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佩王朝的統(tǒng)治延續(xù)了近三個半世紀，這在中世紀歐洲不能不說是個奇跡。成就不僅表現(xiàn)在王朝統(tǒng)治的時間上，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管理機構的發(fā)展，以及有關王國和王權的意識形態(tài)建設。
王朝的血統(tǒng)
國家權力的發(fā)展首先表現(xiàn)為國王個人權力的擴張。隨著國王的權力擴展到日益廣大的領土上，王室的收入和權力都在日益增長。根據(jù)法蘭克的傳統(tǒng)，國王的親屬們聲稱他們有權分享這些利益。我們不應該忘記，中世紀的法蘭西國家是以血緣聯(lián)系為基礎的，作為國家的核心，王室尤其看重血統(tǒng)關系，因為這是蒙受神恩的、享有特權的血統(tǒng)。
從11世紀開始，卡佩的長子繼承原則就已經(jīng)牢固確立了。腓力二世和圣路易還新增了一種理念：王朝系譜之間存在連續(xù)性，這種連續(xù)性以垂直方式將三個王朝——后世所稱的法國王族的三個race——連接在一起：墨洛溫、加洛林和卡佩三個王朝之間是一脈相承的。中世紀的史學撰述和雕塑等記憶工具，都試圖宣揚這種王朝連續(xù)性和正統(tǒng)性，以掃除751年和987年王朝變更造成的“篡位”感。我們已經(jīng)看到，腓力二世是香檳的阿黛爾的兒子，他自認是加洛林的繼承人，布汶戰(zhàn)役之后，這種訴求就更是名正言順了。路易八世是腓力二世和埃諾的伊麗莎白的兒子，這位母親也有加洛林的血統(tǒng)，因此路易八世融匯了卡佩和加洛林的血脈。
卡佩王朝開創(chuàng)者于格一世
應該特別強調(diào)歷史書寫在王朝意識形態(tài)塑造中的作用。古代以來的歷史就有書寫君主的光輝業(yè)績的傳統(tǒng)，但中世紀的史學直到13世紀仍有鮮明的普世主義抱負，它本質(zhì)上是一種普世史，受基督教的影響，通常將世界的進程分為六大階段。但是，從腓力二世開始，一種新的史學關懷出現(xiàn)了：王朝或國王的（royaliste）抑或原始的民族主義的歷史嶄露頭角。圣路易注意到了這一演變的意識形態(tài)效力，他還提出了歷史書寫的語言問題。正是他建議撰寫首部俗語法國史的，這就是《法國大紀年》的由來。這部作品取得了很大成功，它在貴族階層有很多讀者，因為作品講述的是古代的武力征伐，而這正是中世紀貴族心目中所謂“高貴”的源泉。更重要的是，《法國大紀年》為法國王室找到了一個古老而高貴的源頭：它起源于特洛伊，法國國王是特洛伊王普利阿摩斯（Priam）的后代。普里阿摩斯的兒子赫克托耳有一個叫法蘭西翁的孩子，他逃出了焚燒中的特洛伊，在多瑙河畔建立了西康布里亞。法蘭西翁的后代就是傳說中的法蘭克人的王法拉蒙和墨洛溫諸王的祖先。當然，這個傳說至少在7世紀就已成型，但卡佩王朝在13世紀重拾這個傳統(tǒng)。
除了史學這一記憶工具，卡佩還有其他記憶途徑來鞏固或強化其正統(tǒng)性的記憶。最著名的例子是作為記憶之場的圣丹尼。這座王家墓地的布局在圣路易時代經(jīng)歷了一次重要調(diào)整：墨洛溫以來的王家墓葬以年代順序進行排列。修道院教堂的耳堂中共擺放著16個墓，右邊是墨洛溫和加洛林諸王的，左邊是卡佩諸王的，位于二者中間的是腓力二世和路易八世，因為是他們連接了兩個世系。不管統(tǒng)治時代如何，所有這些國王都構成一個連續(xù)性的整體：這就是所謂的王統(tǒng)（race royale），它的血脈就是權力的傳導器。
圣路易對圣丹尼王家墓地的重組示意圖
