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故事構成了中國最早的政治批評。但是它們不僅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愿意選擇荒野，而不是文明。這正是世界各地隱士傳統(tǒng)的基礎。而中國隱士傳統(tǒng)與眾不同之處在于，隱士在他們所遺棄的那個社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開始了解中國的隱士傳統(tǒng)是在1972年。那一年，我離開了美國，搬到了中國的島省臺灣。臺灣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與福建海岸遙遙相望。到了之后沒幾天，我就開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廟里的生活：天亮前就起來誦經，夜晚聽鐘聲，一日三餐素食，一個房間，一張床，一頂蚊帳，沒有鈔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對禪墊感到“深惡痛絕”的時候，我就讀書。

    除了佛經之外，我也讀儒家和道家的書。那些書里有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國古代隱士的故事。我非常喜愛這些故事。我能夠理解為什么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過一種簡單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塵廛外，靠著月光、芋頭和大麻過活。除了山之外，他們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幾把茅草，一塊瓜田，數株茶樹，一籬菊花，風雨晦暝之時的片刻小憩。從黃帝時代算起到現(xiàn)在，中國一定有上百萬隱士了。但是，讀他們的故事的時候，我很懷疑他們能不能存在于20世紀。每當我問起臺灣的和尚，他們都向我保證說，中國隱士已經不復存在了。經過一個世紀的革命、戰(zhàn)爭和壓迫之后，他們怎么還能夠存在呢？但是，我仍然心懷疑問。

    三年后，我結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隱居在一個名叫竹子湖的山村里。從那里可以俯瞰臺北盆地。與此同時，我開始著手翻譯一些中國古代隱士的著作：寒山、拾得、豐干、石屋和菩提達摩。十二年后，即1987年冬，到中國大陸旅游的禁令解除了，島上的人民紛紛開始探望他們長達四十年沒有見過面的親友。

    1989年春，我決定加入這股人流，不是為了探親，而是為了尋找隱士。當一位和藹的贊助人愿意為這趟考察旅行提供費用時，我給在美國的史蒂芬?約翰遜打了電話。早在兩年前，他曾經向我表示，如果這樣的旅行能夠成行的話，他愿意作為攝影師跟我一起去。他沒有改變主意，于是我們約好兩星期后在香港碰頭。我找出自己的舊森林服務背包，讓人釘上了新帶子。同時我也開始仔細研究地圖，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圖。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隱士，但是我猜想，如果還有隱士，那么他們一定會在山里。但那是哪些山呢？即使我們碰巧找對了那座山，我們又怎么能找到正確的路徑，更何談那隱士的茅屋呢？而且他們會歡迎來訪者嗎，尤其是兩個揮舞著錄音機和照相機的外國人？還有，當局會不會試圖阻止我們？一大堆問題。沒有答案。

    在中國古代，隱士群體的升降沉浮是與來自都城的“風的變化”息息相關的。我想，動身進山前，我們也可以試試風向。在香港碰頭后，史蒂芬和我飛往北京。我們是在四月的最后一天到的，北京的一位德國朋友提出讓我們分享他在城郊頤和園里的膳宿設備，我們高興地接受了。

    通過新形式的外貿，中國保持著持續(xù)發(fā)展的勢頭，它已經開始把過去的幾處皇家園林出租給其公司能夠承擔起這筆費用的外國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過去江青住過的那套寓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