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永強

　?。?10062，陜西西安市，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關于武則天與佛教，昔年陳寅恪先生撰《武曌與佛教》一文（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伍本第二分，1935年12月；后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聯書店2001年新版），高屋建瓴，從家世信仰和政治需要兩方面剖析了武則天與佛教的關系。此后，專門探討武則天與佛教之關系的代表性論文尚有張乃翥《從龍門造像史跡看武則天與唐代佛教之關系》（《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陳景富《武則天崇佛心態(tài)三段論》（《五臺山研究》1989年第1期）、趙云旗《武則天與唐代佛教》（《五臺山研究》1989年第4期）、李志賢《略論武周政權佛教意識形態(tài)的建構》（見《武則天與嵩山》，中華書局2003年版）等。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著眼于政教關系，著重分析武則天怎樣利用佛教改朝換代。筆者以為，武則天利用佛教革唐為周，改朝換代，政治意義固然重大，而其崇佛的文化意義也不可小覷。這一時期大規(guī)模的佛經翻譯，即是當時思想文化界的一件盛事，成績斐然，意義深遠。

　　一

　　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必須依賴于對印度佛教經典的翻譯。因此，爰次漢魏，迄于隋唐，佛經翻譯，與時競列。唐代初年的佛經翻譯，在唐太宗和唐高宗的大力支持下，譯場眾多，新經迭出，璨然可觀。爾后，武則天極力提倡佛教，從而把唐代的佛經翻譯事業(yè)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根據佛教文獻，武則天時期，從事佛經翻譯的高僧大德主要有：

　　釋地婆訶羅，中印度人，唐言日照。日照洞明八藏，博曉五明，戒行高奇，學業(yè)勤悴。他志在利生，于唐高宗時來到中國，自儀鳳初年至垂拱末年，傳譯佛經共計18部。（《宋高僧傳》卷二《周西京廣福寺日照傳》）據《開元釋教錄》卷9，武后垂拱元年（685），日照在長安西太原寺歸寧院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續(xù)入法界品》1卷、《七俱胝佛大心準提陀羅尼經》1卷、《大乘廣五蘊論》1卷。

　　釋提云般若，于闐國（今新疆和田）人，唐云天智。天智學通大小，解兼真俗，咒術禪門，無不諳曉。永昌元年（689），天智來到洛陽，武則天敕令在魏國東寺（后改大周東寺）譯經。（《宋高僧傳》卷二《周洛京魏國東寺天智傳》）自永昌元年（689）至天授二年（691），天智在洛陽魏國東寺譯出經論6部7卷：《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1卷，《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1卷，《大乘造像功德經》2卷，《智矩陀羅尼經》1卷，《諸佛集會陀羅尼經》1卷，《大乘法界無差別論》1卷。（《開元釋教錄》卷九）

　　釋慧智，印度人后裔?；壑瞧涓赣《热?，婆羅門種，因游歷唐朝而生慧智于中土?；壑潜臼怯《热耍蚨鴭故扈笳Z，他生在中國，從而又熟悉漢語。所以，地婆訶羅、提云般若等人翻經時皆請慧智為證梵文兼令度語。武周長壽二年（693），慧智在洛陽佛授記寺自譯《觀世音頌》1卷。（《宋高僧傳》卷二《周洛京佛授記寺慧智傳》）

　　釋實叉難陀，于闐（今新疆和田）人，又名施乞叉難陀，華言學喜。實叉難陀智度恢曠，風格不群，善大小乘，旁通異學。武則天明揚佛教，崇重大乘，她聽說于闐有梵本《華嚴經》，于是發(fā)使求訪，并迎請譯人。是時，實叉難陀攜經夾來到洛陽。證圣元年（695），實叉難陀在東都洛陽大內大遍空寺開始翻譯《華嚴經》，南印度沙門菩提流志、沙門義凈同宣梵本，后付沙門復禮、法藏等于佛授記寺翻譯，圣歷二年（699）譯畢，一共80卷。久視元年（700），武則天駕幸潁川三陽宮（屬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鎮(zhèn)），詔令實叉難陀翻譯《大乘入楞伽經》，他還在京師清禪寺及東都佛授記寺譯出《文殊授記》等經。武則天時期，實叉難陀一共翻譯佛經19部107卷。（《開元釋教錄》卷九，《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實叉難陀傳》）

