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為什么……仍然重要？

《自然的超自然主義：浪漫主義文學中的傳統與革命》，[美]M.H.艾布拉姆斯著，王鳳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丨上海貝貝特，2025年4月版，728頁，158.00元

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M.H.艾布拉姆斯（M.H. Abrams，1912-2015）的《自然的超自然主義：浪漫主義文學中的傳統與革命》（Natural Supernaturalism：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1971，1973；王鳳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文學紀念碑”078，2025年4月）是繼他的名著《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he Mirror and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1953；酈稚牛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2021年，修訂譯本）之后有關浪漫主義的又一重要著作。該書源自1963年和1964年在兩間大學的系列講座的講稿，成書前新增了內容和大量的例證引述段落，艾布拉姆斯自己曾言《自然的超自然主義》比他廣受贊譽的《鏡與燈》“更為重要”。有評論認為艾布拉姆斯的研究表明了那個時代的主要詩人都有共同的重要主題、表達方式以及情感和想象方式；他們的作品是綜合知識趨勢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趨勢在英國和德國的哲學和詩歌中都有所體現，而且與那個時代的劇烈政治和社會變化有因果關系。艾布拉姆斯還揭示了那個時期什么是傳統的、什么是革命性的，提供了對當今思想中這兩種力量的見解。他闡明了浪漫主義的核心思想和想象形式是傳統神學概念、意象和設計的世俗化版本，我們對那個時代和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的理解，通過這部在學識、視野和人性理解方面令人驚奇的作品而加深（https://wwnorton.com/books/Natural-Supernaturalism/）。簡單來說，“浪漫主義文學中的傳統與革命”這個副標題表明了宗教傳統觀念與意象的延伸與世俗化變革是如何在浪漫主義文學潮流這個載體中完美實現的，詩與哲學如何在宏闊的時代視野與深邃內省的心靈對話中完成時代的使命。

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的寫作中，對如何處理文論的思辨性與論述結構的關系有了成熟的經驗，那就是以論述議題為中心，在抽象觀念與文本評述之間開拓自由的、深度闡釋的評論空間，所提出的著名的文學四要素理論（作品、世界、藝術家、受眾）也就自然地融合在其中。在浪漫主義文論這個核心主題中，《鏡與燈》的第三章“浪漫主義關于藝術和心靈的類比”、第五章“浪漫主義理論種種：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和第六章“浪漫主義理論諸家論：雪萊、哈茲里特、基布爾及其他”等章節(jié)中已經進行了深度闡釋，使素來被認為難以清晰界定的浪漫主義運動從觀念與詩思之中彰顯出自源頭至分流之間的相互影響、發(fā)展軌跡與內在邏輯。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自然的超自然主義》正是《鏡與燈》的續(xù)編，難怪該書出版后即獲學界好評。2013年艾布拉姆斯獲得美國“國家人文獎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評獎委員會的頒獎詞是他“拓展了我們對浪漫主義傳統的理解，擴大了文學研究范圍”，正是對他的浪漫主義研究成就的準確表述和高度評價。不過對于非專業(yè)讀者來說，由于作者的淵博學識和深邃的運思，以及在論述框架與表述方面的自由風范，如何才能進入作者的研究與思想語境中理解《自然的超自然主義》的核心議題和主旨，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認為該書取得的成就史無前例，無人可及，主要表現在：通過德國詩人和哲學家來解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細致展現了浪漫主義核心神話、隱喻和概念與圣經、基督教、新柏拉圖主義傳統模式之間的一致性；呈現了浪漫主義作家將神學傳統世俗化產生的可能性意義；探討了浪漫主義文學對現代文學的持續(xù)影響。韋恩·C.布斯（Wayne C.Booth）評價說，艾布拉姆斯在該書中采取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批評模式和文學史方式，他對詩歌進行有效的外部詮釋，來表明詩歌對傳統的吸納與改造，從而給詩歌帶來新的改變，產生新的意義，這不僅顯示了華茲華斯詩歌的歷史意義，而且展示了它的審美價值（引自“譯者序”，ii）。對于讀者來說，這兩位學者的評述正好從主題內容與研究模式兩方面提示了閱讀該書的關鍵視角。

