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觀念史中被遮蔽的觀念與……時代病癥

《時代的活體解剖：20世紀觀念史肖像》，[德] 阿克塞爾·霍耐特著，梁樂睿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268頁，72.00元

阿克塞爾·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是著名德國社會哲學家，被譽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最重要的理論家，他的著作對中國讀者來說也并不陌生。多年前讀過他的《為承認而斗爭》（Kampf um Anerkennung，1985；胡繼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當時想到的是在我們的思想啟蒙歷程中，對于在個體經(jīng)驗中人的自信、道德尊嚴和自我實現(xiàn)的希望究竟是如何被摧毀、被蔑視的。這個重要問題仍然沒有在社會理論研究中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在讀到霍耐特從青年黑格爾的承認理論發(fā)展出他的“為承認而斗爭”的時候確有一種震撼之感。但是對于霍耐特從規(guī)范性范疇出發(fā)建構愛、法律和共同體意識等三種承認模式，并且深信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承認模式與共同體的團結具有現(xiàn)實可能性，我的疑慮則從未消失。可能對于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觀念史的從“認同”到“承認”的發(fā)展問題，而首先是“承認”作為一種在現(xiàn)實經(jīng)驗中如何能夠被承認的問題；關于“承認”的觀念性闡釋的可能性與誘惑反而更凸顯了在現(xiàn)實語境中的困惑性。但是無論如何，對于霍耐特在觀念史與社會理論建構方面的穿透性闡釋的能力是留下了深刻印象。 

近日讀阿克塞爾·霍耐特的《時代的活體解剖：20世紀觀念史肖像》（原書名Vivisektionen eines Zeitalters:Portr?tes zur Ideenheschichte des 20Jahrhunderts，2014），有一種在觀念史與個體經(jīng)驗及時代現(xiàn)實感之間緊密聯(lián)系的感受，由此想到的是霍耐特的這個研究視角及其在論述中呈現(xiàn)的思想觀念沖突對我們而言可能具有某種特殊的啟發(fā)性和現(xiàn)實意義。霍耐特在該書中所選取的十一位理論家的共同點是“從20世紀的歷史經(jīng)驗空間中獲得理論創(chuàng)作的靈感，即便是在這種完全外在的意義上，他們就已殊途同歸”（前言）。更重要的是“他們窮其一生，都不愿超然于政治-歷史的事件之外來理解自己的工作。即使如羅賓·科林伍德這般看似遁世而懷舊的人，都認為自己的哲學理論或許能為時代的挑戰(zhàn)提供解答。然而，這里所談論的大多數(shù)作者都并非出于自愿才成為知識分子，而是迫于流亡與政治上的無所歸依，才不得不在自己的理論工作中緊跟歷史的時代步伐，唯其如此，他們方能幸免于難”（同上，ii）。正是因為流亡或者在政治上的“無所歸依”，使他們從個人切身經(jīng)驗中思考痛苦、災難和抵抗的可能，“不愿超然于政治-歷史的事件之外來理解自己的工作”。因此，他們的理論工作就是剖析社會肌體的解剖刀，是揭示社會深層結構與內(nèi)在生命的利器。如果說霍耐特所描繪的這幅“20世紀觀念史肖像”有什么是最令人矚目之處，這些理論家的政治認同意識和自覺的現(xiàn)實批判意識無疑是最為突出的。盡管霍耐特對他們的研究也揭示了他們的觀念在觀念史上被遮蔽的一面，但是他們對時代病癥的深刻揭示和所給予的政治批判無疑是閱讀該書最有意義的收獲。

