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古代邊疆意識經(jīng)歷了一個復雜而曲折的發(fā)展過程,具有十分突出的特點與局限性。早期傳統(tǒng)士大夫更強調以"中國"國內為重,強調愛惜民力,不免鄙視周邊領土與民族,邊疆甚至被視為"無用之地",故而常常將固守疆土與窮兵黷武混淆起來。對邊疆地理認知的匱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邊疆意識的進步,而邊疆爭端與邊疆爭議是激發(fā)邊疆意識成熟的催化劑,對于邊疆民族與地理環(huán)境認知水平的進步,也是深化邊疆意識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從"無用之地"到"一寸山河一寸金",再到"不可輕言棄也",都標示著中國古代邊疆意識的階段性提升、成熟與進步。
安介生，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引 言
所謂“邊疆意識”， 應包括什么是“邊疆”，“邊疆”的實際范圍在哪里，“邊疆”的重要性與價值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如何處理與“邊疆”相關的問題等等，涉及到一個時期整個社會各階層人們對于邊疆及相關問題的認知、評價與應對之策，具體包括邊界劃定、邊疆防守政策、邊疆民族社會、邊疆區(qū)域經(jīng)濟開發(fā)等諸多等問題的認知與處置。中國自古邊疆地域廣大，邊疆意識的相關記錄相當豐富。如古文獻中與“邊疆”相類及相關的詞匯不少，如“邊疆”、“邊圉”、“邊地”、“邊界”、“邊陲”、“邊方”、“邊鄙”、“疆埸”、“封疆”等等。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邊疆意識。中國古代邊疆意識經(jīng)歷了復雜的演化過程，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國防史與地理認知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邊疆意識，在實質上是一種特殊形態(tài)的國土意識，能夠切實考驗一個政權與民族對于自己疆土的關切程度與責任感。邊疆形態(tài)與邊疆意識，具有很強的因承性。研究與重新思考中國邊疆爭議及邊疆意識問題，對于今天邊疆及相關問題的研究與應對，具有不可或缺的參考價值與意義。
在本文中，筆者試圖在前輩學者研究與討論的基礎上，以歷代重要的邊疆爭議事件為線索，對中國古代邊疆意識的形成過程、特征及演變趨勢作一番勾勒與分析，著重突出各種歷史、地理等主客觀因素對于邊疆意識的影響，以就教于高明 。
一、先秦時期：邊疆意識萌芽及初創(chuàng)階段
先秦時期是中國政治與政權建設的草創(chuàng)及調整時期，也是邊疆意識的萌芽與初創(chuàng)時期。就政體形態(tài)而言，萬邦并存，小國林立，是先秦時期政權形態(tài)與政治地理的最突出特征之一，故而被研究者稱為“萬邦時代” 。劃野分疆，是政權建設的基礎與和主要途徑之一，故而有“疆理天下”或“疆理南北”之說。唐顏師古釋曰：“疆理，謂立封疆而統(tǒng)理之。”
明確邊界線的劃定，是國與國之間和睦相處的基礎。疆界意識的建立，是先秦時期政治及政權建設的一個重要成就?！疤煜轮孜铮幸?，其畫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孟子也指出：“夫仁政，必自經(jīng)界始。經(jīng)界不正，井地不鈞（同均），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jīng)界。經(jīng)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疆界不分，產(chǎn)權不明，自然會引起一系列矛盾與沖突，疆界與土地的分割，本質上就是現(xiàn)實政治權利與經(jīng)濟利益的劃分及分割。
夏、商、周三代在名義上都是一統(tǒng)的王朝。特別是西周初期實行“封建“之制，影響深遠?！胺饨ā敝玖x，是“封邦建國”，“封”字之本義，即壘土為界。“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為封以記之，故建國謂之封國?！?“封邦建國”的理論依據(jù)，便是《詩經(jīng)》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而，這種不免空幻的“一統(tǒng)”理想，不得不讓步于現(xiàn)實中的疆土爭奪。隨著政權與國家的發(fā)展，各國的疆域處于不斷變化之中，故而，邊疆形態(tài)也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如春秋時代是大國兼并小國的時代，如“四大強國”，即齊國、晉國、秦國、楚國，都有一個由小到大，開疆拓土的過程。晉國原來只是一個僅擁有“百里之地”的小國，后來逐漸成長為春秋霸主及“四大強國”之一。
