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旅行者：德國的“游蕩癖”

《瘋狂的旅行者》一書出版于1887年。1888年，夏爾科發(fā)表了對送貨員的研究。1889年，意大利醫(yī)生開始發(fā)表神游癥類型的診斷分析。意大利受法國的影響很大。德語國家的精神病分類學發(fā)展很快，聲勢蓋過了法語國家，兩者有著截然不同的傳統(tǒng)。神游癥滲入德語國家，花了整整十年時間。我想簡明扼要、不揣淺陋地描述發(fā)生的事情。因為政治、地理方面的狀況，德語世界中的醫(yī)學文化是分散的，甚至在德意志帝國內(nèi)部也是如此。德意志精神病學文化從奧匈帝國延伸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俄國。在討論熱烈的1898—1914年，最富影響力的中心或許是位于蘇黎世的布爾格赫茨里醫(yī)院（Burgh.lzli Hospital）。然而，我在那里找不到任何關(guān)于神游癥診斷的蛛絲馬跡，盡管很多說德語的神游癥患者確實到過瑞士。

一切都開始于1898年，當時恩斯特·舒爾策（Ernst Schultze）在波恩發(fā)表了一篇論文，名為《關(guān)于意識的病理性紊亂論稿》。舒爾策寫道：“我沒有帶來太多新事物，因為夏爾科已非常清晰地闡述了漫游自動癥的‘癥候群’……但如果你繼續(xù)閱讀文獻，你會發(fā)現(xiàn)這種疾病在德國非常罕見，至少很難被診斷出來?？纯?894年法國的考察吧，書中引用了四十部作品，只有一部是德語的！”

只有當人腦洞大開時，他才會將以下病例歸入漫游自動癥。這個故事寫于1880年，講述了一個病情很重的未婚牧羊人的故事。1857年，他被送入精神病院，留院觀察。此人于1860年去世，年僅40歲。他有過很嚴重的驚厥失神，在發(fā)作前后，他會不由自主地前后或繞圈踱步，總是沿順時針方向。他秉持一種偏執(zhí)的信念，認為應該把整個世界、天堂和天使都記在腦中，放在心里。 尸檢結(jié)果顯示，他的大腦硬化嚴重甚至已經(jīng)萎縮，尤其是右腦半球。這位男子并未患夏爾科所說的潛伏性癲癇，這一點在了解他的神經(jīng)病因之前便已顯而易見。不管怎樣，在主治醫(yī)生看來，癲癇的癥狀過于明顯。簡而言之，這種踱步類似于癲癇發(fā)作后出現(xiàn)的“前奔”，即一種漫無目的的來回踱步。牧羊人被關(guān)進精神病院，不是因為他的踱步行為，而是因為存在于腦海中的對世界的虛妄幻覺。所以可以得出結(jié)論：當舒爾策開始研究時，德國醫(yī)生并未發(fā)表過任何相關(guān)病例。

這并非全然正確。此前當然有過符合診斷標準的病例，盡管這個診斷標準當時還不存在。這些病例出現(xiàn)在逃兵群體中，比如火槍手J.M.，他未經(jīng)請假便擅自離開多次，每次都是步行離開且難以抑制。他第一次上軍事法庭的場景并未給人留下太多印象：被告人總是回家，聲稱他難以克制對家鄉(xiāng)的思念之情。但在上訴過程中人們發(fā)現(xiàn)，這名火槍手從青春期開始就患有嚴重的精神障礙，并且有強烈的旅行欲望（流浪、駕車、旅行）。被告人沒有癲癇病家族史，也沒有任何癲癇發(fā)作的跡象。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是，被告人的精神活動受到了短暫的病態(tài)干擾，在此期間，他擅離職守。根據(jù)德國第五十一條軍規(guī)，火槍手無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一個精神病人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除非行為人是故意為之且具備自由意志。

