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學前史：歐洲草藥志的起源與演變1470-1670》，[英]艾格尼絲·阿爾伯著，王釗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466頁，198.00元
艾格尼絲·阿爾伯的著作《草藥志的起源與演變》中譯本出版了。中文版譯作《植物學前史》，原書的副標題則是“植物學的一段歷史：1470-1670”。
一望而知，二者對于“植物學”的界定是不完全相同的。中文版的植物學，實際上指的是現(xiàn)代植物學。譯者在譯后記中明白地說，如果按原書標題直譯為中文，則“毫無辨識度”，此言非虛。如非專業(yè)人士或愛好者，“草藥志”實在不是一個熟悉和令人感到親切的名字。然則在兩個書名表述下，隱藏著作者和譯者對這一歷史不同的解讀取向。如以原名，則側(cè)重這一段歷史本身的記敘；如以譯名，似更多了些從草藥志向現(xiàn)代植物學過渡的思考。就此而言，反是后者為原作添了幾分余韻。
從知識史的角度，歐洲草藥志的出現(xiàn)與演變，可算是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知識生產(chǎn)的一環(huán)。之所以有編寫出版草藥志的需求，源起于學者們在持續(xù)編譯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醫(yī)藥文獻的過程中，需要確認這些文獻中提到的物種是當前自然中生長的哪些植物。而各地的王侯貴族，也爭相收藏各種自然標本，支持學者們研究出版，以此彰顯收藏者本人的權(quán)力、財富和志趣，對于博物學者們不啻為發(fā)展學問的大好良機。在度過了早期翻印手抄本草藥志的階段后，以實物為對象的描寫和繪圖，便成為草藥志發(fā)展的主流。
大翅薊和苦荬菜屬植物，《迪奧斯科里德斯論藥物艾麗西亞·朱莉安娜抄本》（約512年）
后人將文藝復興的成就概括為“人和世界的發(fā)現(xiàn)”，實屬精辟之論。在藝術(shù)領(lǐng)域，藝術(shù)家們一掃中世紀呆板沉悶的風格，通過畫作細膩真實地反映了人和人所處的自然。正如書中提到十五十六世紀之交（也就是本書所指草藥志起源的早期）德國著名畫家丟勒所繪的兩幅植物圖像，兼具科學畫和藝術(shù)品之大成，實屬驚艷。而這種對圖像真實性的要求，正如富克斯在《植物志論》的序言中表達的那樣——
我們竭盡所能確保每一種植物的根、莖、葉、花、種子和果實都被描繪出來。此外，我們小心翼翼地避免因為陰影和其他不必要的技法破壞植物的自然形態(tài)。
優(yōu)美草地，阿爾布雷希特·丟勒1503年繪制
歐洲耬斗菜寫生圖，阿爾布雷希特·丟勒1526繪制
某種程度上來說，在現(xiàn)代植物學誕生之前，較之缺乏系統(tǒng)化表述的文字，精確的寫實圖像更有利于人們認識和掌握植物的形態(tài)和特征（正如《植物寫生圖譜》《植物志論》等所表現(xiàn)得那樣）；而這些對植物進行過細致、充分的觀察，對其特點給予準確表現(xiàn)的圖像，對后世植物學的發(fā)展有更大的作用。一如第谷·布拉赫數(shù)十年觀察得來的天文數(shù)據(jù)對開普勒的啟發(fā)，比他費心構(gòu)想的天體運動新模型有意義得多。
《植物學前史》處處證明，在草藥志的知識創(chuàng)造與傳播上，畫師們的貢獻不亞于專門學者，而這在文藝復興時期并非獨例，正如提香的弟子卡爾卡和維薩里合作，繪制了《人體的構(gòu)造》中那些著名的插圖版畫一樣，也是后者名垂千古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如果說1543年的這部著作為現(xiàn)代解剖學奠基，那么在它稍早一點出版的《新草藥志》（1539）、《植物志論》（1542）等開啟了通往現(xiàn)代植物學的大門，應(yīng)該也非虛譽。如果算上同時期面世的《天球運行論》（也譯《天體運行論》），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的前奏，可以說已經(jīng)敲響了它動人的音符。
《人體的構(gòu)造》插圖之一（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說起來，草藥志的發(fā)展，和中國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作為志書最重要的載體，造紙術(shù)經(jīng)由阿拉伯世界，大約于十二世紀之后才傳入歐洲。十四世紀末，德國和低地國家才分別有了第一個造紙工廠，而英國還要晚上將近一百年。