之所以稱先秦時期為邊疆意識萌芽及初創(chuàng)時期，還因為實體化的疆界，如長城、河界堤防等，已在戰(zhàn)國后期出現(xiàn)。戰(zhàn)國時期為抵御匈奴入侵，沿邊國家已開始廣筑長城。如《史記?匈奴列傳》載云：“……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髙闕為塞。……燕亦筑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zhàn)國七，而三國邊于匈奴。”此外，各個政權為了維護本國利益往往不擇手段，“以鄰為壑”?！稘h書?溝洫志》載云：“蓋堤防之作，近起戰(zhàn)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同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堤，去河二十五里。”顯然，當時堤防的意義不僅限于水利工程，而主要作為疆域分界線的標志了。
先秦時期邊疆意識形成的基本地理格局，應是所謂“中國”與“四?！薄?而古文獻中所謂“四?！保⒎侵肝挥谒膫€不同方位的“?！保纭稜栄?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碑敃r的民族分布特征，是所謂“華夷五方格局”，即中夏、東夷、西戎、北狄、南蠻，是當時人們對于天下民族地理分布狀況的基本認知 ?！夺屆?釋水》云：“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四?！币辉~，可以清楚表明，當時人們對于所謂“中國”以外廣袤區(qū)域的認知是極為模糊的，或者說知之甚少。
“中國”與“四海”之間自然談不上什么疆界爭端及劃界爭議了，因此，我們在文獻中所看到的只是“中國”內部諸國的疆界爭端，疆界沖突。然而，隨著各國實力的增強，向外拓展的條件遂漸成熟，晉、齊諸國疆域拓展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狄之廣莫（漠），于晉為都，晉之拓土，不亦宜乎？” 就是當時各國疆域發(fā)展狀況最準確的說明。不過，其擴展范圍也僅限周邊地區(qū)而已，如與后世疆域比較，先秦時期所謂“中國”的總體面積是相當有限的，誠如北宋學者洪邁在《容齋隨筆》中所指明的情形：“成周之世（即東周時期），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同理）考之……蓋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边@里必須說明的是，洪邁所謂的“天下”，也僅指北宋的疆域范圍而已 。
二、從兩漢至隋唐時期：邊疆意識初步形成時期
外在敵對勢力的威脅，是邊疆意識形成與強化的主要催化劑之一，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從秦漢到隋唐前期，中原王朝的最大威脅，都是來自塞北，如匈奴、鮮卑、高車、鐵勒、突厥、回紇等。因此，長城一線，不僅是中原王朝所建的防御工程，而且是中原王朝與北方民族政權之間的最重要的邊界標志。正如《史記?匈奴列傳》所載漢文帝所云：“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薄澳嫌写鬂h，北有強胡（也可泛指其他非漢民族）”，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成為中國民族與政治地理格局的最主要特征 。關于長城的重要作用，西漢人侯應曾經(jīng)作出最為詳實的論述。
漢元帝時期，漢匈關系緩解，呼韓邪單于入朝，王墻（或名嬙，即王昭君）出塞和親。為感謝漢朝的恩德，呼韓邪單于提出“罷塞”之請，一時朝臣附和者不少。而熟習邊事的郎中侯應卻明確表示反對，上書陳述罷塞“十不可”的理由。首先，陰山以南的地區(qū)，處于長城以北，土地廣袤，水草豐美，對匈奴人的生存至關重要。漢朝軍隊經(jīng)過浴血奮戰(zhàn)，已占據(jù)其地，并形成重要的戰(zhàn)略緩沖地帶，對于維護漢朝北邊防御體系至關重要，而“罷塞”則意味著放棄這大片來之不易的土地，并從根本上破壞漢朝原有的防御體系。其次，漢匈關系并非“鐵桶一塊”，存在著變數(shù)，“安不忘?！?，而撤除邊塞防御體系，一旦漢匈關系有變，悔之已晚。其三，即使單于恭順，也難以避免匈奴部眾的南下?lián)屄?，沒有長城之防，沿邊百姓必受其禍。其四，中原王朝建立完整的關塞體系，不僅有著邊防考量，也出于內部治安的需要，而邊塞長城之建，也并非單純防御匈奴之需，邊疆地區(qū)還有為數(shù)眾多的其他民族降民，以及其他民族的武力威脅等等。簡而言之，關系和睦政權之間或許可以廢除壁壘森嚴的防御工事，但是絕不能廢除邊界線。侯應的言論最終讓漢元帝及朝臣們徹底打消了“罷塞”的想法。
