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7日，中國近代地理學與氣象學的奠基人、新中國科學工作的重要組織者、教育學家竺可楨先生去世，享年84歲。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仍在日記里用簡單的符號記下當晚天氣預報的主要內(nèi)容，這是他一直以來養(yǎng)成的記錄天氣、記錄物候的習慣。他的學術生涯遍及氣象與氣候?qū)W、物候?qū)W、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科學技術史等多個領域，而歷史氣候是其中跨度最長、影響最廣、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正如竺先生自述所說：“我雖然寫了不少文章，但一生專門研究一個課題，這個課題就是中國歷史上氣候的變遷。”
1972年發(fā)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以下簡稱《初步研究》）是竺可楨生前發(fā)表的最后一篇論文，也是他最重要的歷史氣候研究成果。文章雖然只名為“初步研究”，但卻是他近五十年有關工作的總結與一生心血的結晶。這篇文章成為后來中國歷史氣候研究的奠基之作，并在英國、日本、美國等海外學界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直至今日，雖然新的研究手段與成果層出疊見，《初步研究》仍然是這一領域和相關學科中的典范之作?！冻醪窖芯俊泛我匀〉萌绱私?jīng)久不衰的重要影響？對于當下備受關注的全球氣候變化科學問題，《初步研究》及其所開創(chuàng)的中國歷史氣候研究又有怎樣的價值？在竺可楨本人學術生涯背景之下、在中國乃至世界氣候變遷學科發(fā)展史的背景下，重讀《初步研究》，可以更好地回答上述問題。
竺可楨
一、四十余年的求索之路
作為竺可楨學術生涯的壓卷之作，《初步研究》的巨大成功是建立在其近五十年來孜孜以求的探索基礎上的。簡要回顧竺氏的研究歷程，可以更好地理解《初步研究》在其學術生涯中的位置與重要性。從1924年起，竺可楨一生公開發(fā)表了9篇歷史氣候變遷領域的中文論文。對比這些文章的繼承與變化之處，不難看出竺氏在學術理路上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
1924年7月，竺可楨在南京舉行的“中國科學社第七次年會及成立十周年紀念會”做了題為《南宋時代我國氣候之揣測》（以下簡稱《揣測》）的報告，后又刊發(fā)于《科學》雜志。這是竺可楨第一篇有關歷史氣候變遷的論文，文章主要對十二至十四世紀中國東部的溫度冷暖進行了推測。竺可楨在《初步研究》等后續(xù)論文中用到的重建指標，如春雪日期的早晚、冷冬的次數(shù)統(tǒng)計，以及《圖書集成》等史料來源在《揣測》中均有體現(xiàn)，《初步研究》中對宋元時期冷暖的看法也繼承了這篇文章的觀點。
需要在此指出的是，美國學者埃爾斯沃思·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在20世紀上半葉“氣候變化”學說的主流化中占據(jù)重要地位，許多研究關注到亨廷頓對竺可楨的啟發(fā)和影響。但竺可楨并非簡單模仿或全盤照搬亨廷頓的思路。亨廷頓的氣候變化研究聚焦于半干旱區(qū)，更多關注干濕變化；而竺可楨的研究卻是從史料相對豐富的中國東部入手，始于冷暖變化。在這一主題上，竺可楨早期更多的是和德國氣候?qū)W家白盧克那（Brückner，又譯布魯克納）展開對話。
亨廷頓與竺可楨的直接對話要等到1924年冬天。當時，亨廷頓自澳洲來訪南京，并做了有關新疆氣候變遷與文明興衰的演講。這次演講對竺可楨產(chǎn)生了很大刺激，在接下來的三年中，他先后發(fā)表了《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中國歷史上之旱災》等4篇論文，試圖以史料記載驗證亨廷頓的假說。這一階段，竺可楨的關注重心轉(zhuǎn)向歷史時期的冷暖重建轉(zhuǎn)為旱澇重建。
