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帝國與革命》：心系帝國的政治家伯克

《帝國與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上下）》，[英]理查德·伯克著，梁雪、賈丁譯，索·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1400頁，248.00元

對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而言，1789年不是一個好年景。他殫精竭慮推動的沃倫·黑斯廷斯彈劾案正成為一樁不得人心的事業(yè)。這場始于1786年的對東印度公司前任負責人的彈劾曾贏得議會和民眾的滿堂喝彩，伯克在議會的滔滔雄辯激起了英國本土對東印度腐敗和暴政的普遍憂慮。然而。隨著政治熱點的轉移和議會選舉的換屆，無論黑斯廷斯還是伯克，都因為這場歷時甚久的彈劾而筋疲力盡。即便懷有強烈的道德責任感，邁入花甲之年的伯克也開始悲觀地認為，這場瀕臨失敗的彈劾案將成為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筆。辭去下議院議員的想法，已經縈繞在他的腦中。

歷史往往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改變某些人的命運，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就是如此。隨著大革命的爆發(fā)，越來越多的輝格黨人將這場革命視為英國進一步變革的先聲。作為美洲革命的堅定支持者，伯克也被大革命支持者視為理所當然的同盟。潘恩甚至多次前往伯克的莊園，請求其公開支持法國大革命。伯克以含糊其辭的方式回避這一問題。等到一年之后，《法國革命論》的發(fā)表使得他與昔日盟友分道揚鑣。在法國革命的初期，伯克依舊留在輝格黨內，但他與黨內日益增長的法國革命同情論者之間產生難以彌合的分歧。這場決裂以他跨過議會過道，從反對派議席坐到時為托利黨首相的小威廉·皮特身旁宣告結束。這意味著他不再是?？怂古奢x格黨人，也與法國革命的支持者徹底劃清了界限。

伯克的分裂態(tài)度引發(fā)對其政治一致性的質疑。反對者將伯克視為典型的政治投機分子，支持者視伯克為政治靈活性的體現(xiàn)。這是一場直到今日都沒有平息的爭論。而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所撰寫的《帝國與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則是幫助我們理解伯克的一個重要抓手。作為嚴肅的歷史學家，理查德·伯克試圖以伯克的生涯為時間線索，以十八世紀英國政治態(tài)勢的變遷作為坐標，勾勒出伯克政治決策背后的歷史邏輯，進而展現(xiàn)伯克政治思想的內在驅動力。

征服與統(tǒng)治

時間退回到光榮革命時期。輝格黨人通過限制王權獲取重大政治勝利，但天主教問題始終盤旋在他們的頭上。作為輝格黨當時重要的智囊，洛克就提出將天主教徒排除在宗教寬容的范圍之外。他的理由與霍布斯沒有實質性差別，即他們都否認宣誓效忠羅馬教宗的天主教徒能夠同時對主權者宣誓效忠。在這一思路的指導下，光榮革命的捍衛(wèi)者對當時英國的殖民地愛爾蘭地區(qū)采取系統(tǒng)性的宗教壓制策略。正是在此背景下，埃德蒙·伯克于1729年出生在今日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地區(qū)。他的父親為了繼續(xù)從事律師工作選擇皈依英國國教，他的母親保留了傳統(tǒng)的愛爾蘭天主教信仰。因此，埃德蒙·伯克擁有著雙重身份：一方面，作為英國國教徒的他是既定秩序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作為愛爾蘭天主教徒的親戚，他同情自己的天主教徒親戚所遭受的制度性壓迫。這種身份認知的困擾影響了伯克的一生。直到他生命的末年，他的政敵依舊指控他是一個試圖顛覆英國國教的秘密天主教徒。

