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曼寧（Patrick Manning，1941-）先生是美國匹茲堡大學世界史專業(yè)安德魯·W·梅隆（Andrew W. Mellon）講席教授、榮休教授，曾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2016-2017）。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非洲經(jīng)濟史、人口史（非洲奴隸貿(mào)易）、法語區(qū)非洲社會文化史、全球移民史及科學史等。目前，他主要指導“歷史信息合作與分析”（Collaborative for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項目，并致力于世界史數(shù)據(jù)資源的創(chuàng)建與共享工作。他已譯介至國內(nèi)的代表作有《世界史導航：全球視角的構建》《世界歷史上的移民》《歷史上的大數(shù)據(jù)》（Big Data in History，待出），其他主要著作包括《非洲移民：透過文化看歷史》（The African Diaspora: A History through Culture）、《世界歷史的全球實踐：全球的進步》（Global Practice in World History: Advances Worldwide）、《世界史：全球與地方的交互》（World History: Global and Local Interactions）等。2017年9月至10月間，曼寧教授應山東大學全球史與跨國史研究院邀請開設“全球史概論”系列講座，一共六講。在此期間，曼寧教授就全球史的相關問題接受了專訪。
您從進入威斯康辛大學學習歷史開始，一直致力于非洲史的研究且堅持至今。非洲究竟有什么魔力吸引您在這一領域耕耘如此之久？
曼寧：我非常有幸參加一個關于非洲的優(yōu)秀的項目，該項目匯集了諸多來自不同領域的杰出教授。1963年我開始讀研究生時，非洲史剛剛被確立為一個學科，但當時許多歷史學家并不認為它能成為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確實，最初關于非洲的書面文獻似乎十分有限。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發(fā)現(xiàn)了更多的材料。所以，文獻不足的問題其實只是出于想象。我們努力工作，以其他方式提出證據(jù)。一種是傳統(tǒng)的訪談形式，另一種為文化史和人類學的研究等。我們盡量尋找不同的文獻收集方式。當我畢業(yè)之時，研究非洲史已有一些時日。然后我繼續(xù)學習了其他內(nèi)容，但總感覺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另外，我發(fā)現(xiàn)很多關于非洲和非洲史方面觀念錯誤的反諷之事，其中大多都是偏見和其他類型的信息錯誤。舉例言之，一些曾經(jīng)研究農(nóng)業(yè)史的學者認為，非洲因土地貧瘠而無法支撐起先進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但非洲現(xiàn)在的人口比那時多五倍，所以該觀點可謂不攻自破。另外，也有人發(fā)現(xiàn)，一些專家所撰述的內(nèi)容甚至都是錯誤的，這些都促使我進行回頭研究。
那您肯定經(jīng)常前往非洲？
曼寧：確實如此，但我并未逗留太長時間。在1966和1967年，為了撰寫論文，我去過幾次。但之后因個人事務及家庭原因，我一度中止了研究。后來，我又回到非洲研究領域。在最近十二年中，我每年都會去。當然，我在城市度過的時間遠多于農(nóng)村，也領略到了非洲西部眾多不同國家的文化。
從1980年代晚期開始，您就一直潛心于全球史領域的研究，長達三十多年。您此前關注的焦點一直在達荷美的經(jīng)濟史研究，后來為何又轉向全球史領域？
曼寧：最近有人問及相似的問題，其實在我看來，這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如你所說，我對非洲史的最初研究關注于達荷美1880-1914年這一短暫時期的經(jīng)濟問題。當時我的研究關切為：法國征服并接管達荷美的事務中，有多少是殖民當局沒有改變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經(jīng)濟領域有一個原本就組織良好的體系延續(xù)下來，而法國在理論上并未重塑該體系。我繼續(xù)探索，于是有了更多發(fā)現(xiàn)。直至三十年后，我出版了一本書，該書時間跨度較大，涵蓋1640年以后該地所有的奴隸貿(mào)易。在奴隸制度下，直至1960年，該地的很多黑人被運送出去，這種掠奪似乎給當?shù)貛砹藰O為沉痛的災難。如今的觀點則完全不同，研究者們認為，有限的奴隸貿(mào)易是達荷美同世界交流互動的窗口，不會帶來更多傷害。首先，早期很多人因奴隸制被運出只是阻止了更多社會沖突。