霍耐特使用的“活體解剖”這個概念來自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的論文，用于該書是因為“一方面，這些論文所論及的是這樣一些知識分子——他們試圖對社會運作方式進行分析，借此對社會活體進行解剖，從而推導出關于歷史、社會或者政治的合適概念；而另一方面，這些論文又一同構成了對整個時代的‘活體解剖’，因為它們會在所選取的20世紀理論中清晰說明，這些理論在其創(chuàng)作過程中那些關于痛苦、災難以及驅(qū)逐的深層經(jīng)驗究竟是什么”（前言，ii）。這可以看作是對“從20世紀的歷史經(jīng)驗空間中獲得理論創(chuàng)作的靈感”和“不愿超然于政治-歷史的事件之外來理解自己的工作”的具體解釋。因此，霍耐特把自己的工作描述為一種嘗試：“把該時代的思想史視作一個過程——一個從歷盡艱辛的領悟中，萃取出充滿意義的洞見與無法替代的教誨之過程?！保ㄍ希┰诨裟吞氐难芯恳曇爸校瑹o論是弗朗茨·羅森茨威格、齊格弗里德·克拉科夫、奧雷爾·科爾奈、羅賓·科林伍德、朱迪絲·施克萊還是昆廷·斯金納，都是力圖把理論研究與從個體經(jīng)驗、歷史政治事件以及時代所面臨的難題緊密結合起來，揭示在被遮蔽的深層經(jīng)驗中的可能闡發(fā)出來的批判性理論詮釋。

該書前面有一篇“總序：從直覺到理論——我走向承認學說之路”，是霍耐特在2021年7月為中文版“霍耐特選集”而撰寫的。這套選集之前已經(jīng)翻譯出版的還有一本《理性的病理學：批判理論的歷史與當前》（謝永康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這篇“總序”除了可以幫助讀者認識他的學術思想發(fā)展之外，對于我們來說則可能還有更為重要的自我反思意義?；裟吞卦凇翱傂颉敝惺紫忍岢隽诉@樣一個問題：“對自己的理論信念的這種自傳式起源進行說明，是自身啟蒙的永恒且絕無休止的任務的組成部分：關于我們?nèi)绾纬砷L為今天的自己，我們越是捉摸不透，就越不能放棄至少弄清楚這個混亂發(fā)展過程中那些碎片的努力?！睂Υ宋腋械讲粦p視這個問題。如果這個“我們”是被研究的對象，那么這是研究者要力圖進入的對象的成長歷史語境；而在這里是作為研究者的“我們”的自我反思，則是屬于研究者力圖從成長記憶中梳理個體經(jīng)驗與思想成長的關系。這種不放棄弄清思想發(fā)展中的碎片的努力當然不是為了懷舊，而是不應中止的自我啟蒙工作的一部分。說不應輕視這個問題，想到的是這在當下思想界、學術界中似乎具有某種特殊的意義：有些學者表現(xiàn)出的令人驚訝的觀點變化固然或許有很多原因，但是放棄了自我反思和自我啟蒙的工作肯定是一個原因。對他們而言，如何轉變?yōu)椤敖裉臁钡淖约嚎赡苁且粋€很嚴酷的問題，這樣的追問難以被他們“承認”，這也是不難理解的。

霍耐特說，“我想向自己澄清，我是如何從一些最初的、還是完全散亂的經(jīng)驗，走到了我的承認理論今天這種形式的。”（總序，ii）令我感受很深的是，霍耐特記憶中的重要轉折是發(fā)生在1965年的德國教育改革，它使更多平民子弟進入原來屬于上層社會子弟的學校，家庭條件較好的霍耐特因此而感受到“羞愧、不安和同情的一種難以分清的混合情緒”，因此而不會再去同學家里探訪，“以不費言辭地避開各自階級地位帶來的羞愧的壓力。……對這些社會的情感波動的覺察，仿佛已結成了一條細線，將我引向日后的理論好奇心的中心點（Fluchtpunkt），我此時開始對地位差別和社會不平等處境的情緒后果這個主題進行更為廣泛的探究”（iii）?！拔椰F(xiàn)在閱讀和研究的是在最寬泛意義上與這個問題——人們的自身理解和認同是如何被社會地位所影響的——相關聯(lián)的所有東西?！保╲）在這篇“總序”最后他說：“我以某種方式返回到了我智識發(fā)展的最初開端；因為我想主題化的，恰恰是勞動群眾受到的社會歧視，早在我的學生時代，這些歧視就已經(jīng)讓我注意到社會承認的價值了?！保▁xxvii）