秦朝的統(tǒng)一，開創(chuàng)性地在中國境內實現(xiàn)了較大地域范圍的政治統(tǒng)一，而統(tǒng)一政權的維護與穩(wěn)定，需要建立一體化的邊疆管理與武裝防御體系。然而，對于疆域廣大的王朝政權而言，開拓邊疆，維護疆域，保護邊疆，修建規(guī)模宏大的軍事防御工事，往往會付出巨大的代價，廣大百姓的經(jīng)濟及勞役負擔極重。因此，在維護廣大疆域的政治理想與現(xiàn)實的社會生存及人力資源之間，往往產(chǎn)生出劇烈的的對立與沖突。在這一方面，秦朝便是一個典型。秦朝在極短的時間里，在疆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在這方面最經(jīng)典的評論，是西漢賈誼的《過秦論》。在這篇長論中，賈誼充分肯定了秦始皇開疆拓土的功業(yè)，如云“……及至始皇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呑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zhí)敲樸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钡?，在陳勝、吳廣起事后，秦朝的顯赫功業(yè)在很短的時間里土崩瓦解，最終淪為天下人之笑柄。賈誼從中總結出一些重要的政治理念，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秦朝在疆域建設方面的功過得失，成為后人不憚其煩地反復引述的“前車之鑒”，而賈誼據(jù)之而引導出的政治理念，也對于中國傳統(tǒng)邊疆意識的形成與發(fā)展產(chǎn)生了難以抹滅的影響。
西漢建立伊始，受到塞外匈奴部族集團的嚴峻威脅。起初，限于經(jīng)濟與軍事實力，西漢朝廷妥協(xié)退讓，以求自存。時至漢武帝時期，始變退避防御為主動反擊，在邊疆建設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然而，漢廷內部關于邊疆問題的爭議也由此產(chǎn)生。如“位在三公”的御史大夫公孫弘先是“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反對西南邊地之開拓。而當漢朝建置朔方郡與東?？ぶ?，他又表示反對：“以為罷（同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結果，漢武帝派出朱買臣等人與之相駁難，公孫弘最終贊成建設朔方郡，依然不同意建置東?？ぜ伴_拓西南。
更為甚者，一些朝臣對于漢武帝反擊匈奴的行動也發(fā)出了批評意見。其中，最為著名的反對言論來自主父偃、徐樂、嚴安等三人。主父偃等人引述《司馬兵法》之語：“國雖大，好戰(zhàn)必亡；天下雖平，忘戰(zhàn)必?！?，以秦朝之亡敗為例，強調指出：“夫務戰(zhàn)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以此反對漢朝主動討伐匈奴。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出，三人言論之所以能夠打動漢武帝，更在于他們提出了漢朝所存在的嚴重內患問題。正如徐樂所云：“天下之患在于土崩?！薄巴帘馈本褪侵柑煜掳傩盏姆磁?。“間者關東五谷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shù)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這些“非戰(zhàn)”的觀點雖然強調以民生為重，愛惜百姓，但是并沒有全面分析與說明當時外來侵掠對于邊疆地區(qū)的威脅及傷害程度，將窮兵黷武的戰(zhàn)爭與守護疆土的行動不加區(qū)別，或簡單等同起來，顯然失之簡單與粗淺，只是在內患嚴重的特殊條件下才為皇帝所接受。但是，無法否認，主父偃等人的“非戰(zhàn)”言論，同樣影響到后世邊疆觀念的形成。