這一指控事件發(fā)生在1880—1882年，該報告發(fā)表于1883年。當時德國不存在神游癥或漫游自動癥的診斷。人們充其量只能說，他的精神活動受到了暫時的病態(tài)干擾。 因而，我們可以說，這是在神游癥診斷（“歇斯底里神游癥”——甚至將癲癇排除在外）出現(xiàn)之前的病例。但在德國，歇斯底里癥是存在問題的，那里針對男性的診斷并沒有得到夏爾科式的推動。弗洛伊德覺得歇斯底里的診斷不錯，將其引入他在維也納的資產(chǎn)階級心理咨詢室，主要用于治療有明顯“神經(jīng)質(zhì)”的病人。維也納的醫(yī)療機構(gòu)最初是拒絕弗洛伊德的，一方面是因為他對男性歇斯底里癥的堅信，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對性病因?qū)W的熱情。對于年輕的士兵來說，情況更為糟糕：1883年，歇斯底里癥并不屬于被迅速普及至第八十七步兵團的診斷類型。

直到1898年，當舒爾策著手填補這一空白時，漫游自動癥才被引入德國。他提出了三個新病例，并在1909年又增補了第四個。他堅持認為德國醫(yī)生需要建立一個病例目錄庫：我們絕對不能落后于法國人！他描述的病例極為有力。其中每個故事都可以作為小說或電影的提綱，但在此處，我必須省略多余的軼事。

X是軍中一名年輕的志愿兵，一名優(yōu)秀的戰(zhàn)士，正計劃延長服役期。但他突然走了，前往倫敦，在那他乘船去了紐約，然后再到辛辛那提。直到那時，他才完全意識到自己身處異鄉(xiāng)、孤身一人，盡管在此之前他已稍微恢復了點意識，知道自己是誰，甚至寫信問父母要錢。

Y，一個37歲的奧地利裔男子，有一天出現(xiàn)在舒爾策位于波恩的診所。從服兵役開始，他就有開小差神游的經(jīng)歷。有一次，他從布拉格旅行到的里雅斯特，最后帶著他的老仆人和一只鸚鵡回來；而當他回到布拉格的家時，他對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忘得精光。10幾年后，在與妻子爭吵之后，他來到了馬賽，這段10—12天的經(jīng)歷從記憶中消失了。在巴黎，他經(jīng)過外籍軍團的征兵辦公室，便應征入伍，被送到奧蘭后又被送至摩洛哥的一個堡壘。于是他從軍中逃離，回到巴黎。在巴黎他進入一家醫(yī)院，接受了電療和冷水浴療法。突然有一天，他到了荷蘭并試圖加入殖民地軍隊，但是被拒絕了。此后他成了一個耽酒癥患者，即酗酒狂。他會狂飲一個星期左右，然后間隔三四個月再來。他飽受眩暈、昏厥折磨，并有懼曠癥，這導致他常被警察送回家。

Z，一個23歲的化學工作者，對任何事情都淺嘗輒止，從不深入精進。他在理工學院時，剛開始化學和物理學得不錯，但轉(zhuǎn)而學習法語、俄語、英語、波蘭語和梵語。他也會外出旅行，伴隨著陣陣失憶，他完成旅行的效率和完成學業(yè)的效率同樣低下。他的確去了普利茅斯，計劃從那乘船去美國或加拿大，但他不太確定具體的目的地及通過何種方式前往。他也認真考慮過參軍，但總是優(yōu)柔寡斷，未能付諸行動。

舒爾茨的第四個案例來自他的同事。病人是一個37歲的木匠，他經(jīng)常感覺自己被惡魔力量追殺，遮天蓋地，無處遁形。他因偷竊兩塊表而被捕。當發(fā)現(xiàn)有兩塊不屬于自己的手表時，他表示沒有任何印象，且認為既然違反了法律，便愿意接受懲罰。原來，他曾多次被人發(fā)現(xiàn)從部隊擅離職守，受過入獄兩天、三個月至一年不等的懲罰。在新一次疾病發(fā)作之前，他頭痛欲裂，持續(xù)了一兩個小時，感覺有把刀正從腦中拔出；他眼冒金星，然后就開始漫游。一段時間后，他回過神來，感覺就像剛睡醒。然后他開始問自己：“你現(xiàn)在都干了些什么？”在故事的結(jié)尾，他找到了一份馬車夫的新工作。

