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胡適登壇說法，截斷眾流

新文化運動，既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那么，他們就不會只走這么幾小步就停滯不前。胡適認定中國“二千年來，無論文學、哲學、科學、政治，皆無有出類拔萃之人物”，有陳獨秀一樣“推倒一時豪杰”的勇氣，“哪得中國生仲馬，一筆翻案三千年”。從懷疑到翻案，他“截斷眾流”要重寫中國文學史--活的文學：《白話文學史》；他要重寫中國哲學史--活的哲學：《中國哲學史大綱》，不分“經學”與“子學”，對各家思想一視同仁，把墨子與孔子相提并論，堪稱中國學術界一場“小小的革命”。他提倡“用大刀闊斧的人也須要有拿得起繡花針兒的本領”，他將傳統(tǒng)的考據功夫溶入杜威的實證主義的思想方法，以懷疑與批判為前鋒真“企圖搞出個具體而微的革命”。

新建哲學系中國哲學史的課程，第一學年由陳漢章主講，他所讀的書確是很多，《十三經注疏》中三禮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個個字背出，他一上講堂便寫黑板，寫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變成白胡子。他博聞強記而不能消化。中國哲學史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只講到商朝的“洪范”，令學生“如在五里霧中，看不清道路，摸不出頭緒”（馮友蘭語）。第二學年由胡適接課，他將正在寫作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成果帶進了課堂，開篇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材料，丟開唐虞夏商，從周宣王以后講起。這驚天的“胡說”，令滿腦是三皇五帝的學生，“駭得一堂中橋舌不能下”，差點要把他轟下講臺。幸好這批學生素質不低，終于聽出味道，并佩服這位年輕教授“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顧頡剛：《古史辯·自序》、《古史辯》第1冊第36頁，北京樸社1926年版。。

1919年2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一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立即被讀者視為“為中國哲學辟一新紀元”熊克武：《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71頁。。蔡元培揮毫為之作序，稱這部“心靈手敏”寫出的書有四大優(yōu)長：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tǒng)的研究。并期待胡適把“我們三千年來的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向往?！辈淘嘈颍m《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卷首，商務印書館1919年版。序中所云胡適“生于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從學理上講雖為“誤解”，在戰(zhàn)術上又不失為鎮(zhèn)懾反對派的“伎倆”。明知有誤，胡適當年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晚年才坦辭這兩頂桂冠。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不僅在學術體系上“開啟了新的治學門徑”（余英時語），即使在寫作與排版的格式上也起了新的“示范”作用。馮友蘭說，傳統(tǒng)的表達方式，論者無論有無己意都是以注經的形式出之。即把經典的原文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作者的意思則以小字書之。胡適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話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而把引用古人的話，用小字低一格定下來?！瘪T友蘭以為這是“五四時代革命精神在無意中的流露”，但顯然也是一種“示范”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第215-216頁，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版。。據說，老學者孟森的《清代史》要出版，其“文章的行款、標點”都要找胡適為他整理，因為“原來的稿子完全是舊式的格式”，就是“印出來也不好看了”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第167頁，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6月版。。其實這種版式的改革遠不在“好看”，而作為“一個小小的革命”，是要顛倒傳統(tǒng)版式中的主從關系，突出作者的主體意識與地位，從“我注六經”轉換成“六經注我”。

章太炎、梁啟超對《中國哲學史大綱》雖有質疑，總算賞臉給了較公平的評價。章太炎破例以白話文給胡適回信，還使用了標點，盡管全用的是句號。

另一些先生就不那么客氣了。如那把學生帶進“五里霧中”的陳漢章，譏笑胡適：只看他的講義的名稱，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大綱，說中國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了嗎？

黃侃的罵功則更勝一層，據說他曾當面罵胡適：“現在講墨學的人，都是些混賬王八！便是適之的尊翁，也是混賬王八！”

胡適大怒，質問黃侃何以無端辱及他父親。

黃侃美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談論墨學？我不是罵你，聊試之耳？”

胡適無心與黃公對咒，稍后他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對章、黃之學作了結算：“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但他的成績足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然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癥”，“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沒有傳人。有一個黃侃學得他的一點形式，但沒有他那‘先豫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只成了一種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學，我們不能不說及身而絕了。”葉曙明：《重返五四現場》第89頁，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9年4月版。雖不是為報那一箭之仇，他那欲抑先揚的“修辭格”頗具殺傷力卻不失紳士架勢。

同為“海歸派”的辜鴻銘卻多次與胡適交火，發(fā)文批評胡適“文言不能創(chuàng)造活文學”的觀點是“賣鳥的圈套”。胡適就辜辮子的風波寫了個小品文，辜卻說胡“毀謗”，他要與胡對質公堂。相對而言，胡適與“中國最后一個大儒”梁漱溟東西文化之爭是真正的學術之爭，盡管他們至死誰也沒說服誰。以至學界至今仍在見仁見智地延伸或重復著這世紀性的話題。

九、陳獨秀與《狂人日記》

“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陳獨秀們，要全方位出擊。

陳獨秀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正好展示了五四時代新舊斗爭的內容與實質以及尖銳對立的嚴重程度：

他們所非難本志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jié)，破壞舊倫理（忠孝節(jié)），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

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下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