　　婆羅門李無諂，北印度嵐波國人。李無諂識量聰敏，內外賅通，唐梵二言，洞曉無滯。因此，三藏阿你真那（寶思惟）、菩提留志等人翻譯眾經時，皆請李無諂為度語（譯語）。圣歷三年（700）三月，李無諂在洛陽佛授記寺翻經院譯出《不空絹索陀羅尼經》1卷。（《開元釋教錄》卷九）

　　釋彌陀山，睹貨邏（吐火羅）國人，唐言寂友。彌陀山幼小出家，游歷印度，遍學經論，尤其對《楞伽》、《俱舍》最為精通。他志在弘法，杖錫而游來到中國。武周天授年間（690－692），彌陀山與法藏等人譯出《無垢凈光陀羅尼經》1卷。（《宋高僧傳》卷二《周洛京寂友傳》）

　　釋阿你真那，北印度迦濕蜜羅國（即今克什米爾地區(qū)）人，華言寶思惟。阿你真那幼而舍家，禪誦為業(yè)，進具之后，專精律品，而慧解超群，學兼真俗，乾文咒術，尤攻其妙。長壽二年（693），阿你真那來到洛陽，他在佛授記寺、天宮寺、福先寺等寺創(chuàng)譯佛經。（《宋高僧傳》卷三《唐洛京天竺寺寶思惟傳》）據《開元釋教錄》卷9，武周長壽二年（693），阿你真那在洛陽佛授記寺譯出《不空絹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3卷，還在洛陽天宮寺譯出《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1卷；長安二年（702），他又在天宮寺譯出《文殊師利根本一字陀羅尼經》1卷。

　　釋菩提流志，南印度人，本名達摩流支，唐言法希，武則天為其改名菩提流志，唐云覺愛。菩提流志聰睿絕倫，風神爽異，洞曉聲明，通達三藏。武周長壽二年（693），菩提流志來到洛陽，他在佛授記寺譯《寶雨經》，在大周東寺譯《寶相般若》、《金剛髻》、《大乘伽耶頂》、《有德妙慧》、《文殊不思議境界》、《妙德女問佛》等經，又于佛授記寺譯《護命法門》、《六字神咒》、《般若蜜多那》、《不空絹索咒心》、《智猛長者問》、《除鬼病》、《那耶》、《大陀羅尼》、《文殊咒法藏》、《一字咒王》、《摩尼秘密善住》等經以及《般若六字三句論》，一共19部20卷。（《開元釋教錄》卷九）

　　釋義凈，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人，俗姓張，字文明。義凈七歲出家，遍詢名匠，廣探群籍，內外嫻曉。他崇重法顯之雅操，仰慕玄奘之高風，咸亨二年（671），從海路西行赴印度巡禮求法，凡所游歷三十余國，往來問道二十余年，遍師名匠，學大小乘。證圣元年（695），義凈攜帶四百部梵本經律論以及其它法寶歸國，武則天親迎于洛陽東門外，敕于佛授記寺安置，所得梵本，并令翻譯。從久視元年（700）到長安三年（703），義凈先后在洛陽福先寺和長安西明寺譯出《金光明最勝王》、《能斷金剛般若》、《入定不定印》、《彌勒成佛》、《一字咒王》、《莊嚴王陀羅尼》、《善夜》、《流轉諸有》、《妙色王因緣》、《無?！贰ⅰ栋藷o暇有暇》、《長爪梵志》、《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律攝》、《掌中》、《取因假設》、《六門教授》、《龍樹勸誡頌》等經律論，一共20部115卷。（《開元釋教錄》卷九）