在舒爾策的敘述中，這些故事是令人恐懼的19世紀末歐洲心理劇。前三人中的兩人有自殺沖動，他們拿著左輪手槍四處走動，并不時把槍口對準自己的腦袋。我已經(jīng)省略了大量細節(jié)；舒爾策，像許多研究神游癥的學者一樣，是一位擅于講故事的人。他在 1898年那篇論文的結(jié)尾處寫道：“我更傾向于把這三位病人都當成癲癇患者。”X有過類似于癲癇發(fā)作的癥狀。Y有眩暈和昏倒的癥狀。此外，克雷佩林（Kraepelin）在他1896年版的教科書里指出，耽酒癥是癲癇的一種后遺癥。Z在旅行剛開始時患有嚴重的抑郁癥，之后他的記憶逐漸消失，乃至失去了言語能力。自殺傾向甚至也成為癲癇診斷的依據(jù)。舒爾策在每個病例乃至論文標題中，都提到了心理的混亂狀態(tài)——“意識紊亂”（Bewüsstseinst.rung）。

在分析的結(jié)尾，他對治療提出了疑問。夏爾科提倡使用溴化物療法。有人嘗試過，但未取得明顯療效。舒爾策寫道：也許我們會淪落到使用一位父親的處理方式，他15歲的兒子總是不停在外流浪。這個小伙子最后被父親安置在一艘游艇上，無處可逃。

就這樣，神游癥被引入了德國醫(yī)學界。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重述法國論戰(zhàn)的要點，盡管直到1903年為止，問題更多集中于“是癲癇還是其他什么疾??？”而非“是癲癇還是歇斯底里？”。舒爾策面臨的第一次挑戰(zhàn)發(fā)生在 1899年，不是源于歇斯底里，而是源于癲癇的外延拓展概念。尤利烏斯·多納特（Julius Donath）描述了另外三個病例。第一個是38歲的木工大師，他騎馬趕往最近的火車站，然后從那出發(fā)，去了布達佩斯、維也納、萊比錫、漢堡和紐約，卻完全不記得自己做了什么。第二個是一位49歲的店員，他的神游癥經(jīng)歷非常簡單明了；他艱難跋涉，睡得簡陋，從不感覺饑餓。第三個是一位19歲的裁縫助手，他寧愿做一個馬車夫，這是其摯友的營生。他喜怒無常，長夜難眠，伴隨著難以預料、稀奇古怪的外出神游——在此過程中，他會追逐女孩，追趕軍樂隊。這三位病人都會有頭痛、偶爾失憶的癥狀以及一種難以抗拒卻毫無目的的旅行欲望。多納特將這些病例診斷為癲癇，并為關(guān)于旅行的癲癇性強烈沖動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名詞：旅行狂熱癥。但他特意強調(diào)：“對于我來說，癲癇性旅行狂熱癥是一種特殊的癲癇心理當量，和其他常見心理當量不同。在特殊的心理當量中，意識紊亂要么是完全沒有，要么是由于未發(fā)育完全的天性而居于次要地位?！鳖H具爭議的詞匯是“意識紊亂”。舒爾策進行了反駁，他把失憶癥看做意識紊亂的病征。他也認同多納特的觀點，即癲癇性漫游自動癥可以有多種表現(xiàn)形式，但這是因為，癲癇本身就是千變?nèi)f化的。

比抨擊舒爾策更引人注目的是多納特對歇斯底里神游癥的鑒別診斷。在癲癇概念已經(jīng)擴大的情況下，歇斯底里神游癥會出現(xiàn)在患者被一個固有的想法困擾或具有雙重人格的病例中。神游癥通常發(fā)生在“第二狀態(tài)”。多納特目睹了這種情況，為此他在1892年將其作為確切證據(jù)加以描述。這是一位受淋病折磨而接受治療的婦女，她從未接受過催眠治療。女病人極富魅力，聰明伶俐。在談話過程中，她會毫無征兆地開始玩耍，用孩子氣的聲音說話、歌唱，

通過這種方式，她不再感到痛苦，甚至可以起床奔跑，而平時她幾乎常年臥床，足不觸地。她母親說這是種“發(fā)作”。多納特實際上并沒見過任何一個歇斯底里神游癥患者，但他會想當然地把自己所遇之人當作神游癥患者的替身。