與之相應的是王朝原則和國王親屬地位的明確化。在13世紀，對王室血統(tǒng)的強調(diào)使得國王的親屬們的地位在增強，因為他們也是王朝血脈的承載者，跟國王關系最為密切。在位國王的近親兄弟享有特殊地位，他們有自己的領地，這種領地稱作apanages——親王采地，而他們也成為所有貴族中最特殊的一個群體：血親親王（prince du sang）。1225年，路易八世在遺囑中確立了一個繼承原則，明確規(guī)定授予其幼子們以王室產(chǎn)業(yè)：羅貝爾得到阿圖瓦，阿爾方斯得到普瓦圖和圖盧茲伯爵雷蒙七世的領地，查理得到安茹和曼恩。國王的女兒則可以獲得豐厚的嫁奩，以保證卡佩家族在歐洲的影響力。但這些做法與法蘭克早期的體制是不同的，因為它并不是要肢解王國。國王只是運用王國北方的繼承習慣法來鞏固家族統(tǒng)治；而且，國王的幼子們獲得的采地，多是在最近獲得的土地上建立的，所以這并不損害過去的王室領地，反而可以增強卡佩王朝對周邊地帶的管理，尤其是在一個行政工具還很不發(fā)達的時代。
血親親王們在各自采地的政策跟國王沒有競爭關系，二者互為補充。他們都穿戴配有百合花的服飾，戴著跟國王相似的冠冕。而且，親王們的頭銜開始與法蘭西聯(lián)系在一起：從14世紀開始，他們被稱為“法蘭西的孩子”或“戴百合花的親王”。可以說，他們構成一個家族共同體，血親親王們某種程度上分享著法蘭西的統(tǒng)治權，但他們都因為血緣關系而團聚為一個整體。
當然，人們有理由認為，親王統(tǒng)治邊緣地帶會造成新的獨立諸侯國的建立?？ㄅ宓膰鮽儾⒎菦]有意識到這一點。例如，圣路易就縮減了幼子們領有的采地的規(guī)模。1314年又有規(guī)定：如果親王們死后沒有直系男繼承人，他們的采邑將由國王收回。到1328年卡佩王朝終結時，王室領地之外的親王采地包括阿圖瓦、埃弗勒伯爵領、阿朗松伯爵領、安茹、曼恩和瓦盧瓦。瓦盧瓦的菲利普即位后，一些采地合并于王室領地?？偟膩碚f，這個制度有利于王室的直系血親，也有利于卡佩向瓦盧瓦的過渡。
國王：“王國里的皇帝”
王權的宗教發(fā)展和政治發(fā)展密不可分。在13世紀，國王實際上繼承了三重傳統(tǒng)權威：基督教的、羅馬的、加洛林的。這三種傳統(tǒng)促進了這樣一種觀念的發(fā)展：國王對整個王國負有全面責任，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其居民。他的權威是公共性質(zhì)的，目的在于臣民的得救。他還是戰(zhàn)爭與和平的主宰者。腓力二世將主權者變成真正的戰(zhàn)爭首領，大部分軍事組織都掌握在國王手中。他可征召附庸及附庸的附庸（ban et arière-ban），這就意味著王國所有自由人都負有隨國王出征的義務；而且，幾乎只有國王能夠給武裝人員開薪水。與此同時，領主的戰(zhàn)爭力量和競爭在削弱，戰(zhàn)爭對他們而言費用太高了。逐漸地，只有國王有能力進行有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另外，自圣路易以來，國王已是不可爭辯的和平的主人。理論家們將保衛(wèi)和平視為君主應首先關心的事。為了維護和平，國王可在整個王國采取行動，尤其是在國際事務中代表王國。不過，即使在自己的領地內(nèi)，國王也不是戰(zhàn)爭與和平的壟斷者。堡主之間的私戰(zhàn)仍然存在，腓力四世之后的貴族聯(lián)盟表明，領主堅持維護此特權。因此，那種認為國家是暴力機器的壟斷者的現(xiàn)代概念，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古盛期的法國。
在封建法的體系中，國王已經(jīng)具有了無可爭辯的最高權威。盡管封建效忠關系依然錯綜復雜，但國王不是任何人的封臣，這一理論——或事實——在12世紀已經(jīng)很明顯，在13世紀則成為一個普遍原則。但應該強調(diào)的是，封建金字塔始終是個不完善的體系，國王更傾向于封臣直接向他效忠，而不是經(jīng)過其他諸侯或大貴族。隨著法律實踐的發(fā)展和封建法的編訂，國王的這個愿望也在逐步實現(xiàn)。任何與其封君發(fā)生沖突的次級封臣，都可直接向國王宣誓效忠，因此國王可以繞過后者的舊封君而直接向其發(fā)布命令。
