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弘法（2）

    自從這三戶軍眷搬走之后，整個寺院頓感清凈單純。看起來已經(jīng)像個道場了，而且因為寺院空間增大，因此我就成立閱覽室，要大家來看書。另外還多了一間小客廳，可以談論佛法；也有兩間客房，雖然只有四個榻榻米大，有時候也可以擠進三四個人掛單。

    這時，相繼有東初、演培、煮云、南亭法師，甚至章嘉活佛等人，我一一把他們請到宜蘭。這些大德每來宜蘭一次，我就增添一些廚房的碗盤用具，也增加餐廳的桌椅，甚至枕頭、棉被等生活用品。因為要接待貴賓，信徒們自然努力捐助，增購接待客人的設(shè)備。

    另外，我還把美國的蘇悉地、法國的阿難陀法師，先后請到宜蘭弘法，讓宜蘭人大開眼界，原來不只有年輕的外省和尚，還有外國的高鼻子、藍眼睛的比丘，一時整個宜蘭小鎮(zhèn)為之轟動?？吹酱蠹覍Ψ鸾倘绱伺d味昂揚，我知道宜蘭的佛教已經(jīng)慢慢在起步了。

    這期間，我每個月必須從宜蘭回臺北編雜志，然后再從臺北回宜蘭。每次來去，不管是從雷音寺走到火車站，或者從火車站走回雷音寺，一路上圍觀的市民很多。由于從小在叢林里參學，一向注重威儀，所謂“行如風”，我走在馬路上都是兩眼平視，從來不東張西望，因此更加引起市民的好奇。

    當時我心里也很清楚，出家人身教重于言教。果然后來有人告訴我，每當我走路經(jīng)過宜蘭電信局，里面值班的話務小姐們不接電話，紛紛放下工作，一起出來看這個外來的年輕和尚。她們從看我走路，也對佛教生起好感。可見佛門里，僧相威儀，甚至連袈裟的一角，都能度眾。

    就在我初到宜蘭的一兩年中，便陸續(xù)成立了青年會、歌詠隊、弘法團、兒童班，甚至創(chuàng)辦幼兒園，啟建講堂，并向“教育部”立案申辦光華文理補習班?！扒敖逃坑栍瘑T”會常委鄭石巖教授，就是當時補習班杰出的青年之一。

    為了弘法，我把宜蘭中學優(yōu)秀的老師請到補習班教書，還把蘭陽女中優(yōu)秀的師生請來參加弘法隊、歌詠隊。另外，宜蘭農(nóng)校、頭城中學都有師生前來參加團體活動。那時的雷音寺儼然就是宜蘭一所不具名的大學。

    這當中，我最要感謝的是楊勇溥先生，他為我作了不少佛教歌曲，但是分文未取，甚至我好像連一餐飯都沒有請他吃過。現(xiàn)在流行的《西方》《弘法者之歌》《菩提樹》《祈求》《鐘聲》等，都是他為我譜曲，甚至幫忙教唱。

    另外，余仁溥也是一個歌唱高手，還有程郁尊、李浩然、鐘鈞梁，都是宜蘭念佛會的成員，也都是講座中的臺柱。當然，其中對我?guī)椭畲蟮模€是要數(shù)李決和及林松年居士了。他們兩人分任宜蘭念佛會的弘法主任和總務主任，熱心而有恒心毅力，很能負托。所以我在宜蘭終能把佛教弘揚出一片天空來。

    我初到宜蘭時，有一批優(yōu)秀的青年跟隨我學佛，后來出家入道，這是我在宜蘭弘法的另一項成果。例如，佛光山繼我之后擔任第二代、第四任住持的心平和尚，就是宜蘭人；慈莊、慈惠、慈容、慈嘉、依空法師等人，也都是宜蘭優(yōu)秀的青年。

    乃至林清志、林秀美居士，他們都是我學生會的學生，后來每周到監(jiān)獄義務弘法，三十年從未間斷。現(xiàn)在林清志是宜蘭大學的教授。張肇居士也是學生會的學員，高中教職退休后，現(xiàn)在發(fā)心在佛光大學照顧園藝，其夫人張黃素貞在佛光學舍負責典座。