后來我又發(fā)現(xiàn)，到了非洲同世界交流的二十世紀，法國政府收取了大量稅款，但這些錢并未花在當?shù)?，而是被送至其他地方。所以，繁重的稅收制度對當?shù)氐膿p害遠超奴隸貿(mào)易。我因此而沉迷于全球史，這就是我為什么研究該領域、該國家，特別是關于奴隸制和人口的問題。我開始研究奴隸貿(mào)易總體上對非洲人口有什么影響，并仍然致力于該問題的探究。我還在寫另一本書，也是希望能澄清該問題。而且我發(fā)現(xiàn)，并非僅僅是從非洲到美洲的浪潮，也包括后來部分非洲人返回非洲故土，通過美國理念來重塑非洲。這些往來遷移的現(xiàn)象說明了非洲與世界其他地區(qū)的交互聯(lián)系——不僅與歐洲征服者，也包括美國人。
毫無疑問，全球史已經(jīng)成為當前史學研究領域的新潮流，但究竟什么是“全球史”似乎還有些眾說紛紜。也有學者直接以What Is Global History為名出版了專著，較有影響者包括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2008）及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2016）。有人認為全球史是一種視野，有人認為它是一種研究取向，抑或將之視為一門學科。您如何看待全球史研究中的理論分歧？您對“全球史”又有哪些新的理解？
曼寧：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與此相關的討論不會停止，并會一直持續(xù)下去。首先，我想評論一下這些書。有一個系列叢書以“什么是什么”為名，比如“什么是經(jīng)濟史”“什么是中國史”“什么是全球史”等，所以你的這個問題就不僅是針對全球史了。但是，人們確實要問：“全球史是什么？它與其他歷史有何不同？”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剛才的討論，即關于我本人從非洲史向全球史“跨越”的問題。我于2009年寫了一本名為《非洲移民：透過文化看歷史》的書，之所以稱“透過文化看歷史”，是因為我們在早期并沒有關于非洲的大量書面材料。但你仍然可以從他們的文化現(xiàn)象，從諸如歌曲、服裝和建筑等相類的物質文化元素中找到證據(jù)。所以這本關于整個非洲大陸的書，包括那些被運到美國、歐洲、西亞和南亞的非洲人，均是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非洲史就是研究全球史的一種不錯方式。
關于全球史，首先，我們曾做過國別史的研究，但全球史并非國別史。我們可以從國別史的視角觀察中國這樣的大國，亦可觀察我所來自的另一個大國——美國。人們還可以繼續(xù)深入探究，甚或利用某個國家的歷史。那是真實的歷史，因為至少從十九世紀后期，也就是1870年代到1880年代以后，歷史真正前進了一步：大學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就連化學博士也成了普遍現(xiàn)象，而歐洲的國別史、亞洲的國別史，最后包括非洲的國別史也繁榮興起。但我們發(fā)現(xiàn)，人類的歷史遠比國家的歷史還要長，它不止是國家、政府、君主制和共和國。歷史有很多不同的層面，而全球史即試圖研究所有。
你們或許會認為這根本不可能，人們對全球史的質疑之一即是其研究內(nèi)容太大，并試圖包攬整個世界。其實，當前即有一些世界范圍的現(xiàn)象，比如傳播極為廣泛的流行文化，或者諸如流感等疫病，人們似乎都不會理睬。但這里確實有一些全球性的故事。所以，全球史即是如此。但歷史更為復雜，關于全球史的研究，我認為存在“規(guī)?！保╯cale）。我所使用的這個術語沒有廣泛用于英語或其他語言，而我們開展規(guī)模分析，需要經(jīng)歷從“最小規(guī)?！钡健白畲笠?guī)?！钡奶荻茸兓?。生物學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我們從事微生物研究時，我們觀察到的是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組織，然后從研究個體、動物和植物到觀察整個宇宙。我認為，并非僅我自己持這種觀點。之所以說全球史試圖研究所有事情，是因為歷史發(fā)生于所有事情的不同層面。
