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至新中國成立初期，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主導著以上海為中心涵蓋江蘇、安徽地理范圍的天主教江南傳教區(qū)。傳教士在整理教會史時，側重關注本修會的傳教細節(jié)和成果，如較為著名的法國耶穌會士高龍鞶（Auguste Colombel）和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ère）的同名著作《江南傳教史》，其中不可避免帶有歐洲中心主義和修會中心主義的前見。
而中國耶穌會士和其他天主教神職的本地教會史研究則蘊含了天主教中國化的主動意識。在天主教漢語文獻書目中，“教史”也包括中國教會歷史上著名人物的“傳記”。1924年天津公教圖書館“傳記”類書目下即包括上海土山灣出版的《徐文定公集》《徐文定公墨跡》等。而這些關于徐光啟（1562-1633）的傳教資料映射出中國天主教信眾在不同時代環(huán)境中對徐光啟愛國思想與宗教思想的承緒。
徐光啟畫像
1949年前以中國天主教本地神職為主推動的紀念活動和思想文獻
（一）中國耶穌會士李問漁對徐光啟歷史文獻的整理
徐光啟因其“開教之功”，不斷出現(xiàn)在江南天主教的歷史書寫之中。高龍鞶的《江南傳教史》卷二即以“徐光啟”為名，回溯了徐光啟與明末天主教之間的歷史關系。而從文獻傳播史的角度看，高龍鞶的法文撰述影響了中國耶穌會士川沙人李問漁（1840-1911）編訂《徐文定公集》的學術活動。
在李問漁的立意中，有著將徐光啟樹立為天主教圣人的動機，以作為中國天主教信眾的精神模范。他也強調徐光啟在“西學東來”上的貢獻，以借此在晚清“西學東漸”的歷史環(huán)境中重新發(fā)掘徐光啟的地位。如其在序言中所述：“……西學東來，教士為先導，而公實為譯祖。噫。公誠偉人哉。文名蓋當世，功業(yè)留簡編。……”而李問漁自己也參與到晚清西學東漸的浪潮之中。
此序言寫于1896年（光緒丙申），這一年李問漁除編輯《徐文定公集》外，另撰《徐文定公行實》一文發(fā)表于他主編的《益聞錄》《圣心報》，借助教會媒介向中國社會和天主教信眾宣揚徐光啟的事跡。
李問漁對徐光啟歷史的“表揚”，在1903年得到進一步回應。1903年為徐光啟受洗入教300周年，天主教會在徐家匯舉行紀念活動?！妒バ膱蟆房d《三百周年大慶》一文從宗教信仰角度記敘了紀念緣由和經(jīng)過：“明季利瑪竇神父，才到中國，就有上海徐文定公光啟，受洗進教。那時文定公已中舉人，從他領洗的那一年算起，到今年天主降生后一千九百零三年，恰好滿三百年?！?/p>
《圣心報》亦由李問漁主持，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進一步強化徐光啟領洗三百周年對堅固信眾信仰，增強群體認同的意義。
（二）1903年紀念徐光啟領洗三百周年的宗教儀式及社會影響
這種宗教教化在舉行紀念徐光啟的彌撒慶典儀式和相關群體性活動中得以完成。1903年“諸圣瞻禮節(jié)”，為紀念徐光啟受洗300周年，天主教會在徐家匯天主堂舉行大禮彌撒。除舉行宗教儀式外，另請散居在徐家匯、蟠龍鎮(zhèn)、上海、磚橋等處百余位徐光啟后裔參加宴會。午宴過后，教士、修士、學生以及育嬰堂幼兒等共四百余人“著白衣祭服，排隊詠經(jīng)”前往徐光啟墓舉行宗教儀式，據(jù)稱觀禮者“教中約二千人，教外三四千人。西人由滬前來者，亦復不少”。宗教儀式過后，徐家匯本堂司鐸出自董家渡會口的潘谷聲（字秋麓，1867-1921）講道一刻鐘。
潘谷聲的講道從徐光啟“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出發(fā)，意在激勵所屬信眾的信心，并勸誘不“奉教”的徐光啟后代皈依教會；再者也表達出希望教會內部多出如徐光啟一樣對國家和社會有益的人才。可以說，借助慶祝徐光啟領洗三百周年的宗教儀式，在加強信眾宗教認同的同時，也注意提升教會群體對中國社會的認同。從另一個側面來看，對徐光啟的紀念也是天主教會向中國社會展現(xiàn)其根植于本土社會的舉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晚清上海天主教信眾的愛國意識。
（三）晚清時期中國耶穌會士編著徐光啟歷史文獻的社會意義