必須指出，“非戰(zhàn)”思想的盛行，不可避免地引起對于邊疆戍守意志的動搖。如西漢前期，匈奴與漢朝曾因屯田問題在西域車師地區(qū)（在今新疆吐魯番與吉木薩爾之間）展開激烈爭奪，至元康年間（公元前65至前61年），漢宣帝與趙充國等人商議，準備乘匈奴內部損耗，北征匈奴，以解除襲擾問題。而大臣魏相卻上書表示反對，認為車師屯田爭端不足以興兵征伐，勞民傷財。且指出：“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植荒茏源?，難以動兵。軍旅之后，必有兇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后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魏相的主旨即主張將國內百姓的生存問題擺在對外征伐之前，否則，內亂起于蕭墻之內，將會產(chǎn)生難以預料的后果。漢宣帝最終接受了魏相的勸告，取消了攻擊匈奴的打算。 至神爵年間，匈奴又派遣騎兵猛攻車師城，西域校尉鄭吉向朝廷請救增加屯兵，然而遭到朝臣們的抵制，“公卿議以為道遠費煩，可且罷車師屯田者”。最終漢朝軍士只好將車師國民眾遷走，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退出了這一地區(qū) 。
當然，西漢時期影響最大的邊疆爭議與讓步，還是珠厓等郡的棄守。西漢平定南越國之后，在嶺南地區(qū)設置了不少“初郡”，其中包括位于今天海南島的珠厓、儋耳等郡。時至元帝初年，珠厓、儋耳等地民眾反復反叛、連年動蕩的問題驚動了中央朝廷。 針對上述情況，漢朝朝廷形成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主張用兵鎮(zhèn)壓叛亂，以維持原有政區(qū)建置，可稱為“固守派”；另一種則主張撤回官吏，放棄這些地區(qū)，可稱為“放棄派”。賈捐之就是“放棄派”的代表，并為此撰寫了長篇奏疏，全面地闡述了他的觀點。賈捐之為賈誼之曾孫，他在論疏中首先簡要回顧了中原王朝的疆域發(fā)展史，著重闡明上古三代時期所轄地域范圍是相當有限的。“三圣之德，地方不過數(shù)千里?！薄拔涠 ⒊赏?，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即使是在秦朝大力開拓疆域之后，也只是“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疆域范圍并非如想象中之廣大。其次，賈捐之對漢朝開拓疆土歷程及功過得失進行了評述。如漢武帝在國力強盛之時，大舉反擊外來侵襲，疆域面前空前拓展，“東過碣石，以玄莬、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
但是，也為此付出了令人痛心的生命與財產(chǎn)損失，嚴重影響了廣大民眾生活?！案笐?zhàn)死于前，子斗傷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痹俅?，賈捐之著重強調當時漢朝國內災荒嚴重，形勢堪憂，不宜興師遠征，否則后果難以設想?！敖裉煜陋氂嘘P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此社稷之憂也?！痹谶@篇長論結尾之處，賈捐之甚至提出了幾條邊疆拓展的“標準”或“原則”：“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愿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奔捶枪趲е畤队碡暋匪摷?，《春秋》所曾建治的地方，均可棄之不取。
賈捐之關于“棄珠厓”的論述，可謂中國傳統(tǒng)時代最具代表性，且最具影響的“邊疆論”之一?？梢钥闯?，魏相、賈捐之等人的“邊疆論”的特點，是以中原王朝核心利益為主導，愛惜百姓的生命財產(chǎn)，中國為主，內憂為先，強調以德柔遠，不以拓邊擾民傷民。這些觀點不乏可取之處，值得統(tǒng)治階層的高度注意。但是，安撫內地百姓與保衛(wèi)邊疆，并不是總處于絕對的矛盾及沖突的狀態(tài)，邊境沖突與外來侵略，往往對于邊疆地區(qū)百姓的生命財產(chǎn)安全形成巨大的威脅與破壞，保衛(wèi)邊疆，也意味著保護邊疆人民的利益與生命財產(chǎn)安全，保護內地百姓利益，不能以犧牲邊疆百姓的利益為代價。再者，賈捐之提出的疆域取合標準，無疑過于消極，甚至有些荒謬與荒唐了，根本沒有可操作性。其主旨即以先秦時期所謂“中國”的疆域范圍，來限定兩漢時期的疆域發(fā)展，完全排斥疆域自然與合理的發(fā)展過程，以及反擊外來侵略所獲得的成果。
與先秦時期相比，兩漢時期的嶺南、西域、西南等重要地區(qū)，并沒有出現(xiàn)于《禹貢》、《春秋》等先秦史籍之中，如按賈捐之所云全部放棄，那么西漢疆土恐怕就要喪失大半了。我們也看到，漢元帝進行了相當艱難的抉擇，而接受賈捐之建議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當時漢朝國內災荒嚴重，“萬民之饑餓”，“關東大困，倉庫空虛”。放棄珠厓等地，實際上就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權宜之計。 而在事實上，海南島地區(qū)在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與中原王朝失去了歸屬關系 。
