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個月我把約翰·斯坦貝克的《橫越美國》讀了兩遍，感覺是很長時間以來讀過最好的旅行文學，比保羅·索魯和布魯斯·查特文加起來還要好，后來讀（同樣非常喜歡的）北大歷史系教授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沒翻幾頁就看到他說他也喜歡斯坦貝克的這本書，并心有戚戚（我也是）引用了它的開頭：“我幼小之時一心向往遠方，大人說成長會治愈這種心癢。當歲月的流逝證實我已長大成人，他們開的藥方又變成了中年。等到了中年，他們又說再大一些我就會降降溫?，F(xiàn)在我已經(jīng)五十八歲了，也許他們還會說，年老了就好了。從來就不見效。輪船的四聲鳴笛總讓我汗毛直豎，踮起腳后跟。飛機掠過，發(fā)動機轟鳴，甚至馬蹄敲擊路面的聲音，都會令我渾身戰(zhàn)栗，口干眼燥，手心發(fā)燙，令腸胃在肋骨編織的牢籠里涌動翻騰......當心神不寧的病毒控制了一個不羈之人，而且離開此地的道路顯得那么寬闊、筆直和甜蜜之時，受害人必須首先找到一個出發(fā)的由頭?！?/p>
其實，出發(fā)的由頭在我腦袋里已經(jīng)盤旋有一陣了。
將近10年前的冬天，我從滇西北晃了一大圈回到昆明，準備在文化巷附近住一晚就飛回湖南老家過年。那天晚上下毛毛雨，落在人行道上也不知是不是凍住了，滑得很。我在一個敞開門臉的蒼蠅館子吃了份美味的、有“鍋氣”的炒米粉后四處溜達，小心翼翼地穿過云南大學高高低低的臺階，又穿過街道，進了云南師大，校園靜謐，路燈昏暗，走了一段我看到了一塊路牌：聯(lián)大路。順著聯(lián)大路往前，我看到了牌樓上“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幾個字，意識到自己撞上這所已不復存在的大學的舊址后，心里好像被某種巨大的東西擊中（或者填滿），以至于，怎么講，非?？唐娴責釡I盈眶。
這些情感多數(shù)已經(jīng)忘記，有些還記得，但因為語境無法找回也顯得非常生澀，但某種東西始終還在。前一陣我看完電影《無問西東》后又想起這個夜晚，覺得真是久違了。
大一入學時在南開迎水道校區(qū)的禮堂（現(xiàn)在好像拆了？）接受校史教育，發(fā)言者說起我們和北大清華有八年的共校史——1937年戰(zhàn)爭爆發(fā)，平津陷落，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南遷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半年后再度西遷昆明，成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就記得“共校史”三字，不知道他有沒有引用當年南開秘書長，后來西南聯(lián)大訓導長黃鈺生先生在聯(lián)大9周年校慶上說的話：“南開雖小，也是為聯(lián)大做了貢獻的?！碑厴I(yè)后趕上后非典言論管制的寬松期，新聞和出版很是活躍了幾年，讀了不少聯(lián)大校友的回憶錄或傳記——不需要特意去讀，這些書會被當時的時代精神推送到你的眼前。
大約因為確實久違了，當《無問西東》上映時，媒體和自媒體紛紛“重新發(fā)現(xiàn)”西南聯(lián)大，我也花了一陣子才意識到，西南聯(lián)大確實需要“重新發(fā)現(xiàn)”，部分原因是如今的文化環(huán)境，部分原因是，我們真的還蠻健忘的。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國府11月20日宣布遷都重慶，11月24日長沙第一次受到日本軍機轟炸，12月13日南京陷落。1938年2月，臨大師生開始分三路西遷昆明，全體女生、大部分教師和一部分男生經(jīng)粵漢鐵路南下廣州，經(jīng)香港到越南海防，乘坐滇越鐵路到達昆明，一小支分隊乘汽車從湘入桂再出境抵達越南河內(nèi)輾轉入滇。還有200多位體檢合格的男生，和11位自愿加入的教授（包括清華的聞一多、袁復禮、李繼侗，北大的曾昭掄，南開的黃鈺生）和助教，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從長沙出發(fā)，徒步穿越湘西、貴州，全程1600余公里，歷時68天抵達昆明。校方對學生們提出的要求是“借以多習民情，考察風土，采集標本，鍛煉體魄，務使遷徙之舉本身即是教育”，旅行團由黃師岳將軍率領，大管家是黃鈺生，他格外節(jié)儉（不知是不是因為出身私立之南開緣故？），全團兩個月的開支不足一萬元（各地物價不同，舉例參考：常德，布鞋一雙3角5分；沅陵，豬肉一元4斤，一份春筍炒香干1角），在經(jīng)費緊張的情況下仍有余款——這個細節(jié)是易社強（John Israel）在《戰(zhàn)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lián)大》（何炳棣評價此書，“迄今最佳聯(lián)大校史”）中引述一個學生的匿名日記得來的，這趟旅行留下了許多記錄，雖然一些日記遺失了，但現(xiàn)有資料已經(jīng)非常豐富，寫成一本長沙到昆明的另類徒步手冊綽綽有余，而陰差陽錯，中間這些市鎮(zhèn)（包括貴陽）我恰好一個也沒去過，既然如此，為什么我不干脆自己走這么一趟呢？