另一方面，年金形式的采邑（fief-rente）也有助于國王籠絡新的封臣。當國王的收入穩(wěn)步增長并將其他諸侯遠遠甩在身后時，他就有了一個無與倫比的政治手段：用年金作為采邑獲得封臣的效忠，這樣做就不必因為分封土地而削弱自己的領地。受封者有效忠服役之責任，金錢構筑了一個網(wǎng)絡，而且還可完善和增強傳統(tǒng)的以土地為支柱的封建附庸網(wǎng)絡。
腓力二世的加冕式
我們已經(jīng)提到，11世紀以來，國王的秘書處發(fā)出的法令在逐步增加，這是國王的立法權不斷發(fā)展的重要表現(xiàn)：腓力二世在位四十余年，共發(fā)出文書2500份。文書質(zhì)量上也是如此，12世紀后半期之后，可以說國王的文書具有敕令立法（ordonnances）的性質(zhì)了，即它已成為適用于整個王國的命令。于是國王成為享有主權（souverain）的君主——而不再是其王國的領主（seigneur），服從于他的人是他的臣民（sujets）。作為權威和服從的交換，國王應該保障公共利益。這一責任很容易跟基督教的拯救理想掛鉤，這也是王權之基礎。
這類有關主權的觀念很大程度上繼承自羅馬法。習慣法學家由于浸染羅馬法（他們大量抄寫羅馬法），也傾向于傳播這一新意識形態(tài)。例如，13世紀末，《博韋習慣法》的編纂者菲利普·德·博馬努瓦爾這樣寫道：“千真萬確的是，國王是所有人的君主，在他的整個王國有最高等級的權利，故此他可以為了公共利益而進行任何他認為合適的創(chuàng)設?！睆碾枇ΑW古斯都到美男子腓力時代的一系列演變，使得法國國王可以面對外部權威的競爭，尤其是來自教皇和皇帝的競爭，他在競爭中有了自己的思想武器。國王不再擔心皇帝，因為他是自己王國里的皇帝（empereur dans son royaume）。這句無名格言在13世紀下半葉開始傳播，標志著法國國王享有完全獨立的政治地位。
王國的雛形
1328年，國王的領地已經(jīng)占到當時王國面積的三分之二。在13世紀，它在三個方向上擴張：在西部，隨著腓力·奧古斯都戰(zhàn)勝金雀花的君主，卡佩家族控制了諾曼底、安茹等地；在南方，路易八世和圣路易在朗格多克站穩(wěn)了腳跟，并在地中海方向獲得了出?？?；在東北方向和北方，卡佩王朝獲得香檳和布里，以及佛蘭德爾的部分地區(qū)。不過，當時的法國人還沒有辦法把其直接控制的政治空間以直觀的視覺形式呈現(xiàn)出來，因為直到15世紀末才有相關的地圖，國王是在日常實踐中摸索著征服各地。為掌握其領地范圍，從腓力二世起，國王就命人草擬城市、領主和堡主領地名單，當然是不完全和不準確的名單。但在1328年，新國王、瓦盧瓦家的腓力六世，下令對王室領地戶口進行全面清查，此舉沒有包括布列塔尼、佛蘭德爾、加斯科尼、巴魯瓦、貝阿爾內(nèi)、波旁、佛雷茲和拉馬爾什，以及阿圖瓦和阿朗松等親王采地。但這次調(diào)查是第一次具有全國性質(zhì)的政治行為，它旨在清點國王的人口和財產(chǎn)狀況，以便為稅收等工作創(chuàng)造更好的條件。這應被視為管理手段的一大進步。
但是，不要認為中世紀的法國人擁有范圍清晰、責權明確的國家概念。實際上，有關王國的觀念是仍然是模糊的：王國包括所有掌握在國王手里的東西。在腓力二世時期，這個術語指由全體法蘭克人管理的土地，包括坐落在帝國境內(nèi)的領地。含義的模糊也影響到法蘭西的界定。法蘭西（Francia）指的經(jīng)常僅僅是今天的法蘭西島。當時有人說，這個王國有170萬座鐘樓，這個數(shù)字被紀年作者反復引述，但實際上他們根本不關心事實，只是當作這個王國是應許之地并極度豐饒的證據(jù)。王國更多在夢想中而非具體的感知和數(shù)字認識中。