該書譯者也指出，艾布拉姆斯所稱的文學思想，不單單指文學作品中體現出的某一特定時期的歷史、哲學、文化等思想和觀念，更多是指文學在歷史文化體系中生發(fā)出來的內在意義和可能性價值，它們既體現、吸納了傳統，也更新、轉換了傳統，同時也闡明了文學在歷史與文化的發(fā)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fā)揮的作用。另外，更為重要的是，艾布拉姆斯通過其浪漫主義文學思想表達了自己最為傳統的人文主義觀念。面對法國大革命失敗后歐洲所陷入的社會動蕩與思想危機，浪漫主義詩人和哲學家努力從古典和傳統宗教中汲取源泉，將大量的宗教主題重塑為一種世俗模式，宣稱自己作為詩人或哲學家將擔負起拯救墮落人類和世界的神圣使命，恢復人類生活曾經有過的美好、歡樂、正義和幸福。正是在此意義上，艾布拉姆斯認為“浪漫主義美學是主張藝術為人類、藝術為生活的美學”，彰顯了其浪漫主義文學思想中的人文主義思想基礎（同上，ii-iv）。

艾布拉姆斯在該書的“前言”中首先論述的是在十九世紀文學與哲學中鮮明呈現的共同性——一批超然卓越的詩人與哲學家擁有一種共同的“時代精神”：“十九世紀許多大詩人與十八世紀詩人明顯不同，他們有著共同的重要主題、表達模式、情感和想象的方式，其作品構成一種綜合的思想潮流的一部分，這種潮流不僅展現在詩歌中，也顯現在哲學中，與時代激烈的政治和社會變化存在著因果關系……這些主張不僅對英國文學和哲學有效，也對雪萊生活年代中的德國文學和哲學有效。本書意在通過具體闡明那些顯而易見的相似之處，來證實上述觀點?！保ㄇ把裕琲）“這些作家都共同關注某些人類問題，并以一種可以辨識的方式思考和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這正是雪萊及其同時代人所稱的‘時代精神’的依據，而為了便于討論我選擇采用‘浪漫主義’這個雖有歧義卻是慣例的術語來稱呼這一現象。”（同上，ii）在這里我們需要與膚淺而虛浮的“時代精神論”加以區(qū)分，就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貢布里希對文化史的尋求》一文中一方面肯定了貢布里希（E．H．Gombrich，1909-2001）從英國經驗主義傳統出發(fā)拒絕相信存在某種獨立的時代精神，另一方面又指出他也并沒有反對“有精神氣候這種東西存在”的觀點（保羅·泰勒編《貢布里希遺產論銓：瓦爾堡研究院慶祝恩斯特·貢布里希爵士百年誕辰論文集》，Meditations on a Heritage : Papers on the Work and Legacy of SirErnst Gombrich，李本正譯，廣西美術出版社，2018年，17-20頁）。又比如德國學者貝恩德·呂特爾斯（Bernd Rüthers，1930-2023）的《施米特在第三帝國：學術是時代精神的強化劑？》（Carl Schmitt im dritten Reich: Wissenschaft als Zeitgeist-Verst?rkung？1990；葛平亮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作者一再強調了“時代精神”（zeitgeist）作為一種同時期存在的潮流的真實性和客觀性。