至1933年，竺可楨發(fā)表《中國歷史時代之氣候變遷》，論述主旨又再次轉(zhuǎn)回溫度重建。這是竺可楨學術道路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的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竺可楨首次正式提出利用物候方法進行氣候重建的思路。對于這種思路，竺可楨解釋稱：物候?qū)W是“動植物生活之周年現(xiàn)象所受氣候影響之科學”，而中國古籍中對物候現(xiàn)象的記錄“頗形豐富”，將此“與現(xiàn)代觀測之物候記錄兩相比較”，就可以洞悉古今氣候的異同。這一思路后來成為《初步研究》與中國歷史氣候?qū)W的重要重建方法。
不僅如此，文章還將歷史氣候重建的資料分為以下四種類別：物候記載、旱澇記載、初霜雪日期與冷冬的統(tǒng)計次數(shù)、器測數(shù)據(jù)。這種分類處理的思路與后來的《初步研究》是非常相似的。這4類資料中，前三者前文都已論及，“器測數(shù)據(jù)”則指晚清以來西方傳教士在北京、上海等較大城市的早期觀測數(shù)據(jù)。這些數(shù)據(jù)雖然是以溫度計等科學儀器取得，但鑒于當時尚無系統(tǒng)的觀測制度，因此在利用時會存在一些校準問題。1936年，竺可楨又撰寫《前清北京之氣象記錄》，對器測數(shù)據(jù)進行了討論。
20世紀40年代之后，竺可楨先后擔任多個行政職務，又組織浙大西遷。受精力和條件所限，他一直無暇撰寫專門的氣候變化方向的論文。事實上，這一時期，他在各方向上的論述數(shù)量都有所下降。不過，這并不代表他就此停止了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這一時期，他更多地將精力用于搜集散落在卷帙浩繁的古籍中的氣候信息記載、以及國外學界的有關最新動向等基礎性工作，此外還組織文煥然、徐近之等就此展開研究或搜集材料。
直到20年之后的1961年，竺可楨再次發(fā)表了其在《初步研究》前的最后一篇歷史氣候研究，這就是《歷史時代世界氣候的波動》（以下簡稱《波動》）。這篇文章的寫作初衷一方面與三年困難時期的連續(xù)自然災害有關（呂炯等回憶）；一方面又與國際學界的學術動向有關（孫萌萌等分析）。這一年，世界氣象組織（WMO）和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羅馬召開了氣候變化專題會議，竺可楨雖然未能參加，但對此事一直非常關注，并在《波動》中專門提及了此次會議。
與竺可楨先前的研究相比，這篇文章有兩個主要特色。首先，正如其題目所示，《波動》的研究范圍大為擴大。在先前的研究中，竺可楨雖然也頻繁引用國外研究成果進行對比，但論述主體還是對中國歷史上溫度或旱澇情形的復原。在《波動》中，受國際學界最新動向的啟發(fā)，竺氏征引外文文獻29種，對北歐、西歐、俄羅斯、埃及、美洲、印度、日本的歷史氣候研究方法和成果進行了回顧，涉及冰川和雪線進退、氧十八同位素、植被演替、河湖水位、樹木年輪、歷史文獻等多種氣候代用資料?？梢钥闯?，當時已年過七旬、公務纏身的竺可楨仍然保持著極其廣闊的學術視野和對國際學術的高度敏感。其次，在盡全羅列各國研究的基礎之上，竺可楨以大量篇幅濃墨重彩地解釋了物候法的原理和優(yōu)勢。他提出，物候?qū)W是“我國土生土長的一門知識”“已有二千年的歷史”，因此中國的物候記載“為世界各國所無，這是優(yōu)越點”；而在其他的重建材料上，當時的中國并不占據(jù)優(yōu)勢。這是竺可楨在廣泛對比世界各國的情形后深思熟慮的結果，是他結合中國的史料特征與當時的實際條件所做出的準確判斷。至此，竺可楨的歷史氣候研究思想已經(jīng)非常成熟。