    二〇〇六年我在臺北國父紀念館弘法屆滿三十周年，宜蘭歌詠隊特地在講座中高歌一曲，后來又在高雄演出一場。現(xiàn)在這些隊員們都已是白發(fā)皤皤，年近七十高齡了。想當初他們是一群可愛的青年，跟隨我的弘法腳步，真是南征北討，上山下海，走遍鄉(xiāng)村廣場，到處弘法布教。

    在五十年代，臺灣還沒有電視。每回到鄉(xiāng)村廣場布教，由于我們有幻燈機，錄音機，有歌聲，有講座，所以內(nèi)容精彩豐富。每場都受到鄉(xiāng)民的熱烈歡迎。

    這許多青年隨著我弘法，每次在我講演開始前，都會拿著鑼鼓到大街小巷去敲打宣傳，說明今晚在哪里弘法；或者乘坐三輪車，車上綁個喇叭，穿梭在大小巷弄里廣播。

    當時的廣播詞：“咱們的佛教來了！”讓我聽了很受感動。因為在那時，佛教信仰低迷，尤其受到基督教強而有力的排擠、壓迫。所幸當時有慈航法師的肉身不壞，有詹煜齋成立大專佛學社團的獎學金，以及曾任孫中山先生軍需處處長的朱鏡宙和周春熙居士成立的臺灣印經(jīng)處；乃至李炳南、許炎敦、董正之、丁俊生、周邦道等居士，在臺中辦有蓮社及編輯佛教雜志等，總算讓佛教也能有一方生存的空間。

    尤其，孫立人將軍夫人孫張清揚女士和國民黨元老李子寬居士，以舊臺幣一千五百萬元買下善導寺，作為臺北市佛教會的中心。臺灣佛教于是有了些許的活動。后來“中國佛教會”與“內(nèi)政部”交涉，每年輪流在一間寺院傳授三壇大戒，佛教就這樣更加如火如荼地發(fā)展開來。再加上我們宜蘭佛教的青年會、歌詠隊、弘法隊，到臺北錄影，灌制唱片，或在電臺制作廣播節(jié)目，乃至隨喜隨緣地在鄉(xiāng)村弘法布教等。佛教這才慢慢地正式走向社會。

    我最初在臺灣弘法，并非一帆風順，甚至可以說是挫折不斷。記得當年宜蘭青年鄭秀雄先生在臺北師范學院（今臺灣師范大學）讀書，要我前去主持講座。海報已張貼出去，我也從宜蘭到了臺北。但是當天鄭秀雄跑到車站，跟我說：“師父，對不起，講座的海報貼出以后，學校下令取消了?！?/span>

    由于這次事件，引發(fā)之后好多年，佛教都不準到學校講演。但是盡管如此，我仍想辦法解決困難。我邀請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學大師，到臺灣各大學講演，甚至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水野弘元到臺灣大學講演。雖然他是一名僧侶，但也是國際知名學者，臺灣大學沒有辦法拒絕。我心想：臺灣的土和尚你們不歡迎，日本的東洋和尚，總該可以了吧！

    在我弘法的過程中，感到最棘手的事，應該要算與警察捉迷藏了。舉個例子演：有一次，我在龍?zhí)兑粋€村莊布教，廣場上有數(shù)千名聽眾，大家正聚精會神聽我講說，忽然身邊有個聲音傳來：“下來，下來！”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名警察，他叫我下去。我想講演正在進行中，臺下那么多聽眾，我怎么能下去呢？但是警察執(zhí)行公務，也不能違抗。于是我請慈容法師上臺帶大家唱歌，我下去和警察講話。

    我下去之后，問他：“你要我下來做什么？”

    他說：“立刻解散，停止講演?！?/span>

    我說：“不行呀！是我邀請大家來聽講的，你要我停止講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span>

    警察當然不敢上臺宣布講演停止。正在僵持時，我說：“你讓我上去講，只要我講完，自然就會解散，不會有事的！”

    警察只有低頭垂首，不再講話。我趁此機會又上臺繼續(xù)講。當我講完之后，大家當然也就自然解散，總算相安無事，圓滿結(jié)束。

    另外有一次，我到花蓮弘法。事前三輪車出去廣播，說明今晚七點半，某人在某某廣場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