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新雕——《文心雕龍》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為紀念王運熙先生逝世十周年，顧易生先生誕辰百年，2024年10月25日下午，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辦的“文心新雕——龍學回顧與前瞻”學術講談會于光華樓西主樓1001室舉行。本次講談會由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楊明教授、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左東嶺教授、澳門大學中國文學系張健教授主講，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陳引馳教授主持。以下為講談會實錄，經(jīng)講者審定。

陳引馳

陳引馳：老師同學們好，很高興各位能夠到場，也很榮幸第二屆《文心雕龍》青年學術沙龍將于明天在復旦召開。20世紀以來，龍學在文學史、文學批評、專書研究等方向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今天的主講人都是龍學專家，楊明老師的研究最具王運熙先生之風，極為精細；左東嶺老師現(xiàn)任《文心雕龍》學會會長，他師從羅宗強先生，發(fā)展了羅先生對《文心雕龍》的很多精彩看法；張健老師師從張少康、吳組緗先生，也是古代文學批評領域的專家，曾就龍學的許多問題進行專門的探討。那么先從楊明老師開始吧？

楊明

楊明：如果序齒的話，我就只好拋磚引玉了。就像陳老師剛才說的，《文心雕龍》研究很多，也很深入透徹。得到通知要參加這次講談會，我很高興，想了很久該講些什么。今天我想談談，《文心雕龍》研究能否跟寫作聯(lián)系起來。

《文心雕龍》雖然談及很多理論，但從根本上說，它是一部指導寫作的書，劉勰的本意是談寫作的基本知識、文章作法，這一點為老先生們所公認。我們今天主要是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研究，但就像范文瀾先生所說的：“《文心雕龍》的根本宗旨在于講明作文的法則”，劉勰切實地把寫作門道告訴讀者，讓讀者能夠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王運熙先生專門寫過一篇《〈文心雕龍〉的宗旨、結構和基本思想》，強調劉勰的本意是談寫作。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龍義證》也開宗明義地講：“《文心雕龍》主要是一部講寫作的書。”

《文心雕龍?zhí)剿鳌?，王運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4月版

先說劉勰稱為“文之樞紐”的首五篇，這五篇的基本觀點就是，寫文章應一手伸向儒家經(jīng)典，一手伸向楚辭。在劉勰看來，學習作文要以儒家經(jīng)典為主，這說的是學習儒家經(jīng)典的雅正文風，而非強調儒家著作的思想內容；學習楚辭，是由于光有雅正的文風還不夠，在此基礎上要發(fā)展、新變，要更加絢麗。這就是“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騷”。劉勰所謂雅正文風，對文章寫作的規(guī)范化提出了要求。今天寫文章，也要合乎語言文詞的規(guī)范，才能被廣大人群接受，在此基礎上再去求美、求新、求變。

在論文體的二十篇中，文學意味較強的主要是《明詩》《詮賦》，此外很多篇目講的是應用性文章，從皇帝的詔命、臣下的章表，甚至到零碎的藥方、戶口登記等，都算在“文”之內。許多文體今天已經(jīng)不用，但在這二十篇內，仍能體會到很多與寫作相關的東西。首先，不僅文學創(chuàng)作，即使是普通應用性的文章，也要講究文辭的運用，劉勰說“圣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可見儒家經(jīng)典也很重視文辭之美，而各種文體的美又有所不同。這或許是中國文學的特點，外國的東西我不太了解，但曾有一位日本社會學學者對我說過，你們中國人寫文章很慎重，很注意結構、條理等等，我們寫文章常是想到哪里寫到哪里。這樣看來，講究文辭表述或許能說是中國文章的一個特點吧。第二，寫應用文章要講究文辭，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得體”。每種文體有自己的規(guī)格和風格要求。王運熙先生非常重視古人論“體”?！绑w”的含義很廣，其中風格這一點非常重要。錢鐘書曾評價梁元帝蕭繹的《勸農諭》，這篇文章是為勸導農民耕作而寫，作為皇帝下詔，應該是很嚴肅的，但蕭繹為了追求文章之美，加上了很多描寫自然風景的漂亮文辭。這篇文章雖看起來漂亮，但錢先生說，作為帝王下詔，卻寫得像士女相約游春的小簡，并不得體。這對今天的寫作也有啟示作用。