二、《初步研究》的曲折面世與意外反響
和前面的文章相比，《初步研究》的面世要曲折得多。60年代中期以后，竺可楨逐漸不再公開發(fā)表研究性論文，我們只能從《竺可楨日記》中看到他仍在繼續(xù)見縫插針地收集著氣候變遷資料。倘若缺乏合適的契機，這些林林總總的資料與思考可能無法轉(zhuǎn)變?yōu)槲覀兘裉焖姷降闹摹冻醪窖芯俊?。不過，中國與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羅馬尼亞之間的科學交往使事情出現(xiàn)了轉(zhuǎn)機。
1965年，羅馬尼亞《火花報》社長向全球科學家以所屬學科的“成就和前景”為主題約稿，竺可楨為此撰寫了一篇“關于五千年來歷史上氣候變遷問題”的四百余字的短文（《竺可楨日記》1965年11月28日）。翌年，竺可楨受邀帶團出訪羅馬尼亞，參加羅馬尼亞科學院成立100周年紀念會。為此，他將這篇短文擴寫為《五千年來中國氣候的波動》英文稿，準備在會議上宣讀。孰料，“這次紀念竟無學術會議，對于一個科學院百周紀念大會而無學術性會議是很可怪的”，竺氏只得無奈感嘆道“準備的論文可說是多余的了”（《竺可楨日記》1965年9月17日）。而在當時的國內(nèi)氛圍下，竺氏為避免“厚古薄今”的可能批判，也謹慎地表示文章不宜譯回中文在國內(nèi)宣傳。事情就此擱置。
1972年，《考古學報》《中國科學》等受到?jīng)_擊、長期停辦的刊物相繼復刊，事情又有了新的轉(zhuǎn)機。竺可楨打算就此將自己六年前為羅馬尼亞會議所作的未發(fā)表英文講稿翻譯成中文，來支持這些新恢復的刊物（《竺可楨日記》1972年2月26日）。在翻譯過程中，竺氏一邊更正當年的舊識或筆誤，一邊根據(jù)結合夏鼐、黃展岳、譚其驤等人的意見與國外學界最新研究成果更正原稿內(nèi)容。雖名“譯改”，其工作量實不下于重新寫作。當時竺氏已身患肺氣腫病，精力大不如前，還要承擔各類繁重的外交、行政與科學管理工作，因此“譯改”工作非常艱難，刊出日期也一拖再拖。9月10日，竺氏最后一次校稿完成后，忍不住在日記中感嘆道：“八十多年的生命只能做出這樣一點成績，實在太可憐了。而做出結果不但工農(nóng)兵不要看，而且一般科學研究人員也不認為是[也有興趣或有重要性的]一個問題?！?/p>
然而，令竺可楨頗為意外的是，《初步研究》甫一刊出，就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地理所、冰川凍土所、考古所、黃委會等各單位內(nèi)部印刷本競相傳閱，往往“一借再借”后不知所蹤，不斷有人為此專門來函索取單行本。聞宥、胡厚宣、侯仁之、徐規(guī)、王涌泉等考古、地理、文史、水利領域的知名學者紛紛來函，對此高度稱贊。不肯“隨便稱道人”的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來信評價稱“文章功力之深，分量之重，實為多年所少見的作品，無疑應屬于世界名著之林”。文章最終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注意，這又進一步引發(fā)了對《初步研究》的宣傳熱潮?！度嗣袢請蟆贰兜乩碇R》等節(jié)選刊登了《初步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科學出版社計劃將該文作為專書出版，中央氣象局還通過《氣象科技資料》向全國氣象系統(tǒng)轉(zhuǎn)發(fā)此文。甚至許多非專業(yè)研究讀者也紛紛來信論及所受的啟發(fā)或?qū)ξ恼聝?nèi)容的看法。
