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沛霞談宋徽宗

伊沛霞（蔣立冬繪）

為宋徽宗作傳，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兆诔媸赖囊皇质妨仙?，野史筆記質(zhì)量不高，作為中國傳統(tǒng)史家眼中玩物喪志的敗家皇帝的代表，要拋開偏見以同情理解態(tài)度待之談何容易。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宋徽宗》（Emperor Huizong）盡最大努力進入徽宗的世界，剖析他在具體情境中所做的選擇。徽宗不是完人，但也沒有前人形容得那么不求上進，如果不是時運不濟碰上亂世，他也許可以寫寫畫畫做個太太平平的好皇帝。在《宋徽宗》中文版出版之際，《上海書評》通過郵件采訪了伊沛霞教授，請她談談如何為徽宗作傳。

《宋徽宗》，[美] 伊沛霞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即出，616頁，108.00元

您的第一本書是關(guān)于中古時期的，其討論對象是從魏晉到唐末的士族，是什么使得您的研究轉(zhuǎn)向了宋代？

伊沛霞：1978年我的第一本書《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出版前后，我的學術(shù)興趣開始逐漸轉(zhuǎn)向宋代，主要原因是我想研究中國的家庭史。在西方，已經(jīng)有了很多關(guān)于歐洲家庭史的學術(shù)著作；同時，中國歷史上家庭的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相比于唐代，宋代的史料數(shù)量更多，也更全面，因為印刷術(shù)的推廣使得很多宋代典籍得以存世；尤其墓志銘這樣的史料，有助于后人重建有關(guān)宋代家庭的歷史；此外，在宋代筆記（尤其是《夷堅志》）中，也有大量關(guān)于普通人的記錄，其中包括很多關(guān)于宋代仆役和女性的記載。不過時至今日，隨著大量的唐代墓志被發(fā)掘整理出版，唐宋史料在數(shù)量上的差距越來越小了。

《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

您為什么會對宋徽宗感興趣，并且要為之作傳，而且一共寫/編了三本關(guān)于他的著作？

伊沛霞：1960年代末我還在讀本科時，人生第一次閱讀的有關(guān)中國的文字，是韋利（Arthur Waley）寫的白居易和袁枚生平，那是當時我們最容易找到、也最具啟發(fā)性的有關(guān)中國的書了。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史景遷出版了一系列中國人物傳記，同樣幫助了一代英語讀者去了解那個他們不熟悉的東方世界。所以在很長時間內(nèi)，我始終有寫一本中國歷史人物傳記的想法——關(guān)于傳主的著作和相關(guān)資料最好盡可能地詳盡，而傳主本人也要足夠有趣。本來我的第一個潛在對象是劉克莊，他有體量可觀的文集傳世，他的親屬也有很多關(guān)于他的記述。但之所以最終選擇一位皇帝作為傳主，主要原因是我對于文化的視覺層面（visual side）產(chǎn)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之前的歷史學家都過于依賴文字材料來研究歷史，過分關(guān)注文化的言辭表述（verbal side），但是想想我們所身處的時代，看看那些廣告的圖像照片就知道，文化絕不僅僅只是文字。于是，作為畫家、書法家、收藏家以及宮廷藝術(shù)家贊助人的宋徽宗，進入我的研究視野。我研究了他生平的不同向度，也被他人生的戲劇性所深深吸引，似乎很值得為他寫一本傳記。

宋代自神宗開始，神宗、哲宗（除早年高太后攝政時期）、徽宗一連三位皇帝，都選擇了支持變革的新黨，而不是以韓琦、司馬光、蘇軾等人為首的舊黨，您認為其根本原因何在？

伊沛霞：我覺得神宗本人是新法的忠實信仰者。他有自己的政治抱負，并且認為王安石有能力來幫助他實現(xiàn)這些目標。至于哲宗和徽宗，我覺得要考慮到，作為子女的他們對父親的孝順可能影響了他們的政策選擇。哲宗、徽宗都不喜歡保守派將神宗朝改革（熙豐變法）描述成一場失敗。哲宗似乎非常憎恨祖母對他的控制，他想自己掌權(quán)。而徽宗原本想要組建一個既有保守派又有改革派的內(nèi)閣，并借此來進行統(tǒng)治，但是他并沒有辦法讓雙方彼此以禮相待。朝廷中兩派的并存導致了持久的敵對，雙方都指責對方圖謀不軌。最后徽宗只能被迫站隊。

