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8：航向巴西》：新聞作者的一堂歷史課

說起跨界研究，耶魯大學榮休教授彼得·蓋伊創(chuàng)作的《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可謂典范，盡管這一譯名因“標題黨”嫌疑而屢受詬病，新版也已經(jīng)糾正為《現(xiàn)實主義的復仇》，但這本書本身卻在剖析虛構(gòu)經(jīng)典中的“歷史真實”之外，從敘事結(jié)構(gòu)、人物塑造等方面入手，扎實地為讀者演示了如何從歷史切入文學分析，乃至完美的虛構(gòu)如何能創(chuàng)造真正的歷史，說是“小說課”也不為過。

從這個角度看，勞倫蒂諾·戈麥斯撰寫的《1808：航向巴西》也可以被視為是“新聞作者的一堂歷史課”。畢業(yè)于巴拉那聯(lián)邦大學新聞專業(yè)的戈麥斯，在當了多年記者之后，因為一個偶然的契機參與到《請看》（Veja）雜志對巴西歷史專題的策劃，其中就包括了1808年葡萄牙君主逃亡巴西的歷史。盡管該選題由于在編輯眼中過于“小眾”而最終流產(chǎn)，但戈麥斯卻對此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花費十年時間閱讀查證相關(guān)資料并撰寫成書，于該事件兩百周年紀念日前夕出版。該書不僅將這段塵封的歷史從遺忘的塵埃中挖掘出來，給大眾上了一場規(guī)模宏大、影響深遠的歷史公開課，同時也在巴西奠定了一套“新聞紀實”式的歷史書寫策略，將遙遠的文獻史料變成可觀可感的“深度報道”，問世之后立即成為巴西最暢銷的歷史著作。

以公眾為先

作為對巴西社會發(fā)展與國家獨立都起到?jīng)Q定性作用的事件，1808年葡萄牙王室為逃離拿破侖威脅而遠渡重洋航向巴西的經(jīng)過一直是巴西史學研究的重點，但在《1808：航向巴西》出版前，卻一直難以得到大眾關(guān)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巴西官方對于這段歷史不恰當?shù)摹昂鲆暋保粌H對舊址遺跡視而不見，甚至放任大眾媒體對所涉歷史人物的丑化曲解；另一方面則在于彼時所有相關(guān)圖書都以所謂“學術(shù)語言”寫就，為公眾了解這段歷史設置了難以跨越的障礙。以上兩點構(gòu)成了戈麥斯撰寫此書的主要動力，即為公眾寫作，而這恰恰是新聞記者最重要的使命之一。

在《新聞寫作的藝術(shù)》一書中，納維德·薩利赫坦言：“記者應該努力為受眾提供真知灼見、提供選擇。”為達成這一目標，記者需要核查事實，保證透明公開，維持邏輯連貫，這與彼得·蓋伊提出的史學標準——“給出注解和書目，以申明使用文獻的出處，以及引述段落的來源和上下文，以便公開給大眾去仔細檢驗”如出一轍。從《1808：航向巴西》細致的注釋及參考文獻可以看出，戈麥斯畢十年之功，竭盡全力做到歷史學家為保持其客觀性所應做的一切，只是在信息來源方面發(fā)揮了新聞訓練的特長，超出了史學研究常規(guī)資料的范疇，將篩選考證之后的網(wǎng)絡資源也納入其中。

之所以冒險使用這些新資料，也是服務于記者為公眾寫作的原則。它們在許多情況下添補了歷史的細節(jié)，使枯燥的知識變得更為生動，同時為作者提供了一些可以依靠的工具，使他能夠?qū)?00年前的花銷換算成當今物價，令敘述更加貼近讀者的生活。戈麥斯深知這種獨特的書寫方式遠離了學院式的歷史研究，因此謙遜地宣稱本書“無意躋身學術(shù)作品之列”，但他卻并未掩飾自己進行歷史書寫的野心，甚至不惜引用百年前歷史學家佩雷拉·達席爾瓦的話來為自己正名：

我調(diào)查、研究、思考，對比書籍和手稿、口頭傳統(tǒng)與政府文件。我努力厘清真相，去掉任何可能掩蓋它的東西。隨著時間推移和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歷史肯定仍需修改和完善；但目前，借助能夠搜集到的全部信息，我認為應該按照自己的感受、理解和想象來書寫歷史。

雖然并未直言，但戈麥斯著實是以一個新聞作者的姿態(tài)來撰寫這本書的。無論是通讀全書，還是細看其中的每一個章節(jié)，都仿佛在閱讀精彩的新聞特稿。它融合了事實與觀點，兼具知識性與文學性，無愧于巴西文學最高獎項雅布提獎2008年度圖書的認可。

