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時期，臣子不得妄議君上，故宮廷中一有變故發(fā)生，少數知其事者，必極力隱諱，不肯亦不敢公言，以招奇禍，致失臣節(jié)。而外間則捕風捉影，紛紛猜測，其偶有一鱗半爪，為當事人所泄，則輾轉傳言，更增益附會之，于是曲折離奇之宮禁故事，遂層出不窮，而確然可信者，則又甚少。官書諱莫如深，野史則記載多，出入互見，真?zhèn)坞y明，故茲篇所述，于野史傳說，力避引據，惟就少數可信之資料，稍加編述，以求略見甲午、乙未間，宮廷問題發(fā)生之輪廓，并闡明其與外朝政局之關系而已。
翁同龢
甲午年宮廷問題發(fā)生之最早跡象，見于翁同龢《日記》記中官文德興受懲事云：
（七月）二十一日……奏事處中官文德興者，攬權薦賄久矣，昨打四十，發(fā)打牲烏喇，蓋慈圣所定也，聞有私看封奏，干預政事語。
此文德興者，何人也？即二年以后，御史楊崇伊劾文廷式時所稱，與文廷式結為兄弟之文姓太監(jiān)也，或云姓聞。文廷式于丙申（光緒二十二年）二月被劾，奉旨革職，永不敘用，并驅逐出京；而隨之文德興亦奉旨在黑龍江就地正法。蓋皆太后之意也。而文廷式固與珍瑾二妃有相當之關系，又深為德宗所親信者，此文德興為地位相當高之太監(jiān)，而又為太后所深恨，則其必為珍瑾二妃所親信者，無疑也。
自文德興被逐后，閱三月，而太后與兩妃之沖突，正式爆發(fā)，十月二十九日（11月26日）上諭下，二妃皆受懲，降為貴人，諭旨曰：
朕欽奉……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嚴明，凡在宮闈，從不準干預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稱淑慎，是以優(yōu)加恩眷，洊陟崇封。乃近來習尚浮華，屢有乞請之事，皇帝深慮漸不可長，據實面陳，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借為夤緣蒙蔽之階，患有不可勝防者。瑾妃、珍妃均著降為貴人，以示薄懲，而肅內政。
此事之內情，今猶可于翁同龢《日記》中，見其大略，錄之于次：
（十月）二十九日……午初先散?！謧饔性t，馳入?！侍笳僖姌谐加趦x鸞殿。先問旅順事，次及宮闈事。謂瑾、珍二妃有祈請、干預種種劣跡，即著繕旨，降為貴人等因，臣再三請緩辦，圣意不謂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請問：上知之否？諭云：皇帝意正耳。命即退，前后不及一刻也?；刂狈?，余與萊山擬稿，似尚妥協，遞上，傳散?！?/p>
另外，在日記空行內，又以雙行密書云：“魯伯陽、玉銘、宜麟皆從中官乞請，河南撫裕寬，欲營求福州將軍，未果，內監(jiān)永祿、常泰、高姓皆發(fā)，又一名忘之，皆西邊人也。”所謂“西邊”云者，指太后也。慈禧太后于慈安太后在世時，向有“西太后”之稱，以別于慈安之稱“東太后”也。觀此，可知太后與兩妃沖突之癥結所在，乃實為“乞請”。在上者，因而有權勢之爭，而雙方屬下之親信宦寺，則以利之所在，尤不相讓，各自簧鼓于其主之前，以求得志，遂使摩擦日深，終于一發(fā)難收。翁同龢身為帝師，久值宮禁，內里情形，自較熟悉。對于太后之不能正己，而惟責人乞請之不當，自難心服，而又不能明言犯上，于是記出魯伯陽一段，以示微詞也。
兩妃受懲后二日，珍妃位下之親信太監(jiān)高萬枝亦處死。翁同龢《日記》記之曰：
（十一月）初二日……午初三刻，傳太后見起。午正二刻，入見于儀鸞殿，論兵事……次及言者。……次及二妃。語極多，謂種種驕縱，肆無忌憚。因及珍位下內監(jiān)高萬枝，諸多不法。若再審問，恐興大獄，于政體有傷。應寫明發(fā)，飭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發(fā)即有傷政體，若果無可貸，宜交內務府撲殺之，圣意以為大是，遂言議退。退寫懿旨，封固呈覽發(fā)下，交內務府大臣，即日辦理。
