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和他的同僚們深知，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規(guī)勸，只是一種喚起道德責任感的嘗試，而不可能在短期內(nèi)禁除鴉片。所以，在施以仁義教化的同時，他們又以政府的名義威嚴地公告：行商和外國販運者必須在三天之內(nèi)交出所有的鴉片，并具結(jié)保證從今以后永不夾帶鴉片，否則，“入即正法，船貨歸官”；吸食者須在兩個月內(nèi)將手中的鴉片和煙槍交至衙門，而那些食君之祿的生員當中的吸食者則要受到嚴罰。當外國人拒絕交出他們手中的鴉片時，林則徐下令逮捕拒交鴉片的首要分子，所有廣州的公行徹底斷絕與外國人的貿(mào)易，包圍洋人的商館。

到5月中旬，強硬的措施收到了成效：吸食者也交出了數(shù)萬斤鴉片和七萬具煙槍；外國人也被迫交出了所有的鴉片之后離開廣州退居澳門。林則徐將他的戰(zhàn)利品或以石灰熔解倒進大海，或以大火焚燒。熊熊烈焰讓初夏的虎門熱浪滾滾，禁煙大業(yè)達到高潮。160多年后，林則徐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 的詩句在虎門依然光彩奪目，讓今天的人們對那段歷史充滿了贊美、遺恨、嘆息等各種復(fù)雜的感情。

    英國商人對虎門的銷煙漠然置之，他們并不擔心他們財產(chǎn)的損失。因為，他們的鴉片是通過義律交給中國人的，而義律是英國政府的代表，按照現(xiàn)代的民商制度，這些鴉片販子們可以向英國政府索要補償。而這樣的理念和制度，帝國的官員包括欽差大人在內(nèi)，是聞所未聞的。巨額的賠償，對英國政府當然是一種壓迫。而接下來依然不斷發(fā)生的紛爭，終于使局勢不可挽回地惡化起來。

退居澳門的英國商人賊心不死，仍然從事地下鴉片交易，林則徐在震怒之下，將所有英國人逐出澳門。英國人無處可以安身，只有到幾乎是不毛之地的香港島作暫時的停留。沒過多久，英國一群水手醉酒以后在九龍毆斃當?shù)卮迕瘛，F(xiàn)在，英國人在香港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狼狽地撤到南中國海上他們自家的船上，貿(mào)易監(jiān)督官義律大人也和他的同胞們一起，擠在又悶又熱的船艙里唉聲嘆氣。

英國人向本土傳遞他們在廣東的遭遇時，難免會對其中悲慘的部分夸大其辭。此前，英國的外交大臣巴麥尊爵士并不同情這些不遵守中國法律的鴉片販子，他在寫給義律的信中說，女王陛下的政府不會支持不道德的商人，希望以和平的手段解決英國商人與中國政府的糾紛。但在接到過分夸張的報告以后，英國紳士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改變，他以一封措辭強硬的信，表明了英國政府的態(tài)度：

英國臣民和平地居住在廣州、澳門等地，對中國政府的友好和善意充滿了信任，而中國官員卻以暴力傷害他們，的確讓人驚訝！女王陛下不能寬恕販賣鴉片的行為，但也不能忍讓她的臣民在海外受到侮辱和不公平的待遇，暴力侵犯則更不容許。

英國下議院以微弱的優(yōu)勢通過了出兵中國的議案。1840年初，由印度政府代表英國正式向大清帝國宣戰(zhàn)。6月，一支由十六艘軍艦、約4000士兵組成的英國部隊開到了廣州灣。林則徐和他的同僚們似乎早就意識到了英國人武力行為，因而事先添置了軍艦等武器裝備，精心構(gòu)筑了廣州的防御體系。但英國軍隊的做法讓林則徐和他的同僚們失去了立功受賞的機會。艦隊司令決定采用直搗黃龍的戰(zhàn)術(shù)，以便能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逼迫帝國政府就范——以小股部隊越洋作戰(zhàn)，速戰(zhàn)速決自然是最為明智的選擇。英國人用四艘軍艦封鎖珠江出海口，大部隊則徑直北上，在攻陷了浙江定海作為補給基地并用兩艘軍艦封鎖長江出?？谥?，一路暢通無阻地開到了天津大沽附近的白河河口。

近在咫尺的道光皇帝和中央政府的要員們，對英夷的莽撞之舉，十分不悅。但一想到夷人們的兇猛，他們覺得還是以和為貴。處置失當?shù)牧謩t徐立馬被革除職務(wù)，直隸總督琦善奉旨與英國人進行停戰(zhàn)談判。談判持續(xù)一段時間以后，英國艦隊撤到廣州。11月，琦善也來到廣州，繼續(xù)在談判桌上與英國人拖延周旋。但英國人很快就厭倦了這種拖而不決的馬拉松式的游戲。1841年1月，他們的軍隊迅速攻占了虎門、穿鼻兩個要塞。武力逼迫之下，琦善只有答應(yīng)英國人提出的條件——割香港予英國但保留稅收；賠償英國商人的鴉片損失六百萬兩；允許英國人與帝國政府直接交往；十天之內(nèi)重新開放廣州。

協(xié)議文本被分別傳至各自的政府后，均遭否決，但否決的原因卻迥然相異。北京方面認為讓與過度，道光皇帝怒斥琦善喪權(quán)辱國；而倫敦方面則認為所獲太少，與他們原來的期望相差甚遠。兩國政府作出了幾乎相同的決定，撤消各自的指揮官，另擇大員取而代之。1841年秋天，戰(zhàn)事再起。英國人在攻取廣州獲得六百萬兩白銀賠償之后，依然不甘罷休，北上的英國艦隊勢如破竹，連陷廈門、定海、寧波，在會合了從印度趕來的增援部隊之后，繼續(xù)北上占上海，再溯長江而上占鎮(zhèn)江，切斷長江和大運河的交通。

1842年那個山窮水盡的秋天，大清帝國有組織的抵抗在英軍折兵總數(shù)不足百人的情況下即告結(jié)束，英國人把他們的軍艦開到了南京，在帝國的內(nèi)河占領(lǐng)了有利的攻擊地形，驚慌失措的帝國官員只有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豎起白旗。8月29日，欽差大臣耆英在停泊于長江之上的英國軍艦“高華麗”號上，與英國遠征軍司令樸鼎查簽訂了那部讓數(shù)代中國人肝腸寸斷的《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以及此后又補簽的三種附約——《善后章程》、《五口通商章程》、《虎門條約》，于大清帝國而言，是典型的戰(zhàn)敗條約，其中雖然不泛若干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條款，但有太多的條款令國人飽受屈辱。這個給帝國的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觀念以及后代中國都帶來了巨大變故的條約，之所以能順利地得到皇帝的批準并很快換文生效，城下乞盟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帝國官員對國際事務(wù)的懵懂無知以及皇帝陛下以喪權(quán)失地之“小節(jié)”換取國運存續(xù)之“大謀”，是不能被忽視的重要原因。割地賠款，出于戰(zhàn)敗國之無奈。五口開埠通商，在當時雖然也為迫不得已而允之，然而以今日之視角，并沒有太多的屈辱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