特稿式書寫

特稿書寫并不存在固定的程式，但卻服務于共同的目的，即以清晰且富有吸引力的方式行文，盡最大可能喚起讀者的注意，使其進入文本編織的場景中。《1808：航向巴西》第一章開頭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想象一下，某天巴西人一覺醒來，就聽說總統(tǒng)已由美國空軍護送逃往澳大利亞，與他一同不辭而別的，還有所有部長、高等法院成員、眾議員、參議員與幾名最重要的商業(yè)領(lǐng)袖。更可怕的是：阿根廷軍隊此時正向米納斯三角區(qū)的烏貝蘭迪亞市發(fā)起沖擊，即將逼近巴西利亞。

這種寫法無疑能夠讓巴西讀者迅速進入葡王遷居南美的歷史場域，感同身受200年前葡萄牙普通民眾的焦慮與絕望，在未收到任何預警的情況下，他們突然得知，王室以及眾多官員已攜帶大量財富登船，并在英國的護送下逃往巴西。尤其考慮到阿根廷一貫是巴西最大的假想敵，法國對葡萄牙的入侵更顯得迫在眉睫、不可接受。除此之外，上述假設還會引發(fā)強烈的荒謬感，而恰在讀者認為這種事情絕不可能發(fā)生時，作者直切主題，告訴大家在1807年11月29日的葡萄牙就發(fā)生過類似事件。

僅僅通過開頭幾行文字，戈麥斯便成功將人們引入預先設定的情景之中，并為不甚了解這段歷史的讀者制造了意外和懸念。緊接著，在簡單介紹葡萄牙當時的政治體制與理念特點之后，作者提出了大多數(shù)讀者最想了解的問題：“一國之君為何要逃？”但這個問題的提出只是為了繼續(xù)牽引讀者的注意力，讓作者能夠繼續(xù)從容地補充必要的歷史背景，尤其是引出這段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當時的葡萄牙攝政王堂·若昂。

正如戈麥斯在前言中所說，在此前的各類書籍與影視作品中，若昂六世與卡洛塔王后通常被著意刻畫得滑稽愚蠢。關(guān)于這一點，西班牙作家哈維爾·莫羅在歷史小說《帝國之王》中有一段生動的描寫：“國王身著破舊衣服，在兜蓋的地方擦拭著自己短粗而油乎乎的手指頭。他剛剛用手抓著吃了一個卡雷托，這是一種炭火烤的雛雞，他每天要吃好幾個，這個烤雞的優(yōu)點是能放進上衣口袋里。每當他去花園的時候，都在兜里裝幾只烤小雞。他嘬著細細的雞骨頭，一邊往外吐著還一邊不斷地打著哈欠。”

在《1808：航向巴西》出版并取得現(xiàn)象級銷量之前，這位主導遷居巴西的葡萄牙國王便以此種形象傳世，這也解釋了為何大眾對這位國王的真實政績毫無興趣。為了改變這一根深蒂固的印象，戈麥斯對若昂六世的描寫必須同樣生動并顯得更為可信。他從未試圖掩蓋若昂六世猶疑怯懦的一面，但致力于強調(diào)這一特質(zhì)的另一面是謹慎與善良。如果說怯懦促使若昂六世拋棄了葡萄牙，那么善良審慎則令他充分依仗身邊的有能之士，并得到百姓的擁護，從而將混亂落后的巴西建設得團結(jié)有序。從登陸口岸的選擇到一系列法令的頒布，戈麥斯用大量細節(jié)證明了若昂六世在巴西的統(tǒng)治智慧。

細節(jié)的白描是特稿的慣用手法，除用于人物塑造之外，也常常服務于設置場景。如第五章開頭，在描寫葡萄牙船隊啟程前往巴西時，作者寫道：“1807年11月29日，里斯本的清晨陽光燦爛，東風微拂。盡管天色蔚藍，街道依然泥濘不堪，因為前一天下了雨?！边@一描寫過于優(yōu)美，絕非歷史寫作的常見筆調(diào)，其作用也并非如注釋文獻所暗示的那樣，僅僅為了交代當時的天氣，而是為了增加讀者的沉浸感，讓他們感到仿佛置身其中。與此同時，戈麥斯也善于使用類比來幫助讀者理解兩個世紀前的情況，如他聲稱“1807—1814年間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之于法國，正如同近200年后的越南之于美國一樣。”

