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 Duft der Imperien：Chanel No5 und Rotes Moskau, by Karl Schl?gel, ? Carl Hanser Verlag GmbH & Co, Feb 2020, 224pp
做人難，做女人難，做“名女人”，難上加難！
巴黎旺多姆廣場15號的麗茲酒店承載了一部與二十世紀“名女人”們密切相關的歷史：1919年，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女、羅馬尼亞王太后“愛丁堡的瑪麗”（Marie of Romania）帶著兩位公主參加巴黎和會時便下榻于此；奧黛麗·赫本曾先后三次出演以麗茲酒店為背景的電影；1997年黛安娜王妃也在麗茲酒店的帝國套房與多迪·法耶茲享用了生命中的最后一餐……
當然，談及與麗茲酒店相關的“名女人”，就不得不提到在此居住三十多年的“時尚教母”可可·香奈兒?？煽伞は隳蝺簞?chuàng)立的品牌Chanel以極簡主義風格的帽子、小黑裙、女士西裝褲與高定時裝成為二十世紀以來時尚潮流的風向標。當“名女人”們穿好Chanel的全套時裝、戴好標志性的大串珍珠項鏈后，往往會再噴上幾滴“香奈兒五號”香水。而這作為點睛之筆的奇幻香味，也成了Chanel品牌的標志性味道。對香奈兒最為知名的評價來自瑪麗蓮·夢露，當記者追問她入睡時會穿什么樣的衣服時，她答道：“我睡的時候，只噴上幾滴香奈兒五號?！?/p>
可可·香奈兒在麗茲酒店
香奈兒五號
鮮為人知的是，作為巴黎時尚圈標志性味道的香奈兒五號，還有個遠在莫斯科的雙生姐妹“紅色莫斯科”（Красная Москва）。香奈兒五號與紅色莫斯科的故事，構建了一條串聯起巴黎與莫斯科這兩個東西方的時尚之都、跨越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壁壘的“香氛之路”。而卡爾·施洛格（Karl Schl?gel）的《帝國的香水：香奈兒五號與紅色莫斯科的氣味世界》一書便講述了這條“香氛之路”上的愛恨情仇?？枴な┞甯袷堑聡奶K聯與東歐歷史研究專家，其著作《莫斯科1937》（Moskau 1937）于2009年榮獲萊比錫歐洲理解圖書獎。而他那厚達九百頁的巨著《蘇聯世紀：一個逝去世界的考古學》（Das sowjetische Jahrhundert. Arch?ologie einer untergegangenen Welt）則于2018年榮獲萊比錫書展大獎。
“凱瑟琳大帝”的“雙生公主”
1913年，為了紀念羅曼諾夫王朝建立三百周年，莫斯科的皇家御用品牌阿爾豐斯·雷萊特公司（Alphonse Rallet & Co.）推出了一款名為“凱瑟琳大帝心愛的花束”（Bouquet de 1’Imperatrice Catherine）的香水，并在1914年一戰(zhàn)爆發(fā)后將其更名為“雷萊特一號”（Rallet No.1）。這瓶香水由雷萊特公司的首席調香師、出生在俄國的法國人歐內斯特·博（Ernest Beaux）調制。在推出凱瑟琳大帝心愛的花束之前，歐內斯特·博便以1912年為紀念博洛迪諾戰(zhàn)役一百周年而調制的香水“拿破侖的花束”（Bouquet de Napoleon）聞名——這款香水的配方正是凱瑟琳大帝心愛的花束的基礎配方。在調制這兩款香水的過程中，歐內斯特·博在配方中加入了醛。醛是酒精氧化后產生酸的階段中產生的合成分子，是可以產生多種氣味的穩(wěn)定分子。在香水中加入醛，不但有利于香味的揮發(fā)，還可以凸顯香水的馨香，從而刺激神經系統(tǒng)的反應，給人帶來略顯刺激的清新感。
然而，一戰(zhàn)后期俄國的政局變動讓歐內斯特·博不得不離開俄國，最終他回到法國并加入雷萊特公司的母公司奇麗斯（Chiris），還擁有了一間位于蔚藍海岸的香水實驗室。在離開俄國的同時，他也將自己調制的香水配方帶到了法國。1920年夏末，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弟德米特里·巴甫洛維奇·羅曼諾夫（Dmitri Pavlovich Romanov）大公（也是可可·香奈兒的情人）的牽線下，歐內斯特·博得以與可可·香奈兒會面?？煽伞は隳蝺涸跉W內斯特·博調制的十個系列樣品中，選中第五號樣品作為自己的香水，這就是香奈兒五號的由來。