宋代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黨爭。那么為何宋代的黨爭會如此嚴重？

伊沛霞：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很多學者都有過分析。我覺得這或許與宋代政府的結(jié)構(gòu)，以及宋代士大夫精英對自身在政府中所起作用的自我定位相關(guān)?？贾羞M士的人都知道考試有多難，所以他們深信自己是最優(yōu)秀的一群人，有足夠的資質(zhì)來統(tǒng)治國家，而從某種層面上說，政府也是由他們在主導運行的?；实郛斎灰灿衅渥饔?，但更多是聽取臣屬匯報和主持典禮儀式；分析具體問題和決定采取何種行動是士大夫的工作。

士大夫?qū)⒄螞Q策基本看成是一種道德選擇，有對有錯，官員在反對他們看來是錯誤的政策時，也必須打著道德責任的旗號。隨著這種修辭的不斷升級，雙方做出妥協(xié)的可能性也基本消失了。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士大夫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信任，從而上升到絕對的朝臣領(lǐng)袖地位，哪怕在面對女真人入侵這種真正的危機時，朝野上下也無法做到同仇敵愾。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皇帝本人，哪怕是認真勤勉的皇帝，也會覺得最好有一個首輔大臣來統(tǒng)領(lǐng)朝綱，這樣就不需要事事協(xié)商、與所有人取得一致。但是那些被排除出核心領(lǐng)導層的士大夫會認為，不應該有一個官員擁有如此大的權(quán)力。這就使得皇帝本人處于“雙輸”的困境：如果有一個政治強人包辦了所有政務，會被批評說無法容納異見；而如果領(lǐng)導層有反對派的話，朝政又會趨向于一事無成，因為兩派在所有事務上都會針鋒相對。

關(guān)于宋代積貧積弱的看法是中國民間的主流印象，很多人認為這是宋代兵權(quán)被牢牢掌控在最高統(tǒng)治者手中后造成的“強干弱枝”。而您在《宋徽宗》一書中也提到，宋朝軍隊很難打勝仗的一大主要原因是，宋代的軍事方針和策略都是由內(nèi)廷做出，前敵將領(lǐng)無法做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靈活機動。您認為北宋滅亡（以及很多對外軍事行動的失?。趹?zhàn)術(shù)層面上，是要歸罪于這種僵化的軍事指揮體制嗎？

伊沛霞：僵化的軍事體制只是導致最終戰(zhàn)敗的部分原因。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和平之后，宋朝的軍隊并未做好戰(zhàn)爭的準備。這里也有一些制度方面的原因。如果朝廷最高層的文官有一定軍事經(jīng)驗的話，那么將軍事機構(gòu)的運轉(zhuǎn)置于文官體制掌控之下或許還可以成立，但是現(xiàn)實是往往高層文官并不了解軍事。此外，首都與前線戰(zhàn)場之間的距離也意味著，朝廷發(fā)出的軍令往往與戰(zhàn)場上的實際情況并不吻合。

中國傳統(tǒng)史家的看法，經(jīng)常會把北宋的滅亡，歸罪于宋徽宗的昏聵和蔡京等奸臣的當?shù)?，似乎“昏君奸臣”是中國王朝興衰的必然原因。在您看來，北宋王朝的滅亡，是一次在各種偶然性促成之下的結(jié)果，還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伊沛霞：在我看來，北宋的覆滅并不是必然的。如果遼能夠鎮(zhèn)壓女真人的叛亂，宋遼之間的和平局面可以繼續(xù)維持。如果沒有方臘叛亂，北宋或許可以更快地向燕京撥派軍隊。如果童貫1115年去世，或許就沒有什么徽宗信任的軍界人士，足以鼓動他聯(lián)金抗遼。我不否認來自北方的騎兵確實具有巨大的軍事優(yōu)勢，哪怕沒有女真人的出現(xiàn)，宋遼之間的和平狀態(tài)能持續(xù)到1200年，蒙古人一樣能夠先滅遼再滅宋。所以宋王朝注定會被北方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但是這一時間節(jié)點充滿偶然性，不一定會在徽宗朝滅亡。當然所有這些都只是一種歷史的假定。