二妃之間，珍妃以明慧，尤為德宗所寵信，預朝事當較多，故其位下之太監(jiān)，獨蒙重譴。由此亦可推知，此次變故之發(fā)生，珍妃之關系，當尤大于瑾妃也。
兩妃獲罪，德宗心境之不佳，當可想見，然亦無法違太后之意，以自立異。于勢有所不能，于家法亦有所不可也。故只能不表示態(tài)度，而徐圖補救于將來。此所以翁同龢于事發(fā)之次晨去瀛臺見德宗時，德宗則“語昨事，意極坦坦”。蓋處境誠不易也。
外朝之清流主戰(zhàn)人士，此時則大受刺激，彼等對太后之偏重主和，本已不滿，而苦于無法反對，惟有力攻為太后用以主和諸大臣如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等，以示己意，亦有直接提及太后者，則皆旁敲側擊，委婉諷勸，以反語稱太后之必不主和，傳聞之不足信，然后來安維峻則猶因之獲罪也（詳見后文）。此外，太后之多私財，外間亦頗有傳聞。言官且有以免致日人垂涎為理由，請速行處置者。而土木、宦官諸事之不洽清議，則尤昭然在人耳目，翁同龢且嘗言于德宗之前。凡此，皆與清流主戰(zhàn)人士之風習格格不入，而況往事之不愉快者猶多？（詳見后文）
清流主戰(zhàn)人士所倚以主持大計者，為德宗，為翁同龢等，而二妃（尤其珍妃）當亦為皇帝之臂助。清流健者如文廷式、志銳等，固常借二妃之關系，得與聞宮禁事者也。今二妃獲罪，實不啻與彼等以甚大之打擊也，于是太后與翁同龢一系清流主戰(zhàn)人士之間，遂發(fā)生直接沖突。
文廷式于二妃獲罪之次日（十一月初一日，即11月27日），即上疏猛劾太后所親信之樞臣孫毓汶，稱其生活腐敗放蕩，專于欺蒙君上，與李鴻章相勾結，以攬權謀和，請誅之，以振朝綱。措辭極為峻烈。
折上，德宗無所可否，太后則頗不滿，翁同龢《日記》記德宗與太后之反應云：
十一月朔……訪瀛臺，上語昨事，意極坦坦，是日封事中（文學士）有彈濟寧者，詆訾過當，上亦不甚怒也。二刻退，見起，語長，濟寧辯語懇切，上云：但盡心竭力，不汝責……
初二日……傳太后見起，午正三刻，入見于儀鸞殿……次及言者雜沓，如昨論孫某，語涉狂誕（孫今日赴總署，不在列）。事定，當將此輩整頓。
于是此一雷霆萬鈞之參劾，以報二妃之受懲者，遂自然毫無結果。
言官之中，則御史高燮曾首先于十一月初三日（11月29日）上疏論二妃獲罪事，未敢直指太后，而惟責備樞臣之不能匡救。折上，太后大怒，高亦幾于獲罪，頗賴翁同龢為之委婉陳說，始已。翁氏《日記》述其經過曰：
（十一月）初三日……見起三刻?！庾辔寮?，高燮曾一件指斥前日懿旨，謂樞臣不應唯阿取容，無所匡救，并有挾私朋比，淆亂國是。若不精白乃心，則列祖、列宗在天之靈必誅殛之，云云，語多狂誕。午正，皇太后召見樞臣于儀鸞殿，首指高折，以為離間，必加辯駁，慈容艴然，諸臣再三勸解，臣謂：明無弗照，圣無弗容。既調護于先，何不搜求于后？且軍務倥傯，朝局囂凌，宜以靜攝之，毋為所動。圣意頗回，又泛論數事。上出宜麟私信三紙又一紙，不知何人，論庫銀不足（疑近日湘省解款灌鋁事），遲回久之。諭曰：姑從汝等請，后再有論列者，宜加懲罰；否則門戶黨援之習成矣！時孫毓汶奏：言者結黨陷害，夙習已然，請鑒悉，二刻退。己未初二刻矣……
慈禧太后
此一段，除敘述高燮曾事以外，宜麟私信一事，亦頗可見出太后與德宗間關系之微妙。宜麟為走“西邊”門路者，乃為德宗獲得把柄，太后之“遲回久之”，意者，或由此乎？隨后乃轉圜，釋高燮曾不問，而禁止今后再有人論列。翁氏筆下，誠已達其微旨矣。