然而，王國有它的實在身體（corps）。在13世紀，它表現(xiàn)為一個有別于王家領地的政治實體。法學家的理論和行政管理者的經(jīng)驗在這一構建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國王的頭銜也變了。正如美國歷史學家約翰·鮑德溫（John Baldwin）指出的，腓力·奧古斯都還被稱為“法蘭克人的王”（roi des france，rex Francorum），圣路易可自稱為“法蘭西的王”（roi de France，rex francie）但這個稱號到美男子腓力時才通行。與此同時，法蘭克人變成法蘭西人民，即法蘭西翁的后代。他們獲得了特別的品質(zhì)，主要的是自由：“我們都是法蘭西的自由人”（Nous serons tous francs en France）成了一句格言。與這句格言相對應，廢除農(nóng)奴制此時成為一種潮流，尤其在14世紀初的王家領地，自由人的概念隨之推廣。
腓力二世
1300年前后，王國的空間開始明確，盡管這一點當時只有邊境居民才有清晰的意識。邊境（frontières）一詞經(jīng)常在南方使用，指的是征服運動中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前線，1315年左右，這個詞在王國北方開始獲得某種現(xiàn)代政治意味。它指的是一條設防的界線。如前所述，邊境在美男子同教宗的爭吵中經(jīng)受了檢驗。從此，王國的空間范圍開始逐步明朗化。
國王、法國人民、王國，都是受神保護的，神給了他們特別的圣徒：圣丹尼。從加洛林時代以來，圣丹尼修道院曾給予王權極大的支持。它的主保圣徒守護著王權的象征物，尤其是火焰旗，國王臨戰(zhàn)前就會來迎取。圣丹尼還是國王個人的庇護者。他的圣骨會嚇跑敵人，恢復國王的神圣性。1191年，腓力二世在東方的阿克城生病，兒子在巴黎病危，一場宗教游行將圣丹尼的圣骨送往王宮。奇怪的是，父子二人雖相隔遙遠，但都神奇地同時康復了。此外，圣徒還在國王死去時保佑他，使他免于地獄之火，關于這一題材有眾多傳說，中世紀的紀年也有收納，1260年左右沃拉金（Jacques de Voragine）在編纂《黃金傳說》（Legende dorée）時也采用了。從達戈貝爾特到末代卡佩的國王們都崇拜圣丹尼。在這個著名的王家修道院，圣徒守護著三朝國王的尸體，一直到復活的那一天。在14世紀初，這位圣徒的力量擴大了：人們以為他的使命是要歸化四境之內(nèi)的人民。圣丹尼成為法蘭西王國的庇護者，相比之下，此前圖爾的圣馬丁等圣徒的地位下降了。這又與巴黎作為王國首都的形成息息相關。
巴黎：王國的首都
巴黎的政治地位是長期的傳統(tǒng)形成的，克洛維就喜歡住在這里。加洛林初期，巴黎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在9世紀末，諾曼人的頻頻入侵就足以證明它的重要性了。于格·卡佩即位后，巴黎又因為其地理位置而成為王國的中樞，不過當時國王及其政府總是在移動中，巴黎只是個特別受青睞的居留地。在中世紀前期巴黎的城市擴張中，修道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們領有城區(qū)和郊區(qū)的大部分土地，如圣熱娜維耶夫、圣日耳曼德普雷、圣馬丁、圣維克多等修道院，從12世紀開始，圣殿騎士團也是一支重要力量。
巴黎在12世紀經(jīng)歷了一次飛躍，從人口上看，它已是西方最大城市。1328年它有20萬居民，相當于當時意大利最大的城市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的兩倍。不過，這個數(shù)字是雷蒙·卡澤爾（Raymond Cazelles）根據(jù)軍役稅的登記冊推算出來的，因而存在一些爭議，有的估算不超過8萬人。
