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兒放棄：被困住的母親與被忽視的女兒》，[日]杉山春著，燁伊譯，北京日報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288頁，58.00元
2004年，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電影《無人知曉》上映。該片以1988年東京巢鴨兒童遺棄事件為藍本，講述了四個遭父母遺棄的孩子艱難生活，最小的妹妹染病而死的悲慘故事。同年，非虛構作品《育兒放棄（忽視）：真奈小朋友為何死亡？》出版，這個故事里也有一個被父母放棄而死亡的小女孩（中譯本題為《育兒放棄：被困住的母親與被忽視的女兒》，以下簡稱《育兒放棄》）。我在讀這本書時，腦中不斷回放《無人知曉》的畫面。《育兒放棄》和《無人知曉》的兩個小女孩慢慢衰弱下去的身影交疊在一起，讓人感到無比壓抑和憤怒。
《無人知曉》海報
2000年12月10日，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近郊，剛滿三歲的小女孩真奈被父母放入紙箱中近二十天，其間幾乎沒有進食，死去時體重只有五公斤，不到三歲孩子標準體重的四成。這對年僅二十一歲的父母，村田智則和村田雅美，被指控涉嫌蓄意謀殺，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案發(fā)時，真奈還有一個一歲半的弟弟，母親雅美還懷有身孕，在公審期間又生下一個女兒。
自由撰稿人杉山春接受NHK教育頻道的委托，以記者和調查員的身份查證為何政府部門已經注意到這個家庭有問題，卻沒能及時救助。杉山回顧道，她自己的孩子剛好比真奈大了一歲半，這使她在調查過程中經常無法保持客觀，“越是近距離地接觸案件，越是無法跳出母親的視角”。她于是“以非虛構的寫作手法大刀闊斧地修改書稿”，歷經三年半調查和寫作，終于還原了這樁駭人聽聞的慘案（以下簡稱“真奈案”）的原貌。
杉山春1958年生于東京，曾任雜志記者，后成為自由撰稿人，從事非虛構寫作。她的第一部作品是《育兒放棄》，出版后廣受贊譽，榮獲小學館（出版社）非虛構大獎。之后，她依然對同類案件保持高度關注，分別于2013年和2016年出版了《紀實·虐待：大阪兩兒童被棄置致死案》和《從虐待兒童想到的：社會如何向家庭施壓》。她的作品還包括《移民環(huán)流：從南美歸來的日裔人群》（2008年）、《家族幻想：來自“繭居族”的疑問》（2016年）、《我們可以面對自殺》（2017年）等。在其二十余年的職業(yè)生涯中，杉山始終關注邊緣群體，甚至是為人所唾棄的罪犯。案件本身越是慘烈，她的筆調越是冷靜克制，最大程度地發(fā)揮出非虛構體裁直面現(xiàn)實、揭露社會陰暗面的優(yōu)勢。通過抽絲剝繭地排摸事件細節(jié)和經過，杉山得以發(fā)掘這些邊緣人“無人知曉”的側面，并由此對個人、家庭和社會這三者之間錯綜糾纏的關系展開思考和追問。
“有殺意”還是“停止思考”
《育兒放棄》沿時間順序梳理了真奈從出生到被放棄致死的全過程。真奈案發(fā)生后，村田夫婦被逮捕，兩人對罪行供認不諱。庭審的焦點是村田夫婦是否形成共謀關系，蓄意加害女兒真奈。檢察官從兩人的對話中判斷他們確有殺意，“即使充分考慮到兩名被告還年輕，人格尚未成熟，極度缺乏為人父母的自覺，其作案行徑仍然是極殘忍、極惡劣的”。但村田夫婦對此判決予以否認。在庭審中，檢察官質問：“難道不是因為你沒做到你該做的事，真奈才死的嗎？”雅美回答：“我已經盡我所能了?！彼€在上訴信中寫道：“刑期可以接受，但對于有殺意的判決我不認同。（略）如果不能給出我能接受的判決，我還是不能毫無掛礙地進監(jiān)獄，也覺得對不起真奈?！鞭q護方的主張也與法庭不同，他們認為案發(fā)時夫妻倆的狀態(tài)是：停止思考。
杉山肯定了法庭的“衡平原則”，認為判決“呈現(xiàn)了趨向于嚴罰理念的刑事政策，兼顧了逐漸為人們所知的虐待成因”，但她顯然更贊同辯護方的意見。《育兒放棄》中收集了豐富的細節(jié)，齊齊指向這種駭人的“停止思考”的精神狀態(tài)。