在布達佩斯的醫(yī)院病床上發(fā)現(xiàn)典型的雙重意識患者是非常罕見的，直到你知道了病人的母親是法國人。當多納特引用她口中的“Krise”這個德語單詞時，她一定指的是法語里的“Crise”。在這種情況中，德語不常用該詞，而在法語中該詞是標準的多重人格探討用語。這個雙重意識的病例是從法國輸出的，不同于近年來，多重人格從北美輸出到澳大利亞和荷蘭。

癲癇仍然是神游癥的基石，這一點未受挑戰(zhàn)。盡管出現(xiàn)了“旅行狂熱癥”這個名詞，但常見的“游蕩癖”是這種疾病的醫(yī)學名詞并變得根深蒂固。自殺的想法和實際行為如此之多，令人震驚。我們應該注意到，一些患者來自薩克森、西里西亞和匈牙利，這些地區(qū)的自殺率比西歐要高得多。對于西里西亞人或匈牙利人來說，自殺是一種人生選擇，但在巴黎人中不存在這種選擇，更不用說加斯科涅人了。

歇斯底里癥此時已羽翼豐滿，蓄勢待發(fā)。它被納入關(guān)于“游蕩癖”的大討論中，大概反映了德國醫(yī)療實踐對于相關(guān)療法的接受度越來越高。德國第一篇研究神游癥的文章出現(xiàn)在 1903年。海爾布隆納（Heilbronner）描述了他的十二個新病例，他把這些病例編制入表，總計共有五十七個病例——他稱之為“神游癥和類神游癥狀態(tài)”。表中有三十人是法國人，混合了典型的歇斯底里診斷和癲癇診斷。海爾布隆納在他恰好能得到的資料中做了嚴格的挑選，添加了一些之前未被列為神游癥的癲癇病例（以其他名詞指稱）。但是他忽略了典型的法式綜合征，該綜合征于1895年由菲爾讓斯·雷蒙在講座中提出，皮埃爾·雅內(nèi)將之記載。他的結(jié)論是，最多有五分之一的病例無疑是癲癇，但出現(xiàn)歇斯底里癥狀的病例占絕對多數(shù)。

他還強調(diào)，神游癥通常是由某種“焦慮”（dysphoric）狀態(tài)引起的，這種焦慮狀態(tài)可能源于癲癇發(fā)作，可能源于事故造成的創(chuàng)傷性歇斯底里癥（身體創(chuàng)傷，但不一定是頭部損傷），也可能源于一些家庭或工作環(huán)境?！敖箲]狀態(tài)”（Dysphorische Zust.nde）成為德國神游癥文獻的一個標準短語，因為它似乎表明了某種原因、某種病因，盡管事實上它的意義寬泛，可以用來表示任何郁郁寡歡的狀態(tài)和憂心忡忡的感覺。

海爾布隆納還給出了神游癥研究史上最有用的意見。神游癥的發(fā)作最初是不由自主的，以癲癇、歇斯底里或其他某種可能的形式展現(xiàn)出來。但他寫道，對逃離的心理偏好可能會成為一種習慣，長此以往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件可能也會引發(fā)神游癥發(fā)作。在我看來，這種觀點適合很多神游癥患者，包括阿爾貝。海爾布隆納并沒有質(zhì)疑神游癥是偽造的。它足夠真實，包括真正的失憶癥和其他疾病。但是，它代表了一種心理習慣。在法律上，類似的習慣可以被用來免除責任。事實上，只有在有充分證據(jù)表明神游癥已經(jīng)成為習慣的情況下，司法鑒定才是適用的。

自此以后，這個領(lǐng)域的涵蓋范圍就擴大了。同年，即1903年，舒爾策發(fā)表了關(guān)于九個新病例的重要演講，其中很多都具有典型意義，精彩紛呈。舒爾策宣稱自己和海爾布隆納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看法相同，但在某些細枝末節(jié)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是的，雖然有些醫(yī)生在診斷癲癇時，顯然過于自負了；但如果認為只有五分之一的“游蕩癖”病例是癲癇，那就大錯特錯了。必須對舒爾策的新病例加以仔細衡量：它們是不是真的與歇斯底里癥狀無關(guān)。光是這些病例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各種病癥間的數(shù)量比例！