關于“浪漫主義”這個人們慣用的術語，的確是多有歧義，但是仍然被使用的理由卻不僅僅是因為慣例。哲學家和觀念史家亞瑟·O.洛夫喬伊（Arthur Oncken Lovejoy，1873--1962）在《對浪漫主義的甄別》（另有譯作《論諸種浪漫主義的區(qū)別》，1923年的演講，1924年發(fā)表為文）中論述了浪漫主義難以擁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最后提出的建議之一是使用復數的“浪漫主義”。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彼得·蓋伊（Peter Gay，1923-2015）說他接受了洛夫喬伊的這個建議（參閱彼得·蓋伊《浪漫派為什么重要》，Why the Romantics Matter，2015；王燕秋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前言，4-6頁；這本書的書名就是用了“romantics”）。艾布拉姆斯在書中也有幾處引述洛夫喬伊的觀點，雖然沒有提到這篇《對浪漫主義的甄別》，但是在一處注釋中談到不能簡單化地把洛夫喬伊的觀點理解為否認浪漫主義這個術語應用在所有人類思想和文化領域的有效性（242頁，注釋90）。英國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1921-1988）也認為“浪漫主義”是一個復雜難解的詞，在本質上是一個極度復雜多樣的運動。他同時指出在浪漫主義的用法中被凸顯出來的是“自由解放的想象力”（參見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三聯書店，2005年，418-420頁）。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在1965年所作的關于浪漫主義的系列講座中，也是開頭就說無法給浪漫主義下定義或歸納概括出什么，只能用其他方法來傳達出他所思考的浪漫主義的涵義（以賽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1999；呂梁等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9頁）。伯林也談到了為什么洛夫喬伊在談到浪漫主義的時候會因其諸多觀念間的矛盾對立而感到絕望，不過他不像后來的艾布拉姆斯那樣為洛夫喬伊做點辯護，而是干脆就說他在這個問題上錯了，“浪漫主義的確存在，它的確有個中心概念；它的確引起了思想革命。因此，發(fā)現浪漫主義是什么的確重要”（同上，26頁）?！独寺髁x的根源》的“編者序”還引述了一段沒有出現在正式文本中的伯林自己草擬的文字，也比較重要：“我認為，我們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義運動不僅是一個有關藝術的運動，或一次藝術運動，而且是西方歷史上的第一個藝術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運動……。需要補充的是，浪漫主義并非單單具有歷史學的意義。今天的很多現象——民族主義、存在主義、仰慕偉人、推崇非人體制、民主、極權主義——都深受浪漫主義潮流的影響，這種潮流流布甚廣。就此而論，它并非一個與我們時代毫無干系的主題?！保ㄍ希?頁）這樣看起來，從以賽亞·伯林、艾布拉姆斯到彼得·蓋伊，對于浪漫主義——這個雖然多有歧義的術語、流派——在歷史上和現實中的重要性都是肯定和堅信的，而且以賽亞·伯林基于浪漫主義與“今天”的時代現象的聯系，似乎早在彼得·蓋伊之前好幾十年就呼吁了浪漫主義的重要性。

過去在我們的思想成長史上，“浪漫主義”這個術語首先是與“革命的”聯系在一起的，來自文藝作品中的典型意象又與英雄主義緊密相連。我和我的同代人最熟悉的恐怕是雪萊的“冬天如果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可能還是通過小說《青春之歌》讀來的。后來在思想解放運動中，隨著人道主義、異化思想等理論的討論，浪漫主義在新的文藝思潮中逐步回復到與人性、自由和解放等價值觀念相連接的情感方面。記憶中在1980年代初讀王佐良等先生主編的《英國文學名篇選注》（商務印書館，1983年）的時候，第一次知道華茲華斯的《序曲》，那時深受感染的是青年時代的華茲華斯曾經怎樣熱情地贊頌法國大革命，永遠不會忘記的是那句詩——“能有這樣一個黎明是幸福的，何況年輕，簡直天賜！”但這譯文是后來才看到的，我至今仍然覺得比所有其他譯法都要好。后來讀瑪里琳·巴特勒的《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動派：1760-1830年間的英國文學及其背景》，作者說“我們想到浪漫派時，我們想的是雪萊和拜倫。或許，在20世紀后半葉比在19世紀更容易相信浪漫主義是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黃梅、陸建德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8頁）才知道這不僅僅是我們的“狼奶”的問題。