歐內斯特·博在調制香奈兒五號的過程中，以自己在俄國的作品配方為基底，加入了他此前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搜集的氣味：巴甫洛維奇大公貴族童年的味道，沙皇俄國衰亡的帝國末日之感，以及自己在逃亡路上途經北極感受到的特有的凜冽清新。這款香水深深打動了可可·香奈兒，讓她聞到了童年待過的孤兒院與自己第一個情人的莊園的氣味，也讓她想起了自己的英國情人“男孩”卡佩爾。換言之，這款香水其實就是她自己，她為這款香水命名時說：“我在一年中第五個月的第五天發(fā)表我的時裝，所以就用‘五’來當它的名字吧，這會帶來好運?！边@也是香奈兒五號的成功秘籍：“挑動感官的花香與潔凈到幾乎是禁欲程度的醛，兩者極端對比氣味所營造出來的氛圍?！边@種特殊的氛圍也正是在1920年代對“美好時代”（belle époque）的懷念，進而轉化為對“現代”誕生的預示。同時，這種氣味也喚起了巴黎的俄國舊貴族對往昔帝國輝煌的回憶。因此，在這些俄國舊貴族的推崇下，香奈兒五號開始風靡巴黎。正如時尚“老佛爺”卡爾·拉格菲爾德（Karl Lagerfeld）所言：“‘香奈兒五號’實際上是‘俄羅斯關系’的產物?！?/p>
在香奈兒五號誕生的時代，它的“雙生姐妹”也誕生于革命之后的蘇聯。曾經服務于雷萊特公司、后來跳槽到布羅卡公司(Brokar & Co.)的法國籍調香師奧古斯特·伊波利托維奇·米歇爾（Auguste Ippolitovich Michel）于1925年調制出了“紅色莫斯科”。為紀念十月革命勝利十周年，紅色莫斯科于1927年正式上市。奧古斯特·米歇爾與歐內斯特·博都是著名調香師亞歷山大·樂梅西埃（Alexandre Lemercier）的學生，再加上兩人都曾服務于雷萊特公司，因此奧古斯特·米歇爾也掌握了歐內斯特·博調制的兩款經典香水的配方。這也解釋了為何香奈兒五號與紅色莫斯科的味道相似甚至相同：“一款溫暖輕柔，甚至微帶熱氣，既私密又服帖的香水，是典型的女人香水?！?/p>
布羅卡公司在革命后的公有化過程中先改名為國家第五號肥皂制造廠，而后又改名為“新黎明”（Novaya Zarya）。在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之下，以香水為代表的化妝品與肥皂生產一并歸入“油脂工業(yè)主要委員會”管理。這種對化妝品生產的計劃經濟管理便形成了蘇聯著名的化妝品品牌“特哲”（Tezhe），特哲是“國家油脂與骨制品加工托拉斯”（Gosudarstvennyy Trest Zhirovoy i Kosti Obrabatyvayushchey Promyshennosti）的縮寫。奧古斯特·米歇爾也為新黎明與特哲工作，紅色莫斯科成為特哲旗下的代表性香水。在特哲大行其道的時代，紅色莫斯科在蘇聯開創(chuàng)出一個有著芬芳氣味的空間。與香奈兒五號不同的是，這個由紅色莫斯科開創(chuàng)出的芬芳空間，并非由市場的供求法則決定，而取決于國家的經濟計劃。作為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品的紅色莫斯科，也將沙俄帝國的最后輝煌重新詮釋成了無產階級的芬芳與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憧憬與象征。換言之，紅色莫斯科代表著香水界的無產階級革命。
紅色莫斯科
“時尚軸心”：莫斯科與巴黎
巴黎長久以來便是歐洲的時尚之都，歐洲的貴族們大多以巴黎的流行趨勢作為自己的時尚標桿，而一口流利的法語更成為貴族間必不可少的社交工具。也正因如此，在俄國革命后的1920年代，大量革命前的俄國舊貴族流亡巴黎，巴黎也成為諸多“小俄羅斯”中的一個。出現在巴黎的俄國社群給巴黎的時尚圈帶來了一股“俄羅斯旋風”。謝爾蓋·帕夫洛維奇·佳吉列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Дя?гилев）主持的“俄羅斯季”與“俄羅斯芭蕾舞團”更擴大了俄羅斯文化在巴黎的能見度，進而對世界產生影響?？煽伞は隳蝺阂驗榘透β寰S奇大公的關系，也進入了巴黎俄國人的社交圈，不但成為佳吉列夫的金主，也參與到瑪麗亞·帕夫洛夫娜大公夫人（Maria Pavlovna）的基特米爾（Kitmir）時尚工坊的活動中?？煽伞は隳蝺涸诠し恢械淖髌贰F山羊毛俄式短衫配裙子，以刺繡裝飾衣領和袖口的女裝，便是一種深受俄式風格影響的巴黎時裝。而這只不過是1920年代俄羅斯時尚對巴黎影響的冰山一角。
