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公學是1905年日本取締留學生事件后，由一群具有民族情懷、“義不受辱”的留日返國生自行創(chuàng)辦的學校，到1936年前后最終消亡，歷經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國民政府三個不同時期。其間不管是外在社會政治的環(huán)境，還是學校本身的狀況都發(fā)生了很多的變化。晚清立憲派、革命派、民初的研究系、1927年前后的自由主義學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等政治勢力與學人群體在中國公學的歷史上曾有過多歧而又紛呈的表現(xiàn)。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嚴海建認為，中國公學的歷史集中反映了國人自辦的私立大學在近代中國的真實處境，通過對中國公學歷史的考察，既能反映中國現(xiàn)代大學發(fā)展的若干共相，又可展現(xiàn)一個完全異樣的大學個案。
借由新書《變動社會中的投入與疏離：中國公學的歷史（1906-1936）》出版之機，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對嚴海建教授進行了專訪，談及中國公學的創(chuàng)立及消亡、校長胡適、近代中國的大學教育等。以下為訪談正文。
嚴海建教授
澎湃新聞：您對中國公學研究的緣起是什么？為何選取這樣一所在近代教育史上頗為特殊的學校作為研究對象？
嚴海建：這本書是以我的博士論文為基礎修訂完成的。為什么會選擇中國公學作為我博士階段的研究主題，這其中有各種機緣巧合。我是2007年9月考入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逐步進入大學史研究的領域，偶然中也有必然。我從本科時即關注中國近代的學生運動和校園風潮，看了很多先行研究和資料后，開始逐漸認識到兩個問題：一是學校風潮與學生運動的勃興是近代的特殊現(xiàn)象，一直以來備受學界關注。雖然學校風潮與學生運動有時不易截然劃分，但兩者的區(qū)別還是很明顯的。二是不同學校有著風格各異的學生亞文化，學生運動與學生亞文化有著內在的邏輯聯(lián)系，亞文化的多元決定了學運起落與內涵差異。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可以拓展的研究空間也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除了我們之前關注較多的具有政治意義且與世運有重要影響的學生運動以外，學界對于學校內部風潮的研究稍顯薄弱。二是對于學校內部風潮的研究則要回歸大學本身的整體研究。
至于為什么會選取中國公學這樣一所學校作為研究對象，一方面是這所學校歷史上風潮不斷，從晚清到民國的各個時段幾乎無時無風潮，真可謂起于風潮，亦亡于風潮，從事件史的角度可以做系列論文的探討，但為什么一所學校會有如此頻繁且肇因各異的風潮？有必要回歸這所學校的整體歷史和政治文化特質才能得到答案。另一方面是受到呂芳上和葉文心兩位老師相關研究的提示，呂先生的《從學生運動與運動學生》一書，曾提到1921年中國公學校內驅逐校長風潮的本質，雖寥寥數語，并未詳論，但我從注釋列舉的材料中獲得不少線索和啟發(fā)。博士階段讀葉文心老師的《疏離的學院》，其中有一節(jié)專論中國公學的歷史，葉老師的眼光銳利，常常能在我們習見的材料中看到常人所不易把握的時代趨向，其關于近代中國大學多元而異質的政治文化的分析給了我很多啟發(fā)。在此基礎上，我嘗試著梳理中國公學相關的史料，以此作為我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寫作。
《變動社會中的投入與疏離：中國公學的歷史（1906-1936）》，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1月
澎湃新聞：中國公學創(chuàng)立過程是怎樣的？干事姚宏業(yè)投江自殺等特殊因素對其成立之初有何助力？