關于《自然的超自然主義》這個書名，艾布拉姆斯解釋說：“旨在表達傳統神學思想和思維方式的世俗化，這是我一直關注的焦點，雖然絕非唯一的關注點?！保ㄇ把?，ii）這是值得關注的問題。關于“超自然主義”（Supernaturalism）的一種簡明定義是：“超自然主義，一種對超凡脫俗的領域或現實的信仰，通常以某種方式與所有形式的宗教聯系在一起。”（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supernaturalism）艾布拉姆斯用“自然的超自然主義”來表達傳統神學的世俗化，用我們更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要在自然與世俗生活中發(fā)現和感受神圣性，而詩人和哲學家被認為是在這方面最敏銳也最能傳達出這種神圣性的人。在第一章的論述和注釋中，艾布拉姆斯談到“自然的超自然主義”這個書名來自英國十九世紀著名文學家、政治思想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舊衣新裁》（Sartor Resartus，1836）中的一個短語（更準確說是該書第三部分第八章的題目），他認為卡萊爾以這個短語來描述十八世紀末浪漫主義的努力和重大趨勢，就是“使超自然主義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得以自然化，從而使神性人性化”（56頁）。這就是對“自然的超自然主義”這個看起來有點費解的短語的比較簡潔的解釋。

回到前言中的一段具體論述，可以看作是作者對全書論述主旨的闡釋和表述，值得引述：“英國和德國是兩個有著神學和政治激進主義歷史的新教國家，其中，圣經文化激發(fā)了人們對雪萊所稱的‘時代重大事件’的回應。在這些重大事件中，他首先指的是法國大革命。革命帶來了無限的希望和巨大的失敗，在現代政治、社會和工業(yè)世界出現動蕩的時期引起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沖擊波。例如，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布萊克、華茲華斯、雪萊、青年卡萊爾、荷爾德林、諾瓦利斯、席勒和柯爾律治等想象力豐富的哲學家和詩人，他們都是形而上學思想者和吟游詩人，都將自己視為被上帝選中的人，在充滿深刻文化危機的時代中充當西方傳統的發(fā)言人，且將自己表現為傳統的哲學家-先知形象或詩人-先知形象（在英國，主要典范是彌爾頓，雪萊稱之為‘為公民和宗教自由進行的最后一次全國斗爭’的偉大‘吟游詩人’），以不同但明顯相似的方式，努力重新構建希望的根基，進而宣告，人類必然獲得重生，或至少可能獲得重生，重生后的人類將居住在一片更新如初的大地上，在那里，他將發(fā)現自己自始至終棲居在家園之中?！保ㄇ把?，ii-iii）他接著解釋說，在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思想逐步世俗化的過程中，世俗的思想家無法擺脫持續(xù)數世紀之久的猶太-基督教文化，因此所謂的世俗化過程并不是要刪除和取代宗教觀念，而是要同化和重新解釋這些觀念，將其作為以世俗為前提建立起來的世界觀的構成要素。然后他更進一步肯定了“浪漫主義”作家的諸多獨特之處均源自一個事實：他們都致力于拯救建立在宗教觀念基礎之上的傳統概念、體系和價值，但需要在主體和客體、人類心靈或意識與自然的交流這些流行的二元術語系統中重新加以表述。盡管論述的參照系從超自然變成了自然，但那些古老的問題、術語與思考人性和歷史的方式仍然存在，成為那些世俗化的作家看待自己和世界以及思考人類境況、環(huán)境、核心價值和抱負、個人與人類的歷史命運的前提和形式（同上，iii）。簡單來說就是在浪漫主義的觀念與作品之中發(fā)現與圣經、基督教、新柏拉圖主義傳統之間的內在聯系，證實了浪漫主義從哲學與文學的領域使神學傳統產生了世俗化的轉換。

關于浪漫主義與宗教傳統的關系，彼得·蓋伊也有過很簡明的闡述：“簡而言之，宗教是德國浪漫主義思考的基礎，只不過上帝的信仰被界定為鄰里善意與世界和平之源?！徽撟诮淘诘聡寺赡抢飼阅姆N形式出現，它總會依托于這樣一種品質：‘在本質上，所有宗教都是詩性的’——詩人荷爾德林為浪漫主義做了這個簡明扼要的總結?！保ū说谩どw伊《浪漫派為什么重要》，15頁）這是把詩性與哲學連接起來的源頭，完全沒有過對宗教的思考和某種方式的體驗的人，恐怕很難真正進入詩性的殿堂。