俄國革命對歐洲時尚圈的另一種影響則是，大量左派支持者懷著對革命以及新世界的憧憬來到莫斯科。他們好奇新世界的社會實驗，也被社會主義新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想知道新世界的人們究竟如何生活。重視“整體”而非“細節(jié)”，重構了女性角色以及階級，并對工作與休閑進行了重新界定，而這都指向了“簡約”與“實用”。因此，克里斯汀·迪奧（Christian Dior）等人紛紛奔赴莫斯科尋找靈感，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則在莫斯科與他的蘇聯同行一起設計了中央聯合辦公大廈，此外他還參與了蘇維埃宮的設計競標。
柯布西耶在莫斯科的作品——莫斯科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這種“簡約”與“實用”的設計理念也滲透到了服裝領域。對蘇聯著名的時裝設計師娜杰日達·拉曼諾娃（Надежда Петровна Ламанова）來說，服裝必須除去所有無謂的裝飾，不可對身體施加暴力以及強加束縛，且應以舒適實用、貼合身體為重。這些服裝不使用昂貴的面料，且適用對象應該是全體人民而非有產階級。將服裝的實用性與精致的剪裁相結合，便是拉曼諾娃身為“蘇聯高級定制時裝設計師”成功的秘訣。換言之，對拉曼諾娃而言，服裝與時尚也是革命過程中的階級斗爭工具。與此同時，可可·香奈兒也提出，女性時裝追求的應該是舒適與行動方便的自由，舍棄不必要的配件，使用廉價的面料，同時也兼顧優(yōu)雅，讓大部分女性都可以負擔得起。這種設計理念在可可·香奈兒時裝中的代表便是經典的“小黑裙”，甚至被《時尚》雜志譽為“時尚界的福特”——將奢侈品變?yōu)榇蟊娍梢载摀闷鸬纳唐?。因此，在巴黎與莫斯科的時尚圈出現了目標并不相同，但又非常類似的平行發(fā)展的時尚理念，即將日常美感與精致文化的碰撞所產生的廣度與張力，轉化為設計師創(chuàng)作的源泉。而到了1925年在巴黎舉辦的“現代裝飾與工業(yè)藝術國際博覽會”上，來自巴黎與莫斯科的時尚開始交匯，這標志著十九世紀時尚“美好時代”的謝幕，以及充滿未知的“現代”時尚的誕生。
可可·香奈兒的小黑裙與拉曼諾娃的“蘇聯高級定制時裝”
“芬芳女王”的兩種人生：波琳娜·熱姆丘任娜與可可·香奈兒
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1920年代，“凱瑟琳大帝”的“雙生公主”分別主宰了以巴黎和莫斯科為中心的“香氛世界”。兩位“女王”對香氛世界的統(tǒng)治，分別呈現在以“香奈兒”為名的私人企業(yè)以及蘇聯國營企業(yè)“特哲”的生產線上。至于兩個香氛世界背后的女王，則有著迥然不同的人生。人們對可可·香奈兒的生平所知頗多；至于波琳娜·謝苗諾夫娜·熱姆丘任娜，最為知名的身份可能是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夫人。而她，恰恰是1920年代后半期開始掌控蘇聯香氛世界的女王。
波林娜·熱姆丘任娜
可可·香奈兒
波琳娜·熱姆丘任娜出身烏克蘭的猶太人社區(qū)，很早便參加革命，且始終專注于蘇聯的婦女工作。在從事婦女工作的過程中，她在1921年與莫洛托夫結婚，而且她還是斯大林第二任妻子娜杰日達·謝爾蓋耶夫哪·阿利盧耶娃（Надежда Сергеевна Аллилуева）的閨蜜。從普列漢諾夫經濟學院畢業(yè)后，波琳娜成為“新黎明”的管理者，而后又掌管了“特哲”，接著又在食品工業(yè)人民委員部中擔任香水、化妝品、化工產品及肥皂工業(yè)的總負責人，并擔任該部的副人民委員。到了1939年，她升任新成立的漁業(yè)人民委員部的人民委員，是蘇聯歷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性人民委員，并成為蘇共中央候補委員。但1939年后，波琳娜便因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海外的親屬關系（波琳娜始終與移民美國的哥哥和移民巴勒斯坦的姐姐保持聯系），以及與莫斯科的外交官的密切關系，被調任輕工業(yè)人民委員部紡織和服飾工業(yè)局局長，并失去蘇共中央候補委員的身份。到了冷戰(zhàn)開始后的1948年底，波琳娜因為同樣的原因被免職、逮捕與流放。重獲自由后的波琳娜并沒有重返政壇，而是選擇了退休，直到1970年去世。