嚴海建：中國公學是部分中國留日學生因反對日本頒布的《取締規(guī)則》而發(fā)起抗議集體罷課歸國，在上海創(chuàng)立的新式學校。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頒布《關于許清國留學生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guī)程》，該規(guī)程意在整頓不合格的公私學校，取締品性不良的留日學生，提升中國留日學生的教育品質。但在中國留日學生看來，其中兩條規(guī)定涉嫌限制自由，且傷害民族自尊，由此引發(fā)中國留日學生的大規(guī)模抗議，并進行集體罷課，最終演變成大規(guī)模的退學歸國風潮。
清末留日學生赴日的路線大多是從內地到上海，再由上海乘海輪東渡，尤其是四川、兩湖地區(qū)的留日學生基本是循這條路線赴日的，由此上海成為留日學生群體流動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樞紐。取締風潮發(fā)生，留日學生歸國欲自辦學堂以求自立，因含有對外性質，且意在破除省界，故名之為“中國公學”。各省學生既未返回原籍，也未在北京或其他通都大邑辦學，之所以選擇上海，一則是考慮到上海作為口岸城市商貿繁榮，可以爭取到較多的辦學資源；二則與上海在清末海外與中國內地的網絡格局中的樞紐角色相關，上海因此成為人員、信息流通的落腳點、聚集地和轉運樞紐。
中國公學之創(chuàng)立雖與時代需求若合符節(jié)，但在創(chuàng)立之初卻少有人贊助，歷經艱難困苦始得以保存。在向官紳商學各界求助均無結果的情況下，中國公學發(fā)起的全體學生只能轉而求己，由學生捐款才得以開辦。然中國公學雖勉強得以開辦，但維持至為不易。如再無經費挹注，則臨時租借之校舍亦將不保，初創(chuàng)之學校即面臨瓦解之勢。時負庶務之責的姚宏業(yè)因此憂憤不已，蹈黃浦江以殉中國公學，其絕命書縷述中國公學創(chuàng)立之意義及維持之困難，吁請各界贊助學校。姚宏業(yè)的尸身和遺書于1906年4月13日被發(fā)現(xiàn)之后，社會各界均受震動，于是贊助中國公學的人稍多，同志諸人受他深刻的刺激，振作精神，向各處奔走求助，由此學校得以維持。民族主義的強大驅動力是中國公學得以成立并在早期的困難境地中堅持下來的重要原因。姚宏業(yè)投水之所以能引起社會各界的震動，恰在于其將中國公學的成敗與民族能力的優(yōu)劣聯(lián)系在一起。當時報刊呼吁捐助中國公學者，即提出，“謂公學不成，吾中國此后決無一可成之事?！币陿I(yè)投水使瀕于瓦解之困境的中國公學得以維持。當然中國公學后來得以維持與發(fā)展還是跟官紳的聯(lián)合贊助密不可分。
澎湃新聞：中國公學是個怎樣性質的學校？校董會在學校治理中有起到什么作用？
嚴海建：民國初年重建的中國公學系私立性質，故論者多以后來之眼光進行倒溯，認為中國公學是近代設立較早的私立大學之一。中國公學創(chuàng)校及其早期發(fā)展的歷史過程頗為曲折，發(fā)起創(chuàng)校的學生、官方及地方紳商在不同時期均發(fā)揮過重要作用。晚清中國公學在治理結構與機制上經歷過一個由自治到官辦再到官派監(jiān)督與董事會并存的演變過程，體制轉變內在的驅動力則是學校經費來源的變化。晚清中國公學學生籍屬不拘于一省，經費由各省官紳協(xié)力資助，學校既有負責籌款的董事會，又有官方聘請的監(jiān)督，其性質很難以民國以后“國立”與“私立”的標準衡量。
中國公學之得以創(chuàng)立，既不是依靠官方的贊助，也非上海紳商的扶助，除鄭孝胥的贊助以外，主要是靠學生自己墊款和募捐。這種創(chuàng)校模式使得學生在校內治理中具有主客的雙重性，學生既是學校的創(chuàng)辦者與管理者，同時又是受教育者，由此形成中國公學特有的自治傳統(tǒng)。1907年4月，兩江總督端方上奏學部請撥經費，飭江南財政局每月補助?？?，同時照會鄭孝胥為監(jiān)督，從而改變了此前學校不設校長而由學生自治的體制。晚清中國公學的維持實際上依賴官方的補助與地方紳商的支持，故表現(xiàn)在校內治理的結構上既有官方聘請的監(jiān)督，又有紳商名流和早期發(fā)起創(chuàng)校者組成的校董會。
晚清中國公學董事會的設立，主要目的是集合各界名流為學校爭取資源，校董會并非真正意義上學校產權的法人，故而也不是唯一的權力來源。中國公學董事會一方面在形式上確立了董事會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角色，另一方面學校監(jiān)督仍需呈請兩江總督委派。個中原由還是跟中國公學經費來源構成有關系，到1909年實際為中國公學提供助款的省份增多，負責聯(lián)絡的校董對于學校發(fā)展獲得更多的發(fā)言權，但因比較穩(wěn)定的常費仍來自兩江，故而江督對于學校監(jiān)督的選聘仍具有決定權，由此形成董事會與江督的二元結構。