國外學界的反響也同樣令人矚目。1973年5月，文章在《中國科學》以中、英文形式刊出，其中后者主要針對國外學界。此后，《人民中國報道》《中國建設》以世界語、德、英、法、俄、阿等文字將此節(jié)略刊出，北京廣播電臺還以5種外語將文章對外廣播。當年5月20日，竺可楨接到日本科技史專家藪內(nèi)清來函贊譽。同年12月，著名的國際頂級科學刊物Nature對《初步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進行了介紹，并評論稱：“盡管作者謙虛地稱此為一項初步工作，并認為它在闡明了一些問題的同時也提出了許多新的困惑，但西方氣候?qū)W家無疑會很高興能獲得這篇全面的綜述。正如竺可楨所說，在查閱最古老的歷史記錄時，‘誤解是不可避免的’——但不管誤解與否，至少中國的記錄在整個5000年的時間里基本上是連續(xù)的?！庇⑼瑫r也是歐洲歷史氣候?qū)W的重要開創(chuàng)者蘭姆（H. H. Lamb）在其1977年的綜合性著作Climate: Present, Past and Future兩卷本中多次引用了《初步研究》，以為其“世界性”敘述中先前還屬空白的東亞部分填上最后一塊拼圖。不論國內(nèi)還是國外、專業(yè)抑或大眾，文章都取得了巨大的影響，獲得了極高的贊譽。
《自然》雜志對《初步研究》的介紹
三、《初步研究》的主要觀點與方法創(chuàng)新
作為一篇二萬六千字的長文，《初步研究》的內(nèi)容與資料非常豐富。這篇文章以歷史文獻作為古氣候代用資料，分考古時期（BC3000-BC1100）、物候時期（BC1100-1400CE）、方志時期（1400CE-1900CE）、儀器觀測時期（1900CE-1970CE）四個階段，重建了中國東部近五千年來的冬季溫度變化曲線，并將其與挪威雪線、格陵蘭冰芯中氧同位素等指示的歐洲溫度變化進行了對比。文章提出，過去5000年中國大體存在4個主要的暖期和冷期，且總體上暖期越來越短，而冷期卻越來越長；近3000年里，冷暖變化存在400-800年左右的周期，變化幅度為1℃-2℃；各周期內(nèi)部存在50-100年左右的小周期，溫度變化幅度為0.5℃-1℃。具體來說，西周初年以前、東周至西漢、隋唐、十二世紀初是主要的暖期；西周中期、魏晉南北朝、兩宋大部分時期、明清時期是主要的冷期，分別以BC1000、400CE、1200CE、1700CE為其冷谷。文章還認為，從整個歐亞大陸來看，冷暖波動呈自東向西的傳遞趨勢。
中國東部地區(qū)過去5000年來冬半年溫度變遷曲線
由于文章體量大、論述跨度長、自考古材料至近現(xiàn)代器測數(shù)據(jù)無所不涉、又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各類文獻，《初步研究》給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博”。其實，從竺可楨學術理路的發(fā)展過程來看，這篇文章不僅僅是“非廣博者不能作”（趙樸初評語），更是“非精深者不能為”。從1924年的《揣測》，到1961年的《波動》，竺可楨的歷史氣候研究一直在“做加法”：研究對象從溫度重建擴大到降水（干濕），視野從中國擴大到世界，內(nèi)容從復原到機制分析，方法和材料也都越來越豐富。然而，在最后一篇論文中，他卻轉(zhuǎn)而做起了減法：研究的對象僅限于溫度，降水不在其中；研究的地域僅限于中國，即使征引外文文獻數(shù)量幾乎不下于《波動》一文，但國外的論述被壓縮在極小的篇幅中；同樣被壓縮在極小篇幅中的還有竺氏先前一直熱衷于討論的“氣候變化與太陽黑子的關系”；甚至連文章的題目似乎也變回了1924年研究之初充滿著不確定的謙詞——初步研究。這些并非精力不逮所致，而是竺可楨晚年思考極度成熟、功力渾厚的返璞歸真之舉?！冻醪窖芯俊犯F五十年之功，刪繁就簡、取精去蕪，在最為核心的問題上精準一擊，最終將中國的歷史氣候研究置于一個很窄的、而又極高的起點之上。
這篇文章的成功之處與示范性意義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重建對象上選擇溫度而非降水。在先前的研究中，竺可楨其實圍繞著歷史時期的降水或旱澇撰寫了更多的論文，或是在歷史溫度的研究中同時談及降水。但是，在《初步研究》中他卻完全放棄了對降水的討論。對此，他解釋道：“我也曾根據(jù)雨量的變化去研究中國的氣候變化，由于雨量的變化往往受地域的影響，因此很難得出正確的結果?！?/p>