這種對地位差別和身份認同的敏感在霍耐特的自我啟蒙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他一生的思想與學術研究的基本底色。他所謂的“社會的情感波動”其實就是一種在倫理情感方面的個人心理經(jīng)驗與社會意識的變化，對成長中的青少年或會有重要影響。在很多人的成長記憶中，類似的個體心理意識經(jīng)驗肯定會有不少，但日后能否轉化為影響其理論研究的持續(xù)性因素則很難說?；裟吞氐膫€體經(jīng)驗及其思想影響顯然使他對社會底層群體的生存意識和策略有較深的認識。他在七十年代開始從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理論中發(fā)現(xiàn)一個核心缺陷，就是過于強烈地認為所有主體無論其群體歸屬如何，都毫無反抗地被編入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之中。而對于他來說則是努力去理解社會諸群體的反抗追求，他運用社會學框架中的一些理論與方法，力圖闡明“社會底層支配著其本身的解釋策略，以此來應對其受到的社會蔑視和承認缺乏”（vi）。在這過程中充分顯示出霍耐特在吸收和改變前人觀點或論證方法方面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和闡釋能力。他指出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早期批判理論沒有充分考慮到社會沖突的持續(xù)存在，?？码m然重視這樣的沖突，但是未能真正地提出規(guī)范性的動力源，而哈貝馬斯盡管正確地分析了所有社會整合的規(guī)范性約束，但是卻忽視了這個領域中相應規(guī)范的持續(xù)不斷的爭議性，在這里，霍耐特已經(jīng)表明了社會沖突總是展現(xiàn)為一種為了社會承認而斗爭的思想觀念萌芽。他的教師資格論文致力于表明“正是自卑的貶低和順從的經(jīng)驗，時常推動著個人和群體去反抗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關系”（x）。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于把社會沖突與反抗的原因追溯到個體心理與生存經(jīng)驗的真實語境中，而且他進一步發(fā)現(xiàn)，要捍衛(wèi)這個強有力的論題還需要一種現(xiàn)實化的“翻新”和源于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理論作為補充，才能弄清楚被壓迫群體總是一再地與統(tǒng)治性社會秩序發(fā)生沖突的動機和根據(jù)是什么。他的研究結論就是“只要這樣一種社會秩序還在按照不平等的尺度考慮不同群體的利益和身份，只要這個不平等的尺度還反映在負擔和特權的制度化分配之中，那么弱勢群體遲早會努力反抗這一統(tǒng)治性的承認秩序，以使他們被壓制的利益獲得其應得的承認”（xii-xiii）。話說得很明確，實質(zhì)上這是政治社會學中關于不平等與反抗問題的最通俗的表述。然而對于我們今天思考這個問題更有現(xiàn)實意義的是，霍耐特敏銳地指出和批判了學術界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沖突理論的趨勢：“那是一種將任何社會沖突都回溯到純粹工具性興趣（無論是經(jīng)濟上的收益還是政治上的權力）的強烈偏好，進而就遺忘了反抗的真正的道德驅(qū)動力?！保▁iii）他提醒我們必須警惕這樣一種越來越明顯的學術現(xiàn)象：即便在當代史研究視角中觸及不平等、沖突、反抗等無法回避的具體議題，但卻通過自覺地把問題局限在純文本范圍里進行解讀、以流行學術話語的堆砌顯示其學術主流的身份和對利益、權力等核心概念的工具性興趣，遮蔽和顛覆了歷史中的“反抗的真正的道德驅(qū)動力”，恰好與在另一種類型的時代歷史敘事中無處不在的“道德驅(qū)動力”相反。在這里不可忽視的是霍耐特的社會主義觀念，他認為很重要的是要突出社會主義傳統(tǒng)，它在道德上不是簡單地要求論證社會平等，而是首先要求論證社會自由；為此需要對社會主義理論進行重新定向，最終還需要對社會主義的歷史觀進行重新定向（Umorientierung）：不能認為人們對于如何構造“社會主義”社會的制度系統(tǒng)已經(jīng)擁有了足夠的知識，我們今天可能還遠遠不能肯定哪種經(jīng)濟形式最能夠滿足社會自由的擴展和實現(xiàn)這個目標。因此，必須通過社會實驗才能探索實現(xiàn)社會主義經(jīng)濟的最適合的道路。（xxxii）