例如，案發(fā)當時，村田家的居住環(huán)境相當不堪。根據雅美母親秀子的回憶，“如果不撥開兩邊的東西，都走不到起居室中央。屋里得有上百個空塑料瓶。……屋里還有一股惡臭”。然而，雅美和智則在取證時都表示沒有覺得家里的凌亂和臭味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在真奈案發(fā)生約一年后，又發(fā)生了同類案件：一名二十四歲的單身母親致使一歲多的兒子餓死。案發(fā)時，“公寓里攤滿了垃圾，幾乎無處下腳，散發(fā)著惡臭”，與真奈遇害時家中的情形十分類似。放任居所環(huán)境惡化到此種地步而渾然不覺，足見兩人已喪失了經營日常生活的基本能力。
當地時間2018年3月12日，日本東京，日本一座長期廢棄的民宅里發(fā)現(xiàn)多個泡有嬰兒尸體的瓶子。
更突出的例證是，村田夫婦對于女兒死亡一事的反應異常冷靜和麻木。雅美事后承認：“案件剛發(fā)生時，我沒有感到悲傷?！彼诎赴l(fā)十余天后才第一次在律師面前哭泣，被問起時卻不記得自己哭過。在候審期間，雅美還為腹中孩子的成長感到“莫大的喜悅”。她的母親秀子對報社記者表示，無法理解雅美的情緒為何如此“陽光”，“仿佛忘了真奈的死”。
在取證時，智則除了“我不太記得了”，幾乎無法做出其他回答。到了法庭上，被問及此時的心情時，他的回應也僅僅是：“我不太清楚?！敝钡綆讉€月后，他的思緒才由混沌轉為清晰，與律師交談時說的話也逐漸變得詳細和有邏輯。他還給真奈寫了一封信并在最終辯護時對法庭宣讀。當念到“讓她在饑餓這種難以想象的痛苦、悲傷和寂寞中死亡”時，“他的聲音哽咽、中斷，一度讀不下去”，與此前判若兩人，可見案發(fā)當時他的精神狀態(tài)已接近“非人”的程度。另外，一般而言，子女的悲劇性死亡會摧毀父母的關系。智則和雅美的夫妻關系原本惡劣扭曲，同屋而居卻幾乎不交談，只以手機短信聯(lián)系；智則完全不參與家務和育兒，雅美對此也頗為怨恨。但兩人卻因真奈之死轉而變得親密無間，甚至期待著重組家庭，仍舊以父母身份撫養(yǎng)另外兩個孩子，這顯然也有悖常情。
事實上，在案發(fā)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村田夫婦已經陷入嚴重的“失常”狀態(tài)。雅美患上“購物依賴癥”，瘋狂購入遠超自己經濟承受能力的商品。而智則每天下班后打游戲至深夜，對家庭和外界一切都不聞不問。兩人已徹底喪失自制力和“現(xiàn)實感”，對于嗷嗷待哺的孩子只感懼怕和厭煩，不惜一切手段將她隔絕在視線之外。他們將真奈放入紙箱，綁住她的雙手，為了避免聽到她尖細的哭聲還購買了耳塞。雅美在照顧次子時想起真奈，但發(fā)現(xiàn)她瘦得可怕，便“碰也不敢碰她”。她內心已隱約知道大事不妙，但絲毫生不出面對現(xiàn)實、解決問題的勇氣，一味拖延和逃避。而智則長期不理家事，拒不承擔任何育兒責任。他們固然如檢察官所說，仍然“過著自己的日常生活，只是不去面對受害者而已”，但這種生活的品質異常低下，其內核極度貧瘠，真正如行尸走肉一般。
面對村田夫婦這樣致親生子女死亡的父母，很容易對其做出“冷血惡魔”的評價。但細究兩人案發(fā)前后的精神狀態(tài)，并得出他們的行為系“停止思考”的結果，并非對其罪行的開脫，而是避免簡單歸因和過度戲劇化兩人的動機。雅美和智則被多重困境壓垮而走上犯罪道路的經過并非個案，如能從中提煉出一定普遍性因素，將有助于我們更有效地理解育兒放棄這類虐童行為的心理和社會根源。
“家庭崩毀，繼而產生了虐待”
真奈案是典型的因育兒放棄而導致的悲劇。根據日本《兒童虐待防止法》的規(guī)定，育兒放棄（忽視）指的是“過分減少兒童進食，以致妨礙其正常的身體或精神發(fā)育；或長時間棄之不顧，（略）以及其他監(jiān)護人在監(jiān)護過程中有明顯懈怠懶惰的行為”。育兒放棄（忽視）或許不似身體虐待和性虐待那樣直接和殘忍，但同樣可能招致致命后果。怠忽職守的成因也相當復雜，與養(yǎng)育者的童年經歷、精神狀態(tài)、經濟狀況等都存在關聯(lián)。正如杉山所指出的：“說到虐待，人們往往想到慘無人道的父母形象，其實很多虐待兒童的父母都是極為普通的人?！薄队齼悍艞墶芬粫敱M敘述了真奈的一生，村田夫婦放棄養(yǎng)育女兒的過程中充滿反復，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對孩子施以虐待的。