高燮曾以后，遂果不復再有人敢于論列。太后則同時繼續(xù)處置兩妃之兄志銳。志銳先已于上月奉旨派往熱河練兵。至是于十一月初三日，太后面諭恭親王，降旨立即召回。所有經辦事務，一律停辦。初八日（12月4日）更降旨，調充邊荒遼遠之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同日，又令撤皇帝之滿漢書房。于是德宗亦大不悅，而又無可奈何，終賴恭親王與翁同龢等之彌縫，始成過去。翁同龢《日記》記此事經過曰：
（十一月）初八日……是日恭邸請起，偕孫、徐、張（蔭桓）見于儀鸞殿，余與李公先散，甫抵都虞司，傳有起，馳入。與樞臣再見于殿中。慈諭周匝嚴厲，先論田貝電事，即以志銳充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次諭恭親王授軍機大臣，次命撤滿漢書房，臣力爭之，無人和也，命姑且聽傳，擇日再發(fā)出?！掏恕須w，夜燮臣來相與嗟詫?！?/p>
初九日……卯初三刻始至書房，上色不怡，謂正典學，奈何輟講？一刻退，見起五刻?！蠁柺庐?，以書房不欲輟，命恭邸于謝皇太后恩，召見時，言之，并言：翁某常來，孫某當來否？上惓惓于舊臣如此，吾輩其捐糜不足為報矣。
初十日……卯初三刻，懋勤殿人以燈來，遂至補桐書屋（是日旁坐撤）。上命臣及孫家鼐以后仍在祥暉樓候起，然未敢斷也。見起二刻，恭邸奏：昨皇太后召對，論及書房事，亦尚在輟不輟之間。巳正先散……傳有起。馳入，知獨傳臣起，遂至五間房俟，午初入見儀鸞殿。上未在座，起居畢，略問前敵軍事，即及書房，臣力陳講不可輟，太后諭曰：此恭親王所陳，前日余所諭太猛，今改傳：滿功課及洋字均撤。漢書不傳，則不輟之意可知。汝等仍于卯初在彼候旨?；騻骰蚍?，或一人或二人，皆不拘可也。（常時見起后，書房功課則撤之矣）臣叩頭稱：圣明洞察，一一敬遵，因論人材賢否，及志銳舉動荒唐，又回溯同治年事，臣不禁淚下如縻，慈顏亦為之戚慘，褒獎數十語，大略謂：汝信實可靠。臣又力保孫某謹慎無失，凡三刻始退。
燮臣為孫家鼐字，太后盛怒之下，命撤書房，隨后亦覺太過，乃轉彎，撤無關緊要之滿功課及洋字，并特召見翁同龢，加以籠絡，手段之巧，可為嘆止矣。至此而兩妃事件所引起之波瀾，乃始告一段落，而余波未盡，至十二月初，又有安維峻事件之起。
李鴻章
十二月初二日（12月18日）御史安維峻上疏，嚴劾李鴻章跋扈不臣，請予明正典刑，折內猛攻淮將，痛斥和議，語中竟牽及太后及太監(jiān)李蓮英之干預政事。雖亦仍作反語，而語氣則甚為露骨也。其辭略曰：
……而又謂和議出于皇太后，太監(jiān)李蓮英實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歸政皇上，若仍事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乎？至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干政治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李蓮英豈復可容？
折上，安遂得罪，翁同龢《日記》記其事曰：
初二日……照常入，封奏七件……唯安維峻一件未下，比至小屋，始發(fā)看，則請誅李鴻章，劾樞臣無狀，而最悖謬者，謂和議皇太后旨意，李蓮英左右之，并有皇太后歸政久，若遇事牽制，何以對祖宗天下之語。入見，上震怒，飭拿交刑部議罪，諸臣亦力言，宜加懲辦。臣從容論說：以為究系言官，且彼亦稱市井之言，不足信，良久，乃命革職，發(fā)軍臺。四刻退，到書房復論前事，退擬旨。午初散?！?/p>
由此可見，翁同龢對之頗加維護，始得止于革職、遠戍也，當日上諭曰：
近因時事多艱，凡遇言官論奏，無不虛衷容納。即或措辭失當，亦不加以譴責。其有軍國緊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懿訓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誠心，天下臣民，早應共諒。乃本日御史安維峻，呈遞封奏，記諸傳聞，竟有皇太后遇事牽制，何以對祖宗天下之語，肆口妄言，毫無忌憚，若不嚴行懲辦，恐開離間之端。安維峻著即革職，發(fā)往軍臺，效力贖罪，以示儆戒！再向來聯銜封奏，必有言責者，方準列名。此外部院各官，均由堂官代奏。乃近來竟有一二人領銜，糾集不應具折之員，至數十人之多，殊乖定制，以后再有似此呈遞者，定將列名呈遞者，概行懲處！