從兩漢到隋唐前期，中原王朝關于國家與政治地理的基本理念，是所謂“中國”與“四裔”（同“四夷”）之論?！爸袊迸c“四裔”之間不存在對等或平等關系。中原王朝的盲目優(yōu)越感，極大地限制了其對于周邊政治與民族問題的認知。而國勢強盛，往往會促使又會激發(fā)與強化這種優(yōu)越感。盛唐之時，四方歸附，盛況空前，因此，開始嘗試在“四裔”地區(qū)推行“羈縻府州”制度。羈縻府州的出現(xiàn)，是一個偉大的創(chuàng)舉，標志著中國疆域發(fā)展史進入了一個重要過渡階段，“四裔”地區(qū)之行政管理，雖有“羈縻”性質，但是仍以建立“府州體制”為目的，拉開了邊疆地區(qū)與中原地區(qū)實現(xiàn)全面政治一體化的序幕。
但是，唐朝的邊疆建設與疆域維護，同樣存在著巨大的挑戰(zhàn)。邊疆之爭也是唐朝政治史的一大主題。邊地戰(zhàn)事不斷，民族政權間的戰(zhàn)爭頻繁。唐朝在捍衛(wèi)邊疆方面成績卓著，形成了尚武之風，崇尚投身邊疆，建功立業(yè)，大量的邊塞詩說明了這一點。然而在事實上，在邊疆意識問題上，唐朝君臣之間同樣存在著重大分歧。如則天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所上罷撤“四鎮(zhèn)”之疏議，也是一篇富有影響的有關邊疆意識的文獻。當時，唐朝奪回安西四鎮(zhèn)的控制權，狄仁杰卻主張放棄戍守安西四鎮(zhèn)及安東等地的建議。然而，通過比較可知，狄仁杰不僅援引賈捐之、魏相之例，而且不少的觀點及論證，確實與賈捐之所論十分相似。如狄仁杰在奏書中首先提出了“中國”與“四夷”之間天然的地理阻隔：“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毖韵轮?，“中國”的疆域就不能出于這些自然阻隔之外。其次，狄仁杰反復引述秦皇、漢武的開拓邊疆的事例，強調窮兵黷武的嚴重后果。再次，他對于唐朝大力開拓邊境行動提出了批評，并指出唐朝所面臨的嚴峻國內形勢，最終提出放棄戍安西鎮(zhèn)及安東等地的建議。
無庸置疑，狄仁杰與賈捐之等人所提倡的關注民生，愛惜民力的思想是無可非議的，以國內穩(wěn)定安全為主，放棄無謂戰(zhàn)事的想法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將“中國”與邊疆以及“四夷”地區(qū)對立起來的觀點，將所謂“中國”疆域固定化的意向，卻都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邊疆地區(qū)涉及問題相當復雜，并不是簡單棄守所能解決的。況且，不難看出，以魏相、賈捐之、狄仁杰等人所提出的“邊疆論”最大或最根本的缺陷之一，就是強調所謂“中國”與“四夷（裔）”之別，即所謂“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這種鄙視“四夷”土地與人民的態(tài)度，甚至成為這些人士所持“邊疆論”的理論基礎。如公孫弘認為邊外為“無用之地”，賈捐之也認為珠厓郡“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
同樣，唐朝狄仁杰所云：“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確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這些狹隘而荒謬的見解所滋生的背景，當然是他們對域外地理及民族的無知與漠視。 狄仁杰的論調遭到崔融等人的有力駁斥。崔融著重強調喪失邊疆必然帶來的危險局勢，顯然切中要害。如崔融指出：“夫四鎮(zhèn)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亡?！奔刺拼鬟呮?zhèn)之間業(yè)已形成唇齒相依之密切關聯(lián)，喪失安西四鎮(zhèn)，即意味著唐代整個西北邊疆防御體系的震蕩與破裂。高宗時期，吐蕃曾經(jīng)一度攻占河西地區(qū)，其所產(chǎn)生的嚴重后果，已充分證明了安西四鎮(zhèn)在唐代邊防中的的重要戰(zhàn)略價值。
