老了呵！柴，米，油，鹽，小娃子，一切家庭的瑣碎把他幾乎完全與學習隔離。但奇怪的是：為什么他沒有比以往更憎恨現(xiàn)實的社會？他不是成天成夜叫苦嗎？他的苦從哪里來？是誰的賜予？他不想。他像千千萬萬善良的農(nóng)民，寧愿站著活活餓死，而不去搶去劫一樣的不能使我理解，然而他本質(zhì)上完全和他們不同。他教現(xiàn)代西洋政治思想和英國憲法史，這些，不正是和專制主義相背馳的么？為什么他能容忍？能若無其事的打發(fā)日子，我不懂，我完全不懂。也許，也許這就是聯(lián)大教授的“理論自理論”，“實行自實行”的功夫吧！

邵循恪先生 政治系教授。一位年青的書凱子，正因為他書讀得多，談起來這也是書上說，那也是法律觀點。他聰明，他用功，可惜都用在鉆牛角尖，不看大處，有時常對一個小小的問題很透徹認真；而于現(xiàn)實社會的殘酷和虐殺，反不甚貼切。他的典型正是專制者和資本家所需要的。但對人民呢？對千千萬萬人民呢？他貢獻了什么？貢獻了什么？

吳素萱先生 自從化學系的朱汝華先生到美國M.I.T.，謝冰心先生回去當主婦后，吳先生就是聯(lián)大唯一的女教授了。吳先生在生物系教解剖，她常告訴同學既然決心學生物，就要對生物學有點貢獻，不要離開學校就改了行。吳先生對功課異常認真。對同學則很熱情。不像其他的教授，對學生運動一味的高壓，她對同學常寄與深切的同情。

卞之琳先生 外文系教授，曾開過“紀德”，“享利·詹姆士”，同時還擔任“翻譯”一課，有時也教大一英文。卞先生的翻譯理論以忠實為第一要義，如此，則原文是美的，譯文也美；原文是雅的，譯文也雅。所用的材料，英譯中多采現(xiàn)代的英美作家如V. Woolf，D. H. Lawrence，E. M. Forster，Henmingway等人的短文，中譯英多為《世語新語》之類的古文。卞先生最近的譯作是衣修烏德的《紫羅蘭姑娘》，聽說另外還已寫成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F(xiàn)正親自譯成英文，不準備在中國出版。

費 青先生 法律系教授，費孝通先生的令兄。北大的缺點是老氣橫秋，聯(lián)大的缺點在“松弛散漫”，自先生來后，不但使我們變得年“青”，而且教我們多“費”些工夫檢點和振作自己。他像春風般溫和，也像秋霜似的嚴肅；他精通大陸法，也爛熟英美法；他會講玄奧的法理，也會講有趣的實例。總之，他從不肯盲目地走向極端，而是謹?shù)厍蟮米钔咨频恼{(diào)和。他從不肯任血氣來論斷，而用理智來尋求公平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