即使有時比較并不完全嚴謹，但在兩樣或許相距甚遠的事物之間構(gòu)建關(guān)聯(lián)，往往更有助于提高敘事的趣味性與說服力。在這個方面，最值得一提的還要數(shù)若昂六世與拿破侖之間的對標。盡管從歷史角度看，若昂六世是面對拿破侖大軍壓境時表現(xiàn)最為懦弱的國王，關(guān)于這一點，戈麥斯所引牛津大學教授查爾斯·阿曼爵士的話可謂恰如其分：“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像1807年的葡萄牙那樣，在短短數(shù)天之內(nèi)，幾乎不加抵抗地被外族征服。……這不僅僅是葡萄牙政府軟弱無能的證據(jù)，更是大名鼎鼎的拿破侖彼時無上聲威的寫照?！钡珡娜珪_篇的引言來看，戈麥斯明顯更看重拿破侖對若昂六世的評價：“他是唯一一個騙了我的人”——這也是在第二十七章全書接近結(jié)尾時，需要將拿破侖與若昂六世的命運與遺產(chǎn)再次并列討論的原因。

當曾經(jīng)的歐洲霸主在圣赫勒拿島吐出最后一口氣時，若昂六世也已揚帆起航返回里斯本，并在身后留下了一個比他到來前遼闊富強得多的巴西。這一命運的巧合或悖論無疑會極大增加閱讀興趣，并像戈麥斯在每個章節(jié)末尾慣于設置的伏筆與懸念一樣，令讀者感到意猶未盡。

述史的意義

成熟的寫作技巧固然可以喚起讀者的閱讀興趣，但若要產(chǎn)生《1808：航向巴西》這樣廣泛而持續(xù)的影響，單憑技巧還遠遠不夠。事實上，當戈麥斯極盡詳實地為若昂六世正名，并在與拿破侖進行對比中肯定葡萄牙國王的歷史貢獻時，真正重要的并非個體人物，而是巴西的巨變。正如在遍布全書的今昔對比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描寫殖民地概況的第九章、也即全書最長的一章中的論述：“200年前，巴西并不存在——至少不像如今這樣。如今的巴西是一個邊界明晰的完整國家，其上的居民擁有巴西人的身份，他們?yōu)橥恢易闱蜿爡群爸?，持有同樣的證件?！北M管歷史不存在假設，但戈麥斯還是在接近全書結(jié)尾時猜想了如果沒有1808年若昂六世逃往巴西的決定，這片國土上究竟會發(fā)生什么，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將無法維持統(tǒng)一，也將失去作為南美最大國家的地位與優(yōu)勢。這更從反面證實了200年前這段歷史的重要性。

而在若昂六世之外，《1808：航向巴西》中還塑造了另一個經(jīng)典人物形象，那就是葡萄牙皇家檔案管理員馬羅科斯。在隨船來到巴西的人中，馬羅科斯只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物，但在這本書中，他卻占據(jù)了無與倫比的地位。如果說若昂六世是那個改變了巴西的人，馬羅科斯便是巴西自身變化的縮影，其人生履歷具有絕佳的隱喻價值。戈麥斯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因此在題為“皇家檔案管理員”的一章中，開篇便蓋棺定論地寫道：“馬羅科斯的一生懸停在兩座城市之間——一座在過去，另一座在未來?！睆募o實的角度來看，這句話是在說馬羅科斯自26歲時離開里斯本之后，一生都生活在里約熱內(nèi)盧，但“過去”和“未來”的指涉更透露出作者本人的態(tài)度，即讓巴西徹底擺脫被殖民的狀態(tài)，并成為比前宗主國葡萄牙更具希望的所在。

從初到巴西時的厭惡不適，到?jīng)Q心永遠留在這里甚至試圖說服葡萄牙的親屬移民巴西，馬羅科斯的心態(tài)變化在他撰寫的186封信件中展露無遺，這種變化也正是1808年葡萄牙王室到達巴西為何重要的原因，恰如戈麥斯在書中所引用的那句話：“在里約建立家庭，讓馬羅科斯從兒子變成了父親；這與巴西自身的變化相仿，它從殖民地變成了帝國中心?！边@也是巴西讀者閱讀這本書所能獲得的最終認同。

在《1808：航向巴西》末尾，戈麥斯專辟一章講述馬羅科斯后代的故事，一方面確實是他全新的“歷史發(fā)現(xiàn)”，另一方面也又一次勾連起了歷史與后世，讓馬羅科斯以信件進行的敘事有了更為可感的佐證，并呼應了在前言中所做的承諾。至此，戈麥斯出色地完成了一個新聞作者的使命。盡管就歷史研究而言，這本書并非一個典型范本，但對歷史教育來說，卻無疑提供了一堂示范性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