所謂“創(chuàng)作論”的部分也是如此，比如《神思》論構思，說“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是偏于文學性強的作品的，但其實該篇所論也包括應用性文章的構思。對于作文思路怎樣才能暢通的問題，陸機在《文賦》中就有討論，他認為靈感很神秘，靈感之來和去都是作家無法控制的，“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便是他的切身體會。而對學習寫作的人來講，這就有點讓人撓頭了。該如何保證思路的暢通呢？劉勰在《神思》里講得很切實：一方面，需要下好平時功夫，即“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積累文辭、典故，研究和思考各種事理以增加才力，并從寫作的角度研究古今作品，閱讀、欣賞和體會別人的寫作之法；另一方面，是臨文之際的功夫，劉勰強調寫作時應“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集中思想，摒除雜念，這是將先秦諸子論述心理活動的語匯運用到寫作上面。這些話聽起來是老生常談，但對今天仍有啟發(fā)作用。《風骨》也和寫作有關，該篇主要談的是文風問題：“風”指文風要明朗，讓讀者能看懂，這樣才能使讀者感動；“骨”指的是文辭要精煉、準確。劉勰說“結言端直”，強調的并不是思想的端正，而是文辭運用的規(guī)范化，不應為求新變而損害文辭，這也是古今相通的。農業(yè)合作化時期，毛澤東主席曾在內部講話中談到，工作匯報應講究文風，要有鮮明性、準確性、生動性。后來召開了座談會，郭沫若、老舍、冰心等作家都參加了，專門討論文風問題。毛澤東所說的這三性，其實也與劉勰講的“風骨”相通。還有《定勢》中，劉勰特別談了“訛勢”，也就是“反正”，故意與規(guī)范唱反調，如“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的寫作方式，劉勰指出這是由于一些作者“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他對此現(xiàn)象很不滿意。訛勢的現(xiàn)象自古就有，但主要是從南朝劉宋時開始盛行，尤其是鮑照和江淹，他們甚至在詩和文章中故意生造詞語，這是劉勰非常反對的。這也可能是《文心雕龍》“針砭時弊”的重要內容。今天有些文章為求新鮮，或故作高深，也會不顧文辭表述的規(guī)范，生造詞語，違反語法規(guī)則，形成一種晦澀的文風。這需要注意。

具體講修辭手法的篇章，更與寫作有直接關系。如《練字》提到，《尚書大傳》中“列風淫雨”一句，因流傳中的錯訛變成“別風淮雨”，而有些作者明知有誤，卻為求新奇故意使用錯字，比如東漢的傅毅和南朝的王融。又《指瑕》談到，“賞”原指賞賜，卻在使用中增加了欣賞的含義。這個意思我們今天覺得很自然，但在劉勰的時代，卻是一種難以理解的用法。“撫”本來是一個動作，卻逐漸被用來指體會和感受事情，比如后來杜甫曾寫“撫事煎百慮”。這樣看來，劉勰在語言文字的運用上似乎比較保守，強調語言文字要合乎常規(guī)；但也不能就此將他批評為保守派，因為語言的發(fā)展就是在既要守規(guī)范、又要突破規(guī)范的矛盾中前進的。今天的許多網(wǎng)絡語言都突破了規(guī)范，但它們以后是否能進入現(xiàn)代漢語的寶庫，也是我們無法預料的。但就寫文章而言，基本的傾向還是要遵守規(guī)范。

總之，《文心雕龍》主要是從文辭運用的角度談寫作，它的許多內容實際上并不高深。我們今天之所以感到高深，主要是由于時代遠隔、對駢文形式相對陌生，但究其道理，其實是很明白的，關鍵在于能否落實到寫作中。對《文心雕龍》的進一步研究，最好跟當今的寫作聯(lián)系起來。劉勰作《文心雕龍》的目的之一是糾正當時的不良文風，而今天倘若能借鑒這種做法，分析社會上的文病，也是有意義的工作。