時間進入十五世紀，雕版印刷也開始在歐洲得到應(yīng)用。本書開頭便提到的《物性論》，正是歐洲最早由雕版印刷的書籍之一。費時費力制作的手抄本，不僅數(shù)量有限，而且在傳抄過程中時常舛訛。特別是對動植物圖像的描摹，幾乎完全依賴于抄寫者的繪畫水平及其對所繪對象的理解，有的甚至直接放棄了插圖而僅留下文字部分，因而圖像往往在手抄傳播中更容易失真和亡佚，而這些短處正好是印刷本的長項。恰在這時，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對于知識和書本的渴求，又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各國造紙和印刷的發(fā)展。不到半個世紀，古騰堡發(fā)明的金屬活字印刷，徹底改變了歐洲書籍出版的面貌。
左圖：“智慧樹、蘋果與亞當、夏娃”；右圖：“生命樹與美女蛇”，《由拉丁語譯為法語的健康花園》（1499-1502年，巴黎）
有人統(tǒng)計說，1455年之后半個世紀中印刷的書籍，超過了以往幾千年出書的總和。從此，《圣經(jīng)》不再只是教會壟斷的精美手抄本，而成為人人可見的大眾化讀物；宗教思想也不再是教會掌控的一家之言，而是人人皆可言說的日常交談內(nèi)容。而隨著知識的普及和民族國家意識的興起，拉丁文也不再是書籍的唯一主流用語，德語、法語、英語……也成為各種書籍的常見語言，描述本國本地植物的草藥志也迅速涌現(xiàn)。以德語印刷的《九十五條論綱》成為1517年馬丁·路德挑起宗教改革的神兵利器，其伏筆早在印刷術(shù)進入歐洲時便已埋下。各個國家和地區(qū)草藥志的出版，同樣也是隨著這波知識載體革新大潮而來的亮眼產(chǎn)物之一。
當然，如果只是對古代典籍進行“綜核名實”，加以圖像的寫實化和語言的在地化，那么文藝復興時期的草藥志之于迪奧斯科里德斯，也僅僅只完成了“復”而未“興”。興者，以能推陳出新也。在這一點上，本草學者們絕非墨守成規(guī)之人，他們從一開始就努力搜求新種，擴充人們對藥用植物的認識。比如《植物寫生圖譜》，記錄了二百五十八個種和變種，其中就有四十七個是作者的新發(fā)現(xiàn)。杰出的荷蘭植物學家克盧修斯記載的植物超過了六百種。
歐白頭翁（Pulsatilla vulgaris），《植物寫生圖譜》卷Ⅰ，1532年斯特拉斯堡手工上色
而到1623年，博安的《植物學大觀登記》已經(jīng)記錄了六千種植物。當然，如果將時間鏡頭拉遠，十五世紀初大航海時代的來臨使得歐洲人在無數(shù)聞所未聞的動植物種類面前大開眼界，紛紛帶回歐洲，以充實各種珍奇屋、植物園，上述這些記錄又似乎都在意料之中。更為重要的是，數(shù)量龐大的新種展現(xiàn)在歐洲人眼前時，極大地動搖了原有的那種與宗教解釋相對應(yīng)的舊世界動植物存在及其價值的解釋，迫使那種建立在歐洲原有物種之上的知識體系發(fā)生改變?！靶率澜绲膭又参锖团f世界的文化沒有聯(lián)系，沒有相似之處，也沒有任何形式的象征意義?！币簿褪窃谶@部《植物學大觀登記》中，博安嘗試以自然分類的方式，按照這些植物的個別特性來梳理其關(guān)系，并在小范圍內(nèi)取得了成功。作者指出，這是草藥志向植物分類做出的嘗試與先聲。
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草藥志在近二百年后所面臨的前景。正如作者在開篇中所表達的那樣，“從一開始，人們對植物的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兩種相互獨立的視角——哲學化與實用化”。前者認為植物學是“自然哲學不可或缺的一個分支”，后者則認為“植物學僅僅是醫(yī)學和農(nóng)業(yè)的副產(chǎn)品”。草藥志之所以興起，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實用性，幫助人們有效地鑒別和利用藥用植物是草藥志最核心的內(nèi)容。《德語草藥志》序言便是這種思想的代表，作者說：
（造物主）將我們之于危險之中，但也仁慈地給我們提供了治療之法，這種治療包括了所有的草藥、動物和其他的造物……編輯一部包含眾多草藥和其他造物功效和特性的書……用來幫助全世界和社會公益，沒有比這個更加榮耀、有用且神圣的工作或勞動了。