次年，即1904年，德國醫(yī)生發(fā)表了一篇類似于1889年法國論文的文章，這也是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首次嘗試，標題為《一個歇斯底里病例中的神游癥》。1895年雷蒙提出的綜合征引起了德語世界內(nèi)科醫(yī)生們的注意。作者后來又觀察到了另一個在異常狀態(tài)下的歇斯底里癥病例。 可以據(jù)此指出在德語世界范圍內(nèi)歇斯底里診斷的一個問題。夏爾科為男性歇斯底里癥消除了女性化特征的污名，但德語世界的研究者接納了這一污名，并且暗示它有潛在的同性戀傾向。我們也從中看到了不同學派的建立。在此過程中，大人物作用巨大。認為所有的神游癥都源于癲癇的學說，現(xiàn)在被稱為“克雷佩林學說”。

另一位研究者，通過對病理的詳細臨床觀察，向多納特提出了質(zhì)疑；并且對三個新病例做了“顯微鏡”式的精確檢查，發(fā)現(xiàn)了一個意識紊亂病例。一直以來，軍隊系統(tǒng)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許多不穿制服的人在服兵役時擅離職守。1906年，大概發(fā)現(xiàn)了十八個新病例，每一起擅離職守事件都來自海軍。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神游癥不是一種成因簡單的疾病。在1907年的一項研究中（針對三個強迫力引導的新病例），尤利烏斯·多納特猶豫不決，他在考慮是把“旅行狂熱癥”最終限制在癲癇類中，還是將其變成一個包羅萬象的名詞，與 1895年雷吉斯對法國式“旅行狂熱癥”所做的定義分類有所區(qū)別。

男人、男人、男人，無休止的男人！我們稍后還會看到很多兒童病例。難道德國醫(yī)生從來沒有在成年女性中發(fā)現(xiàn)“游蕩癖”嗎？多納特的第二篇論文包括了一個女性病例，但是細節(jié)缺失。斯特凡·羅森塔爾（Stefan Rosental）描述了一位63歲婦女的悲傷往事。這篇論文的題目是《伴有游蕩癖和偏執(zhí)行為的抑郁癥》。施女士（Frau Sch.）在42歲時結(jié)婚，在此之前她常年獨自生活。施女士的丈夫把她的畢生積蓄投資在一家被燒毀的鋸木廠上。丈夫死前沒有留下任何遺囑，他的親戚便能夠繼承他所有的財產(chǎn)。施女士只能從維也納的哥哥那里獲取一點微薄的生活費。她住在柏林，有一次搭火車去波美拉尼亞拜訪親戚，她在一個小站下了車，漫無目的地游蕩，當?shù)鼐彀阉瓦M了精神病院。施女士說自己不想活了，她恨那些醫(yī)院里的護理者。然后她被放了出來。施女士也曾先后五次去維也納看望哥哥，但幾乎每次都被借故打發(fā)走了；只有一次，她被允許待上兩個星期。施女士最后一次看望哥哥，是在他和一個年輕女子結(jié)婚后；她連和哥哥打招呼的機會都沒有。施女士在回柏林的途中半道下車，偷偷回到了維也納，并在那里住院治療。她很清楚自己有一種樂觀妄想的傾向。這算偏執(zhí)狂嗎？這是一個關(guān)于病理學的故事嗎？

至于兒童，當你仔細觀察海爾布隆納的表格時，你會發(fā)現(xiàn)很多神游癥患者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他們的旅行。其中十四位患者首次神游的年齡在8—15歲。事實上，威廉·施利普斯（Wilhelm Schlieps）于1912年寫道，雖然發(fā)現(xiàn)成人神游癥是法國醫(yī)生的貢獻，但發(fā)現(xiàn)兒童神游癥是德國精神病學領(lǐng)域的一個標志性勝利！恐懼法國、排斥法國、超越法國的心理，在舒爾策之后的很長時間內(nèi)都存在。但施利普斯聲稱的民族優(yōu)勢站不住腳。雷蒙在 1895年詳細描述了一個男孩的經(jīng)歷，我稱這個男孩為“湯姆·索亞”。施利普斯沒有談及第一批病例，只是宣稱發(fā)現(xiàn)了一種特定類型的神游癥，即兒童神游癥。1909—1910年，貝農(nóng)和弗魯瓦薩 爾——一個隸屬于警察總局的精神病醫(yī)生團隊，頗有影響，我們在第三章中討論過——發(fā)表了至少三篇關(guān)于兒童神游癥的論文。 當時的醫(yī)生想把兒童神游癥診斷為自動癥，就像現(xiàn)在的醫(yī)生試圖把兒童多重人格癥納入下一版本的《美國精神病學協(xié)會手冊》一樣。