《宋徽宗》英文版

您在《宋徽宗》一書中，對宋徽宗本人的性格做了深入的人物心理描寫，您認為宋徽宗在面對遼金沖突時躊躇不前、反復無常是戰(zhàn)略上的失誤，還是處在當時歷史情境下可以理解的觀望態(tài)度？

伊沛霞：我覺得兩者都有?；兆谙朐趬荷纤械幕I碼之前先靜觀其變，這種觀望的態(tài)度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最后的結(jié)果證明這是一種戰(zhàn)略上的失誤。

很多人認為《宋徽宗》一書是想給“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只懂藝術(shù)不理朝政、窮奢極欲、迷信道教的宋徽宗翻案。您認同“翻案”這個提法么？還是只是想對宋徽宗多一點“理解之同情”？

伊沛霞：我寫作本書的初衷并非是為了給徽宗翻案。但我確實覺得他的一生極具故事性——充滿了不可預測的命運轉(zhuǎn)折，而他對藝術(shù)的興趣讓故事變得更加有趣。我越是站在他的視角看問題，就越覺得對于他的歷史評價過于嚴苛了。他花了很多力氣試圖扮演好分配給他的皇帝角色，對于那些他無力控制的事情，他確實也沒必要去過多地為之負責。當然，他有他的缺點，但是歷史上多數(shù)重要人物也一樣。

宋代之后，中國修史者往往會鮮明地站在道德立場上記錄歷史（如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您認為這種“道德史觀”是否影響了我們對于宋徽宗、蔡京等人的評價？如果北宋沒有受到外來的沖擊，歷史學家對于徽宗、蔡京等人的評價是否會改變？

伊沛霞：在我看來，對于徽宗、蔡京和童貫等人的流行觀點，都受到了在歷史中發(fā)現(xiàn)道德教訓的習慣的影響。因為有些事兒出了岔子——比如女真人南侵——那么當時的掌權(quán)者一定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然后歷史學家會決定誰將為錯誤而負責，以及他們到底做錯了哪些事情。早在道學興盛之前，這種褒貶的史觀就存在了，朱熹這樣的道學家又對之進行了深化。

您在《宋徽宗》一書中反復提及，為了避免后世文獻帶有太多的感情色彩，您更注重使用徽宗朝本朝的文獻；甚至在附錄中，您還專門對史料的選裁進行了說明。您是如何處理正史材料和筆記軼聞的？

伊沛霞：我并沒有將官方記載和非官方記載對立起來。問題的關(guān)鍵不在于史料是不是官方的，而是史料是什么時候被記錄的，之后又經(jīng)過了怎樣的編修。《宋會要》中收錄了許多當時人的記錄和言論，有些是法令和編年記錄的摘要。從這些史料的匯編中，看不出要從徽宗的生平推導出什么道德故事。不幸的是，與徽宗朝前后那些政治人物的著述不同，徽宗朝大多數(shù)重要人物的文集未能留存?zhèn)魇?，只有少?shù)文獻流傳到了今天。這些史料彌足珍貴。很多有用的筆記也在徽宗朝或是之后不久就出版刊布了。尤其是蔡絳（即蔡京之子）的《鐵圍山叢談》極具史料價值，因為他本人非常熟悉朝廷的情況，人生中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內(nèi)廷機要部門工作。筆記中記載的是作者所聽到的幾十年前的舊事，而非作者直接的觀察。因此筆記中記錄了大量的傳言，我們必須也要考慮到這類史料的來源，以及它們被捏造的可能性。作為歷史學家必須反復權(quán)衡這些歷史證據(jù)，而相同一份史料，兩位歷史學家對其可靠與否的看法可能并不一致。

蔡絳：《鐵圍山叢談》

對我來說，真正的挑戰(zhàn)是在全書的寫作過程中，我都要嘗試以徽宗的視角來看待一切問題，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我將無法理解他所做出的選擇。在一些情況下，這種視角的代入會相對容易——他對藝術(shù)世界的積極參與，我就覺得非常好理解。但是如果以當代人視角去看的話，徽宗遇見林靈素（北宋晚期道教神霄派宗師）之后對道教所產(chǎn)生的熱情，就要難理解得多。但至少我知道我要盡最大努力，站在徽宗的立場上去理解他為何會花如此大的精力來尊崇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