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于1973年回到北京，根據中央落實政策，他便開始了漫長的索要被查抄文物、圖書之路。1976年他寫信給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信中說道：“三十多年來我積累了一些圖書和實物資料，當時的收集目的，主要是為研究之需……至于圖書及實物資料，只要一旦使用完畢，自當捐獻國家……”為此他又多次寫信給相關部門，但所寫之信大多泥牛入海，沒有任何消息。后來他想出了一種辦法，用復寫紙將一封信復寫若干份，向有關部門數次三番地郵寄，并鍥而不舍地向上級領導反映情況。正是由于他的這種執(zhí)著精神和不厭其煩的訴求，截止到1986年，那些被查抄的文物和圖書絕大部分都回到了王世襄手中，也正是這些資料的順利回歸才使得王世襄的各種研究得以繼續(xù)。從“文革”結束時起，他的各種著作以井噴之勢陸續(xù)出版，所研究內容涵括了書畫、古玩、家具、漆器、音樂、民俗、匠作則例等幾乎與中華傳統文化有關的所有內容。其中如《明式家具珍賞》《明式家具研究》二書早已成為中國家具研究領域的里程碑式的杰作。記得2005年，為紅學家周汝昌《詩畫紅樓》題詞一事曾去拜訪王世襄先生。當時王先生正在寫有關中國傳統觀賞鴿的生將題詞交付后說：“我沒有時間陪你們，我正在研究觀賞鴿，還要校訂《錦灰堆》。我九十多歲了，時間不夠用啊，來日無多，來日無多?！闭f完就伏案繼續(xù)工作了。那次見面時間很短，只有二十幾分鐘，但先生潛心著述、遠離浮躁的執(zhí)著的眼神至今難以忘懷。

王世襄先生就這樣悄悄地走了，當然這也使關心他的友人和敬愛他的后學沒能見他最后一面，從而留下了無盡的思念和遺憾！但值得告慰后人的是，他給我們留下了幾十本、近千萬言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著作。國學大師啟功先生在評王世襄《說葫蘆》一文中寫道:

他向古今典籍、前輩耆獻、民間藝師取得的和自己幾十年辛苦實踐相印證，寫出了已出版、未出版、將出版的書?？梢詳嘌裕@一本本、一頁頁、一行行、一字字無一不是中華民族文化晚的注腳正如啟功先生所說，那么這些書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無疑就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注解者。

聽到王世襄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曾寫下挽聯，今錄如下以示對王先生的懷念：

芳嘉園外提籠架鳥鷹逐兔挈狗

捉獾秋斗蟋蟀冬鳴蟲雖為玩物不喪志儷松居內北京鴿哨清代匠作明式

家具刻竹小言說葫蘆成巨著堆錦灰

　　暢庵先生一路走好！榮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