伯克的雙重身份成為他日后政治主張的某種寫照。用理查德·伯克的話說，“雖然他支持正當反抗的權利，但他也一直維持帝國的權威。這是極其復雜的。伯克珍視英帝國作為主權國家的各種權利，但強烈反對帝國的現(xiàn)行政策”（《帝國與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第1頁，以下引用本書僅標注頁碼）。理查德·伯克進一步選取英國憲政、美洲問題、印度問題、法國問題和愛爾蘭問題這五個重點問題進行分析。他指出，雖然伯克在具體問題上存在南轅北轍的表現(xiàn)，但他的做法都可以放在如下的框架進行理解，即在維護全球殖民帝國的同時，盡可能實現(xiàn)良善的統(tǒng)治。

以國內較少提及的印度問題為例。伯克反對黑斯廷斯的理由在于，黑斯廷斯違背東印度公司的創(chuàng)設基礎，將公司轉變?yōu)橐粋€以商業(yè)目標為驅動的政治機構。這種機構在破壞印度地區(qū)的自治系統(tǒng)的同時，為一種新形式的暴政提供基礎。印度地區(qū)的民眾深陷東印度公司的暴政之中，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和自由遭到了剝奪（當然，埃德蒙·伯克認為，相較于法國大革命，這種暴政的為禍程度相對較低）。“臣服是文明進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樣，在歐洲征服亞洲的背后，還有著一段更漫長的侵略和接管的歷史。困擾伯克的不是印度政權的更迭，而是政權更替的不足。成功的政府是伯克原則上愿意贊同的政治過程。他認為成功的征服包括安撫，以及逐步建立文明社會?！保?37頁）在愛爾蘭問題上，伯克也諷刺地指出，不列顛統(tǒng)治愛爾蘭的合法性建立在作為愛爾蘭和羅馬教廷之間的中間領主的基礎上。1155年英格蘭國王亨利三世從教宗手里取得了關于愛爾蘭的最高宗主權——或者，不那么精確地說，英格蘭國王乃是作為教宗的代表，被授權統(tǒng)治愛爾蘭地區(qū)。今日英國對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制度性壓制，嚴重背離了其合法性基礎。

伯克的觀點可能有殖民主義的嫌疑，而類似的觀點貫穿其一生。在其早期作品《英國史略》（An Essay towards an Abridgment of the English History）中，他將征服作為實然的事實予以接受，并承認征服過程中存在普遍的暴力。他也高度贊揚那些能夠建立良善統(tǒng)治的征服者。他對塔西佗岳父、當時不列顛總督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評價是一個寫照。伯克寫道：“他把那個狂暴的民族逐漸塑造成溫和的社會習俗；使他們不知不覺地喜歡上了澡堂、花園、豪宅，以及有教養(yǎng)的生活中所有寬敞雅致的東西。”（Edmund Burke, An Essay towards an Abridgment of the English History,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1, General Ed.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368）習俗的歸化為羅馬制度在不列顛地區(qū)的扎根提供了條件。不列顛不再是“化外之地”，而是服從羅馬統(tǒng)治的諸多行省之一。

美洲革命與法國革命

美洲革命和法國革命是十八世紀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件。前者促成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誕生，后者將新的共和制度推廣到歐洲大陸。與傳統(tǒng)的刻板印象不同，伯克并非以反革命的樣貌出現(xiàn)在政治舞臺上。恰恰相反，在此之前，伯克以美洲革命在議會中的強烈支持者聞名于英國——這種支持甚至以違背自己選區(qū)選民的意志為代價。這也是如此之多的人會堅信伯克是法國革命理所當然的支持者的原因；同樣，這也是潘恩會深感背叛，寫下《人權論》反駁伯克的原因。

埃德蒙·伯克

要理解埃德蒙·伯克在兩場革命中的巨大反差，就需要理解自然權利或者說天賦權利理論在近代政治哲學中的作用。顧名思義，這一理論的支持者認為人天生享有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許多美洲革命和法國革命的雙料支持者都將兩場革命視為自然權利理論在政治實踐上的成果。伯克承認，許多美洲革命者是天賦權利理論的支持者，但他似乎有意淡化這一理論在美洲革命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布羅姆維奇這樣評價道：“伯克肯定對這種話語持懷疑態(tài)度；然而，盡管大多數(shù)評論家有相反的判斷，我認為沒有理由懷疑他懷著同情閱讀了許多美國小冊子。這就是為什么他小心翼翼地不去攻擊關于自然權利的話語，而是省略了對這個主題的所有討論?！保―avid Bromwich,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Edmund Burke, London &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76）。