到1910年，由于新政改革對于中央與地方的稅制重新劃分，原屬地方的稅收多被收歸中央，由此中國公學由各省協(xié)濟的體制遂無法維持。本應籌商辦法以調整補助方式，但很快辛亥革命爆發(fā)，進入民國后教育經費的配置方式又再次轉軌，中國公學性質也由此改變。中國公學非一省官方或一人出資，事實上沒有一個確定的校產所有人，進入民國以后轉為私立，但與一般私立學校產權清晰的特征相比又有所區(qū)別，這一特征與此后中國公學的動蕩和衰亡都有一定的內在關聯(lián)性。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校董會在很多私立學校的設立只是為了適應新的國家教育行政管理體制的應景設施。私立大學大體而言自有其權力重心之所在，一般為創(chuàng)校者和實際出資人。中國公學是清末創(chuàng)立的新式學校，晚清時期中國公學的校產和常費大多來自官方贊助，與民國以后創(chuàng)立的私立學校不同，中公沒有一個明確的類似校產所有者的法人和團體，到1927年校董會改組，經過胡適任內的經營，學校辦學規(guī)模和品質不斷提升，依靠學費收入即可維持，此時的校董會既不是校產的所有人，也不再提供學校?？睿瑥倪@個意義上說，中公作為一個私立學校，其私立的特性與一般私校有很大的差異。校董對于學校都是“外人”和“過客”，構成校董會主體的中國公學早期校友并非一個堅固的利益共同體，校董會和校內沒有一個對校政有超然決定權的人物，1930年末倒馬風潮（馬君武）出現(xiàn)后，校董會的分裂導致其無法行使職權，校內沒有一個擁有最高權威的大家長，兩派僵持之下，最終將自主權拱手讓人。
澎湃新聞：胡適既做過中國公學的學生又做過校長，他為中國公學做出了哪些貢獻？
嚴海建：胡適做中國公學校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胡適系中國公學早期的畢業(yè)生，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中國公學校董會改組，早期畢業(yè)的較有聲望的校友大量進入校董會，且多為胡適的舊日同學，這為胡適任校長創(chuàng)造了條件。但胡適出任校長并非出于自愿，主要是“舊同學”逼迫的結果。
1928年3月，中國公學發(fā)生驅逐校長的風潮，何魯被迫下臺，學校陷入無人負責的境地。胡適則是在1927年5月底回上海，與徐志摩等創(chuàng)辦新月書店。由于北方政治環(huán)境的惡化，胡適回國后未選擇北返，而是留居滬上，擬專心寫作，此外，受東吳大學及光華大學之聘，作哲學講座。1927年6月，中國公學校董會改組，胡適任中國公學董事。1928年4月26日，原中國公學教員王云五邀胡適吃飯，同席者有中國公學校董但懋辛、朱經農、劉秉麟、丁鷇音等人，均為胡適在中國公學就讀時的師友同學，眾人勸胡適任校長。為解決曠日持久的公學風潮，胡適暫允維持兩個月。校董會諸人推舉胡適為校長，當然是看重其在國內思想文化界的影響力，特別是對于青年學生的影響。其實胡適并無實際的大學行政管理的經驗，而且其興趣也不在此。當然，胡適不愿出任中國公學校長職，還與中國公學之種種困難有關，其中最主要的是學校的散漫風氣以及經濟上的困窘。胡適并不看好中國公學的發(fā)展前景，之所以允任校長，也是抱著過渡時期暫時維持的心態(tài)。
胡適在1928年6月，暫允維持兩個月到期后，即向校董會提出辭職。校董會提出挽留，最終校董會聘楊亮功任副校長常駐校內負責日常校務，從而減輕了胡適自身的時間和精力的投入，胡適同意繼續(xù)維持。胡適在日記中提及就中國公學校長職的考慮，“套上這一箍，不知何日能解下。我所以不忍一丟就走的緣故有三：（1）熊錦帆、但怒剛、丁鷇音諸同學真熱心辦此事，我不忍丟了他們就走；（2）這個學堂當初確然于我個人的發(fā)展曾有大影響；我若不進中公，后來發(fā)展的方向當不同；（3）此時我行就職禮，可以表示一種態(tài)度，表示我不想北去?！贝巳龡l可見胡適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的真實心態(tài)。
胡適任中國公學校長時期多被認為是中國公學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在這一時期中國公學師資得以充實，學風得到改善，學校規(guī)模進一步擴充。中國公學學生認為“中國公學是中國較好的大學”，而且對中國公學的前景也非常期待，認為只要胡適多任幾年校長，中國公學“升到世界最著名的大學也是意中事”。胡適在這一時期所作《四十自述》和《校史》成為中國公學歷史敘述最重要的文本，真可謂中國公學因胡適而聞名。無論是當場還是事后，關于中國公學的歷史書寫大部分都受到胡適的影響。