這一選擇是竺可楨能充分利用手頭資料，對五千年進行貫穿研究的重要前提。相比于溫度，降水的區(qū)域差異性很大。中國歷史時期含有氣候信息的記載雖多，但分別到各個時期卻未必充分，而且存在一定的區(qū)域差異。如漢代南方記載非常稀少，北宋時開封附近的記載會更詳細，而明代時北京與江南的記載數(shù)量會更多。因為不同地區(qū)溫度變化的一致性較強，各區(qū)記載可以相互補充，就可以將不同時代各個區(qū)域的記載同時利用起來，拼湊成一幅完整的畫卷。不僅如此，竺氏甚至還可以將重建結果與北歐的冷暖變化進行對比。反過來，倘若他在寫作時選擇降水作為研究對象，不僅會很難獲得一個區(qū)域全部時段的研究資料，即使勉強在三百或五百年的時段里完成了重建，也很難用國外降水重建成果進行對比驗證，文章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其次，在重建季節(jié)上選擇冬季而非夏季。歷史時期，冬季（或冬半年）對作物生長的限制作用要大于其他季節(jié)，對于社會的影響也更顯著，因此中國的歷史文獻中，可用于復原冬季溫度的信息要遠遠多于夏季。比如說，文獻中隨處可見河流結冰、霜凍、大雪、喜溫作物在較高緯度地區(qū)生長的記錄，這些現(xiàn)象都與冬季的溫度高低密切相關；而能夠用于判斷夏季溫度的信息就少得多。不僅如此，冬季冷暖的記載也比夏季更準確。通過比較古代與現(xiàn)代冬季前后物候的早晚、或者特殊生物分布界限的南北移動，我們可以較為準確地推測當時的冬季溫度；而夏季的溫度信息，即使有，也很難對其進行準確評估。1743年的夏季就有許多地區(qū)有“酷熱”“熏熱”的記載，北京、河北、山西等多地甚至有熱死人的記錄?？墒?，“酷熱”“熏熱”究竟是多熱？熱死人對應的又是什么標準？如果不能將這些記錄轉(zhuǎn)化為可以估值或量化的對象，研究的科學意義就會受到影響。
第三，在重建資料上全用來自中國的材料。先前，在讀到日本學者和達清夫所編的《日本の氣候》時，竺可楨就評價道，“第三章談氣候變動，大部材料均取自西洋，放在《日本の氣候》是不合適的?！保ā扼每蓸E日記》1966年5月30日）在此前的研究中，當碰到材料不足的情況時，竺可楨也會“中英夾雜”，用以佐證自己的推論。然而，到了《初步研究》，憑借著前文提到的資料互補的可能性，他終于決定全憑中國的材料做出一條完整的溫度變化曲線來。
這一做法并非出于狹隘的“愛國主義”或者民族情結，而是一種科學的研究態(tài)度。溫度變化的一致性雖然相對較好，但并不等于完全同步或一致。尤其是在亞歐大陸東部、季風氣候主導的中國東部與亞歐大陸最西部、西風主導的歐洲之間，氣候的冷暖波動雖然宏觀上大體一致，但在具體時段上可能存在著位相或幅度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之前，我們無法對此問題輕易做出回答。只有分別重建出較為可靠的中、歐歷史溫度變化曲線，再進行對比，才能解答這個問題。
《初步研究》闡明了一種合理的、科學的工作路徑，即將準確的重建工作置于歷史氣候研究的第一順位。在此方面，竺可楨的看法與另一位歷史氣候?qū)W的重要先驅(qū)、法國的勒華拉杜里（Le Roy Ladurie）具有高度共識。不僅是不同區(qū)域比較的問題，即使是對氣候變化機制的闡述，也需要建立在這一重建的基礎上。竺可楨對此解釋稱：
“文中主要目的在于闡明中國歷史上氣候如何變遷，而不是為什么而變遷，即是‘How the Climate Change’，and不是‘Why Climate Change’，這就有很大不同。后者純是理論，多少有點空想。前者必須根據(jù)歷史上的事實，而且中國有很好積累材料，為世界各國所無，這是優(yōu)越點。談到為什么，要涉到太陽輻射、海洋影響、大氣環(huán)流，而這種材料我們沒掌握多少，那我們就做不過西洋人。”（《竺可楨日記》1972年9月1日）