　　通計以上，武則天時期，一共翻譯佛經71部258卷。這些佛經的翻譯，主要是由上述六位譯主（主持譯事）統(tǒng)攝始終。當時，更有許多高僧大德參預其間，共襄盛舉，如法藏就是其中非?；钴S的一位翻譯家。武周天授年間（690－692），法藏與彌陀山一起翻譯《無垢凈光陀羅尼經》。（《宋高僧傳》卷二《周洛京寂友傳》）證圣元年（695）至圣歷二年（699），實叉難陀主持翻譯《華嚴經》，法藏不僅參與譯事，還補齊了其中《入法界品》的闕文。久視元年（700），法藏又與實叉難陀和彌陀山在洛陽三陽宮共同翻譯《大乘入楞伽經》。（《大正藏》卷五○，[新羅]崔致遠《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法藏不僅參與了實叉難陀等譯主的譯經活動，他還以證義（考證文義）的身份，參與了義凈主持的大規(guī)模譯經活動。（《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薦福寺義凈傳》）那時，像法藏這樣積極參與譯經活動的翻經大德很多，在此也就難以一一道及了。

　　在武則天時期的眾多佛經翻譯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是義凈（635-713）。義凈不僅與法顯（342-423）、玄奘（600-664）并稱是中國佛教史最有成就的三位西行求法高僧，而且又與鳩摩羅什（343-413）、真諦（499-569）、玄奘并稱為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譯家。義凈畢生共譯經56部230卷（《開元釋教錄》卷九），其中，久視元年（700）到長安三年（703），他翻經20部115卷（《開元釋教錄》卷九），是武則天時期譯經數量最多的翻譯家。義凈作為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譯家，他的譯經成就不只是體現在譯經的數量上。在翻譯方法上，義凈也獨具特色。他在譯法上比較靈活，他組織的譯場在分工上比玄奘還要細。在義凈翻譯的佛經包括他自己撰寫的著作中，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在譯文或正文下常?？梢钥吹郊訉懙淖?，注文訂正譯音、譯義、考核名物制度，有時說明是典語（梵語）還是俗語，注文中保留下了一些有關佛教歷史的非常重要甚至是絕無僅有的史料。（王邦維：《義凈與<南海寄歸內法傳>》，《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代校注前言，第37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宋人贊寧稱頌道："自漢至今皇宋，翻譯之人多矣。晉魏之際，唯西竺人來，止稱尼拘耳。此方參譯之士，因西僧指楊柳，始體言意。其后東僧往彼，識尼拘是東夏之柳。兩土方言，一時洞了焉。唯西唯東，二類之人未為盡善。東僧往西，學盡梵書，解盡佛意，始可稱善傳譯者。宋齊已還，不無去彼回者，若入境觀風必聞其政者，奘師、凈師為得其實。此二師者，兩全通達，其猶見璽文知是天子之書，可信也?！吨芏Y》象胥氏通夷狄之言，凈之才智，可謂釋門之象胥也歟！"（《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薦福寺義凈傳》）

　　義凈早年不畏艱險，西行求法，晚年不憚夠勞，傳譯佛經，他是中國佛教史上繼玄奘之后絕無僅有的最偉大的翻譯家，他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貢獻。

　　二

　　自從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印度佛經的翻譯在中國就漸次展開了。漢魏迄于隋唐，佛經翻譯，從未間斷。隋唐時期，統(tǒng)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十分重視佛經翻譯，政府特設譯經館或翻經院專事譯經，譯經所費，也常由國家供給。隋唐譯事甚盛，成就輝煌。隋代共譯經59部262卷，唐代共譯經372部2159卷。（張國剛：《佛學與隋唐社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頁）而武則天時期一共譯經71部258卷，相當于隋代譯經的總數，在唐代譯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是唐代佛經翻譯的一個高峰期。唐代佛經翻譯的第一個高峰期是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時代，以玄奘、波頗、那提為代表。以義凈、實叉難陀、菩提流志為代表，武則天時期是唐代佛經翻譯的又一個高峰期。與唐代初期的佛經翻譯相比較，武則天時期的佛經翻譯有以下三方面的變化和發(fā)展：

