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見行進在羊腸小道上的紅軍指戰(zhàn)員下意識地閃在一邊，一個個驚愕地望著疾馳而來的三匹戰(zhàn)馬，生怕被馬踩著似的向后邊閃著、閃著，就是被戰(zhàn)馬踏起的泥水濺了一身，甚至是一臉都顧不：上擦一把，用心地看著這三位騎馬人：打頭的是一位二十七八歲的紅軍指揮員，他那件在根據地難以一見的雨衣，還有他鼻梁上架著的那副眼鏡，引起了行軍中的指戰(zhàn)員的好奇；位居中間的是一位身高馬大的外國人，他的高鼻子、藍眼睛，把指戰(zhàn)員們驚呆了，甚至連第三位騎馬者的形象都沒看清楚，似乎只有他胸前那飄逸的美髯還留下些印象。等到他們三人騎馬遠去之后，他們才想起議論：這三個人是誰呢？

他們就是紅軍最高領導“三人團”成員博古、李德和周恩來。

在博古、李德的心目中，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戰(zhàn)斗力強，他們不僅有充足的彈藥和兵員，而且還有飛機和大炮，這對紅軍來說，恰恰都是難以抵御的客觀條件。自然，這也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博古與李德等人都認為：西南諸省地勢閉塞，政治、經濟、文化均較內地落后，各地方實力派的部隊實力較差是正常的。而且，紅六軍團僅以九千余人突圍向西轉移“探路”，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就完成了與紅三軍會師的目的。這就更足以證明敵人在粵、湘、桂、黔的地方部隊是何等的差！另外，紅軍自渡于都河突圍轉移以來，前后用了不到一個月，與粵軍和湘軍在贛粵邊沒有打幾個像樣的戰(zhàn)役，就突破了敵人兩道封鎖線，進入湘南之后，又大踏步地奔向瀟水東岸。照此前進，不要多少時間，就會沿著蕭克西行的路線到達湘黔交界，與紅六軍團、紅三軍勝利會師，一個新的革命根據地就會建立起來。因此，他們在戰(zhàn)略轉移的初期樂觀還是多于悲觀的。換言之，博古與李德等人認為：紅軍進行戰(zhàn)略轉移的決定是正確的！

另外，在李德的心中還有一塊為他人所不知的病，那就是在他進入中央蘇區(qū)的前后，蔣介石請了一位德國軍事專家，為他制定了第五次“圍剿”紅軍的碉堡公路推進戰(zhàn)略；而李德卻為中央紅軍制定了分兵把守、御敵于國門之外的反“圍剿”戰(zhàn)略。因此，當時有人說，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戰(zhàn)爭，實際上是有兩個德國人在指揮，結果，是為蔣介石做顧問的德國人打敗了為中央紅軍當顧問的德國人。對此，李德的心中很不是個滋味。眼下，他認為紅軍突圍不僅打破了蔣氏德國顧問碉堡公路推進的戰(zhàn)略，而且還相繼突破了兩道封鎖線，故而他還有著其他人所沒有的欣喜。因此，他更加堅定地認為：紅軍進行戰(zhàn)略轉移的決定是正確的。

周恩來是個極其實際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他的心目中，姑且不論他不完全贊成第五次反“圍剿”的路線，就說他對中央紅軍進行戰(zhàn)略轉移初期所取得的勝利，也有著與博古、李德不同的看法。在他的心目中，中央紅軍突圍轉移實出蔣介石以及多數地方實力派意料之外，無論是蔣介石調兵遣將，還是粵系陳濟棠、湘軍何鍵等所部都難以迅速到位，對紅軍形成更大的追堵態(tài)勢；再者，他清楚陳濟棠為保全自己的實力，在紅軍通過第一、二道封鎖線的時候，他們還是有意踐行部分諾言的。因此，中央紅軍在戰(zhàn)略轉移初期的順利，絲毫未抹去他心頭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