在研究方法和寫作視角上，艾布拉姆斯強調本書并不是對十九世紀早期的思想和文學進行全面綜述，即使是重點關注的作家也主要選擇他們創(chuàng)造力處于鼎盛時期創(chuàng)作的作品。更應該看到的是他圍繞自己的中心論旨而進行的有意識的選擇，他承認“濟慈之所以被提及主要是因為他在一些詩歌中表現了浪漫主義的一個核心主題：詩人的心靈經歷成長，得到規(guī)訓，被視為一種個體生命的神正論（濟慈稱之為‘一個救贖體系’）……。本書完全沒有論及拜倫，并非因為我認為他遜色于其他詩人而是因為他在其重要作品中采用一種反諷的‘對抗語氣’（counter-voice）進行言說，刻意為同時代浪漫主義者的預言者姿態(tài)打開了一種諷刺性視角?！保ㄇ把?，iii）查了一下，全書中真的僅在這里提到了拜倫，那位英國十九世紀初期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1809-1818）和《唐璜》（Don Juan，1818-1823）的作者。如果要求全責備的話，或許這也是一個議題，一種“諷刺性視角”為什么不可以討論一下？

也有評論認為，作者在前言中關于該書論述主旨的那段闡釋和表述很清晰，中心主題很明確，但是全書各章的論述卻沒有圍繞這個中心主題進行，而是被過于博學的引述所遮蓋了，讀者實際上看到的是一本關于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書（https://www.amazon.com/Natural-Supernaturalism-Tradition-Revolution-Literature/dp/0393006093）。從普通讀者的閱讀角度來看，應該說也不無道理。但是關于華茲華斯在全書中占有的中心位置，艾布拉姆斯對此有過解釋：“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為華茲華斯是那個時代偉大的詩人典范（正如同時代的英國詩人所公認的，不論采取什么標準），其‘綱要’為浪漫主義的核心事業(yè)確立了宣言，從而為我們提供了方便，可以此來衡量其同時代詩人作品中存在的一致與分歧。在每一節(jié)中，我也著眼于華茲華斯之前和之后的時代——往前回溯探索了圣經、基督教釋經文獻、宗教懺悔文學以及通俗哲學和神秘哲學等各個相關層面，往后則討論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杰出作家——旨在表明浪漫主義思想和文學代表了西方文化中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浪漫主義時代的作者在重新解釋自己‘文化遺產’的過程中，發(fā)展出一個經驗組織的新模式、一種看待外部世界的新方式，以及一套個人與自我、與自然、與歷史和同胞之間的新關系?！保ㄇ把?，v）這基本上把全書的論述視角講得比較清楚了。但是在具體論述中，作者淵博的學識、深刻的思辨、豐富而獨特的具體議題以及大量引述原作的風格還是會讓讀者感到有難度，不過由于浪漫主義文學本身的無窮魅力與艾布拉姆斯流暢而熱情洋溢的論述也會帶來閱讀中的愉悅美感。