第四，在重建方法上提出分階段重建的思路。歷史上的記載存在“近詳遠略”的特征，總是越久遠越匱乏，越靠近現(xiàn)代則越豐富。此外，不同時代史料的記載特征、言辭體例、準確程度等也存在很大差別。為此，竺可楨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分階段重建的思路，他所劃分的四個時期出于以下標準。（1）考古時期：基本缺乏可用的文字史料，只能通過考古證據(jù)、輔以甲骨文等有限的文字材料來判斷。（2）物候時期：有文字史料但不夠豐富，缺乏“詳細的區(qū)域報告”，只能從有限的材料中盡可能提取物候信息來判斷。（3）方志時期：記載豐富，可以支持詳盡的氣候或天氣現(xiàn)象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4）儀器觀測時期：具有現(xiàn)代科學儀器測量數(shù)據(jù)的時期。通過這樣的劃分，可以在每個時期內(nèi)選取最適合的重建材料與方法，在各個階段內(nèi)實現(xiàn)相對均一的重建，再整合起來。這樣的分期方法、同時也是分類方法，對于今天的長時段歷史氣候研究與其他學科仍然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在這四個階段中，“物候時期”是竺可楨論證最多、篇幅最長的一段。這一方法對中國的歷史氣候?qū)W影響很大，至今仍然是明代以前歷史溫度重建的主要方法。今天，我們已經(jīng)知道世界范圍內(nèi)勒華拉杜里（Ladurie）、普菲斯特（Pfister）等也在采用物候方法進行歷史氣候研究，但是他們所依據(jù)的材料更加晚近、記載更為集中、區(qū)域也往往較小。在兩千年甚至更長尺度上、在大范圍的區(qū)域內(nèi)、利用不同來源的史料根據(jù)物候方法進行冷暖重建，仍然是中國歷史氣候研究的特色所在。
除上述四點之外，《初步研究》在方法上還有許多典范之處，如采用多種重建證據(jù)交叉驗證等，不再一一展開。
四、對《初步研究》的學術討論和繼承
學術批評與質(zhì)疑是成就經(jīng)典的必由之路。發(fā)表以來，《初步研究》得到了很高的贊譽，其中一些觀點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基本成立。不過，與此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對《初步研究》的修正或者商討。正是這些“反面觀點”與有關爭論，從另一個角度促進了對有關問題的思考，構成了對《初步研究》繼承和發(fā)展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在《初步研究》的主要結論中，9-13世紀的冷暖是質(zhì)疑和討論最多的一個部分。1990年，滿志敏與張修桂撰寫文章，對13世紀的冷暖程度提出異議。1993年，滿志敏和張德二進一步分別尋找了冬小麥種植北界、水稻安全齊穗日期、甘蔗經(jīng)濟種植北界、柑橘種植北界、茶樹種植北界、苧麻種植北界等多種物候證據(jù)，并指出《初步研究》中使用南宋春雪日期時在歷法轉(zhuǎn)換上存在的錯誤，對宋元時期的冷暖狀況提出了全面修正。滿志敏還重新考察了《初步研究》論證唐代后期冷暖時可能存在的方法誤區(qū)。
這些意見引起了激烈的討論，逐漸為學界所接受（葛全勝等，2002），成為“自竺可楨曲線發(fā)表以來對其所做的最重要的修正”。不過，在某種意義上，在討論過程中，比起觀點的修正來，更為重要的收獲是原理和方法的不斷完善。在探討過程中，研究人員總結出利用物候方法進行歷史溫度重建的五個重要原理，即“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冷暖影響的同步性原理，人類影響的差異性原理，生物響應冷暖變化的不對稱原理”；還提出了史料運用的“原始優(yōu)先、?？眱?yōu)先、價值優(yōu)先、互相參照”等重要原則。這不僅是對竺可楨所開創(chuàng)的物候方法的繼承和重要發(fā)展，還表明了竺可楨所開創(chuàng)的研究道路的重要價值和長久生命力。