　　1.譯經中心由長安轉移到了洛陽。

　　唐代初年，中天竺人波頗先在長安大興善寺譯經，后來在長安勝光寺譯經。爾后，玄奘先在長安弘福寺譯經，后來在大慈恩寺譯經。與玄奘同時代的中印度人阿地瞿多在長安慧日寺譯經，中印度人那提在長安大慈恩寺譯經，陜州（治今河南陜縣）人釋智通在長安總持寺譯經。由此可見，初唐佛經傳譯中心在長安。由上文可知，武則天時期的譯場有洛陽魏國東寺（大周東寺）、佛授記寺、大遍空寺、福先寺、天宮寺、三陽宮以及長安清禪寺、西明寺和西太原寺（崇福寺）。顯而易見，武則天時期的佛經傳譯中心在洛陽。

　　唐代以長安為首都，以洛陽為東都。唐代初期，太宗雖曾三幸東都，高宗多至七幸東都，但未改變長安是政治中心的地位。當時，長安不僅是政治中心，亦且是文化中心，佛教因此在這里也得到了長足發(fā)展，創(chuàng)建寺院，敕度僧尼，開辟譯場，翻譯佛典，長安成為佛經傳譯的中心。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唐高宗駕崩，十二月七日，高宗第七子李顯即位，是為唐中宗。嗣圣元年（684）二月六日，武則天廢中宗為廬陵王，另立高宗第八子李旦為帝，是為唐睿宗。從此，"政事決于太后"（《資治通鑒》卷二○三后光宅元年），武則天成了實際上的皇帝，唐睿宗只不過是個傀儡。光宅元年（684）九月，武則天改東都洛陽為神都。從唐高宗駕崩到武則天退位，除了長安元年（701）十月到長安三年（703）十月住在長安，其余二十多年時間，武則天一直住在洛陽，洛陽取代了長安的地位，成為武則天時期的政治中心。"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高僧傳》卷五《長安五級寺釋道安傳》）隨著政治中心的更替，武則天時期，佛經傳譯中心也轉移到了洛陽。

　　2.譯場規(guī)模龐大，分工更加細密。

　　漢魏時期，佛經翻譯一般由梵僧或胡僧口誦經文，漢僧聽言揣意"筆受"（筆頭記錄），是一種松散的自發(fā)行為。到了十六國時期，由于諸胡統(tǒng)治者對佛教的大力提倡和支持，翻譯佛經漸漸發(fā)展成為一種有組織的活動，出現了專門翻譯佛經的場所--譯場，北涼曇無讖的譯場涼州閑豫宮寺和后秦鳩摩羅什的譯場關中逍遙園就十分著名。迨至隋唐，譯場設官分職，譯場組織臻乎完備。唐三藏法師玄奘的譯場規(guī)模就很大，《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6云："[貞觀十九年]三月己巳，法師自洛陽還至長安，即居弘福寺。將事翻譯，乃條疏所須證義、綴文、筆受、書手等數，以申留守司空梁國公房玄齡，玄齡遣所司具狀發(fā)使定州啟奏。令旨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門道琛、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音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師普光寺沙門棲玄、弘福寺沙門明璿、會昌寺沙門辯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靜邁、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棲巖寺沙門道卓、幽（豳）州昭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宮寺沙門玄則等。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大總持寺沙門玄應。又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興善寺沙門玄謩。自馀筆受、書手，所司供料等并至。"玄奘譯場有證義、綴文、筆受、字學、證梵語、證梵文、書手等，分工很細，人員很多，規(guī)模龐大。唐代初年，中天竺人波頗在大興善寺譯經，譯場規(guī)模也很大，朝廷搜求碩德備經三教者一十九人，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玄謨等譯語，沙門慧賾、慧凈、慧明、法琳等綴文。（《續(xù)高僧傳》卷三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傳》）然而，同時代的那提譯場僅有慧澤譯語，道宣綴文（《開元釋教錄》卷九），阿地瞿多譯場只有玄楷等筆受。（《大正藏》卷五五《譯經圖紀》）