施利普斯的三個病人包括兩個女孩，分別為11歲和12歲。她們確實是第一批有相關(guān)病歷記錄的女孩。施利普斯指出：只有男孩會去旅行，而女孩驕奢淫逸甚至在性生活方面放縱墮落，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男孩會去林間和田野漫步，而女孩則會說她們“一直在鎮(zhèn)上散步”。讓我們從退化的角度來看流浪兒童。他們被認為智力低下，且通常會在旅行中患上失憶癥。

施利普斯研究的兩個女孩從小就逃學，在外漂泊神游。其中一個女孩得有監(jiān)護人陪伴她上學放學。兩個女孩都患上了淋病，種種跡象表明，至少第一個女孩遭遇過強奸。人們該做些什么呢？施利普斯并沒有幫到什么忙，盡管他提出了簡單慎微的意見，至今仍在流行——讓她們的父母擦亮雙眼！看看是什么讓孩子墮落如斯！去給孩子安排些心理咨詢吧！護送你的孩子上學、放學，即使你不能做到，也請雇個人陪護她們！

總而言之，1898—1914年德國的游蕩癖研究，類似于1887—1909年法國的神游癥研究。軍隊在德國病例中的影響，甚至比在法國病例中更大。然而，人們對兩國病例的看法，不盡相同。差別不只在于這一點：流浪的猶太人的形象似乎根本沒有出現(xiàn)在德國。我認為這種說法蒼白無力。法語和英語中的“流浪的猶太人”，在德語里是“永生的猶太人”。而神游癥患者，是不能永生的。

更為重要的區(qū)別是，流浪對德國研究者來說，并不構(gòu)成問題。是的，流浪是同一時期的普遍社會問題，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關(guān)于流浪問題的著作便不斷出版。但在德國，與神游癥相伴而生的主要社會問題是軍隊的逃兵及幫助年輕的逃兵走出困境。比之重視軍隊士兵還是流浪者，其他的區(qū)別不太明顯。我們講述的德國故事不僅發(fā)生在十年后，而且地點轉(zhuǎn)移到了中歐。這些人可能會西行，去英國、荷蘭、法國或美國，故事字里行間所滲透出的，不僅是病人自身的悲傷，還有他周遭的整個外在世界的憂郁沮喪。在閱讀了幾十個病例的故事后，你甚至開始懷疑是不是其中的每個人都帶著左輪手槍旅行，并且時不時地用槍口對著自己的腦袋。但這不只是那些有游蕩癖的人的真實情況，也可能是很多正常旅行者的真實情況。

事實上，德國的游蕩癖并沒有大肆流行。有具體病例為證。德國的醫(yī)生們出于民族情感，不希望落后于法國同行。因此，他們想要找出診斷方法來拯救年輕的逃兵，使其免受殘酷的懲罰。但在德國，神游癥并沒有生存的生態(tài)位。讓我們來重新看一下之前提出的四個矢量。游蕩癖甚至不符合當時德國既有的疾病分類法。它與當時受人關(guān)注的疾病無關(guān)。同樣，它也沒有文化極性和善惡二元的矢量，在此類矢量中，瘋狂的旅行是可以懸浮的。沒錯，逃兵是可觀察的，但他們是逃兵，不是單純意義上的神游癥患者。游蕩癖本身沒有社會性目的，也不附帶其他的東西，它無法成為宣泄釋放的一種方式。我提出的四個矢量，在此都未能造成明顯影響。因此，在德國，有一些醫(yī)生試圖將神游癥發(fā)作當作一種診斷方式來推廣。但游蕩癖本身，在德國從來沒有成為一種徹底但短暫的精神疾病。

（本文選摘自《瘋狂旅行者：一種精神疾病的誕生與消散》，[加]伊恩·哈金著，傅益東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經(jīng)授權(quán)，澎湃新聞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