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陳寶箴之子陳三立（號散原），見湖南的改革已呈如火如荼之勢，也挽起袖子欲助乃父一臂之力，積極加入到這一新興的陣營中來。

陳三立于光緒八年（1882）鄉(xiāng)試中舉，光緒十二年進士及第，先后出任京師吏部行走、主事。此時朝廷內(nèi)部烏煙瘴氣，吏部弄權(quán)，小鬼當家，陳三立在派系傾軋中痛苦不堪，決定辭官隨從父親左右以助其力。同光年間，高官子弟習父兄余蔭，多聲色犬馬，酒食征逐。時陳三立與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譚嗣同、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吳保初、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一說陜甘總督陶模之子陶葆廉）合稱清末“四公子”，社會精英、儒林名流與之交游頻繁，時人稱之謂“義寧陳氏開名士行”【28】。與王孫公子、紈绔子弟截然不同的是，喜好交游的陳三立胸懷大志，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卓爾不群，一時聲名鵲起，凡有志者，特別是青年才俊皆樂與之交往。當陳寶箴入主長沙巡撫衙門后，陳三立發(fā)揮與當世賢士名流交游的特長，襄助其父招賢納士，講文論學，聲名頓起。此等情形正如吳宗慈在《陳三立傳略》中所云“一時賢哲如朱昌琳、黃遵憲、張祖同、楊銳、劉光第輩，或試之以事，或薦之于朝。又延譚嗣同、熊希齡、梁啟超等儒林名宿，創(chuàng)立時務(wù)學堂、算學堂、湘報館、南學會之屬，風氣所激勵，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奮發(fā)，迭起相應(yīng)和。于是湖南士習為之丕變，當時談新政者，輒以湘為首倡，治稱天下最。凡此為政求賢，皆先生所贊襄而羅致之者也”【29】。此段并非吳宗慈有意對陳氏父子阿諛奉承，僅從聘請的人物看，若無真正求賢的誠意和建功立業(yè)志向與政治環(huán)境，像當時已得大名的譚、熊、梁等心高志遠的一代才俊，是不會舍棄京師與上海等大都市，而聚集到長沙一隅謀事效力的。僅此一點，足見所述事實并非虛妄，陳氏父子在天下士林公卿中的威望與非凡的治事能力據(jù)此得以確證。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6月11日），光緒皇帝頒《明定國是詔》，旗幟鮮明地接受康有為等輩的變法維新之策，百日內(nèi)連下數(shù)十道新政詔令推行新政，設(shè)立農(nóng)工商總局，廢除八股，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堂，翻譯西書，選派留學生等。社會開明紳士、公卿大夫、志士仁人聞訊歡呼雀躍，如飲狂藥。遠在湖南的巡撫陳寶箴接詔，認為皇帝此舉大有作為，前途無量，國運將因此而振興，乃奮起響應(yīng)。困守于紫禁城、孤獨寂寞的光緒帝聞之大為感動，屢詔嘉勉。為感謝皇上的禮遇與知己之恩，挽狂瀾于既倒，陳寶箴于熱血沸騰中，舉薦平生所知京外有才能的官吏與所屬吏士二十余人，上奏朝廷，備皇帝采擇。于是在京的官吏楊銳、劉光第，外官惲祖祁輩被光緒帝選中，楊、劉與譚嗣同、林旭等儒生共授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陳寶箴見狀，大喜，遂再接再厲，心懷一腔熱血，上疏四章京雖有異才，然恐其資望輕而視事易，需得一資望深厚、辦事穩(wěn)健的朝廷重臣領(lǐng)之，遂力薦張之洞入主中樞統(tǒng)領(lǐng)群賢，為國效力。光緒帝信以為然，予以采納。

然而，光緒與陳寶箴等維新者的好夢剛過百日，八月初五（9月20日），一直貓在頤和園暗中觀察動向的慈禧老佛爺，從紫禁城飄來的霧影風聲中感知將有禍及自身的兵變發(fā)生，乃采取先發(fā)制人的兵家策略，于月黑風高之際，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回中南海，下令囚禁光緒帝，次日宣布訓政，捕殺維新黨人。時康有為、梁啟超輩均在京師，聞變，康逃香港，梁逃日本避難，得以免死。而名噪一時的軍機四章京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與在維新變法中搖旗吶喊、擂鼓助威者楊深秀、康廣仁（康有為之弟）等“六君子”，俱被捕獲，斬于京師菜市口。

據(jù)云，當變法失敗后，譚嗣同本有機會像康有為、梁啟超一樣逃離京師，流亡海外，或到西方列強駐北京的使館避難。然而譚氏卻認定“中國的新舊兩黨非鬧得流血遍地，國家才有希望”，故有“我以我血薦軒轅”之志，并號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起！”【30】當譚嗣同于菜市口走下囚車，受刑前一刻曾質(zhì)問監(jiān)斬官：“革新變法有何罪過？為什么不審而斬？”監(jiān)斬官剛毅答曰：“我哪管得那么多?！睋P手投去殺頭的令箭，讓劊子手持鬼頭刀上前行刑。譚嗣同的頭在被砍下的剎那，還在高呼口號：“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