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躲在山東樂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從秦德純發(fā)來的電報中得知盧溝橋事變情形，但這一事件似乎沒有引起他的興趣和警覺，他本人也沒有立即回平處理事務的打算。面對宋的曖昧態(tài)度，秦德純焦急萬分，電令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長鄧哲熙火速自保定抄近道赴樂陵，促宋速返北平，以應付危局。當鄧氏抵達樂陵時，宋哲元擺出一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大將軍氣派，表示目前日本還不至于對中國發(fā)動全面戰(zhàn)爭，只要自己表示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于是下了一道“只許抵抗，不許出擊”[6]的命令，讓秦德純向前線官兵傳達，并表示自己將考慮與日軍方面談判，力爭和平解決盧溝橋事件。由于宋哲元的遲鈍和迷幻式夢想，導致事件風生水起，波詭云譎，整個平津前途命運落入兇險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7月9日，蔣介石采取積極軍事反擊的決心已定，在迅速調(diào)兵遣將的同時，于廬山牯嶺海寒寺致電宋哲元，告已調(diào)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部兩個師、龐炳勛部及高桂滋部開赴保定、石家莊一線助戰(zhàn)。并警告宋哲元放棄固執(zhí)、幼稚的幻想，盡快從沉醉的迷夢中醒來，速到保定指揮戰(zhàn)事，嚴令“守土應具必死決戰(zhàn)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技，務須不喪失絲毫主權為原則?！盵7]同時電召正在重慶主持川康軍事整理會議的軍政部長何應欽速返南京，盡快著手編組軍隊，對中國空軍實施緊急動員，準備抵抗即將到來的日軍全面侵華戰(zhàn)爭。與此同時，日本軍政首腦機關采取利用和擴大宋哲元與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政治策略及外交手段，行使挑撥離間之術，設法控制和麻痹宋哲元，將南京政府的勢力排除在華北以外，促使宋哲元部放棄抵抗，以達到迅速占領華北之目的。

蔣介石透過各種軍事情報網(wǎng)絡，覺察到日本方面的陰謀，在公開聲明中嚴正指出，任何協(xié)定都須經(jīng)南京國民政府批準。面對宋哲元一直搖擺于戰(zhàn)、和之間，置中央政府訓令于不顧，頑固地寄希望于日軍妥協(xié)求和的心理與做派，蔣介石甚為擔憂和不滿，于7月10日先后兩次發(fā)出電令，恩威并施地對宋哲元指示道：“務望在此期間，從速構筑預定之國防線工事，星夜趕筑，如限完成為要?！薄笆赝翍邲Q死必戰(zhàn)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技，務須不喪絲毫主權為原則。吾兄忠直亮節(jié)，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為國家民族前途互勉。”[8]

電令發(fā)出后，蔣介石于廬山召開緊急國防軍事會議，制定了三項應變措施：

（一）編組第一線戰(zhàn)斗部隊100個師，預備部隊80個師，于7月底前，組建好指揮大本營及各集團軍、軍團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彈藥存放長江以北三分之二，長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廠一旦被日軍摧毀，則從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經(jīng)香港、越南運回國內(nèi)；

（三）準備后備兵員100萬人，軍馬50萬匹及半年的軍糧等。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幾次電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機處理戰(zhàn)事，但宋不但置若罔聞，反而與鄧哲熙等幕僚于7月11日化裝打扮，悄然無聲地趕到了天津。而去天津的目的，正如當時的一一O旅旅長何基灃后來所言：“不是抗戰(zhàn)，而是求和”。[9]

7月12日下午7點，根據(jù)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令，陜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境內(nèi)的國民黨軍隊接到動員令，向以鄭州為中心的隴海鐵路與平漢線集結；山東境內(nèi)的部隊擔任津浦鐵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30架軍用飛機立即編隊飛行北上。

宋哲元一行潛往津門后，與三十八師師長兼天津市長張自忠密謀求和，這一做法得到了張氏明確支持。宋哲元心懷忐忑，試探性地與駐天津日軍首領進行談判，企圖靠自己縱橫捭闔之術予以“轉丸”。惜宋氏與張自忠的幻想，皆與時代大勢相違，結果自是一相情愿。當盧溝橋事變發(fā)生時，日本關東軍和日本駐朝鮮軍首腦機關，頻頻致電日本中央軍事統(tǒng)帥部，強烈要求當機立斷，痛下決心，以盧溝橋事變?yōu)槠鯔C，實現(xiàn)徹底征服中國之“雄圖大業(yè)”。面對國內(nèi)外局勢，駐華北日軍對前來求和的宋哲元采取了虛與委蛇，以等待大批援軍到來的戰(zhàn)略決策。對日軍首領的陰謀，沉浸在“和談”美夢中的宋哲元全然不覺，迷醉中于12日匆忙對外發(fā)表談話：“此次盧溝橋事件發(fā)生，實為東亞之不幸，局部之沖突，能隨時解決，尚為不幸中之大幸?！Ｍ撠熣咭詵|亞大局為重。若只知個人利益，則國家有興有亡，興亡之數(shù)，殊非盡為吾人所能意料”云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