　　與唐初情況不同的是，武則天時期各譯場的人員配備一般都比較齊備，分工更加細密。武周時期，提云般若在洛陽大周東寺譯經，沙門處一筆受，沙門復禮綴文，沙門德感、慧儼、法明、恒景等證義。（《宋高僧傳》卷二《周洛京魏國東寺天智傳》）地婆訶羅在兩京東西太原寺及西京廣福寺譯經，沙門戰(zhàn)陀般若提婆譯語，沙門慧智證梵語，沙門道成、薄塵、嘉尚、圓測、靈辯、明恂、懷度證義，沙門思玄、復禮綴文筆受。（《宋高僧傳》卷二《周西京廣福寺日照傳》）實叉難陀在東都大內大遍空寺譯經，南印度沙門菩提流志、沙門義凈同宣梵本，他在京師清禪寺及東都佛授記寺譯經，沙門波侖、玄軌等筆受，沙門復禮等綴文，沙門法寶、恒景等證義，太子中舍人賈膺福監(jiān)護。（《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實叉難陀傳》）義凈在洛陽福先寺及長安西明寺譯經，北印度沙門阿你真那證梵文義，沙門波侖、復禮、慧表、智積等筆受證文，沙門法寶、法藏、德感、勝莊、神英、仁亮、大儀、慈訓等證義，成均太學助教許觀監(jiān)護。（《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薦福寺義凈傳》）

　　3.武則天親御法筵，譯場規(guī)格不凡。

　　漢唐時期，提倡佛教的封建帝王大都十分重視譯經，他們往往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但是，他們未必都親自直接參與譯經。唐以前，曾經親自參加譯經活動的帝王只有后秦姚興和南朝梁武帝。后秦時，龜茲（今新疆庫車）沙門鳩摩羅什"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秦主姚興請迎羅什入關來到長安，"[姚]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覓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姚]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睿、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姚]興執(zhí)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晉書》卷一一七《姚興載記》）梁天監(jiān)年間（502－519），僧法在華光殿"親對武帝，誦出異經"，扶南國（今柬埔寨）沙門僧伽婆羅在壽光殿譯經，"梁武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續(xù)高僧傳》卷一《梁揚都正觀寺扶南國沙門僧伽婆羅傳》）

　　姚興、梁武帝之后，親自參與翻譯佛經的封建皇帝首數武則天。隋文帝、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等人都大力支持翻譯佛經，如玄奘譯經，唐太宗規(guī)定："所須人物吏力，并與[房]玄齡商量，務令優(yōu)給。"（《續(xù)高僧傳》卷四《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但是，他們都未曾親自參與譯經。武則天卻數次親臨法筵，參加譯經活動。史載，垂拱年間（685－688），地婆訶羅譯經，"天后親敷睿藻，制序冠首焉"。（《宋高僧傳》卷二《周西京廣福寺日照傳》）證圣元年（695），實叉難陀在東都洛大遍空寺翻譯《華嚴經》，"天后親臨法座，煥發(fā)序文，自運仙毫，首題名品"。（《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實叉難陀傳》）久視元年（700），實叉難陀在三陽宮譯《大乘入楞伽經》，武則天復制序。（《全唐文》卷九七，武皇后《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序》）她還為義凈所譯新經作《圣教序》，令標經首。（《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薦福寺義凈傳》）由于武則天躬臨譯場，親臨法筵，因此，武周時期的譯場不僅規(guī)模大，而且規(guī)格高，不同尋常。

