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變”終是要“變”的。自從國門被迫打開一道縫至清末民初，一潭止水的中國同外界，主要是同泰西文明的隔絕不可能繼續(xù)下去了。當時洋務運動的一些明審之士眼睛盯住了西歐的物質(zhì)文明，以為只要有洋槍洋炮，加上工業(yè)機器，就可以使中國改觀。另一批先進者，對西方了解比較多些，看法進了一步，突破了“中體西用”的觀念。從嚴復到康梁，以及薛福成、郭嵩燾、容閎等人，認為不僅要看到物，還要看到精神。嚴復已看到“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郭嵩燾在《使西紀程》中則進一步說：“西洋立國，自有本末，誠得其道，相輔以致富強，由此而保國，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禍亦反是?！?/p>

戊戌改良運動雖被鎮(zhèn)壓，但思想繼續(xù)發(fā)生作用。內(nèi)外壓力迫使清廷表示要籌備“君主立憲”。五大臣放洋，雖只看到些皮毛，他們寫回的報告畢竟以贊嘆的口氣敘述了他們見到的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鮮事。

世紀之交的中國經(jīng)過半個世紀的遲疑和徘徊、斗爭和鎮(zhèn)壓，對世界上的事已不那樣完完全全地愚昧無知了?？陀^上，中國遲早裹進世界潮流，已不可避免。孫中山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十世紀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世紀，在這一百年中，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推翻了綿延數(shù)千年的帝制，袁世凱、張勛之類的“復辟”鬧劇，有如電光石火，共和立憲思想深入民眾各階層。逆潮流而動的北洋軍閥在北伐戰(zhàn)爭中一個個灰飛煙滅。

八十年前的“五四”運動，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全民卷入的愛國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同時也是一場開啟民智的運動，各種新舊思潮如潮水般在中國大地涌動，相互激蕩，形成空前的思想交鋒的真正百家爭鳴的局面。人們可以對“五四”運動的特征提出各種解釋，說它是激進主義、理性主義的思想運動，是新文化運動，是打倒“孔家店”、反封建傳統(tǒng)的運動等等。但其中對中國前途命運最具啟蒙意義、概括得最恰當、且已成為既定觀念的，是從西方迎來的“民主”和“科學”。此后的中國歷史，有前進，也時有后退，但“民主”與“科學”是永遠需要提倡和堅持的。假如排除了德、賽兩先生，則激進也罷、溫和的漸進也罷，便無所歸依，“五四”就失掉了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