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國之少年的形塑

到了1905年，由于梁啟超對中國讀者的深遠影響，“少年”一詞的新鮮意義及“少年中國”的概念已經(jīng)隨著新刊物的流傳，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熟悉的詞語。許多革命家、作家都模仿梁啟超使用少年作為筆名，爭先恐后地將自己稱為“少年中國之少年”“新中國之少年”。在梁啟超主編的《清議報》上，能發(fā)現(xiàn)不少標榜“少年”的筆名，如“同是少年”“鐵血少年”“今日少年”“突飛少年”。少年甚至吸引著不同政治立場的知識分子和革命者。例如，政治上反對康梁改良立場的反清革命者陳天華（1875—1905年），就在他的小說《獅子吼》中創(chuàng)造了一個名為“新中國之少年”的角色，但他也提醒讀者，不要將其與橫濱的那位——即梁啟超——“少年中國之少年”相混淆。少年話語一時風靡，無疑給晚清知識界帶來一股新浪潮。

命名先于行動。這些在晚清涌現(xiàn)的“少年中國之少年”如何在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文化變動中扮演自己的角色，這個話題需要對晚清巨變中青年文化的各種因素仔細考察，這一次的青年文化早于“五四”“新青年”一代，并對后者有深遠影響。有關近代的青春文化史，值得另外寫一本書，但在此只能略加勾勒。

梁啟超

晚清是一個人們對現(xiàn)實感到失望和頹唐的年代，但也是一個充滿樂觀精神的年代。尤其是那些仍懷有對傳統(tǒng)的信念，渴望通過重振傳統(tǒng)來促使國家振興的進步知識分子，舊制度的崩潰也帶來了時代的機遇，讓他們睜開眼睛看到許多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前景。大清帝國的敗亡，也預示著作為民族國家的新中國的孕育成長。中國被迫面對的挑戰(zhàn)同時也提供長遠改變的機會?！鞍最^再少年”，正如梁啟超激情澎湃地寫到的那樣，時鐘重置，時間有了新的開始。從1900年開始，中國文化方方面面都出現(xiàn)變革，這些變革引起一個以青春/青年為中心的潮流，這一潮流在新型教育、政治和文化議程的推動下，穿透了中國社會的許多層面。

在20世紀20年代晚期出現(xiàn)的中國成長小說中，青年接受新式教育的成長經(jīng)驗構成了情節(jié)發(fā)展的出發(fā)點。在像《倪煥之》這樣的現(xiàn)代小說中——它在出版時被命名為“教育小說”——教育改革在敘事結構中起到關鍵作用?！赌邿ㄖ泛推渌≌f所反映的中國教育改革，其實早在晚清就開始了。在1860年的洋務運動期間，北京和上海都成立了傳授外國語言、西方科技和現(xiàn)代軍事知識的學校。其中最著名的有同文館（1862年）以及在上海和廣州與之類似的廣方言館（1863年）和廣州同文館（1864年）。然而中國的教育體系直到1898年才發(fā)生系統(tǒng)性改革，當時梁啟超親自參與創(chuàng)立京師大學堂（后改名北京大學），代替古老的國子監(jiān)。

雖然1898年戊戌變法很快就失敗了，但新式教育并未停止。1901年，清廷核準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年）的提案，在全國實施系統(tǒng)的教育改革，這一提案要求每個省成立一座大學，每個市成立一所中學，每個縣要成立一個小學。這些新式學校按照西制設立，課程除了傳統(tǒng)學問之外，還有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的各科西學。1905年，清廷正式宣布廢除科舉考試，這一以儒家學說為根本的考試制度已經(jīng)存在一千三百多年，曾經(jīng)控制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思想，到此落下帷幕。新式學校及其現(xiàn)代化的課程和教學法，給中國年輕的讀書人帶來嶄新的學習方式；新學改變他們個人的心路歷程，培養(yǎng)他們新的思維方式，以及催生出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新的生活方式。