就當時德宗之處境，亦惟有如此處置而已。末段禁止一般臣工附名聯銜上疏，蓋亦對主戰(zhàn)派少壯分子之過激不妥言論，隱示裁抑之意也。
安維峻以辭涉離間獲罪，而同時則大受清流主戰(zhàn)人士之推崇?！肚迨犯濉繁緜饔洰敃r情景曰：“安維峻以言獲罪，直聲震中外，人多榮之。訪問者萃于門，餞送者塞于道?；蛸浺匝?，或資以贐。車馬飲食，眾皆為供應?！?/p>
視此，可見為德宗所親信之清流主戰(zhàn)人士，由于和戰(zhàn)之爭，宮闈之變，已漸次與太后形成對立，德宗介乎其間，此后乃益不易自處矣。
劉坤一之《文集》中，曾記其于甲午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月16日），見太后時之對話，頗足以助吾人了解當時太后與德宗之關系，錄之于次：
（十二月）二十一日，出京請訓，仍召見養(yǎng)性殿，慰勉甚至。嗣因論及安御史前奏，太后以其辭涉離間，怒甚。至追念文宗、穆宗不勝怨感，數數以褻拭淚，坤一奏曰：言官措辭過激，意在納忠，或者借沽直諫之名，斷不敢稍涉離間。臣所慮者，不在外廷而在內廷，寺宦多不讀書，鮮知大意，以天家母子異居，難免不以小忠小信，往來播弄是非，不可不杜其漸。語未畢，太后諭曰：我不似漢太后，聽信十常侍輩，爾可放心，但言官說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戰(zhàn)，史臣書之，何以對天下后世？對曰：和戰(zhàn)國之大事，太后、皇上均無成心，天下后世無不共諒。但愿太后始終慈愛，皇上始終孝敬，則浮言自息，因歷述宋英宗、明神宗兩朝事。太后諭曰：聽爾所言，我亦釋然矣，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聞軍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對哭。我甚愛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親手料理。今雖各居一宮，猶復時時留意，爾可放心。爾如此公忠，誠宗社之福。奏曰：臣老病無能，難以圖報萬一。諭曰：爾居心忠愛，天必佑爾俾享長年，第須善自保重，山海關天氣冷，多帶衣去?！?/p>
由此一段對話中，頗可見出：此時太后與德宗間，雖未必有猜疑之意，而因內外廷權力之事，對立之跡，蓋已顯露。在專制時期，舊禮教之下，此實為一難于解決，而又有關國家命運之嚴重問題也。當時重臣之識大體者，如翁同龢、劉坤一等，面對此一問題，亦無法更有良策，惟于遇有機會時，即盡力調停其間，釋除雙方之誤會，增進其感情，使二者之間能互信相安，以期漸泯裂痕于無形而已。翁同龢《日記》曾記其與劉坤一之深談曰：“（十二月）二十四日……送劉峴莊，有客在座。送客，留余深談宮禁事，不愧大臣之言也，瀕行以手擊余背曰：君任比余為重?！?/p>
此為劉坤一見太后后三日，而出發(fā)赴前方先一日之事也，翁、劉當時頗相結納。湘軍人士之見解，在當時大致與主戰(zhàn)派相近，而京中清流主戰(zhàn)人士亦最對湘軍寄予期望，后來戊戌政變時，劉坤一為疆臣中惟一以堅定之態(tài)度，公然維護德宗者，其種因或即在此時乎？
（本文摘自石泉著《甲午戰(zhàn)爭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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