陳引馳：謝謝！楊老師的發(fā)言可謂一氣呵成，胸有成竹。今天龍學研究發(fā)展出了多種多樣的角度，我印象里，早期研究各有不同，可能主要是結合秦漢以下的創(chuàng)作來談文學史的問題。如羅常培所記劉師培口義兩篇，就是講論《頌贊》《誄碑》的，而劉氏《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也多對照《文心雕龍》文本，以更清晰地闡述漢魏文學的發(fā)展。20世紀后半葉，學者對理論多予關心，如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就是從理論方面深入，且與西方理論相對照?？偟膩碚f，當今龍學研究較少考慮寫作問題，但從本原上講，指導寫作或許才是本書的宗旨。楊明老師的發(fā)言既把握住全書的篇章結構，對詞句細節(jié)的理解也很深入，從各層面扣住了《文心雕龍》的本意，且聯(lián)系到術語、文句等具體的情況，為本次講談會確定了基本的方向。那下面有請“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會長左東嶺老師發(fā)言。

左東嶺

左東嶺：楊先生將《文心雕龍》定性為一本指導寫作的書，我非常同意。現(xiàn)在《文心雕龍》學會在做一個課題，叫做“新時期《文心雕龍》研究學術思想檢視與中國學派建構研究”，所以我最近幾年也在做研究史相關的工作。這次在復旦舉行的《文心雕龍》青年學術沙龍，名字叫“源流與通變：《文心雕龍》研究再出發(fā)”，所以今天我想講講我在羅宗強先生門下學習《文心雕龍》的心得，還有一些新的想法。

羅先生碩士階段就讀于南開大學中文系，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他最早發(fā)表的龍學論文，是1978年的《非〈文心雕龍〉駁議——評〈學習與批判〉上的一篇文章，兼論批判繼承我國古典文藝理論遺產》，反駁那篇文章關于《文心雕龍》的思想是唯心主義，尊崇儒家思想與溫柔敦厚審美原則，以及批評六朝形式主義是復古倒退等三個方面的觀點。這篇文章羅先生后來似乎并不滿意，沒有收入他的文集中。集中體現(xiàn)羅先生龍學學術思想的，是評論畢萬忱、李淼《文心雕龍論稿》這本書的文章《讀〈文心雕龍論稿〉隨想》，發(fā)表于1987年。羅先生認可《論稿》表現(xiàn)的“一種力圖按劉勰的思想原貌來把握劉勰思想的認真努力”，指出它“與支離掇錄劉勰只言片語，而附會以現(xiàn)代文學理論、滔滔游談者異”，這后來衍生為他的“歷史還原”學術思想。更重要的是，羅先生提出了“《文心雕龍》究竟是一部什么書”的問題，他很認可王運熙先生的觀點，即《文心雕龍》是論文章的。這個提法現(xiàn)在盡管已不太新鮮，但在當時非常重要，后來的重要學者如張少康等，都承認《文心雕龍》首先是一部文章學著作，其次才是文學理論著作。而在王運熙先生的基礎上，羅先生指出，這還涉及“什么是文學”的根本問題——古代文論家所理解的文學都包括些什么？有什么特征？他們的認識的發(fā)展過程是怎樣的？他們給“文學”總結出了什么樣的“普遍規(guī)律”？羅先生一輩子都在想這些問題，他認為，劉勰所處時代的“文學”，跟現(xiàn)在的“文學”太不一樣了，因此《文心雕龍》應放在一個更大的文化框架中理解。羅先生后來對這篇文章也不甚滿意，沒有收進自己的文集。但我認為這篇文章實際上奠定了他研究文學思想史的基本學術理念。