讓我們來看看三位著名知識分子在新學教育中的成長。1898年，當時還名叫周樹人的魯迅，離家來到南京，求學于一所現(xiàn)代學校——江南水師學堂，此時他才第一次“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后來學過德語、成為小說家的魯迅，從來沒寫過德國式的成長小說，但在他的許多散文里，他將自己現(xiàn)代意識的發(fā)展，置放在學習生涯中。他對世界新的認知，發(fā)端于在新式學校閱讀諸如嚴復所譯的《天演論》等書籍的經(jīng)歷。他解釋說這樣的閱讀標志了他自己的啟蒙開端，讓他理解現(xiàn)代科學和思想觀念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活，以及重塑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像這些西方知識在明治時期的日本所做到的那樣。

青年魯迅

六年后，時年十三歲的胡洪骍（1891—1962年）來到上海，他后來考取中國公學，在那里他了解到嚴復和梁啟超所宣傳的進化論，這種新鮮的學說如此深刻地影響了他，以至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適”，用的就是嚴復用來翻譯社會達爾文主義信條“適者生存”的“適”字。如此改名之后，胡適后來成為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這個名字顯示了他的雄心壯志，他要讓中國變得強大，使其成為世上最“適”之國。

1905年，也就是清廷宣布廢除科舉考試那年冬天，十三歲的郭沫若（1892—1978年）被父母送到四川本地的一所小學。在一本照德國成長小說風格寫成的極其詳盡的自傳中，郭沫若描述了自己的啟蒙時刻：新學校的生活喚醒了他的自我意識，而且，用他在四十多年后的話說，他轉變成了一只出水蜻蜓，在中國社會的蛻變中也蛻去自己的皮。很明顯，這一啟蒙時刻是由他后來的反思所重構的，這個時刻是超越個人的：新式教育的浸潤使他能夠和“新時代的出現(xiàn)”同步成長。郭沫若后來成為中國最著名的現(xiàn)代詩人和劇作家，他翻譯了包括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和《浮士德》在內的眾多西方文學作品，他后來也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以及毛澤東時代革命文化的代言人。

在世紀之交，上百萬的中國青年有著和魯迅、胡適還有郭沫若類似的經(jīng)驗，他們入讀新式學校，開始了解新學。這三位著名知識分子回憶自己在新式學校學習的經(jīng)歷，都特別強調他們的啟蒙時刻，這暗示晚清中國青年成長體驗的范式轉變。他們所受的教育與他們的父輩有本質的不同，他們不再被傳統(tǒng)規(guī)約，必須走在儒家修身治國的漫長道路上，他們從這條路上逃逸出去，不再只能扮演預先安排好的角色。這一代青年，突然有了自由，他們可以尋找嶄新的、獨立于傳統(tǒng)之外的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由此他們可以大膽去培養(yǎng)自己對社會問題的敏感意識，以及開始用行動來介入國家大事。本質上，他們的教育經(jīng)歷被重構成一種超越個人的對民族重獲青春的追尋過程。他們既是旅行者，也是改革者，他們經(jīng)歷的成人之旅是一場思想覺醒，不僅讓他們脫胎換骨重生為“現(xiàn)代人”，也讓他們進步到融入歷史、變成歷史變革主體的先鋒位置。

接受現(xiàn)代教育的中國青年（包括留學生在內）成為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中國社會變革的中堅力量。在錢穆看來現(xiàn)代青年本質上就是新式學校出來的“學生”。關于接受西式教育的“學生”（也被稱為“洋學生”）的故事，甚至成了晚清小說中一個新的類型，大量出現(xiàn)題目如《學究新談》《未來教育史》《苦學生》《學界鏡》這樣的流行小說。諷刺的是，這些小說在展示中國教育變革的同時，也揭露這一變革引發(fā)的問題，比如說那些自命為新潮先鋒的洋學生也有虛榮、虛偽、假進步的一面。