1930年5月，胡適辭職，由馬君武繼任。胡適1931年在給美國友人韋蓮司的信中曾提到，“1928年秋初，我發(fā)表了一系列評論當前政治問題的文章，這讓我和執(zhí)政黨有了公開的沖突。1928年5月我就任中國公學校長，到1930年5月，馬君武博士接任這個工作為止?！边@封信是在辭職后一年寫的，而且是給關系親近的美國友人韋蓮司，其言應該比較客觀，可見胡適離職跟其與國民黨的沖突有直接關系。當然北方政治環(huán)境的改善，胡適有意北返，故辭中公職而急于就北大職，也顯現(xiàn)出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的權勢差異。胡適在后來的日記中就曾提到，對于中公的結局，“自愧當日但為自己設想，急于求去，而不曾為學校謀安全?！睆暮m與中國公學的關系來看，胡適是中國公學難得的校長人選，但中國公學對胡適從來都不具有優(yōu)先性。
胡適
澎湃新聞：中國公學為何風潮頻發(fā)？您如何評價中國公學這些“愛搞事”的學生？
嚴海建：從中國公學的發(fā)展歷史來看，其與社會政治變動之關系非常緊密。中國公學創(chuàng)立之初即有學生自治的傳統(tǒng)，其得以維持又與官紳的贊助密切相關。中公學生在政治上非?；钴S，晚清時即積極參加革命，故而在民初得到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領袖的嘉許。中國公學在民國初年逐漸成為研究系的事業(yè)，1927年以后又成為自由學人的重要舞臺，后來一度又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控制。中公學生胡頌平就曾特別指出，“母校原是留日革命黨人創(chuàng)辦的，但以后的歷任校長，除了胡校長是一位純粹的學者外，差不多都有政黨的背景。校內的風潮，也都多少與政治有關?！备鞣N政治勢力在中國公學或隱或顯的影響，實則反映了近代中國大學校園的政治化傾向。
當時政治勢力滲入教育界已是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在投入與疏離之間，學校主體性實則已嚴重銷蝕。1919年，中公校友集議復校事宜時，校董熊希齡特別提議，“此次董事擬以在教育界或實業(yè)界握有勢力，確能扶助公學者當之，并以超然派人物無偏無黨，勿染近日政治之臭味者最為適宜，校友會各代表聞言，亦深表同情，現(xiàn)已決議照行。”熊希齡希望以教育界或實業(yè)界的有力人士擔任董事，而不希望政治色彩太過濃厚，實則是希望學校回歸其教育機關的本位，脫離政潮，但結果恢復后的中國公學仍然成為研究系一黨的事業(yè)，可見理想與現(xiàn)實差距之大。
在經歷了胡適掌校的自由辦學時代后，中國公學迅速地滑入校園黨派斗爭的漩渦。政治勢力滲入校園必然帶來校園生活的政治化，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積極推行黨化教育，極力推動私立學校人事的黨化，其中較成功的案例就是“倒馬風潮”后實際掌控中國公學。與此同時，大革命失敗后的中共在上海恢復組織活動，極力在大學發(fā)展勢力，吸收大量學生加入黨團組織及外圍團體，中國公學成為一個重要的據點。在國共兩黨的推動下，中國公學的校園生態(tài)高度政治化，校內派系分立，風潮不斷。
從中國公學歷史上影響較大的幾次風潮來看，除晚清時發(fā)生的新舊公學風潮屬于學生自發(fā)的風潮外，其后的歷次風潮都有外部勢力的介入，學生雖在前臺，但并不能完全自主，校內風潮大多是借學生表達其他各種幕后勢力的利益訴求，學生群體的所謂權勢在校內風潮中純屬虛幻，學生不但不能主導校內的風潮，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屬于被操控的角色。學生基本沒有主體地位，這在風潮的解決與善后上特別能得到體現(xiàn)，風潮過后各利益主體通過斗爭各有勝負，而甚少有人在意學生之得失。從學生的基本角色和其利益來看，其安心讀書的環(huán)境和獲得優(yōu)良教育的機會才是符合學生本位利益的，而在各種風潮中恰恰犧牲的是學生的學業(yè)，學生在風潮中往往一無所獲，大多是其他利益主體相互之間博弈的犧牲品，這不僅是學生本身的悲劇，同樣也是近代中國政治全能化的背景下教育擾攘不安的悲劇。
澎湃新聞：中國公學與其他在上海的私立大學相比較，最大的特別之處是什么？為何同期的復旦大學等存續(xù)了下來？