在這種背景下，李問漁編著徐光啟文集的舉動，繼續(xù)在另一位中國耶穌會士徐允希那里得到回應。徐允希（字成賢，1870-1940），是徐光啟十一世孫。徐允希十二歲時入徐匯公學，1893年入耶穌會，1905年成為神父，是徐光啟后代中第一位成為神父的。他作為一名耶穌會士，勤于撰述，尤其擅長史學，曾譯著《蘇州致命紀略》（1932年）、《一位中國奉教太太許母許徐太夫人事略》（1938年）等。
徐允希深受李問漁撰《徐文定公行實》及編《徐文定公集》的啟發(fā)，自稱“我先祖遺澤入人深矣”，因之于1903年出版《徐文定公墨跡》。徐允希隨后又整理家中所藏家譜及徐光啟奏章等文獻，且致書歐洲，請朋友幫助搜尋徐光啟遺著，后得《圣教規(guī)箴》《治歷疏稿》等。在此基礎上，徐允希于1909年和李問漁一道編訂出版《增訂徐文定公集》，該書共6卷4冊：卷一文稿、卷二屯鑒書稿、卷三練兵書稿、卷四治歷疏稿、卷五雜疏、卷六李之藻文稿。徐允希在序言中稱：“夫公之傳于不朽，固不賴斯編，然其信道之篤，經(jīng)濟之洪，愛國憂民之切，學問藝術之精，亦于斯可見一斑，則此編之傳，為不可少也。宣統(tǒng)元年歲次己酉仲夏中旬第十一世孫允希敬敘。”
由此可見，徐允希增訂徐光啟文集既包含了家族歷史記憶以及宗教認同，更從中引申出一定的愛國思想。他和李問漁對徐光啟歷史文獻的塑造，雖然屬于地方教會歷史的研究和整理，進一步而言，也有著借助徐光啟與中國社會進行對話的動機。
（四）1933年紀念徐光啟逝世三百周年與中國天主教愛國思想的提振
而編著徐光啟的歷史傳統(tǒng)也在后續(xù)上海天主教中國耶穌會士中延續(xù)。1933年正值徐光啟逝世三百周年，作為徐光啟十二世孫的耶穌會士徐宗澤（字潤農，1886-1947）也承擔起了編著《增訂徐文定公集》的責任。當時在歐洲入修道院的陸徵祥（1871-1949）對此多有推動。陸徵祥于1932年致信中國天主教界，希望在日本加緊侵略中國的危急關頭，推動徐光啟“列品”事宜，以振奮民族精神。
陸徵祥以“徐文定公私淑弟子”自居，且與徐宗澤、馬相伯（1840-1939）等人保持通信聯(lián)系，合力推動此事。陸徵祥在《增訂徐文定公集》序中道：“（1933）為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之周紀，乃商得公之第十二孫潤農司鐸之同意，重行增訂之，以廣流傳。凡我四萬萬同胞父老兄弟姊妹得此寶符，穩(wěn)度此險惡潮流，國利民福，庶有賴焉?！彼^“險惡潮流”，主要是指中國面臨著日本不斷升級的侵略行徑。
徐宗澤作為徐光啟后代也有紀念徐光啟的主動意識，如其在“緣起”中所言：“本集為南沙李問漁司鐸所編輯，流傳至今已卅載，會今秋為文定公逝世第三百周紀，正思有以紀念之，忽得陸公徵祥來書，建議將此集印巾箱本，澤重以文中富有民族思想，頗足為現(xiàn)代借鑒，甚韙其言……”徐宗澤增編徐光啟文集，一方面延續(xù)了耶穌會士的著述活動，一方面將對徐光啟的歷史紀念與中國社會現(xiàn)實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陸徵祥也在1934年著徐光啟法文小傳（La Vie et les Oeuvre du Grand Chrétien Chinois Paul Siu Koang-K'i）紀念之。二人分別在國內外擴大徐光啟民族思想的現(xiàn)代價值。
而他們整理徐光啟工作，在堅固宗教內部信仰認同的同時，也于1933年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為中國社會各界一同面對民族危機的一種歷史資源。也正在此之后，徐光啟逐漸成為中國學術各界的研究對象，他在科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貢獻得到進一步彰顯。
可見，地方教會史整理的信仰認同作用在此發(fā)生了轉化。而在近代中國天主教界對徐光啟的紀念活動具有很強的民族意識蘊含于其中，作為上海人且中年皈依天主教的陸徵祥是此活動的海外積極推動者，馬相伯、徐宗澤等中國耶穌會士也在國內與之相呼應。陸徵祥從政治角度紀念徐光啟的動機在其較早之前所撰的《明徐文定公墓表》中表露無遺。