中國教育的現(xiàn)代化迅速引發(fā)大范圍的變化，它創(chuàng)造了進步的機會，同時也使人不由得思考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修身方式之間的關系。對現(xiàn)代教育最深刻的批評也許是由章太炎（1869—1936年）提出的，他是一位對現(xiàn)代化持有復雜態(tài)度的革命思想家。鑒于章太炎一面熱情支持革命，同時又熱衷于復古和國粹，他也可以稱為一位“老少年”。在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之間，章太炎的思想經(jīng)過幾次轉折，他對全球化的西方霸權有批判，同樣也對中國現(xiàn)代思潮提出最為發(fā)人深省的批判，即使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他的批判也仍有意義。這里我只關注他對現(xiàn)代教學方法的批評。他發(fā)現(xiàn)新式教育有一種有限制的規(guī)訓，要學生服從學校的限制，而不是給他們提供機會來成長為有自我意識、能自我反思的個體。他將“眼學”和“耳學”加以對比，認為前者是通過自己的眼睛來探究學問的傳統(tǒng)問學方法，使學生可以主動求知并探索學問的根源，而后者是現(xiàn)代學校興起之后的新式教學方法，只能讓學生接受有紀律的訓練，或者更糟的情況是，用說教蒙蔽他們。

晚年章太炎

也許章太炎的警告過于超前，而中國教育只會在后來幾十年里經(jīng)歷更多變革，變得越來越體制化。但即使從相當簡化的總結之中，我們也可以理解章太炎的目的是揭示現(xiàn)代教育的矛盾——如果我們用當代術語來表述，那就是他凸顯了自主性和制度限制之間的張力。這一矛盾此后成為一些重要的中國成長小說中的核心沖突，比如《財主底兒女們》《未央歌》，以及《青春萬歲》。

現(xiàn)代學校的成立為學生運動鋪平了道路。激進的青年通過接受現(xiàn)代教育完成自我塑造的過程，也同時是他們參與革命活動的過程。這兩者都是中國革命期間成長小說的情節(jié)必要元素。這一情節(jié)設置的真正歷史基礎可以上溯到晚清。早在20世紀初就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學生運動，這不僅體現(xiàn)中國青年的愛國熱情，也將他們的個人發(fā)展融入國家進步的宏大敘事之中，這類敘事在推翻清王朝之后越來越激進化。

雖然孫中山早在1895年就開始了反清革命起義，但“革命”這一概念直到十年之后，當新式學生大規(guī)模出現(xiàn)后，才對中國產(chǎn)生普遍的吸引力。歷史學家桑兵指出晚清學生運動背后的政治動機，以及學生在推動中國革命、使之成為舉國關注的焦點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在現(xiàn)代學校的環(huán)境中，青年學生從父權家族的控制中解放出來，追尋激進方法拯救國家的共同信仰激發(fā)與合法化了青年人的反叛。畢竟學生們就是梁啟超曾經(jīng)呼喚的“新民”。當他們受到激勵，關心國家命運并且胸懷政治理想主義時，學生們便轉化成為革命者，對抗和打破既有的秩序。晚清新式學校中越來越壯大的學生群體，很快就為接下來要發(fā)生的革命提供了人力。

在中國，第一次重要的現(xiàn)代學生運動發(fā)生于1902年，當時南洋公學的學生不顧當局反對組織了“少年中國之革命軍”。學校敦促這一組織立即停止政治活動——這些活動包括秘密集會和公開演講——南洋公學全體學生宣布退學。由于上海當時已經(jīng)具有現(xiàn)代媒體，對這一事件的全面報道讓南洋公學的學生運動很快變成舉國皆知的熱點新聞。它甚至成為全國各地持續(xù)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學生抗爭和愛國抗議活動的典范。