羅先生有兩部書，分別體現(xiàn)了他研究《文心雕龍》的兩種特點。第一部是《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其中對劉勰和《文心雕龍》的研究，在十章中占了三章。羅先生在《后記》中非常感慨地說，有三四年時間，他都在《文心雕龍》上徘徊，反復思索該書與六朝文學思潮的關系問題。此前學界曾經(jīng)認為，《文心雕龍》與六朝主流文學思潮異趣，是反唯美主義、反形式主義的；但羅先生在深思熟慮后得出，《文心雕龍》所表述的文學思想，實際上與當時的文學思潮一致，只是劉勰在承認文學發(fā)展的前提下，又對過度的形式化提出了批評。羅先生在《劉勰的文學思想（中）——劉勰的文學觀》中，特意設置了兩個小節(jié)，分開來談劉勰的雜文學的觀念、劉勰文學思想的主要傾向，這就是要處理劉勰文學思想與時代的關系問題。《劉勰的雜文學觀念》主要談雜文學、文章學方面的內容，甚至延伸到文化這一更大的框架，指出劉勰在認可雜文學觀的前提下，特別強調了詩文寫作和審美藝術；《劉勰文學思想的主要傾向》則主要談劉勰思想的發(fā)展脈絡，認為他的主導思想還是突出文學審美，和六朝文學思潮是一致的。羅先生在談整體的理論問題時，往往先分析每一篇的架構和行文，再分析篇章之間是如何勾連起來的。他并未打碎材料來分析、歸納，而是回歸到作者如何寫的問題，按照《文心雕龍》的本來面目進行討論。我認為古代文學和其他學科的重要差異，就在于文本分析；個案研究和文本分析，是古代文學研究的看家路數(shù)，我們要把文本當文章讀，而不是當材料讀，要在讀懂文章的基礎上提煉問題，否則就成了無根之木。關于這個觀點，我曾經(jīng)寫過《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文體意識》，這篇文章就源于羅先生研治龍學的啟發(fā)。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羅宗強/著，中華書局，2019年7月版

第二部書是《讀文心雕龍手記》，這代表羅先生的另一種研究方式，即抓住關鍵詞語、重要范疇，從小處切入，結合全篇闡述，再擴大到文論史——典型的“小題大做”方法。書中《釋“文之為德也大矣”》《釋“惟人參之”》《釋“辭來切今”》《釋“五言流調”》《釋“入興貴閑”》《釋“阮籍使氣以命詩”》等，皆由一字或一句切入，擴展開來研究。我深受這種研究方法的影響，以前寫過論文《“風骨”之骨內涵再釋》《文體意識、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與〈文心雕龍〉研究》等，都學習了羅先生的治學方法?！段男牡颀垺肥且槐痉浅：甏蟮臅看巫x都能有新收獲，關鍵在于要認真體會由字到句、由句到篇的含義。總的來說，羅先生對龍學研究的貢獻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將《文心雕龍》放在六朝總體的文學思潮中，觀察該書與時代的關聯(lián)，這是“面”的研究；二是對具體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這是“點”的研究。

《讀文心雕龍手記》，羅宗強/著，中華書局，2019年7月版

《文心雕龍》研究大致有兩個方面可供我們繼續(xù)探索。首先，當我們探討《文心雕龍》的核心問題文體觀念時，實際上還可進一步落實于“體要”?！绑w”也就是“大體”，是文章的基本內容與主要功能，“要”即“關鍵”，指主要的表達手段與體貌特征，“體要”包括文體的體式、體貌、創(chuàng)作目的、創(chuàng)作手法、能夠達成的效果等，是一個綜合的范疇。體要是中國古代文章學的核心，不僅是理論問題，更顯現(xiàn)于具體的寫作實踐中，在研究時必須結合寫法來談，這也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文論的整體特點，與西方文論重分析的特點有所不同。在《文心雕龍》以后，再未出現(xiàn)如此宏大的理論作品，能夠與它的整體性相匹敵的，或許僅有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我們可能要問，體要既然如此重要，為何劉勰沒有單獨寫一篇呢？我想這大概是由于劉勰將它貫穿在全書之中了。倘若我們在研究中，能將文體研究落實于體要上，或更能突出《文心雕龍》的綜合性和實踐性。