1996年，在總結世界各國歷史氣候?qū)W的研究方法時，中國學者謙虛但不無驕傲地評價道：“蘭姆（Lamb）花了12年工夫?qū)懗龅木拗?，也很少涉及資料的來源和處理方法；巴伯（Barber）目前能談到的‘最重要的一個法則就是介紹如何查找資料’”；布拉德利（Bradley）的歷史氣候重建方法遠不如其他11章那么詳盡（張丕遠，1996）。至此，中國的歷史氣候研究不僅在資料上、更在原理和方法上占據(jù)了領先地位。
與上面的局部修正和原理完善相比，還有一些批評要直接、銳利得多。1992年起，牟重行在《貴州氣象》連續(xù)刊文，對《初步研究》的史料運用進行批評；后又撰成《中國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再考證》（以下簡稱《再考證》）一書，對《初步研究》中戰(zhàn)國至明清部分的史料誤用案例12則進行詳細剖析，最終提出：
（《初步研究》）“由于時代條件限制，在分析使用歷史文獻資料中還存在不少缺陷和問題。主要問題有：（1）對文獻誤解或疏忽；（2）所據(jù)史料缺乏普遍指示意義；（3）推論勉強等。由于選擇的氣候證據(jù)本身存在不確定性，以致?lián)斯蠢盏闹袊?000年溫度變化輪廓，大體上難以成立?！?/p>
《再考證》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fā)了學界的熱烈討論。一些研究分析了這些批評意見，發(fā)現(xiàn)了其中很多批評是言之成理的；還有一些研究則對批評所涉時段、如魏晉、唐前期、明清等進行了重新研究，卻又發(fā)現(xiàn)研究結論仍然與《初步研究》基本一致。何以會出現(xiàn)這樣一種“矛盾”的局面呢？
其實，回到竺可楨生活的年代來看，這一問題很容易理解。在《初步研究》的寫作年代，“舉例”式論證仍然是非常流行的論文寫作方法。從《竺可楨日記》留下的零星摘錄來看，竺可楨收集的、用于得出結論的史料要遠多于他在《初步研究》中所列出的材料。倘若他將這些材料一一列舉入文中，《初步研究》將進一步超出現(xiàn)在業(yè)已偏長的二萬六千字的篇幅。正是這樣一種“博觀”的研究方式與“約取”的寫作風格之間的差異，造成了這種看似矛盾的現(xiàn)象。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后來的歷史氣候研究普遍采用“前期數(shù)據(jù)庫建設-（準）量化分析-分析結果論證”的模式。
另一個層面，也必須承認竺可楨以一人之力，在當時的條件下收集到的材料是非常有限的。20世紀70年代，不僅電子計算機尚未得到普及和使用，傳統(tǒng)的紙質(zhì)典籍也遠比今天分散和難以找尋。比如，竺可楨很早已經(jīng)意識到了北京所藏的清代奏折檔案中的氣候信息的重要價值，但這批材料的數(shù)量過于龐大，工作量十分艱巨，而零星利用又缺乏意義。對此，他只是組織人員對此展開整理，而未及在研究中加以利用。因此，《初步研究》并非竺氏在這一領域中好整以暇、充分準備后的最終定論，而是他盡可能利用手頭有限資料所能給出的一篇示范之作，是他有關整個中國歷史氣候研究設想中的一個部分。
幸運的是，竺可楨逝世之后，隨著科研力量的不斷壯大，史料的搜集整理有了飛躍性的發(fā)展。1977年，竺可楨生前的助手張丕遠等組織人員進入第一歷史檔案館，對清代有關檔案資料進行整理，歷經(jīng)17年，得到相關材料22萬余件。復旦大學、南京氣象學院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各氣象部門與水利部門還分別對明代以前史料、民國材料、各省旱澇資料進行了整理。1985年以來，張德二與《再考證》的作者牟重行等組織人員，窮盡二十余年，系統(tǒng)整理、校對了自殷商時期至清末近3000年中的各類氣象、氣候史料信息。這些史料整理與有關點校、驗證工作彌補了竺可楨生前的遺憾，也繼承了他所開創(chuàng)的道路，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歷史氣候研究的發(fā)展。