那么再說國別史研究的問題。如果你認為國家造就一切，并想藉此解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你已經(jīng)如愿以償。但在某些情況下，看似是地方因素的影響卻頗具全球色彩，諸如全球性的疫病等。所以我們要將全球史視為宏大的、世界性的領域，這就要求人們更為努力地探索。不過，我們可能必須要找到一個全新的歷史書寫方式，從而達到使人們理解的目的。因為我們絕不可能看到一切，我們或許只能得到歷史上的一個剪影。
跨國史概念的出現(xiàn)要晚于全球史，您認為全球史與跨國史有何聯(lián)系與區(qū)別？跨國史關注的核心問題與全球史有何不同？
曼寧：簡單地回答，跨國史的問題一次又一次被提起，國別史學家明白其中有跨國史的因素。一名美國史學家可能會覺得有必要研究一下加拿大，認為研究一些其他國家的信息有助于促進他們對自己國家的理解。而全球史學家的目標不是去解釋一個國家，而是去解釋世界或者世界的一大部分。所以就會有一些看似矛盾的情況：兩個歷史學家做的研究幾乎相同，同樣的文獻，同樣的問題，但一個是利用這些文獻促進對一個國家的理解，而另一個是利用這些文獻促進對全球情境的理解。歷史被整理成不同類別的文獻，有政治史、經(jīng)濟史、社會史及文學史等，還有地區(qū)文獻、國家文獻和全球文獻。跨國史學家研究國家文獻，而全球史學家研究全球文獻。
更復雜的是，人們之所以將“跨國”這個詞叫作“跨國”，因為他們不想一下子跳到全球范圍。我發(fā)現(xiàn)今天的美國，有更多的人給自己貼上跨國史學家的標簽，而不是全球史學家。這是因為成為一個跨國史學家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訓練，你想做就能做。但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有所創(chuàng)獲。不過我的意思是，他們的發(fā)現(xiàn)停留在個人層面，而其他人也有過相同的發(fā)現(xiàn)。我的預測是接下來有一些國別史學家用跨國史的方式做研究，所以這一波跨國史浪潮將會增長，但緊接著會下降，而全球史將能夠持續(xù)增長。未來十年全球史會發(fā)生什么變化，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進行全球史的研究有時可能困難很大，因為范圍太過寬廣。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從一個小的方面介入全球史，比如選擇美國傳教士，他們在傳教的同時，促進了全球信息的交流互通，能否以他們作為全球史的微觀縮影？
曼寧：當然可以。但是也應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著危險。我想以移民史為例。人口遷移具有很長的歷史，但一開始我們僅僅研究移民的一部分，譬如他們的遷入和定居，而這使移民史的研究越走越窄。盡管遷移是一種流動，大部分的歷史局限在區(qū)域內(nèi)部，即具有本地化的特征，和其他地區(qū)似乎沒有聯(lián)系。作為一名移民史學家，我研究的是非洲奴隸史。我確信這一歷史和歐洲或中國的人口遷移處在同一時期。盡管后兩者的人口遷移主體并非奴隸，但他們也經(jīng)歷了獨為異客之愁。在進行移民史研究時，應該將這些不同的經(jīng)歷結合起來。奴隸遷移史的研究經(jīng)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被接納為移民史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么一些特定領域會循環(huán)往復，就像一些古老的故事被一遍又一遍地講述一樣。
對于傳教士而言，他們背井離鄉(xiāng)，將福音和善言帶給千里之外的人們。返回故鄉(xiāng)后，他們僅將其事跡記錄下來，或喜或悲，卻不進行分析。因為對他們而言，并沒有必要將他們所經(jīng)歷的事情和同時期其他事件聯(lián)系起來。此外，有時你所使用的材料的語言也會阻礙你。當你發(fā)現(xiàn)某個特定的詞匯被反復使用，你就會漸漸明白這個詞表達的意思。當閱讀歷史文獻的時候，你必須抓住這些信息，從背后發(fā)掘其意義。我并不是在勸阻你，事實上，我的一位博士生正在研究一名傳教士。這名傳教士生于荷蘭，長在美國，后來前往日本，終其一生都在日本傳教授課，并成為日本許多政要和大學領袖的老師。他在日本政治變革中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遇到的移民問題都是中國和西方的故事，在過去的兩百年里，仍有許多在中國發(fā)生的和西方無關，而關于中國南北方之間、中國和東南亞之間以及中國和印度之間的故事。無論如何，任何故事經(jīng)過深入挖掘，都能夠找到十分有趣的觀點。這些問題是為了找到一些優(yōu)秀的小型全球史研究項目，需要好好研究，閱讀關于大項目的專著，反問自己這些研究者們是如何設定大問題的，看能不能應用到自己的研究中。