　　正是由于武則天高度重視佛經翻譯，特別是她親自參與譯經活動，使得武周時期不僅繼承了唐初的譯經事業(yè)，而且在許多方面還有所發(fā)展，取得了不同凡響的成績。

　　三

　　武則天高度重視譯經，大力提倡佛教，主觀上是為政治服務，客觀上卻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發(fā)展。歷史上，佛經漢譯為中國帶來了許多新的概念，從而大大豐富了中國的語言詞匯。梵夾翻華，為中國文化帶來了許多新的思想觀念，給中國哲學提出了許多新的命題。武則天時期的佛經翻譯，不僅僅是佛經語言上的簡單轉換，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中外文化交流。武則天時期，義凈翻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近代在克什米爾發(fā)現了一部分梵文原本，這使?jié)h譯本與梵文本的對比研究成為可能；他翻譯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后來被轉譯成藏文，漢本、藏本，加上現在尚存的梵本，都是進行對比研究的好材料。（王邦維：《義凈與<南海寄歸內法傳>》，《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代校注前言，第35頁）這些彌足珍貴的中外文化比較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是武則天時期佛經翻譯產生的文化碩果，也是當時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成果。

　　武則天時期佛經翻譯的突出成果是《華嚴經》?！度A嚴經》是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經典之一，最早的譯本是東晉佛馱跋陀羅（359-429）的《六十華嚴》（60卷本），世稱舊經。武則天明揚佛教，崇重大乘，她"以《華嚴》舊經處會未備，遠聞于闐有斯梵本，發(fā)使求訪，并請譯人"。（《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實叉難陀傳》）證圣元年（695），于闐人實叉難陀攜梵本《華嚴》來到洛陽，并請翻譯。武則天非常重視《華嚴經》的翻譯，她"親受筆削，施供食饌"。（《法界宗五祖略記·三祖賢首師》，轉引自方立天《隋唐佛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6年版，第395頁）自證圣元年至圣歷二年（695-699），實叉難陀、法藏、復禮等高僧大德相繼在洛陽大遍空寺和佛授記寺翻譯，五年譯畢，一共80卷，世稱《八十華嚴》，謂之《華嚴》新經?！度A嚴》新經譯出后，武則天又作《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全唐文》卷九七），推廣其義。中國佛教宗派都以某一種或幾種印度佛教經典作為該宗的理論依據，不同宗派的創(chuàng)立往往與佛經的翻譯密不可分。法藏（643-712）以《華嚴經》為基本經典創(chuàng)立華嚴宗，與武則天時期翻譯《華嚴經》有著密切的關系。武則天時期，《華嚴經》的譯出，極大地推動了中國佛教思想的發(fā)展，直接促成了中國佛教華嚴宗的形成。武則天不遺余力地支持翻譯《華嚴經》，是想利用《華嚴經》的廣泛影響來維護其皇權政治。然而，《華嚴經》傳譯的文化意義遠遠超乎其政治目的。以《華嚴經》為理論依據的華嚴宗是中國佛教四大派之一（中國佛教四大派是天臺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迄今依然活躍在東亞地區(qū)。

　　總而言之，武則天時期是唐代佛經翻譯史上的第二個高峰期。武則天之后，唐玄宗至唐代宗時，以不空、金剛智、善無畏為代表，掀起了唐代翻譯佛經的第三個高潮。代宗以后，此道寂然。宋代譯經的質量不能和前代相比，譯文艱澀難懂，還時有文段錯落的情況。（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86頁）因此，武則天時期不僅是唐代佛經翻譯史上的高峰期，而且在中國佛經漢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武則天時期的佛經翻譯，有力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特別是《華嚴經》的傳譯，直接促成了華嚴宗的形成，為中國佛教史及中國文化史增添了新的重要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