不難看出，歷史時期中國境內東西民族政權之間，并沒有建筑像“長城”這樣規(guī)制宏大的、具有界線意義的邊界工程，而主要通過會盟及樹立盟碑的形式來完成劃界工作。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不僅在于東西地區(qū)自然地理的阻隔更為突出，還在于長期以來東西政權之間的邊界爭端與沖突，遠遠不及南北政權間的邊境爭奪來得頻繁與酷烈。如以吐蕃與唐朝的關系為例。如自唐代開元年間開始，唐朝與吐蕃政權關系和睦，已明確通過劃界樹碑活動以確立雙方邊界線?！巴罗终埥获R于赤嶺（即今青海湟源縣西日月山），互市于甘松嶺（在今四川松潘縣境）。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東西雙方是通過自然地理標志來劃分疆域界線的。這種相對穩(wěn)定狀況在“安史之亂”后發(fā)生了劇變?！埃C宗）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間隙，日蹙邊城，或為虜掠殺傷，或轉死溝壑。數(shù)年之后，鳳翔（今陜西鳳翔縣）之西，邠州（今陜西彬縣）之北，盡蕃戎之境，湮沒者十余州?！?為此，唐朝方面也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故而此后，唐朝與吐蕃又有“清水會盟”、“平?jīng)鰰恕薄ⅰ伴L慶會盟”等盟約活動，同樣試圖確定彼此之間的界線，以結束殘酷的戰(zhàn)爭狀況，其中尤以“清水盟約”最為翔實。 雖然這些盟約并沒有終結唐蕃之間的戰(zhàn)爭狀況，但在中國古代政治及民族關系史上有著重要影響。
三、兩宋至明清時期：邊疆意識深化及逐步成熟時期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各個割據(jù)分治政權之間的邊疆矛盾，要遠遠大于統(tǒng)一王朝與周邊民族政權劃界之爭。而在分裂時期，各個政權對于國土及疆界的重視與敏感程度，也遠遠大于大一統(tǒng)時期。更為重要的是，從宋遼金夏時期開始，政治地理與民族地理觀念均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標志著對于中國及周邊地理環(huán)境的認知水平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以華夏為唯一正統(tǒng)的觀念，已不可避免地為現(xiàn)實狀況所沖淡或改變，“外國”觀念已進入了正統(tǒng)史家的視野。如宋朝學者薛居正等人所撰《舊五代史》始列《外國列傳》，將契丹、吐蕃、回鶻、高麗、渤海、靺鞨、黑水靺鞨、新羅、黨項、昆明部落、于闐、占城、牂牁蠻等部傳記列入其中。同樣，由元朝大臣托克托等人所編撰的《宋史》中，則將夏國、高麗、交趾、大理等28個邊疆及域外政權列為“外國”，《金史》則僅將“西夏”、“高麗”列為“外國”。顯然，與《史記》、《漢書》所載所謂“外國”所帶域外奇特色彩有著很大的區(qū)別，這些外國似乎已與“中朝”存在著更為平等而密切的關系。這無疑標志著中國政治觀念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由此引發(fā)的邊境爭端更形激烈，而頻繁的邊疆爭端自然促使邊疆意識發(fā)生轉變。
頻繁的邊疆爭端，也意味著更頻繁、更大范圍的疆土變更與易主。然而，中國古代史上影響巨大的一次疆土交割，竟然是一場荒唐無恥的交易。這就是所謂“燕云十六州”的歸屬。五代時期，后唐河東節(jié)度使石晉瑭為自立當皇帝，爭取外援，不惜向契丹國屈辱稱臣，并做出割讓“燕云十六州”的舉措 。石晉瑭“割地求榮”之舉，成為被后世人屢屢抨擊的奇恥大辱。更為可憐可笑的是，后晉政權并沒有因此換來江山穩(wěn)固之后果，逃脫迅速覆滅之厄運。后晉王室成員最終全數(shù)為契丹人所俘虜，最早上演了中國王朝史上皇室“北狩”的慘劇，史臣斥之為：“自古亡國之丑，無如帝（指后晉少帝石重貴）之甚也。” 。而“燕云十六州”的割讓，也徹底改變了中國南北民族以長城以界的攻防戰(zhàn)略形勢，其深遠影響難以估計。正如清人查慎行詩中所云：“已割燕云十六州，雄關形勢笑空留……長江南北天難限，一線何煩指白溝（即巨馬河，遼朝與北宋之界河）？”
北宋時期，與遼、西夏以及吐蕃都有著不同程度的疆域糾紛，其中，與所謂“西、北二邊（即指遼國與西夏）”的邊界爭端呈膠著狀況，朝廷內部也圍繞疆域問題頻繁上演著“放棄派”與“固守派”的激烈爭論。如咸平年間，北宋朝廷上下便圍繞靈州（今寧夏靈武市西南）守御問題展開爭論。靈州為北宋西北重鎮(zhèn)，而當時遭到黨項部族勢力的圍攻，形勢岌岌可危。然而，朝臣楊億等人引述公孫弘等人的邊疆言論，堅決主張放棄靈武：“平津（即公孫弘）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為今日也。臣以為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 而何亮、劉綜等人則上疏極力反對，如劉綜指出：“……今或輕從群議，遂棄靈州，是縱賊之奸計矣。且靈州民淳土沃，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為捍蔽，然后于浦洛河建軍城，屯兵積糧，為之應援，此暫勞永逸之勢也。況鎮(zhèn)戎軍與靈州相接，今若棄之，則原、渭等州益須設備，較其勞費十倍而多，則利害之理昭然可驗矣?！?最終，宋真宗聽取劉綜、何亮等人的建議，派兵支援靈州。而馳援靈州的舉措，后來也得到不少有識之士的贊賞。何亮與劉綜的分析，更在于強調整個西北的軍事防御形勢。靈州關系到整個西北防御體系，靈武失守，則意味著西北防線的更大危險，即“舍靈州而戎狄之患未可量者”， 這顯然是北宋王朝上下所不愿看到的。
