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生氣的是，自己“受命進行西北工作”，計劃進行并不順遂，沒想到傅斯年居然還來干涉社科所想要聘的人，難不成是說自己沒資格主持這件事嗎？他在信里對傅斯年這么說：

……今又遭一再鞭撲，且警告以所請之人不得任為研究員（實際上現(xiàn)僅有一人），弟行能無似，如足下承認弟無資格進行西北工作，或須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為幸。

他在另一封信里的一句“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則更可能讓傅斯年的血壓升高不少，因而回信痛責道：

“伎倆”一詞，其connotations在中國雖無標準字典，然試看《聊齋》《西游》《兒女英雄傳》《封神榜》等書，完全是一句罵人很重的話，意為“小小陰謀”之類或英語之treacherous……此等罵人話，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說，下次來信，聲明收回“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十個大字，除非我公認為不必再作朋友的話。

雙方言語里的火氣，既已至此，友誼決裂，自是意料中事。最后，只好“公事公辦”，訴諸中研院的最高領導當局朱家驊。陶孟和致函朱家驊，言明道：“請其設西北研究所，集合院中各所力量，內包括貴所之歷史、考古、語言、民族四門，此所另請高明主持，至于社會所則僅擔任經濟、行政兩門……”

傅斯年一樣寫信給朱家驊，主張社科所和史語所“兩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務會議”，并倡議“另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其計劃另呈”（按：傅斯年此一“西北工作站計劃”，未見）。

面對著“西北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兩項提案，朱家驊當時究竟做出什么抉擇，他又如何化解陶、傅之間的沖突，目前尚不得而詳（不過，就目前可以接觸到的史料判斷，“西北研究所”或是“西北工作站”并未曾成為中研院的建制。傅斯年之爭，顯然確有其實效）。然而，如果沒有梁思成那個可以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動作，陶、傅友誼的裂痕，恐怕難以彌合吧。

在國難當頭的時代背景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不愿在象牙塔里孜孜不倦，理有必然。特別是，來自政府和院方的“最高當局”的鼓動，人文社會科學居然“有可服務國家之處”的“實用”價值，研究者之雄心勃勃，意欲另辟天地，也不讓人意外?？上У氖牵彰虾皖I導社科所“進軍西北”的行動，“掛空牌于酒泉”，用傅斯年的話來說，卻是“近于蒙蔽政府之事”。況且，這是“院務之大事”，應該“聞之院務會議，一商其各種可能之利害”；并不是院長和某位所長說好了，就可以算數(shù)，就應該執(zhí)行。中研院的發(fā)展前景，該如何擘擬，實在不容許“黑箱作業(yè)”。

相對的，傅斯年最后之大義凜然地主張將此事“聞之院務會議”，并另起爐灶，提出“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卻又是他憂心社科所和史語所的工作范圍將有重復的“本位主義”的展現(xiàn)。用陶孟和的話，社科所和史語所的工作有所重復之處，實并無可憂：“退一步講，中國學術工作，以至近于學術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處女領土如此之大，‘重復’……又有何妨?！?/p>

唯在傅斯年看來，他不能同意各所的研究范圍有重復之處，故與陶孟和早有“君子之約”。偏偏，陶孟和擬聘用的新進研究人員，正違背了前此的約定，如費孝通就與凌純聲的科目重復，韓儒林之治學范圍則恰如向達。傅斯年之爭，顯然是要對自己所里的成員有所交代。傅斯年之“爭”，也并不是絕對“大公無私”的行動。不過，經此一“爭”，朱、陶推動中研院“進軍西北”的雄圖，應該就此煙消云散矣。

必須承認，在“中研院”這個學術社群的發(fā)展道路上，往哪個方向上走，朝什么樣的學術領域邁進，有時并不完全仰仗學術自身的邏輯而運作。即如彼時研究院想要“進軍西北”的動力，日后“三民主義”也得成為一個學術課題/領域，并可在研究院（與各大學）安寨扎營，成立研究所，顯然都并不是學術社群自身醞釀出來的；政府和院方的“最高當局”，才是帶領“開拓”學術道路的火車頭。

那么，遠離戰(zhàn)爭歲月之后，學術社群還必須扮演同現(xiàn)實需要相呼應的角色嗎？當代“產/官/學”三位一體的結合景象，對這個問題已然做出了解答。因此，從歷史的宏觀視野來看，傅斯年與陶孟和的爭執(zhí)，更終究只是場“茶杯風暴”而已。在“中研院”里，各式學術建制的“存在理由”，各有講不完的故事。面對著“中研院”未來學術建制的興廢工程，述說這些故事，應該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思考的靈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