第二個可供進一步討論的方向，是關于思潮史和經(jīng)典的關系問題。羅宗強先生認為，《文心雕龍》的主導思想傾向和當時的文學思潮是完全一致的，這的確是重要的學術發(fā)現(xiàn)，也符合歷史的實際。但如果進一步看，只談一致性可能還是沒能真正揭示《文心雕龍》的思想史價值。偉大的作家、批評家，往往有超越時代的一面，他們與時代的關系并不是完全重合的，而往往具有糾正時弊、倡導新方向的意義。劉勰超越同時代普遍思潮的地方，主要體現(xiàn)于“折衷”的觀點，他能將各種觀點容納于一個系統(tǒng)中，也就是所謂的“彌綸群言”?！段男牡颀垺防碚撝甏蟆⑺伎贾畤烂?、內含范疇之廣泛，超越了它的時代。羅先生的研究，已經(jīng)達到了“求真”的目的，但思想史的寫作，還可以進一步分層次研究。王汎森先生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提出了“分層的思想史”觀念，他認為，一流思想家、作家的思想，一旦進入實際的運行，效果是會打折扣的。我們的思想史往往只關注一流思想家的高度和深度，卻很少關注思想的實際運行狀態(tài)。這就需要考慮：劉勰的文學理論，在當時的文壇上究竟落實了幾分？是通過誰來落實的？要探討《文心雕龍》的接受情況，只研究刊刻、版本是遠遠不夠的，還要讀文學作品、讀其他文論家的理論，許多時候雖然沒有直接提到《文心雕龍》，卻汲取了該書的營養(yǎng)。《文心雕龍》對文壇實際的作用與貢獻，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陳引馳：左老師講得非常精彩。羅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既有對于字句作出的非常精細的討論，也延伸到整體的問題，貢獻非常大。左老師闡發(fā)了“體要”的問題，也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方向。我們既要看到《文心雕龍》與時代的相關性，也要看到它超越時代的地方，對當時、對后代有何影響。英國文豪本·瓊森（Ben Jonson）曾說，莎士比亞不屬于一個時代，而屬于所有時代（was not of an age, but for all time）；宇文所安在盛唐詩的研究中，也說李白、杜甫等，在盛唐詩壇中只能算是邊緣人物，卻有無限的可能性，身后逐漸成為文壇中心。同理，討論《文心雕龍》時，不僅要注意時代背景，也要注意其特出之處。這是否有點像讀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不能不了解古希臘的悲劇、史詩，但僅此也遠遠不夠，還應看到它對后來整個西方文學思想的影響。那么接下來有請張健老師。

張健老師線上參與了會議

張?。?/strong>謝謝各位老師。感謝陳引馳教授、陳特博士組織召集這次會議。我要先向王運熙先生和顧易生先生致敬，我本科時曾給王運熙先生寫信，請教如何學習中國文學批評史，王先生回信建議我讀《文選》和丹納的《藝術哲學》，我一直銘記。我曾經(jīng)跟隨祖保泉先生、張少康先生學習《文心雕龍》，后來也一直關注這部書，開設相關的課，也試圖寫一本關于《文心雕龍》的書，但目前為止還沒有完成。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學習了王運熙先生、羅宗強先生、楊明先生等前輩的著作，以及現(xiàn)代的研究著作。我原來打算在書的緒論中談談《文心雕龍》的現(xiàn)代研究，今天我也從這個問題切入吧。

剛剛楊明老師和左東嶺老師都提到，《文心雕龍》到底是一部什么書？對于這個問題，王運熙先生認為《文心雕龍》是一部文章學著作，主要目的是談寫作；羅宗強先生認為，《文心雕龍》是一種雜文學的理論。這就引發(fā)我想要往前追溯這些問題的來源，也就是：所謂“文章學”“雜文學”等范疇是如何產生和興起的？這牽涉到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文學理論如何建立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王文生先生曾討論中國文學批評的學術史問題，他指出，中國文學批評這一學科，是在五四以后，具體來說則是1927年陳鐘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出版后才正式成立的。王先生認為，五十多年的研究大致分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做了大量的文獻搜集整理工作，并拿西方文學理論來詮釋中國古代文論；第二個時期是1949年以后，用正確、科學的文學理論，即馬列文論，來指導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這一時期的研究有更明確的目標，就是要建立民族的文學理論。從學術史角度看，這段話說的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現(xiàn)代研究，就是拿西方理論來整理中國古代文論的歷史。在王文生之前，朱自清早已注意到拿西方文學批評范疇整理中國詩文評的現(xiàn)象，這就是現(xiàn)代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主流傾向。