第一章的題目很莊重也很耀眼：“這，就是我們的崇高主題”，開篇的引詩“對人、自然與人類生活的思考，/孤獨中的沉思……”也是華茲華斯的《隱士》的開篇之語。這個“崇高主題”是指：“華茲華斯致力于在心靈和自然之間創(chuàng)造一種漸進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聯姻，而為了使之明晰無誤，他詳加描述，極盡鋪張之事?！遥缭谛腋r刻降臨之前，/將在孤獨的平靜中，吟詠這首婚詩/歌唱這偉大的圓滿……’……詩人宣告，個人的心靈——也許還有發(fā)展中的人類的心靈——與外部世界的契合是多么精美，兩者的統一又是如何能創(chuàng)造出一個嶄新的世界：創(chuàng)造（不能再稱之/以更低級的名字）因它們的合力而/成就：——這，就是我們的崇高主題。”（14頁）這就是把彌爾頓與華茲華斯連接起來的“崇高主題”，用艾布拉姆斯的話來說，華茲華斯的“綱要”一詩中幾乎每一句話都回響著彌爾頓在《失樂園》中的聲音；“華茲華斯的詩句常常讓人想起彌爾頓，頻率之高，無人可比，這證實了“綱要”中的一個確切觀點，即華茲華斯著力效仿自己尊崇的前輩——也是對手，以期寫一部相當于自己時代的英國新教史詩?！保?-6頁）在被艾布拉姆斯的學生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2019）稱為“靈視一族”（the Visionary Company）的英國杰出詩人當中，華茲華斯一直以彌爾頓的繼任者自視，呼應彌爾頓的詩歌，并以之作為衡量自身詩歌創(chuàng)作的標準。艾布拉姆斯指出，“在基督教題材詩歌中，彌爾頓的詩歌在獨創(chuàng)性、大膽性和崇高性方面都將超越希臘和羅馬的戰(zhàn)爭史詩和人類史詩，是‘迄今為止唯一/被視為具有英雄色彩的主題’。華茲華斯不動聲色，征用了一個比彌爾頓的繆斯更偉大的繆斯，因為他必須承擔起更創(chuàng)新、更冒險、更大規(guī)模的詩歌事業(yè)”（8頁）。“在作為彌爾頓宗教史詩繼承者的華茲華斯三部曲（或包含《序曲》在內的四部曲）中，人類心靈的高度和深度將分別取代天堂和地獄，人類心靈的力量將取代諸多神靈。照此模式，華茲華斯進而確定人類心靈的無窮力量，它足可讓我們重返失樂園的‘福地’?！保?1頁）從這里可以看到和感受到，正是因為對宗教史詩的繼承與超越，作為浪漫主義詩人的杰出代表的華茲華斯才能獲得一種“靈視”，才能使人類心靈所具有的令人敬畏的深度和高度與外部世界完美聯姻，這種力量足以使我們從所處的世界中創(chuàng)造出足以撫慰人性、安頓心靈的嶄新世界（參見15頁）。艾布拉姆斯說，在華茲華斯的同時代英國與德國詩人中，也有許多人把自己位列于少數先知詩人和游吟詩人之列，肩負起同樣的使命。他提到了柯爾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沮喪頌》、布萊克（William Blake，1757-1827）的《耶路撒冷》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還有兩部德國作品，荷爾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lderlin，1770-1843）的《許佩里翁》和諾瓦利斯（Novalis，1772年-1801）未完成的傳奇《海因里?！ゑT·奧弗特丁根》?！爸链?，很顯然，華茲華斯關于心靈與自然的神圣聯姻絕非獨一無一，作為一個重要的時代隱喻，它成為許多偉大的英國和德國詩人深邃思想的中心，這些思想關乎人類的歷史和命運，也涉及先知詩人作為美好無比的新世界的預告者和開創(chuàng)者角色?！保?0頁）

寫到這里自然會想到幾年前讀過的斯蒂芬·吉爾（Stephen Gill）的《威廉·華茲華斯傳》（William Wordsworth：A Life，2020；朱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文學紀念碑叢書，2020年11月），記錄了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華茲華斯（1770-1850），評論界普遍認為這是迄今為止最完整、最權威的華茲華斯標準傳記，是一部“洞幽燭微”“充滿人性”的作品。在這部著作中，作者的研究視角顯然與艾布拉姆斯有很大區(qū)別，斯蒂芬·吉爾在“中文版序”中開頭就說，華茲華斯的作品對他有著持久的意義，多年來對其作品的價值篤信不移。但是這意義、價值究竟是什么？他沒有正面展開論述，只是談到十九歲的華茲華斯如何“懷著一位理想青年的全部熱誠擁抱初期的法國大革命”，還有就是此后幾年法國大革命的權力斗爭、內戰(zhàn)、流血和大屠殺的演變，迫使許多和華茲華斯一樣的理想青年重新評估他們的信念和希望，以及這種重估引起的痛苦與掙扎。在另一篇“序”中，作者在針對大多數讀者可能都認為華茲華斯在四十歲之前寫完了他最好的詩歌的看法，認為暮年華茲華斯的魅力和意義也不可忽視。最大的區(qū)別就是作者自言“本傳記的焦點依然是作為作家的華茲華斯。本書是一部傳記，不是思想史，也不是對特定作品和思想時期的闡釋”（序）?？梢哉f，艾布拉姆斯的《自然的超自然主義》也應該與這部傳記一起閱讀，可以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加深對浪漫主義的理解。