然而，隨著草藥志的日益發(fā)展，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更“哲學化”的道路。
其一，草藥志對植物形態(tài)的描繪從一開始就不局限于藥用部位，而隨著植物圖像的日益精細，更多的特征得以被人知曉；同時，植物園中的栽培和野外采集，對植物的生活史和生長環(huán)境也必然有更仔細的觀察，植物標本的制作也有效地延長了對植物的研究，這些內(nèi)容都大大拓寬了原有草藥志的范圍。
其二，十六世紀晚期出現(xiàn)、十七世紀上半葉發(fā)展起來的顯微鏡學使植物研究進一步脫離了以藥性藥效為對象的研究，向更為純粹的形態(tài)、解剖和繁殖發(fā)育等方向發(fā)展，加快了植物科學化研究的腳步。十八世紀中葉之后，化學的發(fā)展則促進了藥物學的成長。
其三，迅速增長的海外植物打破了歐洲原有的認知體系，使征象學說變得日益荒謬，也促使人們從更加自然的角度進行植物的分類，尋找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不再局限于藥效或有用的人為視角。
最后，從基督教的角度，自然界是上帝的造物，教會認為博物學研究可以展示造物主的智慧和仁慈，而博物學家們也可以借由解讀自然界這個“第二本《圣經(jīng)》”，來展示自己的知識權(quán)威地位，而不僅僅只局限于研究藥用、糧食和經(jīng)濟植物。在種種要素的作用下，草藥志完成了它自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角色，向普通植物學和藥物學的方向繼續(xù)邁進。
左圖：林地蠅子草（Silene fruticosa）；右圖：歐亞花葵（Lavater thuringiaca）?！夺t(yī)生與哲學家花園》，1588年法蘭克福出版
如將歐洲草藥志發(fā)展的歷史和中國的本草傳統(tǒng)相比較，也不乏有趣之處。于歐洲相若，中國傳統(tǒng)的植物學似乎也可以分為“哲學化和實用化”兩個源頭，即從《詩經(jīng)》之下“多識草木鳥獸蟲魚之名”的名物之學和歷代本草、農(nóng)書中的實用生物學。前者繼續(xù)發(fā)展為魏晉之后的各種動植物譜錄，在宋代大量涌現(xiàn)；而后者則自漢代《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以降，在明代達到巔峰。
不過，似乎就在歐洲草藥志發(fā)展的二百年間，東西方的植物學出現(xiàn)了分野。即以圖像為例，唐代的《新修本草》（659）、宋代的《本草圖經(jīng)》（1061）所附的藥圖在當時堪稱先進，第一部彩繪本草《履巉巖本草》（1220）出現(xiàn)的時間也并不落后。即使《救荒本草》（1406）中的附圖，在寫實性和準確度上也與近八十年后的《拉丁語草藥志》（1485）和《德語草藥志》（1485）不相上下。然而自《救荒本草》之后，傳統(tǒng)的植物圖像似乎陷入停滯，直至晚清的《植物名實圖考》才有明顯起色，然而那已是傳統(tǒng)植物學最后的高光了。就在同一時期，歐洲的植物學在草藥志之后，隨著前述諸多要素齊頭并進，底定了近代植物學的根基。當然，在差異巨大的社會文化條件和時間背景下，機械的比較并無太多現(xiàn)實意義，只是讀史者在掩卷之余若有所思而已。
《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百種錄》
《植物名實圖考》
穿越歷史的塵煙，把本書作為一部圖像博物學的著作，細細欣賞五六百年前繪制精良、色彩鮮明的植物畫，仔細分辨著當年的畫師們一筆一刀留下的杰作，遙想著學者們走出書齋，去田間，去市場，去園圃中種植、照看、觀察、采集植物的情景，便已覺得悠然神往。其實，東西方的學者們在這一點上倒也別無二致。如果蘇敬、朱橚、吳其濬和富克斯、克盧修斯、博安等人聊天，想必也會相談甚歡吧？正如《植物志論》的作者富克斯說：
我無須解釋為何要詳述獲得植物知識時的快樂和喜悅，這是因為，漫步于各種花草簇擁點綴的樹林、高山和草甸，然后再最優(yōu)雅地專注觀察和凝視這些植物，人人都知曉生活中沒有什么比這更令人愉快和喜悅了。如果人們可以再多了解一點這些植物的功效和性能，那么這種愉快和喜悅就會多很多。
斯人幸甚！
萊昂哈特·富克斯肖像，《新草藥志》（Den Nieuwen Herbarius），1545年巴塞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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