伯克的做法有著現(xiàn)實的政治考量，但也與他對美洲革命的基本認知密切相關。美洲革命是一場被迫的革命。它是美洲殖民者在窮盡一切正當?shù)木葷k法之后，為了維護從英國繼承的自由而發(fā)動的戰(zhàn)爭。換言之，英國本土而非美洲殖民者才是破壞現(xiàn)狀的一方。伯克指出，在民眾普遍不滿的情況下訴諸嚴格的刑罰不能解決問題，鎮(zhèn)壓非但不能恢復美洲殖民地的秩序，反而會破壞原有的習俗和傳統(tǒng)，導致英國本土與美洲殖民地情感紐帶的割裂。更為糟糕的是，“為了證明美國人不應該享有自由，我們不得不貶低自由本身的價值；在辯論中，如果不攻擊我們祖先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某些原則或情感，我們似乎永遠無法在辯論中取得微不足道的優(yōu)勢”（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3, General Ed.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127）。

法國革命則相反。在埃德蒙·伯克的理解下，大革命前的法國沒有出現(xiàn)必須革命的情況。他在《法國革命論》花費大量篇幅描述法國人口、財政情況，原因即在于此。公正而言，伯克從來不曾認可大革命前的法國舊制度具有任何優(yōu)越性。他最多承認，由于英法兩國不同的民族性，需要適用不同的政治管理模式。法國革命不能滿足急迫性或者必要性這樣的條件，“伯克意識到，必要性不是一種法律規(guī)定。緊急情況并沒有為將來的行動提供規(guī)則。抵抗應該是一種法律外的絕望行為，而不是一種可以預先編寫的憲法程序”（959-960頁）。

在征服與統(tǒng)治的框架下，兩場革命具有不同的解釋方式。美洲革命的誘因是英國在征服美洲大陸之后沒有實現(xiàn)良善的統(tǒng)治，破壞共同體內部的自治系統(tǒng)，從而導致帝國政治體制的動蕩。法國革命只能被理解為“暴動”，且這場“暴動”不可能導致良善的統(tǒng)治。它只會沉迷于反復的政治暗殺，直到真正的軍事獨裁鎮(zhèn)壓無秩序的混亂?；蛘哂冒５旅伞げ俗约旱脑捳f，“直到某一個懂得安撫軍人的藝術并具有指揮的真正精神的受人擁戴的將領，……軍隊將由于他個人的原因而服從他?！嬲笓]著軍隊的人就成了你們的主人；成為你們國王的主人，你們議會的主人，你們整個共和國的主人”（《法國革命論》，何兆武等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283頁）。

理查德·伯克給出的征服與統(tǒng)治這一解釋框架是否合理，學術上當然可以再做討論，但他確實為解釋埃德蒙·伯克在兩場革命中的巨大反差提供了一種統(tǒng)一的視角?；谶@種框架，我們不難進一步發(fā)現(xiàn)，無論面對美洲革命還是法國革命，伯克都需要思考如何能夠最大限度地維護作為全球殖民帝國的英國：與美洲和解，被視為保存英美自由傳統(tǒng)聯(lián)系的救贖之道，而毫不猶豫地反對法國大革命，也是維護英國憲政的必要手段。

