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要說到根本上了。這個“根本”，就是我們?yōu)槭裁匆袑W術(shù)，尤其是要有文史哲這樣“百無一用”的學術(shù)？

我的回答是：為了人的幸福。

文史哲這三門學問，通常被稱之為“人文學科”。它們表現(xiàn)出來的精神，叫“人文關(guān)懷”。為什么要有“人文關(guān)懷”呢？因為人與動物不同。動物只要能夠存活就行了，人卻還要活得幸福，活得像個人樣。這就要有專門的學問和學科，來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所謂“人文學科”，就是用來干這個的。

這樣一說，也就清楚了。人文學科的目的既然是人的幸福，那么，這里說的“人”，包括不包括現(xiàn)在就活著的人，包括不包括我們的人民大眾呢？不會有人說不包括吧？那好，既然你這個學科的研究，是為了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我們這些現(xiàn)在就活著的人民大眾，那么，你的研究成果該不該告訴大家，以便大家分享呢？不會有人說不該吧？既然應該，那么，不傳播，不向大眾傳播，行嗎？不行吧？

所以，“學術(shù)”一詞，必須包括兩個內(nèi)容：研究與傳播。所謂“學者”，也應該包括兩種人：研究者與傳播者。當然，這里可以有一個分工，比如一部分人做研究，一部分人做傳播。也可以有一個比例，比如做研究的多一點，做傳播的人少一點。他們甚至還可以交叉，重疊，比如做研究的也做傳播，做傳播的也做研究；或者一段時間做研究，一段時間做傳播，就像“學而優(yōu)則仕，仕而優(yōu)則學”一樣。至于那比例是三七開、四六開、二八開，倒無所謂。反正不能沒有研究，也不能沒有傳播。以研究壓傳播，認為只有做研究才是真學者，做傳播就低人一等，要打入另冊，不但違背學術(shù)的初衷，而且簡直就“沒有良心”。

為什么要這樣說呢？因為除了極少數(shù)“民間學者”外，我們大多數(shù)的學者、教授、研究員，都是靠工資、津貼和課題費過日子、做研究的。這些工資、津貼和課題費，說起來是國家給的，其實是納稅人的錢。也就是說，我們是靠人民大眾養(yǎng)活的。且不說還有工人、農(nóng)民、解放軍戰(zhàn)士、商店營業(yè)員等等許許多多的人，在為我們提供各種服務和保障。那么，我們這個“學術(shù)界”，該不該有一部分人 [ 哪怕是一小部分人 ] 來為他們提供服務，作為我們對社會、對人民的回報？應該吧？既然應該，那么，當有人出來這樣做的時候，你不支持倒也罷了，還要說人家不該做，還要橫挑鼻子豎挑眼，風言風語，冷嘲熱諷，請問有良心嗎？

良心告訴我們：學術(shù)必須向大眾傳播！

學術(shù)也告訴我們：它需要向大眾傳播！

要傳播，就要有渠道，有平臺。《百家講壇》就是這樣一個平臺。這個平臺是干什么的？對接。誰和誰對接？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學者與大眾、學術(shù)與傳媒。這就是我說的“三個對接”。既然是“對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為對接的平臺，《百家講壇》不能沒有學術(shù)性，又不能只有學術(shù)性；不能不看收視率，又不能只看收視率。這就好比一個接頭，要把圓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來，它自己就得不圓不方，又圓又方，一頭圓一頭方。這種“不三不四，非驢非馬”，恰恰正是“中間地帶”的特點。

現(xiàn)在可以回答前面那個問題了：《百家講壇》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檔“有一定學術(shù)含量”的“教育文化類”電視節(jié)目。它的任務，是向廣大人民群眾 [ 包括非本專業(yè)的高級知識分子 ] 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文化。由于它傳播的是知識、思想、文化，所以原則上必須由學者擔任主講人；由于它的任務是傳播，所以必須遵循傳播規(guī)律。

也就是說，主講人必須懂傳播。

這就給這個欄目的編導、策劃、制片人出了一個大難題。出于眾所周知的種種原因，我國的學者大多不懂傳播，而懂傳播的又多半不是學者。有學問的不會說，會說的沒學問，既有學問也會說的又未必適合上電視，就算適合他還不一定肯來，就算來了那么一兩個又不夠用?！栋偌抑v壇》是一個日播節(jié)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說，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學問又懂傳播還能上電視的主講人。這可上哪兒找去？

也只有一個辦法：修理。

這就有了前面說的那個“痛并快樂著”的過程。其實，并非所有主講人都像馬瑞芳老師那樣“先苦后樂”，也有“一痛到底”的，還有終于“無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謂“魔鬼的床”，并非一兩個人的抱怨。

這其實很正常。傳播，畢竟不是所有學者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學者該做的事情，更不是所有學者都能做的事情。按照傳統(tǒng)觀念，學者的“本分”還是研究。因此，不能要求他們都能“修理”。也因此，這不是我要關(guān)心的問題。我關(guān)心的是：現(xiàn)在這些被“修理”過的主講人，是按照統(tǒng)一模式打造出來的嗎？如果他們不能成功，是因為被編導、策劃、制片人“修理”過，因而沒有了個性嗎？

回答也很肯定：不是。比如我和于丹，就不是“一個腔調(diào)”。馬瑞芳老師和隋麗娟老師，也不是。孫立群、王立群這兩個“立群”也大相徑庭，閻崇年和劉心武兩位先生，就更是“兩個腔調(diào)”。所以，說《百家講壇》按照統(tǒng)一模式打造主講人，弄得大家都沒了個性，怕是不通的。那么，問題又究竟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