關于二十世紀納粹黨人及第三帝國的意識形態(tài)觀念的來源研究是霍耐特的觀念史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問題上，如何認識和準確評估康德與黑格爾思想遺產(chǎn)的真實影響是一個重大難題。在《狂熱的邏輯——約翰·杜威關于德國人精神氣質(zhì)的考古學》一文中，霍耐特描述了約翰·杜威（John Dewey）如何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在關于美國“一戰(zhàn)”政策的激烈爭論中懷著極度緊張的心情關注德國納粹統(tǒng)治體系的產(chǎn)生，對納粹的世界觀譜系進行了觀念史梳理，堅決反對把可追溯至尼采的非理性主義視為德國人戰(zhàn)爭狂熱的主要思想根源的膚淺解釋。霍耐特指出，“杜威分析的獨特之處和真正挑釁性在于，他試圖將德國人的好戰(zhàn)氣質(zhì)追溯到康德，追溯到其兩個世界學說為德國哲學所開辟的道路上來?！保?1頁）杜威這種分析的獨特性與挑戰(zhàn)性都非常突出，經(jīng)過霍耐特的深入分析，我認為有幾個問題很值得關注：一是“崇高的理想主義與‘對機械性、組織性的服從’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前者是一種精神理想至上的信念，后者則是實現(xiàn)無條件服從的技術可行性。二是所謂“道德義務”的內(nèi)容在各種情況下都可以由“社會權威”所確定，由此康德式的義務倫理被轉化為履行國家所規(guī)定的義務就是道德的最高原則的信念；三是希特勒想通過激發(fā)國民“理想”來洗刷一戰(zhàn)后的集體恥辱，他極力鼓吹只有德意志民族才擁有普遍合理的理想，并且為了實現(xiàn)這種理想，德意志民族在緊要關頭必須訴諸暴力手段并不惜與全世界為敵?？梢哉f霍耐特對杜威的觀念史研究的分析至今沒有過時，因為在今天更為復雜的國際政治局勢中，把歷史倒退和武力威脅歸咎于某個人的非理性意識和狂熱性格仍然時有所聞，而以理性、理想、義務倫理的名義導致民族意識全面服從權力意志的危險卻容易被遮蔽和忽視。

與康德相比，黑格爾思想遺產(chǎn)與納粹黨國的關系相對容易引起關注?；裟吞卦凇逗诟駹柮艿倪z產(chǎn)——弗朗茨·羅森茨威格在世紀之初》中指出，雖然弗雷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在《世界主義與民族國家》中已經(jīng)力圖把黑格爾描繪為德意志權力國家思潮的開創(chuàng)者，然而在弗朗茨·羅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看來，他的研究方法不足為據(jù)（12-13頁）。但是由于羅森茨威格總是被看作是宗教哲學家，他對黑格爾的研究總是被忽視?；裟吞貜娬{(diào)了羅森茨威格從整體性把握黑格爾思想的重要性：“人們時而強調(diào)黑格爾政治理解中倒退的，甚至是極權主義的一面，時而強調(diào)其進步的——自由主義的一面，這取決于人們?nèi)绾螐恼w上把握他的哲學。由此可見，羅森茨威格論證的特別之處在于，試圖在總體上從這種對立中提取出黑格爾的國家概念。”（19頁）羅森茨威格認為黑格爾對國家的成熟理解首先表現(xiàn)在《法哲學原理》序言中那句名言：“合乎理性的東西”是“現(xiàn)實的”，“現(xiàn)實的東西”是“合乎理性的”。他著眼于前半句，認為它在實質(zhì)上是“呼吁人類在國家秩序中實現(xiàn)倫理上的理性；為了在現(xiàn)實中‘主觀地’貫徹客觀上已經(jīng)存在的合理性，一切在現(xiàn)有條件下看起來與基督教信仰的平等主義原則不相符的事物都必須在實踐中加以克服”（21頁）。由此來看，在納粹德國覆滅之后，黑格爾的政治哲學激起了一場關于極權主義思想根源的討論并且引起公眾的強烈關注，這不是偶然發(fā)生的?；叵肫鹪谄呤甏╅_始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康德哲學與青年黑格爾的國家學說曾經(jīng)也產(chǎn)生過很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但是在觀念的整體性影響及其與現(xiàn)實政治的聯(lián)系方面仍然有不少遺留下來的問題。后來在讀到卡爾·波普爾（Karl R.Popper）把黑格爾斥之為“開放社會”的敵人的時候，才開始反思在我們的青年黑格爾形象中的膚淺性，雖然霍耐特在文中提到波普爾對黑格爾的批判只是為了說明羅森茨威格的黑格爾研究成果是如何不受重視。