現(xiàn)代龍學研究的歷史也大致是如此，但問題是，為何一定要拿西方理論來研究《文心雕龍》呢？這實際上涉及所謂普遍的文學觀念，即認為世界的所有文學是統(tǒng)一的，這是西方所認定的現(xiàn)代思想的基本特征。在這個觀念之下，產生了普遍文學原理的認定。然而，誰代表普遍的文學觀念？誰代表普遍的文學原理？很長時間內，西方文學理論被認為是普遍的文學原理，王文生所概括的五十年學術史，正是這種觀念的顯現(xiàn)。

像這樣拿西方觀念看《文心雕龍》，自然產生了王運熙先生、羅宗強先生等關注的問題：《文心雕龍》是不是文學批評？是不是文學理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接受西方文學理論時，文學觀念就發(fā)生了分化，產生“純文學”和“雜文學”相區(qū)別的問題，其依據(jù)是英國19世紀批評家德昆西（De Quincey）對“力的文學”（即“純文學”）和“知的文學”（即“雜文學”）的劃分。德昆西的觀點最早被日本接受，日本文學理論家太田善男在作于上世紀初的《文學概論》一書中，提出“純文學”和“雜文學”的觀念。這種觀念在1910年代引進中國，很快，學者楊鴻烈在論文中，就提出《文心雕龍》所論究竟是純文學還是雜文學的問題，從“純文學”“雜文學”二分的視角看待《文心雕龍》的價值。楊鴻烈認為，從先秦到六朝，中國的文學觀念是朝向純文學的觀念演進的；至唐代古文運動，恰恰混淆了純文學和雜文學觀念，變成復古倒退。這一觀念，后來成為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對整個批評史歷史線索的基本判斷。楊鴻烈說，《文心雕龍》分文、筆，這是純文學觀念的體現(xiàn)；但又講“原道”，容納“非文學”的內容，包含復古思想和雜文學觀念。講“純文學”的理論，后來被稱為“文學理論”；講“雜文學”的理論，后來被稱為“文章學”，今天的文章學，如果要在西方找源頭，要追溯到修辭學。然而，倘若不用純文學、雜文學的觀念來看文學，而像M.H.艾布拉姆斯一樣，將修辭學等講文章作法的內容，歸為實用批評，從而納入文學理論，那么王運熙先生等所講文章學和文學理論的區(qū)別，實際上就不存在，《文心雕龍》是文學理論還是文章學的分別就失去了觀念基礎。

我舉兩個例子，來說說現(xiàn)代學者用西方普遍文學原理研究《文心雕龍》時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徐復觀先生的研究，他相信普遍的文學原理，深受莫爾頓《文學的近代研究》的影響，認為文學有思想、媒介、藝術三要素，其中藝術是文學區(qū)別于其他類著作的分界。徐先生在此基礎上，認為藝術就是形相性，集中體現(xiàn)在“style”（“文體”）。他受到日本學者的啟發(fā)，認為“style”一詞不應譯成“風格”，而應譯成“文體”，而文體恰恰是形相性，故是文學的基本特征。他從文學三要素的角度看待《文心雕龍》，認為該書論述的核心就是文體問題，即形相性問題、藝術之為藝術的基本特征問題，從而得出《文心雕龍》抓住了文學的基本特點，有極大的現(xiàn)代意義。徐復觀把文體分成體制、體要、體貌三個次元，體制是最基本的，體要是內容，體貌是各人寫作時形成的獨特特征，即現(xiàn)在所說的風格。在他看來，《文心雕龍》講文體的突出特征，就是與人密切相關，認為人決定了文章的體貌，這與18世紀法國布封《論風格》中“風格就是人”的觀點有共通之處，而中國卻早于西方一千多年。他就是這樣通過比較中國和西方的理論，來認定《文心雕龍》的價值。