您關于全球史的研究中，黑人移民群體是您的重要關切。不可否認，移民群體的全球性流動也是全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您能談談當前美國學界關于移民問題的研究狀況嗎？
曼寧：我們可以從《陰郁的指令：亞洲移民與全球化的邊界》（Melancholy Order: Asian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Borders）一書談起。該書的作者是我的朋友亞當·基翁（Adam McKeown），我們關系很親密。不幸的是，他最近因意外而突然離世，我們將參加他的追悼儀式。
《陰郁的指令：亞洲移民與全球化的邊界》
這本書主要介紹了美國的華人移民管理系統(tǒng)。這一系統(tǒng)并非機械性地阻止中國移民，而是訴諸在中美雙方政府建立相應的管理機構，而這些機構均頗有影響力與民族特色。那些前往美國特別是加州的華人（多數(shù)為廣東人），深諳管理機構會詢問一些特別刁鉆的問題。所以在到那兒之前，他們會率先到一些輔導機構學習，并且會捏造一些虛假的信息，以獲得特定的身份認知。在他們做好準備后，就會前往接受詢問。如果確有實力，他們就會通過考試并被美國接納，反之就會被送回。因此，雙方均知道其中有一些不實的信息，但這一系統(tǒng)卻建立在公平的原則之上。這個故事講的不只是移民，更是國家建設和美國政府治理的問題。這本書因此受到很多人追捧，具有很強的影響力。
在荷蘭，有些學者們正編纂一系列關于亞洲移民的書籍，并試圖呈現(xiàn)出一種探討移民問題的新方式，這一新進項目的研究有重要意義。他們通過跨文化移民率等數(shù)據(jù)比較在過去的四五百年中，亞洲和歐洲及其他國家的移民情況。該系列的特色之一即是編纂者們將軍人和水手納入到移民群體中，而在原來的大部分情況下，因政府并不認同這一分類，所以這些人并沒有被統(tǒng)計在內(nèi)。如今這個問題已經(jīng)劃定清楚。還有一個例子，南美洲的學者們對非洲移民問題很感興趣，他們也對亞洲移民興趣濃厚。秘魯總統(tǒng)就有亞洲血統(tǒng)，他的祖先是日本人而非秘魯人，這也使得這一問題備受關注。
您在《世界歷史上的移民》一書中一改過去按照“民族-國家”定義人類社群的模式，采取了根據(jù)“語言群”（language community）來劃分的新取向，您為何有這樣的學術關懷？
曼寧：是這樣的，在受訓成為一名非洲歷史學家期間，我花費了大量時間研究非洲語言的分布以及不同語言之間的聯(lián)系問題。目前這項工作在非洲地區(qū)開展得非常順利，但在過去，學者們不太關注語言的歷史研究。這就好比中國有很多不同的語言，但我們在通用教材上似乎只能看到普通話，諸如蒙古語和其他土耳其語系的語言則幾乎不會出現(xiàn)在公共教材中（這里不包括那些地方教材）。如果你仔細梳理這些語言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關系，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語言群模式。研究語言能夠很好地歸置那些在地圖上未被標明的群體，尤其是那些較小的、沒有代表性的族群。但除此之外還有更多。我曾梳理過全球印歐語系的傳播情況。印歐語系是由歐洲的所有語言加上印度及伊朗的大部分語言組成，一開始只是東亞語言的細小分支，如今卻分布甚廣。在美國隨處可見說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或法語的人，整個非洲和歐洲都在說英語。同時我們也要關注母語和第二語言。對我而言，英語是我的母語，也就是第一語言，是你們的第二或者第三語言。
你們來自中國的不同省份，因此會說諸如山東話、福建話與河南話等不同的方言。但當你們南下廣州之時，出于交流之便，你們會說普通話，所以這些方言就變成了你們的第二語言。我認為從這個方向看待語言群和語言群的變化非常有趣。我再給你們講一件事，我的住所對面有一環(huán)球小屋，那里有很多學生，其中便有一些非洲學生在學習中文。他們在濟南參加了一個項目，一年中只學中文，包括聽說讀寫各個部分，一年結束后則參加測試，如果能夠通過就可以前往醫(yī)學院學習。如果能夠順利完成醫(yī)學院的學業(yè)，就可以回到非洲，成為一名醫(yī)生。當他們看書的時候，他們使用中文查詢；當他們和其他同事交流之時，他們說的也是中國話。如果該項目取得成功，這將對非洲的所有職業(yè)都有顯著意義。他們不僅會說中文，而且還要用中文工作。當然這需要別的語言輔助，畢竟非洲的語言環(huán)境非常復雜，因此必須要學習更多。總而言之，英語遍及世界，同時，中文、阿拉伯語等其他語言也都在世界各地傳播，這點我認為十分有說服力。
近些年來全球各地均表現(xiàn)出極大的反全球化趨勢，民族主義的膨脹似乎成為一種全球現(xiàn)象，民族國家的意識與理念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那么全球化到底是一種現(xiàn)實，抑或僅僅是一種夢想？