矛盾的框架

征服與統(tǒng)治框架雖然可以解釋埃德蒙·伯克在各種政治決策中的不同表現(xiàn)，然而，征服與統(tǒng)治之間本身所存在的緊張性，卻是這個框架無法消除的。在《英國史略》中，伯克將歷史劃分為短暫的征服階段和更為漫長的統(tǒng)治階段。從征服角度看，埃德蒙·伯克似乎同意冷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即征服本身可以與道德相分離——一切暴虐行為都可以在征服過程中合理化。用理查德·伯克的話說，“征服，包括沒收財產，隨著時間推移，產生了一個對統(tǒng)治權的合法主張，盡管這種主張需要證明其正義性”（350頁）。但站在統(tǒng)治的角度，伯克的說辭又為之一變，認為強力不能成為長期統(tǒng)治的基礎，必須通過良善統(tǒng)治，建立符合地方情況的政治制度，才能實現(xiàn)長治久安。上文所說的英格蘭地區(qū)羅馬化就是伯克認為的良善治理范本之一。

伯克的愿望可能很美好，在政治實踐中的樣態(tài)更為復雜。統(tǒng)治者應當在大多程度上適應本地習俗是其中一個棘手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看，黑斯廷斯本人也認為他的統(tǒng)治是為了適應印度地區(qū)的特殊情況，比如，考慮到印度地區(qū)普遍存在的腐敗，行賄可以得到比英國本土更多的諒解。面對黑斯廷斯的反駁，“伯克的立場是，雖然政府官員需要在調整政策以適應環(huán)境和處理真正的緊急情況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并且可以原諒他們偶爾踐踏或放松低級規(guī)范，但他們仍然要服從于高級道德規(guī)范，包括正義的某些基本約束”（Frederick Whelan, Edmund Burke and India Political Morality and Empir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6, p.201）。

伯克在印度問題上的態(tài)度最終迫使他進入一個他一直沒有回答的問題，即是否存在普遍的道德。上文伯克的態(tài)度似乎暗示，他承認存在一些普遍的道德規(guī)范，這些規(guī)范似乎不受到具體習俗的影響，能夠跨越不同文明而存在。問題是，一旦承認存在普遍的道德規(guī)范，這立刻與基于歷史特殊性形成的習俗產生緊張關系。在伯克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終強調道德規(guī)范與傳統(tǒng)習俗的聯(lián)系性。比如伯克一直強調英法兩國由于不同的傳統(tǒng)習俗塑造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所以法國人更適合以君主為主導的親附制，英國適合更為自由的議會制。換言之，英國人的自由被視為英國自身傳統(tǒng)文化的結果，是只屬于英國人的自由。這反過來與伯克在印度問題中所設想的跨文明體的普遍道德規(guī)范形成了直接沖突。

理查德·伯克在書中反復提及伯克的這種困境。但作為歷史學家，他沒有進一步給出理論上的假設。潛在的解釋認為，伯克可能承認普遍道德規(guī)范的存在，但他否認這是人類理性能夠完全理解的部分。或者說，他不認為自然法能夠如同霍布斯的理性一般，被清晰明確地寫出來。這背后涉及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即伯克否認存在一種政治科學。他始終認為，政治不存在如同實驗室一樣標準的操作方式。政治理論猶如旱地游泳，只有實際參與政治的人才能進行真正的政治實踐，“政治家與大學里的教授不同。后者只有關于社會的普遍觀點”（Edmund Burke, Speech on Unitarians Petition for Relief,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4, General Ed.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5, p.489）。

總而言之，厚達千頁的《帝國與革命》是一部十分詳實、任何伯克研究者都無法繞過的歷史學著作。此書的中譯本得以出版，對漢語世界的伯克研究無疑是重要利好。在這本書中，理查德·伯克成功勾勒出一個時時刻刻試圖維護大英帝國的伯克形象。“在哀嘆1789年以來歐洲的動蕩時，伯克對危機的剖析讓后人認識到那些幸存下來的制度和結構。憲政制度、混合政府和法治的未來漫長而復雜。商業(yè)、財富等級和社會特權仍然存在。貴族原則代代相傳，而民眾貴族制度（popular aristocracy）仍與我們同在?！保?278頁）即便是在大眾政治的時代里，精英依舊在政治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