第二個例子是王元化先生的研究。王先生不僅相信普遍的文學觀，而且相信進化論，認為文學理論也是進化發(fā)展的。他在西方現(xiàn)實主義的基本脈絡下講《文心雕龍》，如認為《物色》所論“物色”，相當于西方的“生活”，劉勰討論文章和物色的關系，也就是西方討論的文學和生活的關系。站在進化論立場上，王元化先生認為西方的現(xiàn)代理論是進化的高級階段，而《文心雕龍》只處于萌芽狀態(tài)，而用現(xiàn)代理論研究《文心雕龍》，就像用現(xiàn)代科學方法研究低等動物一樣。我們說王先生的觀點當然有特殊的語境，但在進化論角度講《文心雕龍》，我覺得是有問題的。剛才講到徐復觀，徐先生就反對用進化論來講中國文論，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徐先生的看法比王先生更可取。王先生曾提出，要在《文心雕龍》的基礎上建立民族的文論，但他的論述和口號有基本的矛盾：如果《文心雕龍》只是科學的文論的萌芽狀態(tài)，還有必要以它為基礎建立民族的文論嗎？如果它的價值僅在于部分符合現(xiàn)代的“科學”文論，那么有何研究的必要呢？這一百年來，我們用西方文論研究中國文論，卻又提出建立民族文論的口號，就導致了非常困難和現(xiàn)實的問題。這一問題也同樣存在于美學領域，像朱光潛提出要建立中國的民族的美學，但倘若先認定西方的美學是科學的美學，那么如何建立中國的民族的美學呢？這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我想也是在講《文心雕龍》研究的當代意義時，必須面對的問題。至于將來應該怎樣研究，剛才楊明老師和左東嶺老師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見，我很受啟發(fā)。

陳引馳：謝謝張老師的精彩報告。張老師的《借鏡西方與本來面目：從詩文評到文學批評》這本書，分析了傳統(tǒng)詩文評如何轉型成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討論得非常精細，分析也很綿密。張老師今天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中談《文心雕龍》。中國古典文論的現(xiàn)代學術價值，涉及古、今、中、西多個維度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無論是在文學批評還是文學史領域，研究者都需善于反省前代學者的觀點，同時也應注意自身學術觀念的歷史性。我們對文學的理解、持有的學術觀念，都包含特定時刻的歷史因素。

陳尚君老師也參與了此次講談會

在討論環(huán)節(jié)，幾位老師就《文心雕龍》中最重要的文體為何展開了討論。陳特老師認為，《文心雕龍》的核心是詩、賦等“藝文”，如創(chuàng)作論部分就主要是圍繞詩、賦來談，在劉勰心中，詩、賦是比較困難的，如果掌握了相對困難的文體，其他文體就不在話下。張健老師強調，這個問題也應分層次看待，《文心雕龍》講所有文章的基型，一定是儒家經(jīng)典，而在討論帶有“文學性”的文字時，詩賦應是最重要的。楊明老師認為，詩、賦確實是南朝時深受重視的文體，如《文選》就以賦、詩起首，但很難據(jù)此判斷對詩、賦的重視已超越了其他實用性的文體。曹丕所言“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主要就是指實用性的文體。在《文心雕龍》所謂創(chuàng)作論的部分，有些比較偏重詩、賦，如《比興》《夸飾》，但很多篇章，我們今天并不能確斷它們都針對詩、賦，這是因為在南朝時期，實用性文章也非常講究藝術美，如《情采》所論內容和文辭之美間的關系，無論詩、賦還是實用性的文章，都必須重視，《镕裁》《聲律》《章句》《麗辭》《事類》《練字》《指瑕》等篇，對實用性文章來講也很重要，劉勰往往是將詩、賦與實用性文章打通了來講。左東嶺老師指出，《文心雕龍》的基底仍是詩、賦、駢文，但不會脫離經(jīng)典，劉勰對文章之美和實用功能的認識很復雜，他認為文章無論多華美，也不能損害實用功能，但另一方面，在尊體的基礎上，也要爭取寫得華美。至此，本次講談會在熱烈的氛圍中圓滿結束。

（黃佳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