曼寧：我認為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并且還在不斷擴大。人們察覺到了全球互動，甚至認為這在以前從未出現(xiàn)，于是問題叢生。其實相比以前，當下全球互動勢頭更甚。全球化時代也是疏于管制的時代，以前還對大范圍合作有所限制和管理，不過當前的束縛則有所舒緩。另一方面，不平等現(xiàn)象亦在激增，經(jīng)濟不平等和社會不平等問題遍布全球，所以當前的全球化和以往的全球化呈現(xiàn)出不同的社會特點。
我正試圖想象一幅不同的全球化畫卷，其中是另外的力量在起作用。我認為經(jīng)濟互動是一種全球化，但文化交往則是另一種。雖然每一國家的文化和語言均不相同，但他們又交流頻繁。有一次我乘出租車，雖然司機師傅年紀很大，不太可能是大學生，但他當時正在聽英文歌曲！看，這就是正在發(fā)生著的文化全球化，外國音樂已經(jīng)成為了中國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嘻哈（Hip-Hop）或許可以是更好的例證。
除了致力于全球史研究外，我們得知您當前正在指導“歷史信息合作與分析”項目，以建立起世界史研究數(shù)據(jù)庫。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規(guī)模宏大且必將嘉惠學林的重要項目。您能談談這一項目的緣起、當前已經(jīng)取得的成果及接下來的研究計劃嗎？
曼寧：今天我們一直在談論全球史，但是我們究竟掌握了多少全球史的基本史實呢？事實上，目前我們在用國別史的史實來書寫全球史，這其實算不上糟糕。試想國家一旦成立，這個國家的資料便開始形成。國家觀念、教育、工業(yè)以及其他各種文獻逐漸累積。不過我們現(xiàn)在認為世界是一個單元，而且這個單元早已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但我們并沒有充分的證據(jù)來證明。所以，我們正試圖為歷史信息建立基本的共享平臺，以此覆蓋世界范圍內(nèi)不同的區(qū)域，從而探究不同地域的相同問題，諸如人口、經(jīng)濟、社會環(huán)境、政府和文化等。這一工作十分棘手，因為它總會向不同方向發(fā)散，而我們只能向智者或是書籍求教，當然不會局限于文字層面。那么我們?nèi)ツ膬赫易C據(jù)？除非掌握證據(jù)的人給我們。所以我們努力為手握證據(jù)的歷史學家們建立網(wǎng)站，他們可以自由地分享自己的證據(jù)，而我們的任務還在于進一步解釋這些證據(jù)。
在過去幾年中，我們花費了大量時間，努力找到可以一以貫之的處理數(shù)據(jù)的方法，使檔案數(shù)據(jù)互相聯(lián)系。隨后我們與信息科學的研究者一同合作，我們有優(yōu)秀的信息學院并且和他們建立了常規(guī)合作。我們通過提高技術手段以對不同的數(shù)據(jù)組做進一步的取樣、整合與研究。我們期望找到證據(jù)來支撐這一觀點：世界在地方層次、區(qū)域層次甚至更大的層次上均是作為整體存在的，同時也期望可以梳理其間的因果關系。問題是人們始終不愿向我們提供數(shù)據(jù)，他們總是說：“我還在做，但還沒有完成?！被蛘咚麄冎皇遣辉缸寗e人得到自己的數(shù)據(jù)。他們過去一直是作為個人來工作，從未將自己視作整體的一部分。所以即便有責任分享，他們也不愿提交自己的數(shù)據(jù)。這就是我們在這一階段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
我的最新研究與城市科學這一新的視角有關。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提交問題和數(shù)據(jù)，任何對其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得到這些數(shù)據(jù)。所以我們找到兩組學生，一組來自于加利福尼亞，另一組來自于華盛頓，他們本科階段的專業(yè)均是城市科學。我們給他們提供數(shù)據(jù)組，他們便會對其進行書寫、編輯、核對以及整理，最終讓這些數(shù)據(jù)可以更加容易地組合。我們在網(wǎng)站上提交材料，發(fā)給學生，學生整理后再發(fā)回。我們會記下學生的工號，這對他們來講就變成了另外的課程、實習或是特殊的課外作業(yè)，我們也鼓勵學生詢問并完成工作的反饋。初步的工作尚未完成，并會一直持續(xù)下去。我們急需條理清晰的歷史信息，我們將會努力公開此類意愿并找到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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