在各類進步組織的支持下，一百四十五名前南洋公學的學生創(chuàng)立了愛國學社。一時之間，這里成為革命青年的培訓基地，而一些年長的知識分子，如蔡元培（1868—1940年）和章太炎也在其中擔任導師。1903年，一位叫鄒容（1885—1905年）的年輕人加入學社，并在同年出版一本題為《革命軍》的小冊子。這本兩萬余言的小書向全中國的青年宣布：只有流血革命才能救中國。鄒容用激昂的語言，號召同胞參加政治革命，終結清廷的奴役。鄒容在首先闡釋了民主、人權和國家主權的原則之后，立刻向清朝統(tǒng)治者的暴政、專制宣戰(zhàn)。他的語言簡單明了，充滿感染力。他宣告“人性的普世原則”，將歷史進步描述為人從原始上升到文明的過程，并強調了革命之必要性。這本小冊子開篇第一段是這么寫的：

掃除數(shù)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shù)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干凈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則有起死回生，還命返魄，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南洋公學1897—1904年間的樓牌式校門。

這滾滾而來的對舊帝國的強烈恨意，以及自然坦率表達出的少年理想，都深深打動了章太炎，他為鄒容的小冊子寫了序言以示支持。章太炎和十八歲的鄒容成了朋友，在隨后被稱為“《蘇報》案”的事件中，清廷要求上海租界查封《蘇報》，并逮捕了有關的作者。按照對這一事件通行的記述，在鄒容已經(jīng)安全躲藏之后，聽說章太炎被捕的消息，立即就勇敢地站了出來，向巡捕房自首。此后鄒容和章太炎囚禁在同一個囚室中，在那里因為折磨和疾病，鄒容年僅十九歲就死了。章太炎幸存了下來。出獄后，他用各種方式悼念去世的青年友人。章太炎為鄒容寫了一篇傳記，和《革命軍》一起，成為反清革命青年傳誦一時的名篇。

這是在1905年，中國共和革命的分水嶺，革命從鮮為人知的地下運動變成全國范圍的社會運動。通過章太炎的寫作，鄒容的犧牲使他一夜之間成為國民英雄、道德楷模。少年烈士鄒容變成了永恒的傳說，以及最重要的，他成為一個偶像，可為后來的革命青年所效仿。鄒容為革命事業(yè)犧牲自己年輕的生命，這也讓他成為革命精神的化身，永垂不朽。最后，他贏得“青年之神”這一稱號。孫中山抓住機會，借用鄒容的小冊子和他的英年早逝，廣為宣傳革命青年的義務與作用，他以此動員中國青年參與革命。在這一年末，孫中山創(chuàng)立了中國革命政黨：同盟會。

在1905年之后，孫中山發(fā)動了一系列起義。許多參加起義的青年革命者都在行動中獻身犧牲了。當革命越來越暴力，鄒容的神圣化無疑起到動員年輕人參加革命的作用，他的英年早逝被用來彰顯“敢為革命獻身”的道德勇氣。在接下來十年間，有幾百位革命者為革命事業(yè)獻出年輕的生命。我將在第五章論述青年的犧牲如何導致在革命成長小說中——尤其是巴金的無政府主義小說中——產(chǎn)生一種神圣的道德情節(jié)?。╩elodramatic theater）。這一點將深刻影響20世紀中國文學中青春與死亡的烈士情結。

新式教育和革命活動共同構成了中國青年的啟蒙計劃——從容閎的海外留學計劃到梁啟超召喚新民的計劃，從少年魯迅獲得現(xiàn)代自我意識的時刻，再到鄒容化身成為青年革命之神，現(xiàn)代青年啟蒙從教育到革命完成一個預設的軌跡。然而啟蒙情節(jié)并不僅限于教育和革命；正如中國成長小說所刻畫的那樣，啟蒙同樣也發(fā)生在現(xiàn)代生活的多種層面，包括文化、物質、情感的層面。這一切都體現(xiàn)在清末影響中國青年的多種啟蒙觀點中。