身為巴黎“香氛世界”女王的可可·香奈兒出身法國農村，很早便學會了結交有權有錢的男伴以接觸自己出身環(huán)境無法提供的社交生活，并將見多識廣的優(yōu)雅舉止內化為自身的生活態(tài)度。通過結識來自歐洲各國的達官顯貴與王公貴族，可可·香奈兒逐步躋身于巴黎最頂級的時尚圈。在可可·香奈兒的社交網絡中，她因與巴甫洛維奇大公交往接觸到了流亡巴黎的俄國舊貴族圈，因與威斯敏斯特公爵交往而結識英國王室及溫斯頓·丘吉爾，而她與丘吉爾的關系也使得她在戰(zhàn)爭結束后免于被法國政府起訴，從而東山再起。在法國戰(zhàn)敗前后，可可·香奈兒借助與漢斯·君特·馮·丁克拉格（Hans Günther von Dincklage）男爵的交情，不但活躍于德占巴黎的德法社交圈，還在戰(zhàn)時納粹德國與英國的秘密外交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也因為可可·香奈兒與納粹德國這層關系，使得“香奈兒五號”成為德國人手中最具有法國特色的伴手禮?！跋隳蝺何逄枴毕闼吭O計精巧，方便攜帶，其氣味給飽受空襲之苦的戰(zhàn)區(qū)帶來一絲慰藉。同時，可可·香奈兒也借由與德國人的關系，從合伙人沃特海姆（Wertheimer）兄弟手中收回了一部分“香奈兒五號”的銷售權。
波琳娜·熱姆任丘娜與可可·香奈兒的人生看似迥然不同，甚至如果兩人相識還可能會彼此厭棄，但仔細想來，她們的人生卻有很多相似之處：她們出身并不高，但都通過一些手段進入彼此國家的政治經濟核心圈，并且在這一過程中善用機會，利用男性在環(huán)境中的優(yōu)勢汲取力量并讓自己強大；她們都是獨立、自信且精力充沛，追求自己的目標而從不考慮其他犧牲者的“鐵娘子”；她們都能從挫折中恢復過來，重拾自我，而且同為置身權力核心的工作狂；她們都陷入了政治斗爭漩渦的中心，卻也在歷經世界局勢的動蕩與風雨之后安然無恙。她們雖然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其影響力卻始終局限在分別以巴黎和莫斯科為中心的時尚世界中。那么，是否有這樣的一個人，與兩位“女王”有著相似經歷，但影響力卻跨越了兩種意識形態(tài)的藩籬？答案當然是有，這便是奧爾加·康斯坦丁諾娃·契訶娃（Ольг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Чехова）。
奧爾加·契訶娃
提到奧爾加·契訶娃，給人的第一印象或許是文豪安東·契訶夫的侄媳（她的姑媽是契訶夫的夫人，她也曾與契訶夫的侄子米沙結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女弟子，魏瑪與納粹德國時代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以及傳聞中配合拳擊手伊戈爾·利沃維奇·米克拉舍夫斯基（Игорь Львович Миклашевский）刺殺希特勒的蘇聯間諜。然而在香氛世界中，奧爾加也有著自己的一席之地。她除了在電影事業(yè)上大獲成功，還是一名受過專業(yè)訓練并獲得執(zhí)照的美容師。二戰(zhàn)后，奧爾加定居慕尼黑，創(chuàng)建了自己的“奧爾加·契訶娃美容公司”，并推出了個人品牌香水，同時也出版了自己的美容手冊。美容手冊中有一章便涉及香水，奧爾加推薦了香奈兒五號。她在手冊中提到，自己的美容秘籍是“自律”與“樂觀”的生活態(tài)度。她這種對“美”的見解，來自于巴黎“美容科學院”（Academié Scientifique de Beatué）的學習經歷，以及亞歷山大·伯侯莫雷茲（Aleksandr Bogomolets）教授的學說。身為蘇聯功勛科學家的伯侯莫雷茲教授，其名著《壽命之延長》（Продлениежизни）的核心內容之一便是對抗早衰，而奧爾加的美便是在“鐵幕”兩側對伯侯莫雷茲教授理論的絕佳廣告。
東亞的“花露水軸心”：“六神”與“明星”