霍耐特在《惡的現(xiàn)象學——奧雷爾·科爾奈被遺忘的著作》一文中根據(jù)奧雷爾·科爾奈（Aurel Kolnai）的《反西方之戰(zhàn)》，對其清算納粹思想危害性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在科爾奈眼中，納粹運動的思想實質(zhì)就是對西方文明成果的反抗。從觀念史研究的角度來看，霍耐特說“這部著作是一項極佳的觀念史研究，它不考察納粹獨裁的政治經(jīng)濟結構，而是關注其在某些價值觀和社會烏托邦中的合法性?！瓘摹褡骞餐w’這一民族主義概念開始，到關于英雄事跡和新異教的反智主義教條，再到種族純潔性的想象——所有這些為納粹極權統(tǒng)治提供意識形態(tài)辯護的思想結構，科爾奈均無遺漏。或許，該研究不僅是對納粹觀念最早的描述，而且是迄今為止最全面和最完整的描述”（75頁）。但是他最后非常遺憾地說，科爾奈的著作在德國這里是幾乎完全被遺忘了。

阿爾伯特·O.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的經(jīng)濟發(fā)展思想雖然未被遺忘，但是在當代國際經(jīng)濟與政治的復雜局勢中仍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費希曼在二戰(zhàn)快結束時出版的《世界貿(mào)易的重建：國際經(jīng)濟關系調(diào)查》中認為，“國際經(jīng)濟關系的構成與各個主權國家的政治秩序之間存在密切的相互關系，因為強大的、不受控制的國家權力一直傾向于迫使較弱的國家達成單方面有利的貿(mào)易條件，然后將所得利潤用于國內(nèi)目的。在赫希曼看來，只有通過國際法限制個別國家的經(jīng)濟主權，使其喪失對全球貿(mào)易經(jīng)濟關系進行剝削的能力，才能在未來杜絕這種帝國主義的‘誘惑’——正如他典型的心理學術語所言。雖然用今天的眼光看，這種支持限制國家主權的論斷似乎極有遠見，但在當時的情形下，卻讓人大惑不解?！保?43頁）現(xiàn)在看起來，赫希曼的國際貿(mào)易研究中的現(xiàn)實政治感之敏銳實在令人印象深刻，霍耐特認為他的這項研究極為不尋常?？上У氖窃诋敃r的歷史條件下，關于國際經(jīng)濟秩序的爭論正日益朝著各主權國家間法律監(jiān)管的可能性方向發(fā)展，因此，削減國家經(jīng)濟政策的主權以促進更公平的世界貿(mào)易的主張只會被視作空想（同上）。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赫希曼所憂慮的那種不受控制的國家權力不僅是一種誘惑，而且更是越來越明顯的現(xiàn)實。

從這個意義上說，霍耐特的觀念史研究工作就是不斷提醒我們關注那些在觀念史上被遮蔽的觀念，同時提醒我們不應忘記觀念史研究的真正意義就是勇敢地面對和揭露時代的病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