鄒容

首先，將啟蒙理想引入中國知識語境，需要在哲學和文化層面上的理解，這種理解又是來自對歐洲思想文化作品的譯介。例如，嚴復對近代歐洲的進化論以及其他多種學說的創(chuàng)造性闡釋，打開了青年們接受現(xiàn)代西方哲學和政治科學的大門；與此類似的，還有自命為“東亞盧梭”的劉師培（1884—1919年），他對法國革命的平等思想的推崇，引向一種儒家化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宣傳；魯迅早年試圖通過模仿歐洲浪漫主義詩人，來提倡一種惡魔般的主觀性的個人主義。然而正如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啟蒙”這個問題時所說的：“Sapere aude（敢于求知）！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真諦。”在康德看來，啟蒙意味著擺脫童稚狀態(tài)，不再對他人有所依賴。這種精神應該也包括對西方啟蒙思想不再一味依賴，而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們，用舒衡哲的話說，“不得不用他們自己的話來提出并回答康德的問題”。

對早期現(xiàn)代中國青年而言，中國的轉變深受西方影響，將自己從“他人的教導”中解放出來意味著完成雙重任務。首先，這意味著要求個人從傳統(tǒng)社會方方面面的限制中解脫出來；其次，這個要求同時在意識形態(tài)的意義上存有內在的張力，因為個人的自決，是一個詢喚的結果。每一個青年的個體自決，發(fā)生在自己響應更高道德律令的時刻，而個體自決，為的是融入“新中國”的歷史主體之中。因此，對中國青年來說，通往啟蒙的道路同時意味著自我的成立和獻身于國家（歷史），這兩者的艱難磨合構成中國成長小說的文本特征，我們在后續(xù)章節(jié)中會再回來討論個人主體性的建立和履行歷史與政治義務之間發(fā)生的復雜情況。

啟蒙也可以是通過物質生活的劇烈變化實現(xiàn)的，正如無政府主義革命家吳稚暉（1865—1953年）回憶自己在晚清中國的成長經(jīng)歷時提及的，對一個來自內陸省份的青年來說，遭遇一盞電燈，就可以成為他的啟蒙時刻。吳稚暉的自傳揭示出啟蒙更為歡快的一面，在很多時候，啟蒙不是一種思想灌輸，而是通過現(xiàn)代文明的物質便利就能潛移默化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像上海這樣的摩登城市會吸引成百上千的青年離開鄉(xiāng)村和小鎮(zhèn)，啟蒙的物質主義視角凸顯出空間的異質化，比如都市和鄉(xiāng)村在啟蒙話語中判然有別。一位青年從故鄉(xiāng)前往現(xiàn)代都市的旅行，就是通向啟蒙的旅程。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詳盡地描寫賈家兄弟在上海旅行的章節(jié)，盡管意在諷刺，卻仍可讀作啟蒙在現(xiàn)代日常生活層面如何具象地展開的文學表達。這本小說“包含將會自稱中國現(xiàn)代性的一種新話語的重要線索”：上海浮華誘人的物質生活展示的正是一幅現(xiàn)代社會的圖景。像吳稚暉這樣的內陸省份青年，遭遇電燈這樣的新奇物件可以啟發(fā)他去尋找一種新的思考方式；而在更大的語境中，中國和現(xiàn)代西方的相遇也首先是一種文化沖擊，這一沖擊造成的心理就是對現(xiàn)代技術進步和物質文化的膜拜。