該《墓表》刻石后，立于上?？h城徐光啟祠堂之內。陸徵祥對徐光啟的崇敬，無疑也影響到了民國時期中國天主教民族認同和國家意識的形成和塑造，將晚清時期中國耶穌會士借助紀念徐光啟塑造天主教信眾政治認同的行為進一步地引入公眾領域，使之由附屬于宗教教化的一部分，轉為借助宗教認同進行政治認同的塑造。進一步言，晚清以來以中國耶穌會士主導的中國天主教界對徐光啟的紀念，一直包含著政治認同和宗教認同兩方面的因素，而側重點在于如何與時代性精神相結合。
1933年上海天主教為紀念徐光啟逝世三百周年舉行了系列的宗教活動和學術活動，形成了一系列的歷史文獻如《文定公徐上海傳略》（1933）、《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紀念文匯編》（1934）等，當時的主流報刊對此也多有報道。作為主要推動者的馬相伯，也在各方面大力宣揚愛國思想，與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有相合之處。也因此，紀念徐光啟的“愛國愛教”思想也與主流愛國主義思想進行了一定的融合，成為當代中國天主教愛國思想的重要歷史傳統(tǒng)來源。
中國天主教界還在宗教研究的意義層面加強了有關徐光啟天主教中國化文獻與思想的研究。比如徐景賢曾編輯有《明相國徐文定公譯著——宗教論文集》一冊（《我存雜志》社印，我存叢書第四種）。
紀念徐光啟的愛國思想對激發(fā)全國各地天主教界的抗戰(zhàn)熱情也有重要意義。1937年第2期《主心月刊》刊有澳門許兆福神父《歷史上的公進偉人》演說詞一文，介紹的第一位中國天主教歷史人物即是徐光啟。該篇演說詞面向整個廣東天主教眾宣講，在論及徐光啟的愛國精神時，特別強調徐光啟：“犧牲為社會服務，有心為救國；……對于社會國家可說已盡忠矣。”
此外，該刊還刊印了馬相伯為呼吁國人熱心救國而于1933年所寫的“還我河山”四字。在特定歷史時期延續(xù)了明末徐光啟以至近代馬相伯的愛國精神。
上海徐家匯光啟公園里的徐光啟像
新中國成立后上海天主教界紀念徐光啟之活動及現(xiàn)實意義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天主教“愛國愛教”思想來之不易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的干涉，中國天主教會的反帝愛國和自立革新運動，受到一定阻力。盡管上海天主教在此方面具有突出的代表性，但天主教內部的愛國力量也發(fā)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度嗣袢請蟆芬舶l(fā)表文章鼓勵上海天主教界人士繼承和發(fā)揚徐光啟與馬相伯的愛國主義思想。
一些經(jīng)歷過晚清以來中華民族屈辱歷史以及參加過紀念徐光啟活動的中國神職和平信徒，發(fā)揚徐光啟的愛國主義思想，根據(jù)新中國宗教政策的調整，于1955年10月5日發(fā)表《上海天主教神職界告神長教友書》。該文件所列三點皆圍繞著“愛國”和“愛教”進行，呼吁天主教神長和教友“在愛國愛教的立場上加強神父教友之間的團結，發(fā)揚愛主愛人的精神，盡好愛國愛教的本分”，這與晚清以來上海神職界紀念徐光啟時的思想言論一脈相承。
1960年4月23日至26日召開的上海市天主教第一屆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成立了上海天主教友愛國會，選舉張家樹（原名端六，字庭桂，1893-1988）神父為上海教區(qū)主教，標志著中國共產(chǎn)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領導下的宗教工作取得了重要進展，也是天主教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張家樹也積極參加政協(xié)活動，參與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為“愛國愛教”的楷模。
這一時期上海天主教并未舉行大規(guī)模紀念徐光啟的活動。而中國科學界則因徐光啟在農業(yè)、天文、數(shù)學等科學事業(yè)上的貢獻，在徐光啟誕生四百周年之際，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組織專家討論徐光啟的科學著述和思想，以服務于新中國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上海市科學技術界也于1962年4月24日舉行座談會，紀念徐光啟誕生四百周年。徐光啟的愛國和科學思想進一步為學術界和社會各界所認知。