長久以來，人們對歷史的認知多聚焦于視覺與聽覺，有意無意忽略了其他感覺，如味覺、觸覺與嗅覺的存在。其中，嗅覺長期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它是缺乏意識與理性、不受控制、原始且危險的存在。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的名著《惡臭與芬芳》（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 L’odorat et l’imaginaire social, XVIIIe-XIXe siècles，Paris, Flammarion, 1982）將氣味納入歷史的敘述中，賦予了嗅覺在歷史書寫中的權利，使人們開始關注氣味所代表的歷史。在社會變化的過程中，人們對嗅覺的觀感也隨之發(fā)生變化，“嗅覺革命”也因此產生。氣味不但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含義，也象征了人們對過去輝煌的留戀，以及對未來的憧憬。與此同時，“惡臭”與“芬芳”的激烈交流不僅意味著氣味被賦予了現代性的含義，也象征了變革時代中的階級與革命。而氣味代表的時尚潮流變化，在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社會中，取得的效果則異曲同工。換言之，氣味成了溝通巴黎到莫斯科的“時尚列車”。在這趟列車中，夏爾·戴高樂最喜歡名叫“紅罌粟”的蘇聯古龍水（這款古龍水也是奧古斯特·米歇爾的杰作），來自巴黎的香奈兒與圣羅蘭香水也現身于莫斯科的精品店，成了“新階級”的寵兒。而盛裝這些氣味的香水瓶，也以簡潔的現代設計，密封了人們對這些氣味的記憶。這班以氣味為代表的“時尚列車”，便是卡爾·施洛格在這本書中所講述的故事。
卡爾·施洛格講述的氣味故事發(fā)生在二十世紀的歐洲大陸。不過，在遙遠的東方也有著與之類似的氣味故事——花露水。1908年上海中西藥局的周邦俊醫(yī)師在中醫(yī)藥典的基礎上，以玫瑰、茉莉等鮮花的味道進行調配，以現代香水工藝生產出了國產香水，并取歐陽修“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詞句，將其命名為“花露水”。而中西藥局的花露水的商標為“明星”，因此這款花露水也被稱為“明星花露水”。差不多與此同時，香港的廣生行也生產了自己的“雙妹”花露水。1949年，周邦俊之女周文璣攜帶明星花露水的配方輾轉來到臺灣建立明星化工，繼續(xù)在臺灣生產“明星花露水”。留在上海的明星花露水廠與廣生行上海廠以及其他幾家日化工廠在公私合營中合并，最終成為上海家化。到了1990年，上海家化又在舊有花露水配方基礎上加以改良，推出了如今家喻戶曉的“六神花露水”?？枴な┞甯窕蛟S并不了解，他在書中描繪的“香水軸心”，在遙遠的東亞以“花露水軸心”的方式將上海與臺北兩個時尚中心串聯起來，講述了一個有些類似但又不一樣的跨越海峽的氣味故事。
六神花露水與明星花露水
蘇聯解體后，大量西方香水涌入俄羅斯，使得在蘇聯時代流行的本土香水逐漸退出了市場。但隨著俄羅斯人對蘇聯黃金時代的留戀逐漸加深，已經沒落的紅色莫斯科又一次在俄羅斯流行起來，就像它的“雙生姐妹”香奈兒五號當初流行的原因一樣。如今人們依然可以在“新黎明”的網店里買到紅色莫斯科，其包裝仍舊是類似沙俄軍官隨身酒瓶的玻璃瓶配上象征克里姆林宮洋蔥尖頂的紅色瓶蓋版本。瓶蓋標志著香水的紅色屬性，而酒瓶形狀的玻璃瓶則代表著過去沙俄帝國的記憶，兩者的融合則意味著日常生活美學化的夢想，而密封在瓶中的香氛則仿佛濃縮了過往的美好。這也就像前衛(wèi)藝術大師卡西米爾·謝韋利諾維奇·馬列維奇（Казимир Северинович Малевич）在北極大探險的時代設計的“北風”（Severny）古龍水瓶一樣。
馬列維奇設計的“北方”古龍水瓶
當密封的過往美好被噴出，不僅意味著對早已逝去的黃金時代的留戀，也體現出對未知未來的憧憬。正如卡爾·施洛格在書中所寫：“一滴香水也承載著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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