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去世后，傅斯年曾撰文警告國人“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善良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chǎn)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這樣的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個深刻的印象。”（載《獨立評論》第一八八期，1936年。）

[30]《蔣介石年譜》，李勇 張仲田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1]《蔣介石日記》（手稿本)，轉引《尋找真實的蔣介石》，楊天石著，出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32、37]楊天石《胡適曾提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載《抗戰(zhàn)與戰(zhàn)后中國》，楊天石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

[33]李祖蔭《胡適受窘北大禮堂》，載《縱橫》2004年9期。

[34] 《胡適日記全編》（1933年3月13日條），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下同。

[34]《胡適日記全編》本日條后附記。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6、42]《胡適的日記》，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

[38]《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胡頌平編，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39]五四運動對曹汝霖刺激很深，他發(fā)誓不再過問政治，愿做在野之民。據(jù)曹汝霖云，抗戰(zhàn)前他曾受邀到廬山謁蔣介石，并在廬山住了數(shù)日。曹說：有一天蔣招待午餐，并相約到別室談話，“蔣先生精神充沛，態(tài)度從容，沒有自尊自大之意，卻有誠懇親近之感。坐定后，他即問，你對日本戰(zhàn)事，怎樣看法？我略謙遜道，我以為九一八事變之后，經(jīng)過五六年，當時日本政府尚無擴大戰(zhàn)爭之意，且有控制軍人之力，那時卻是談判的機會，可惜張宋兩位都沒有與他們誠意談判，失此機會。后來日本不守塘沽協(xié)定，節(jié)節(jié)推進，占領地方已不少。雖然占領的只是點與線，已使國軍攻守為難。目下日本政府已沒有控制軍人之力，要想和平解決，攝于軍人，無從談起。軍人氣焰愈高，欲望越大，少壯軍人已漸抬頭。此時我們決不能談和，為民族為國家，只有抗戰(zhàn)到底一途了。蔣聽了微點首。……后眾異問我，君向主親日，何以對蔣先生說抗戰(zhàn)到底的話，莫非違心之論？我曰不，所說的都是由衷之言。我主張親日，不是親帝國主義者的日本?，F(xiàn)在他們侵略我國，與我為敵，怎能再講親善？”（《曹汝霖一生之回憶》，曹汝霖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會2009年出版。)

抗戰(zhàn)爆發(fā)后，日本想延攬舊北洋政府各部次長以上的官員出來任職，曹、陸、章三人都拒絕了，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jié)挽回前譽之失”。華北偽政權給他掛了個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的頭銜，據(jù)說曹汝霖并無實權，從不到職視事，不參與漢奸賣國活動。章宗祥1928年后寓居青島，1942年亦被掛上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的頭銜。抗戰(zhàn)勝利后戴笠進北平捉拿漢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來。后來曹汝霖給蔣介石寫信，聲明自己一直經(jīng)商，從未出任過偽職。蔣接信后讓戴笠放人。戴笠并當場向曹汝霖致歉。曹又代章宗祥求情，證明他也不曾出任過偽職。蔣介石問明其人就是五四運動中挨打的那個“章”以后，也下令把他放了。

[40]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云志主編 ，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41]《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363頁，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

[42]《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