最后應該回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今天這個心靈分裂、國際動蕩不安的時代大變局之中，我們?yōu)槭裁慈匀恍枰喿x浪漫主義文學？我們應如何回答彼得·蓋伊提出的那個問題——“浪漫派為什么重要？”（Why the Romantics Matter？）提出這些問題，所關注的顯然主要不是宗教傳統如何經由浪漫主義潮流而世俗化，而是浪漫主義的詩歌、哲學與現實世界中的遍地苦難究竟還有什么聯系？艾布拉姆斯認為指責浪漫主義者對人類苦難的事實和邪惡問題視而不見，這是令人感到困惑的?！笆聦嵣希@些詩人幾乎都關注人類苦難的現實和緣由，并為之癡迷。”（582頁）他在華茲華斯敘事詩也看到和指出了這些主題：人類以非人性的方式對待人類，社會嚴重不公，老年人窮困無助，充滿罪惡和悲傷，人們被引誘、拋棄，嬰兒被殺害，人格在不應遭受的、無法減輕的痛苦的壓力下不斷退化，艱難境遇中別無他法的人仍然堅韌不懈，心愛的孩子突然失去……。（583頁）“對于所謂的‘邪惡問題’，從最寬泛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就是，在這樣一個不斷發(fā)生此類事件的世界中，我們在智識和情感上何以理解這個世界，正是重要的浪漫主義哲學家關注的中心和普遍問題，我在前幾章也一直在展示這一點?！保ㄍ希┻@是完全可以相信的論斷。

但是，真正的問題是他們在看到了、關注了之后提出了什么改變這種現實的路徑和方法呢？“他們開始努力在經驗的范圍內為苦難經歷找到合理解釋?！@些作家像哲學家一樣意在證明，在使人和詩人變得更豐富、更自覺、更統一、更成熟的過程中，苦難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保ㄍ希┛磥碓诎祭匪惯@里，問題就只能追問到此了：艾布拉姆斯和他所尊崇的浪漫主義前輩一樣，既懷有對時代苦難和人類命運的憂慮，同時也只能以浪漫主義的“規(guī)定了人最重要的東西和人的根本尊嚴”來回應現實。那么，全書的最后一句話只能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無奈感：“如果這種斷言在當代人聽來顯得虛妄或陳舊，這也許表明，比起雪萊和華茲華斯所知道的時代，當代人所處的時代更令人失落，更讓人感到沮喪?！保?07頁）或許應該說當代人的處境的確是更令人失落和感到沮喪。至于提出那個問題的彼得·蓋伊，他在整本書和最后的“結語”中都只是回答浪漫主義對現代藝術的影響和意義問題，與我們的問題意識就更加遙遠了。

因此，我們只能從自身的閱讀經驗與生活體驗中回答那個問題。就我個人來說，思考“浪漫派為什么重要？”的答案在英國杰出的憲政學者阿爾伯特·維恩·戴雪（A.V.Dicey）的《華茲華斯的政治觀》（The Statesmanship of Wordsworth：An Essay，1917；成桂明譯，三聯書店，2021年）一書中可以受到很多啟發(fā)。華茲華斯在晚年經歷了英國的政治危機時刻，憲法學家戴雪在晚年也目睹英國經受著愛爾蘭獨立運動和德國戰(zhàn)爭威脅的危機，相似的政治危機和政治觀念使戴雪先后發(fā)表了《華茲華斯的論〈辛特拉協定〉》（Wordsworth's Tract on the Convention of Cintra，1915 ）與《華茲華斯的政治觀》（The Statesmanship of Wordsworth，1917)。戴雪說：“我之所以試圖證實華茲華斯在19世紀前50年的政治觀中展現的洞見和遠見，其實是抱著這樣一些微茫的希望：華茲華斯的思想和文字曾經鼓舞和增強了我們的先輩對拿破侖專制的抵抗，而這同樣可以鼓舞今天的英國人，增強他們的決心去摧毀一個遠比拿破侖強加于整個歐洲大陸的暴政更為強大、更為殘酷的侵略性軍事專制。”（9頁）對于今天來說，即便這只是一種“微茫的希望”，也應該讓我們相信浪漫主義仍然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