1410年，巴黎，從左岸看西岱宮和圣禮拜堂
巴黎的擴展得益于貿(mào)易的繁榮，而貿(mào)易又以農(nóng)村的經(jīng)濟發(fā)展為依靠。巴黎坐落在塞納河谷地，位于通往佛蘭德爾的道路上，它有條件成為重要的商貿(mào)中心?？刂拼笞谏虡I(yè)的巴黎商人組成了一個行會，即水路商人行會。1170年，行會獲得了商業(yè)特許狀，從而壟斷巴黎和芒特之間的塞納河貿(mào)易的權利。當時常見的商品是小麥、木材、鹽和葡萄酒。巴黎近郊圣丹尼的朗迪集市發(fā)展為國際貿(mào)易中心。13世紀末香檳集市開始衰落時，意大利商人匯聚到了巴黎。但巴黎的手工業(yè)不如意大利和弗拉芒各城市發(fā)達，巴黎的手工業(yè)過于分散，它更像個消費中心而非生產(chǎn)中心。作為消費中心，巴黎的人口規(guī)模是其繁榮的基礎。
但何以吸引如此多的人口？各種宗教機構一直扮演著推動者的角色，它們分配自己的土地以吸引居民。它們還是重要的知識中心。不可忽視的是巴黎大學的國際聲譽，那里也是王國官員的培養(yǎng)基地。大學的教師學生在14世紀初可能有一萬人，這就帶動了手工書籍業(yè)和住宿業(yè)的發(fā)展。盡管年輕的學生經(jīng)常跟市民發(fā)生激烈沖突，但大學帶來的活力意義更為重大，塞納河左岸從此發(fā)展為文化圣地。
政治首都也是巴黎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這座城市最終在腓力二世時代獲得了首都地位：它是王國的行政管理中心，而且管理機構是獨立于國王的寓所的。西岱島宮殿中有王國的檔案館。1194年，腓力二世在弗雷特瓦爾丟失了部分王家檔案，因為他像先王們一樣，喜歡把檔案帶在身邊；但此后他決定將檔案放置在巴黎宮殿的柜子中，于是就誕生了“令狀文庫”（Trésor des chartes）。高等法院和審計法院等新機構一般也在巴黎辦公并保存檔案。
巴黎開始變成為國王服務的城市。國王的控制表現(xiàn)為統(tǒng)一化、集中化的努力。為統(tǒng)一這個城市，腓力二世決定修一道圍墻。圍墻始建于1190年，容納了200公頃的土地。但權力集中是個復雜工作。國王在巴黎也有叫作普雷沃的官員，他們在夏特萊執(zhí)法。此外巴黎市民有市政官（échevins）和商事官員（prévot des marchands）。不過，巴黎市民的自治權很有限，他們沒有獲得自由憲章。在圣路易時代，巴黎的普雷沃的權力迅速增長。1261年左右，國王挑選艾蒂安·布瓦羅（Etienne Boileau）擔任普雷沃，他擔任該職直到1270年左右死去。他的管理被視為典范，但他的權力對領主司法權是一種侵奪。另外，國王對越來越多的職業(yè)獲得了監(jiān)督權，它們成為“國王的職業(yè)”（métiers du roi），巴黎的市民被稱為“國王的市民”。因此巴黎社會上層團結在國王的保護下。不過，在14世紀初，集權化沒有完成，權力空間中還存在很多飛地，尤其是掌握在各大宗教機構手中的領主司法權。
但巴黎的集權不應掩蓋地方特性及其活力。在諾曼底，諾曼人和金雀花王朝發(fā)展出的司法財政制度保留了下來，朗格多克繼續(xù)受羅馬法治理。這些處于邊緣的地區(qū)富庶且治理井然，這本身也很有利于王國的構建。因此，在這個初生的法蘭西王國，中心和邊緣的關系似乎遠比舊制度末期要健康和平衡。
（本文摘自《法國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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