但是，放棄派大臣在北宋朝中的影響與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他們常常將“固守派”人士斥為“徼幸之人”。如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張方平在回復神宗“御戎對策”，就激烈批評道：“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北宋與契丹關于河東邊界的爭端也曾掀起軒起大波。宋神宗熙寧年間，宋遼雙方就河東北部的蔚、應、朔三州地界發(fā)生爭議。最初負責談判的劉忱、許大忠等人因堅執(zhí)己見，不肯答應遼方要求而被罷免。王安石堅持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論，完全答應遼方之請求，“凡東西失地七百里” 。在時隔十年之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蘇轍上表彈劾當年宋朝方面談判的主持者韓縝，讓我們看到了這次棄地之舉給予廣大邊民帶來的苦難?！啊L聞河東當日割地與敵，邊民數(shù)千家，墳墓、田業(yè)皆入異域，驅迫內徙，哭聲振天，至今父老痛入骨髓。而沿邊險要，舉以資敵，此乃萬世之深慮，縝以一死為謝，猶未塞責?！?/p>
現(xiàn)實膠著的疆土爭端，讓人不得不反思賈捐之的“邊疆論”。又如元祐二年（1087年），西夏使者要求割讓邊地城寨，殿中侍御史林旦就提出“十不可”論，較為全面地梳理了古今“邊疆論”的演變。如林旦指出：“古者，敵國爭尺寸之地，至竭帑鏖戰(zhàn)而不悔，此等事故不足以為法，然以古校今，理亦可見。且以積年經(jīng)營之功，因一請而與之，似亦太率易也。今世俗之論，往往以賈捐之棄朱崖（厓）為口實。夫朱崖隔絶大海，屢煩遠擊，已臣而復叛，又方為蠻夷所據(jù)，勞弊中國，故捐之以為不擊為便。今西人所謂，乃在吾地，非給絕大海也，非勞攻取也。謬以朱崖為比，不亦異乎？”林旦還嚴肅批評道：“第恐邊臣姑息茍安，趣了目前之亊，幸無近憂，不恤遠患，又疏遠之人妄意朝廷都弛邊備，遂以必棄為說。此言先入，上誤圣聽，反使西羌得計，邊民失所，可不慮耶？況守之以困敵，與之以資敵，一損一益，利害明甚，此誠不可以不察也。”林旦的論列，旨在反駁與澄清賈捐之言論對于后世邊疆認識的誤導，有理有據(jù)，顯著地提升了說服力。
北宋末年，與女真人聯(lián)合滅遼，北宋方面的條件是收復“燕云十六州”。但是，北宋與女真族聯(lián)手攻遼的行徑，并沒有到遼朝境內漢族人士的理解，收復之舉甚至受到“燕云十六州”境內人士的抵制。以左企弓為代表。完顏阿骨打曾經(jīng)有意遵守盟約，將“燕云之地”歸還宋朝，左企弓卻獻詩加以反對，其中有詩句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一寸山河一寸金”觀念的出現(xiàn)，十分珍貴，極為突出地反映出分裂時期人們對疆土的高度重視與重新認知，應該是中國邊疆意識演變史上不可忽視的一大亮點，其對后世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
放棄邊疆，割讓疆域的危害，絕不僅止于部分疆土的喪失，而是會不可避免地引發(fā)國家與民族的分裂。因為在邊疆問題上無底線的退避與茍且，勢必導致對國家與民族利益的全面放棄。南宋權臣秦檜便是一個典型。據(jù)《宋史?秦檜傳》記載：為討得金人的歡心，以秦檜為首的投降派大臣在對金朝的談判中，不惜任何代價，全力議和，甚至置廣大南遷臣民的安危于不顧，公然提出了“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的處置原則。這讓連宋高宗趙構也感到難以接受：“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秦檜等人為了茍安求和，竟然不惜分裂民族與國家。盡管趙構等人表示不滿，但在事實上，在秦檜等人的直接干預下，確有不少南遷漢人被迫北遷。 從這一點上來看，昔人所云“奸臣之惡，莫甚于宋之秦檜”，應該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明代在邊疆建設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疆域建設上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另外，在邊疆意識培育上，明代也有著了不起的進步，特別值得肯定。首先，遷都北京，實為邊防考慮。這在歷代建都史上最富有遠見的抉擇之一。