啟蒙也可以是一種“情感教育”，它在青年內心培養(yǎng)一種情動能力，使得自我走向內面，發(fā)現(xiàn)抒情自我。李歐梵將從晚清到民國的現(xiàn)代中國作家稱為浪漫主義一代；浪漫主義為青年確立了一種多愁善感的現(xiàn)代自我形象。中國文學中浪漫主義以及感傷主義等情感新范式的出現(xiàn)，可以追溯到林紓（1852—1924年）對法國小說《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的創(chuàng)造性翻譯上。林紓翻譯這本小說意在宣泄自己因妻子去世而感到的巨大悲傷。林譯小說有助于宣泄情感，在這個方面可以說非常成功，因為翻譯這本小說不僅僅是讓他自己一直涕泣，《茶花女》的成功也感染了舉國上下的青年讀者，以至于嚴復專門寫了一首詩：“可憐一曲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魂。”在林紓這里，眼淚是重要的。涕泗滂沱的感傷正與傳統(tǒng)儒家的克制相反，體現(xiàn)個人內心情感的過剩，也見證了個人正在形成的主體性。林譯小說奠定了另一種現(xiàn)代小說——所謂“中眉浪漫小說”——的出現(xiàn)，這一類小說后來被稱為“鴛鴦蝴蝶派”。

在晚清，感傷文學的崛起常常與革命并駕齊驅。在吳趼人的《新石頭記》里，寶玉從浪漫故事的主人公變成愛國者；而在現(xiàn)實中，許多“鴛鴦蝴蝶派”感傷小說的作者，也是革命者。比如說，最成功的感傷小說作者之一就是革命詩僧蘇曼殊（1884—1918年），他的自傳體小說《斷鴻零雁記》（1912年）突出革命時代困于兩段感情之中的主人公敏感內向的個性。小說采用第一人稱，這是傳統(tǒng)中國小說中極少使用的敘事手法，進一步強化主人公內心深處噴涌而出的過量情感。甚至可以說“革命加戀愛”這一后來在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學中流行的情節(jié)模式，在清末民初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蘇曼殊的小說中了。感傷情緒的過度表達與激越的愛國熱情并行不悖，兩者都是為了在文學中建立現(xiàn)代自我的抒情主體。通過過度的情感反應，“情感教育”在個人愛情和國家革命兩個層面都實現(xiàn)了對個體精神深層的啟蒙，將青年的內在生活塑造成一種情感常在常新的所在，由此引發(fā)哀傷、憤怒、歡喜等各種情緒表達。

與這類感傷的自我表達相關的，是個人主體性的倫理自覺，由此建立的個人是獨立的，不受儒家的道德和體制限制。感傷小說中的過度情感表達，可以認定是一種倫理上的革命，不受約束的淚水將抒情自我從壓抑的道德教條中解放出來。此后，當“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創(chuàng)造新青年的形象，發(fā)起倫理層面的最后覺悟，反對任何形態(tài)的壓抑和限制，浪漫和感傷將會再次成為現(xiàn)代文學中的一種推動力量。

事實上，自從20世紀的黎明時刻，梁啟超的“新民說”，以及早期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倫理訴求，革命者對自我犧牲的強調，這種種話語都表現(xiàn)出對“健全個體”（完人）的追尋。這些理想為中國青年構建了一個烏托邦愿景，未來的社會應該摒棄所有的權威、所有的壓迫，將個體從一切形式的道德限制中解放出來，擁有絕對的自主性。例如，無政府主義革命的核心理想就是塑造一種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擁有絕對個人自由的完人，這一倫理的核心是對人類善良本性的信仰。這一愿景是啟蒙時代人文主義的高光時刻：青年可以通過努力實現(xiàn)理想，達至個人品格的最完滿的建構。這種青年主體性道德建構的激進觀點，后來成為巴金無政府主義小說的主題，也是后來許多社會主義小說中塑造青年英雄的倫理基礎。在更具體的語境中，伴隨個人自由和倫理自覺而來的是更強烈的自我意識，最終新青年一代走出梁啟超的時代，對中國父權體制及整個儒家傳統(tǒng)宣戰(zhàn)。這將成為新文化運動之后出現(xiàn)的中國現(xiàn)代成長小說的情節(jié)主線。

（本文選摘自《少年中國：民族青春與成長小說（1900-1959年）》，宋明煒著，康凌、肖一之、樊佳琪、廖偉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5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