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和談，李宗仁又再次想到了這樣的現(xiàn)實：此次吁請重開國共和談，雖非作城下之盟，但其和談的主動權是操在勝者共產黨人的手里。換言之，無論他如何表白對和談心誠意堅，共產黨人在未達到軍事和政治目的之前，是不會休兵罷戰(zhàn)和敗者舉行真正意義上的和談的。為此，他又想到了寓居上海的宋慶齡、章士釗、顏惠慶、黃炎培、羅隆基、張瀾等社會賢達和知名的民主人士，他清楚這些人不但是舉足輕重的賢者，而且他們大多數人都和中共領袖人物毛澤東、周恩來等有著久遠的交往，有的還私誼篤深。如果能讓他們?yōu)榇俪珊驼動兴鶆幼鳎@也不失之為一條捷徑。請誰作為自己的代表，赴上海游說這些社會賢達和知名的民主人士呢？他想到了邵力子。
　　
　　邵力子早年留學日本學新聞，與于右任在日本辦《神州日報》的時候加入同盟會。五四運動之后，他和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fā)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共最早的一批黨員。黃埔軍校成立之后，出任秘書長，從此和蔣介石共事。不久退出共產黨，一直在國民黨中任要職，但與共產黨人仍然保持著十分友好的關系。解放戰(zhàn)爭期間，他公開反對打內戰(zhàn)；蔣介石召開國民大會，他拒絕參加選舉；在蔣介石下野前后，他又為國共重開和談積極奔走。為此雖遭蔣介石忌恨，但熱愛和平的民主人士卻贊譽他為“和平老人”。李宗仁認為如能得到邵力子的支持，不但有利于重開和談，而且還能把這些社會賢達團結在自己的身邊。他向黃啟漢、劉仲華交待完北上的任務之后，遂又約見邵力子先生。
　　
　　邵力子支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對李宗仁能否完成這一艱難的歷史使命存疑；他贊成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可他的處境又不允許他公開擁共，只好過著“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危險日子。當他聽說李宗仁請他出任首席和談代表后，他認為這是結束兩面人生的極好機會，內心是高興的。但是，他還是對專訪者說：“國共雙方過去有多年的裂痕，這次戰(zhàn)爭又如此之殘酷，而最近雙方的表示，距離也是很遠，所以我感到這次的使命十分困難。但是和平，實在是很需要的。……政府派我為代表，我當然義不容辭，不過要我作首席代表，則無論我的才干和精力，都是擔任不起的，所以已向孫院長請辭?！?br>　　
　　李宗仁深知邵力子說上述這段話的苦衷，見面后，僅僅提出請他和甘介侯赴上海，吁請知名的民主人士為和談有所贊助。對此，邵力子當即說：“為和談大事，我愿積極奔走。明天，我就趕赴上海，挨門挨戶拜訪，求其早日完成付托?！?br>　　
　　李宗仁聽后深為感動，遂對邵氏表示真誠的感謝。然而，他為了向中國共產黨作出有別于蔣介石的表示，又以代“總統(tǒng)”的名義飭行政院實行如下七項和平措施：
　　
　?。ㄒ唬└鞯亍敖丝偂币宦筛臑檐娬L官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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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ㄈ┎贸贰瓣傟牎保瑲w國防部另行安排；
　　
　　（四）釋放政治犯（含釋放張學良、楊虎城）；
　　
　?。ㄎ澹﹩⒎庖磺羞^去“戡亂”期間抵觸“戡亂”法而被封閉的報刊、雜志；
　　
　?。┤∠胤N刑庭，廢止特種刑事條例；
　　
　　（七）通令停止特務活動，對人民不可非法擅自逮捕。
　　
　　李宗仁在簽發(fā)七項和平措施之后，認為自己為重開國共和談是用了心、盡了力的，故又生出一種良心的平衡感。誠如前文所述，由于他認為自己所倡行的和談，是敗者向勝者主動言和，因此，他又底氣不足地發(fā)出了這樣的自問：“毛澤東是如何看待我主動求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