正如著名學者丘浚指出：“臣按：秦漢以來，建都于關中、洛陽、汴梁，其邊圉皆付之將臣。惟我朝都于幽燕，蓋天子自為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而我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北臨邊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來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預為之防者，比漢、唐、元，宜倍加意焉？” 其次，“九邊”之建，為歷史時期北部邊疆建設之巔峰時段，也是明朝堅決捍衛(wèi)邊疆領土的理念最充分的表達。再次，疆界爭端的劇烈與膠著，迫使人們對于歷史時期的邊疆認知的局限性進行重新思考，如不同于賈捐之的“邊疆論”，明代學者丘濬提出了新的“邊疆論”：“臣按：捐之謂非冠裳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為臣。竊以為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圖者，其可以與人乎？況本中國膏腴之地，要害之塞，昔人所謂‘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非至于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決在此，不可輕言棄也。” 丘濬“邊疆論”的主旨為“不可輕言棄也”，全面反駁與否定賈捐之“邊疆論”，理據(jù)是贊同“一寸山河一寸金”的觀念。這種理論性的提升，應該是明朝維護邊疆，捍衛(wèi)國土奮斗歷程的絕好總結。
清代疆域建設之重大成就，集歷代王朝之大成。更為重要的是，清代維護疆域付出了艱巨的努力，實現(xiàn)了真正意義的“大一統(tǒng)”，完成了“歷史上的中國”疆域的全面建構。已故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在《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一文中指出：“我們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范圍來限定我們歷史上的中國范圍。我們應該采用整個歷史時期，整個幾千年來歷史發(fā)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我們認為18世紀中葉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國范圍是我們幾千年來歷史發(fā)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歷史上的中國。” 短短幾句話，卻包含了相當精辟而深刻的理念，即中國民族的發(fā)展與歷史時期中國疆域的形成具有不可阻擋的內在必然性。因此，在論述歷史時期政治發(fā)展及疆域建設中，不能隨意將某一政權的疆域，來代表“中國”的疆域與邊疆。這種理念也是今天我們論述歷史時期疆域建設與邊疆問題的基石。而迄今西方不少學者仍然固執(zhí)地以所謂“內地十八省”的范圍，來代表“中國”的疆域范圍，顯示出對于中國疆域發(fā)展史的愚味無知以及政治偏見。
當然，不可否認，清代在邊疆意識上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藩屬”觀念仍然在中外關系的處理中發(fā)揮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如雍正三年（1725）乙巳四月己丑，雍正皇帝在諭旨談到與安南（交趾）的領土之爭時反復強調：“……安南自我朝以來，累世恭順，深屬可嘉，方當獎勵是務，寧與爭尺寸之地？……其地果有利耶？則天朝豈宜與小邦爭利？如無利耶？則又何必與之爭？” 這種以鄰國為“藩屬”，代天下立言的帝王心態(tài)，很容易將復雜的疆界問題簡單化與隨意化，顯然是極不可取的。國土不是皇帝的“私有領地”，也不是一個朝廷用以討價還價的“政治本錢”，而是天下蒼生賴以生存的家園?！凹姨煜隆被颉俺⑻煜隆钡挠^念，會使天下士民喪失維護疆土，捍衛(wèi)家園的動力。究其根本，這種“家天下”與“朝廷天下”的觀念，其起因依然是對于天下政治地理與民族地理形勢的無知，以及對于億萬百姓生存權益的漠然。這種并不高明的“藩屬”觀念在西方列強到來之后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zhàn)。
（原微信標題為：安介生丨中國古代邊疆意識的形成與發(fā)展——基于歷代王朝邊疆爭議的分析）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