在竺可楨逝世的五十年里，人類社會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與日俱增，氣候變遷研究本身也取得了極大的進展。在歷史文獻以外，新的古氣候重建代用資料與方法層出不窮，借助于計算機的氣候模擬也已經(jīng)大放異彩。不過，竺可楨所開創(chuàng)的歷史氣候研究方法仍然具有很強的不可替代性。對于中國東部季風區(qū)這一主要人口聚集區(qū)與經(jīng)濟發(fā)達區(qū)域而言，既缺乏高齡古木，又遠離極地雪原；同時由于自古以來持續(xù)、頻繁的人類活動，封閉湖泊等能夠用于氣候重建的自然證據(jù)也遭到了破壞或被人類活動干擾，歷史文獻就成了這些區(qū)域不可取代的重要氣候重建資料。不僅如此，歷史文獻還同時記錄了人類社會對這些氣候或天氣現(xiàn)象的響應與應對，對于“氣候變化與中華文明”等重要問題具有很高的價值。
《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書影
從《揣測》到《初步研究》，再到后來的討論和發(fā)展，可以看出國際學界的影響與交流、宏觀社會背景、研究的時代條件和個人的不斷努力如何交織在一起，影響到中國歷史氣候?qū)W的發(fā)展、特色與如今的面貌。拋開這些具體的學科貢獻，更重要的是，《初步研究》與竺可楨近五十年的氣候變遷研究之路為如何進行跨學科研究、如何“古為今用”和“中西融合”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示范。誠然，中國在歷史文獻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然而，如果缺乏學科自覺、研究理論與方法，原始材料的優(yōu)勢未必能及時轉(zhuǎn)化為研究的優(yōu)勢。
從哈佛大學留學歸國之初，中國不僅沒有歷史氣候研究的基礎和條件，甚至連氣象與氣候?qū)W都需要從頭開始建設。此時，竺可楨做的更多的是對國外學界的翻譯、引入和模仿，但他并非生搬硬套、而是根據(jù)研究實際有所揚棄；并在此時就開始對中國的學科建設進行長遠規(guī)劃。他曾經(jīng)感嘆道：“翻譯時代”也是科學進化必經(jīng)的路程，但“科學是國際的，不是歐美所專有的”，“中國若是要在科學上有所建白，必須從研究入手”，“不久希望科學也能說中國話了”。（《竺可楨文集》1930年8月12日）而到了晚年，在中國學科建設已稍有成就、且中外正常學術交流受阻的情形下，他卻又反過來不愿意放棄對海外學界動態(tài)的關注和全球比較的研究視野。借用氣候史學者弗萊明（Fleming）的評論，在這一百年的尺度上，雖然氣候變化研究觀點的更新速度比全球變暖本身的速度還要快，氣候問題與社會宣傳、政治博弈的關系也彼此糾纏；但剝開時代纏繞其上的層層外衣，竺可楨的氣候變化研究生涯中不變的核心是求實，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是他在研究中對于古和今、中和外的態(tài)度。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五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們?nèi)匀弧⑶腋有枰o念竺可楨和他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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