1997年11月20日，真奈出生，身體健康。剛開始的幾個月，父母對她尚疼愛，雅美經常給她拍照，真奈有一次被蜈蚣咬傷，雅美馬上帶她去醫(yī)院治療。真奈不到一歲時，得了急性硬膜下血腫（原因不明，很可能是智則用力搖晃所致），雅美盡力陪護。真奈康復出院后，雅美遵醫(yī)囑準時帶她去醫(yī)院復查了四次，至此并未出現(xiàn)育兒放棄的情況。然而，在一歲半體檢時，真奈被認為存在發(fā)育遲緩的跡象，使得雅美大感挫敗。加上次子大地出生，丈夫又極少參與家務，她對真奈的照顧明顯較之前懈怠，甚至將孩子圈養(yǎng)在不到五平方米的區(qū)域內，可被視為育兒放棄的開端。這一階段的忽視程度已漸趨嚴重，但雅美兩歲體檢時情況正常，其后的檢查中也未見明顯異常，當地的兒童咨詢所和保健中心據此做出真奈沒有被虐待的判斷。2000年7至8月，雅美經常整日外出，將真奈一人留在家中，孩子迅速消瘦，但送醫(yī)后又有所恢復。11月，雅美沒有帶真奈參加三歲兒童體檢，理由是“母子手帳中有關三歲兒童能力的描述，真奈一項都做不到。帶她去體檢，除了丟人沒有別的”。真奈三歲生日前夕，智則提議將她放入紙箱：“是不是就不會亂跑了？”在之后的二十天中，雅美會給真奈遞一些面包和牛奶，但孩子能吃下的食物越來越少。12月10日，真奈在紙箱中極度衰弱而死。有醫(yī)生作證時認為，即使在12月10日當天施以治療，真奈仍有生還可能，但她的父母從未想過送醫(yī)。雅美后來寫道：“若要問我為什么沒帶真奈去醫(yī)院……我想，主要還是害怕得說不出口。”
母性和母愛并非女性與生俱來的能力。以色列社會學家奧娜·多納特的著作《成為母親的選擇》（原著題為《后悔成為母親》）便采訪了二十三名迫于社會和家庭壓力成為母親，之后又對這一選擇心生悔恨的女性，揭示了圍繞母職的復雜隱秘的情感。而雅美看起來對于“成為母親”并不抵觸，她接二連三地懷孕，也為家庭圓滿付出過努力。但她對自己和丈夫缺乏育兒意愿和能力的現(xiàn)實始終缺乏清醒的認知，在育兒這場“真刀真槍的勝負對決”（杉山語）面前只能全面潰敗，逃之夭夭。
釀成真奈案悲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村田夫婦主動切斷與外界的聯(lián)系，從未就無力撫育真奈向任何親朋或官方機構尋求幫助。杉山在書中提到：“我采訪過的母親中，凡是有過育兒不安或曾為自身的虐待行為痛苦的人，都在意識到‘這樣下去孩子就危險了’的時候主動向外界尋求幫助。……在被逼到走投無路之際，她們都生出了絕處逢生的勇氣?！倍琶乐詻]有這樣的力量，與“家庭的沉疴”密切相關。杉山花費大量筆墨，梳理了雅美和智則的家庭背景，以及他們與父母的關系。智則和雅美的父母都在他們年幼時離異，兩人不曾感受過家庭溫暖，與父母關系淡漠。上溯到真奈的祖父母輩，情況也類似。雅美母親秀子便回憶稱：“母親對我不聞不問，她沒為我費過心，我不記得母親疼愛過我?！毙阕优c雅美的相處模式復制了她和自己母親的關系，她從前無法依靠母親，而今也對女兒冷漠疏離。為《育兒放棄》撰寫解說的非虛構作家野村進因此感慨：“這家人從真奈往前數三代（不，說不定是更久以前），就已經重病纏身。病癥經過世代的累積，最終令真奈餓死。如此想來，幾乎令人絕望?！?/p>
更有甚者，智則和雅美的祖父母輩和父母輩盡管不擅育兒，但家族中尚有親戚能伸出援手。到了雅美這一輩，既有的家庭結構近乎土崩瓦解，個體的原子化程度日益加深：“家庭成員之間互相幫助的力量漸漸衰弱，弱者仿佛被剝光了身子，暴露于社會之中?！贝H創(chuàng)傷和崩毀的家庭成為滋生虐童行為的土壤，家庭暴力曾經的受害者轉變?yōu)榧雍φ?，將他們的孩子，也即更弱勢的群體，卷入在世代間綿延不絕的惡性循環(huán)。
公共機構難以有效介入
在父母怠忽職守且家庭成員中無人能提供幫助時，政府的兒童福利機構便成為守護兒童的最后一道防線。然而，育兒放棄這種虐待行為具有持續(xù)時間長和辨識難度高的特點。即使政府有關部門有所覺察，也難以有效介入，甚至因為緊急程度不高（如孩子身上未見明顯傷痕），而不斷拖后干預時間，最終釀成大禍。