（二）改革開放后中國各界紀念徐光啟的活動及當代意義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宗教政策也經(jīng)歷了更新，更加適應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的需要。隨著經(jīng)濟和社會的發(fā)展，徐光啟的愛國思想以及科學精神也在社會得到進一步發(fā)揚。1983年11月8日上海各界人士舉行座談會，紀念我國明代愛國科學家徐光啟逝世三百五十周年，徐光啟作為愛國的政治家、科學家得到進一步認可。上海市政府為此修復了徐光啟墓，并把墓地南丹公園改名“光啟公園”。
上海天主教界也在此時舉行紀念活動，弘揚徐光啟的“愛國愛教”思想，以更好地服務于“四化”建設。1983年11月6日，上海天主教界在徐家匯天主堂舉行謝恩大禮彌撒，并進行謁墓和大型紀念座談會，以發(fā)揚愛國主義精神，振興中華，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為辦好獨立自主的中國天主教會，貢獻宗教界的力量。上海市天主教愛國會、上海市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并將紀念活動和相關資料，編印成冊。上海天主教還在徐家匯主教府設立“閣老間”放置徐光啟畫像，以表紀念。時任佘山修院院長的金魯賢，還在講道中總結徐光啟的一生為一個愛字：愛民、愛國、愛教，鼓勵信眾效法徐光啟，為社會發(fā)展貢獻力量。
（三）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上海天主教紀念徐光啟的時代價值
徐光啟的愛國思想和科學探索精神，已經(jīng)成為上海這座全球城市重要的文化歷史文化資源。2008年上海市舉辦國際學術研究會紀念徐光啟暨《幾何原本》翻譯出版四百周年，并舉行一系列紀念活動，如在光啟公園落成徐光啟雕塑等。2008年4月3日又在光啟公園舉行“紀念愛國科學家徐光啟逝世375周年”祭掃儀式。徐光啟的思想和精神已經(jīng)融入到上海這座城市的品格之中，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對于上海天主教而言，徐光啟的愛國思想仍有其時代價值。2008年7月22日金魯賢主教發(fā)布《徐光啟——紀念徐光啟逝世375周年》牧函，回憶了1933年、1983年他親歷的上海天主教紀念徐光啟的活動情形，并總結了和宣揚了徐光啟“愛祖國”、“愛人民”、“愛科學”、“愛教會”的思想精神，鼓勵上海天主教神職和信眾效法徐光啟，并指導上海教區(qū)朝著徐光啟封圣而努力。
2012年春節(jié)，金魯賢主教新春牧函《徐光啟——一位適合任何時代的人》仍以徐光啟為主題，認為“徐光啟是信仰本地化的探索者”，呼吁信眾多了解徐光啟，鼓勵教職人員參觀徐光啟紀念館等地方，學習徐光啟的“信德”。在此牧函引導下，2012年4月24日，上海教區(qū)全體神父以及部分信眾來到徐光啟墓前，以此紀念徐光啟誕辰450周年。
徐光啟手書《刻幾何原本序》
余論
晚清以來的耶穌會士在編纂徐光啟文集，紀念徐光啟的集體活動中，一直有著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并將這種現(xiàn)實關懷與其宗教內部的信仰認同，以及強化信眾的社會認同結合在一起。這一點特別突顯在1933年徐光啟逝世三百周年時中國天主教界與學界之間的互動。
如果拉長時間跨度，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上海天主教歷次紀念徐光啟的活動，也是自晚清以來中國地方天主教會對徐光啟歷史書寫的延續(xù)，不過更為重要的是結合以及回應了不同時期中國社會的時代要求。這也是從宗教社會史的角度梳理紀念徐光啟相關宗教思想文獻的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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