1938年2月26日，西南聯(lián)大旅行團抵達常德縣中學后全體人員集合的情景
我想知道許多事。我想知道老的湘黔公路還有沒有這樣的風景，“紅的路，紅的墻（路旁風化切割的峭壁），配上綠的樹木，再加上廣漠的池沼，美麗極了”，我想知道沅水是不是仍然翠綠，讓人“忍不住要跳下水去，來一個二百米自由式”，我想知道鎮(zhèn)遠附近盤旋入云端的“鵝翅膀”是不是還在，盤江的鐵索橋遺址是不是還有，以及，江上是否還有技藝高超的彝族老船工，而旅行團一路借宿的小學、破廟甚至飯館是不是還有一星半點的留存？我還想知道當年旅行團團員劉兆吉先生完成的《西南采風錄》里頭的民歌（比如這首，“斯文滔滔討人厭，莊稼粗漢愛死人，郎是莊稼老粗漢，不是白臉假斯文”），八十年后還有人記得嗎？如果沒有了，現(xiàn)在那里的“風”又是什么呢？我同樣想知道在所有的日記和回憶錄之外，旅行團有沒有在沿途留下人所不知的其他痕跡，而當?shù)厥分巨k或者老人的記憶里是否存有屬于他們視角的東西——這么一群穿著軍服扎著綁腿的讀書人浩浩蕩蕩經(jīng)過，還沿途發(fā)表演講參觀苗寨表演節(jié)目，他們怎么理解這件事情？
鎮(zhèn)遠附近，雨后山滑
但我最想知道的還是那群被迫流亡的知識分子的內(nèi)心，按照《戰(zhàn)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lián)大》的說法，徒步團穿越內(nèi)陸的想法“吸引了渴望深入群眾的民粹主義者，也吸引了準備以抗日的名義發(fā)動窮鄉(xiāng)僻壤的群眾的積極分子，還吸引了充滿好奇心或熱衷冒險和體能挑戰(zhàn)的人”，那么，經(jīng)過這么一趟遷徙，他們對這片土地有了哪些重新認識？他們的焦慮是增加了還是得到了緩解？他們的這次經(jīng)歷，對1949年的選擇（走還是留）是否有過影響，而對那些選擇留下的人來說，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是否讓他們想起這次與“真正的中國的靈魂”（其中一位團員1943年語）的接觸？他們有過什么感嘆？不知是不是巧合，參加了這次旅行團的五位教授，除了聞一多先生1946年遇刺，另外四位先生袁復禮、李繼侗、曾昭掄、黃鈺生后來都沒有隨國民政府離開大陸，他們的命運也各不相同，我在黃鈺生的自傳中讀到：“天津解放前幾天，南開大學學生亦是西南聯(lián)大學生宋淑賢給我送來即將起飛的六張飛機票，讓我全家逃走，我婉謝了。國民黨教育部把我列為搶救南運的大學教授之一。我和邱宗岳商量，我們不走了，事實上也走不成了，解放軍已占領了飛機場……天津剛解放，我很害怕，以為共產(chǎn)黨要懲處我。聽了黃松齡同志對南大教授的講話，特別是聽了周總理在懷仁堂對平津大學教授的講話我放心了?？墒请S即翹起尾巴來，以為，辦教育非我們不可。我對待馬列主義學習，持嘲笑態(tài)度。1950年一次，我對人說，我學馬列主義，像狗咬刺猬，四向無門。1951年，我在津沽大學師范學院教心理學，講條件反射，說：狗見生人就狂吠，見主人就搖尾，狗的立場最堅定?！?/p>
聞一多速寫重安江
“標榜高明，瞧不起勞動人民”的黃鈺生后來被撤銷了南開大學教授的資格，發(fā)配去天津圖書館任館長，每天天還不亮就乘第一班車來到館里打掃衛(wèi)生，還要清理全館的痰盂罐和男女廁所。在天津讀書的頭兩年我經(jīng)常去天津圖書館門口的舊書市淘寶，在那里淘到的第一本書是浙江文藝1991年版的《百年孤獨》，但很長一段時間里我甚至都不知道黃鈺生這個人。
1938年西南聯(lián)大負責人與旅行團全體教員合影前排左起黃鈺生、李繼侗、蔣夢麟、黃師岳、梅貽琦、楊振聲、潘光旦，二排右三為聞一多
1960年，在開始他的橫越美國自駕之旅前，斯坦貝克說，“我住在紐約，偶爾在芝加哥或者舊金山蜻蜓點水式地稍作停留，我發(fā)現(xiàn)其實我并不認識自己的國家，我對所有變化的知識都來自書本與報紙，我已經(jīng)有二十五年沒有感覺過這個國家了。我已經(jīng)許久未曾聽說過美國說的話，沒有聞過美國青草、樹木以及下水道的味道，沒有見過美國的山丘與流水，也沒有看到過美國的顏色與光線的特色了?！卑鸭~約、芝加哥、舊金山替換為北京、上海、深圳，把書本和報紙?zhí)鎿Q為微博和朋友圈，你會發(fā)現(xiàn)我們的處境并無不同。線上線下，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個的小圈子里，從熱點事件、微信公號和真人秀觀看一個支離破碎的奇觀式的中國——我想換一種觀看的方式，試試。
我計劃4月8日從長沙出發(fā)，先坐火車到益陽（長沙到益陽的水路航線早就沒有了），從那里開始徒步，因為時間有限，我也會在某些路段選擇坐車加快行程，如果運氣夠好（我的腰和膝蓋不出問題），我希望在四月底五月初抵達昆明，這樣就能大致“追上”80年前的湘黔滇旅行團。我會每天在自己的微博（@enclavetj）發(fā)布行程和見聞，可能也會在這個公號里推送一些短圖文；謝謝騰訊谷雨計劃（微信：guyulab）對本項目的支持，我的系列文章會首發(fā)在谷雨實驗室。
臨大西遷示意圖（最上線路為湘黔滇旅行團徒步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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