具體到真奈案，當地的兒童咨詢所和保健所已經察知村田家可能有虐童行為，而且在至少四個時間節(jié)點都能采取干預措施，挽救真奈的性命。
真奈十個月時因急性硬膜下血腫就醫(yī)，但主治醫(yī)生沒有考慮到父母照顧不周的可能性。
真奈一歲半體檢時被發(fā)現(xiàn)發(fā)育遲緩，但醫(yī)師再次沒有與父母怠忽職守聯(lián)系起來。
真奈不到兩歲時，保健中心聽說村田夫婦將女兒“像動物一樣圈養(yǎng)”，保健師數次上門家訪，也多方與雅美聯(lián)系，但介入力度不夠，未能扭轉局面。
最后，真奈去世前一個多月曾短暫入院治療，醫(yī)師發(fā)現(xiàn)她體重偏輕，懷疑存在虐待行為，但仍未干預，而是任由其母將她帶回了家。
根據杉山分析，有關部門對真奈所受虐待產生嚴重誤判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經手的保健師和醫(yī)師缺乏相關訓練，遇到疑似虐童案例不具備足夠的專業(yè)能力和自信心進行干預（如沒有強制要求入戶檢查），真奈的情況稍有好轉便不再追究，輕易被養(yǎng)育者搪塞和蒙蔽。其次，兒童咨詢所和保健所之間的權責分配不明，雖然在真奈案中沒有出現(xiàn)相互推諉的情況，但兩處機構都等待對方啟動和主導干預流程，而未能更積極進取地采取行動，以至于延誤了救助時效。第三，在真奈案發(fā)生的二十多年前，社會對于家庭內部暴力的致命性尚缺少認識和想象，甚至連兒童福利機構的工作人員也傾向于將真奈的困境歸為“年輕父母經驗不足，缺乏育兒能力”，沒有人提及“虐待”和“忽視”的可能，以至于一次次錯過干預的良機。
真奈去世后，愛知縣的兒童保護措施做出重大調整，如將兒童咨詢所應對兒童虐待的方式從協(xié)調式改為介入式；向醫(yī)生發(fā)放“虐待防止手冊”等，以避免悲劇再次發(fā)生。在全國范圍內，《兒童虐待防止法》于2000年正式通過并實施，賦予各級兒童福利機構更大權限。其后，相關法律不斷得到修訂，盡力織就兒童保護的安全網。例如，作為接待和向上級政府機構通報虐童案件的官方窗口，兒童咨詢所的數量在2020年升至兩百一十九所，職工總計約一萬五千人，每家咨詢所都配備了由兒童福祉師、兒童心理咨詢師和保健醫(yī)師組成的專業(yè)隊伍。確認虐待存在后，兒童咨詢所還能強制將監(jiān)護人和被監(jiān)護人隔離開，為受虐待兒童提供庇護。
《無人知曉》劇照
然而，自真奈案發(fā)生的2000年以來，虐童事件并未斷絕，每年都有大約五十名兒童死于虐待，相當于平均每周有一人死亡。根據厚生勞動省2023年1月發(fā)布的最新統(tǒng)計數據顯示，2021年度，虐待致死兒童為四十九人，再加上全家集體自殺的案例，家庭暴力導致的死亡兒童人數達到七十七人。遇難兒童中三分之二為不到一歲的嬰兒，死因基本為育兒放棄或身體虐待。另外，2000年，全國的兒童咨詢所接待的兒童虐待咨詢達到三萬七千余件，二十年后，這個數字攀升至二十萬七千余件，而政府機關統(tǒng)計的虐待案數量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二十多萬件兒童虐待咨詢中，“育兒忽視”約占百分之十五，比例在四種虐待行為中列第三位，在身體虐待和心理虐待之后，比二十年前減少了一半。列于首位的是心理虐待，占百分之六十點一，比有統(tǒng)計以來大幅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變化不一定說明兒童虐待行為的類型和本質發(fā)生了根本性轉變，而是由于人們比從前更能輕易識別出虐待行為中較具隱蔽性的部分。同時，強調心理虐待比例的增加也并非有意無限擴大虐童行為的范疇，而是反映了在家庭結構發(fā)生變革、教育競爭日漸激烈以及社交媒體普及等新因素的影響下，兒童的心理健康和情感需求已日益成為兒童福祉領域的重要課題。
兒童保護之路漫長曲折，如今的育兒環(huán)境更為復雜多變，但愿真奈案的悲劇不再重演。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