嚴海建：民國時期不同的私立大學之間也存在不小的差異，除了前面講到晚清創(chuàng)辦的私立大學與民國以后創(chuàng)辦的私立大學之間的差別，復旦與中公同為晚清創(chuàng)立的學校，但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兩校的發(fā)展趨向逐漸分途。中國公學生源多來自外省，在晚清由于可以獲得各省的協(xié)濟，故學生來源的多樣于學校發(fā)展并無妨礙，而進入民國以后，對于依賴上海商業(yè)社會發(fā)展的私立學校而言，與本地社會的疏離，則會帶來相當負面的影響。
據葉文心的研究，在上海的大學呈現(xiàn)出一個等級差異的格局。從生源來看，圣約翰的學生大多來自上層精英的家庭，復旦的學生多來自上海的中產階級，所以在學費收入和校友資源兩方面對學校的發(fā)展有較好的支持。而中國公學的學生則多來自外省且家境一般，所以中國公學的學生欠費問題比較嚴重，且很多外省學生均為在校教職員擔保入學。與同為私立學校的復旦相比，中國公學與上海地方社會關系較為疏離，得不到上海地方社會的支持，發(fā)展受到很大的制約。中公的校董基本由校友構成，與上海本地工商業(yè)社會沒有關聯(lián)，而復旦的校董會中不乏實力的商人與資本家，便于爭取捐助，與中公以地契抵押借款增建校舍不同，復旦新建校舍的建設經費大一部分來自校董的捐助。
當然，中國公學的政治化與學生的來源也有很大關系。中國公學的學生大多來自貧寒家庭，據1930年《中國公學大學部社會科學院院刊》所載的一份調查，該校社會科學院學生家庭出身的統(tǒng)計，出生工人家庭的有67%，農民和知識者家庭的各占13%，商人家庭的7%。中國公學學生大部分來自下層的工農家庭。近代以來，隨著物質的興起，貧寒子弟由于生存的壓力，就學大多追求速成，以便改善生活境遇。出身貧寒的青年學生相對激進的心態(tài)，使其難以安心求學，而且多具有波希米亞風格的反抗精神和對高遠理想的獻身精神，與圣約翰及交通大學等精英大學優(yōu)雅的布爾喬亞的風格適成對照。邊緣知識青年在民族主義運動中找到了自身價值實現(xiàn)的途徑，通過將國家的拯救與個人的出路融為一體，使其自身從不值一文的白丁變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回歸到與大眾和國家民族更接近的路徑，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從邊緣回歸中央的可能。這也是中國公學這樣的私立大學校內容易脫序、難有重心、風潮不斷的原因之一。
中國公學十年校慶紀念會
澎湃新聞：中國公學因何衰亡？后來為何一直未能復校？
嚴海建：中國公學衰亡最致命的因素是校舍被毀，因校舍被毀，故失去辦學的基本物質條件，不得不爭取政府支持以復校，但國民政府對于辦學成績并不突出且校園風潮不斷的私立大學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滅，其衰亡也就不可避免。
1932年1月28日夜，日軍向閘北等地發(fā)起進攻，中國軍隊奮起反擊，淞滬抗戰(zhàn)由此爆發(fā)。2月3日，日海軍艦隊開炮襲擊吳淞炮臺，準備在吳淞口登陸，受到十九路軍的反擊，由此在吳淞地區(qū)成為中日之間激戰(zhàn)的戰(zhàn)場。從2月7日開始，日軍調集飛機10多架對吳淞鎮(zhèn)輪番轟炸，這一地區(qū)的商店、工廠、學校遭受嚴重損失，中國公學的主要建筑基本被炸毀。
“一·二八”事變中，學校校舍的被毀對于中國公學這樣的私立學校的打擊是致命的。中國公學在晚清得兩江總督端方的支持，得以建成完備的校舍，在當時的上海屬于辦學的硬件設施較好的學校。校舍被毀使得本就經費不足的中國公學雪上加霜，馬君武在任時為擴建校園借正大銀行之款項還未清還，而校舍毀壞，據估算，以毀損情形之輕重，設計修葺，或拆除、或改建，估計工料已需十三萬八千余元。姑不論重建，即租賃校舍對于劫后的中國公學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校舍被毀是中國公學衰亡的一大潛因，其辦學條件進一步惡化，使得本就屬于勉力維持的中國公學隙漏畢現(xiàn)。
至1936年1月，中國公學僅剩文、法兩院的文學、法律和經濟專業(yè)的部分學生，教育部令辦至現(xiàn)有學生畢業(yè)為止。如不招生，舊有學生幾近全部畢業(yè)，學校就空余一塊招牌。鑒于公學之命運已至決定階段，不復興即停辦，1936年8月13日，吳鐵城約校董談話，商討中國公學復興問題，討論結果，上條陳于校董會，推于右任、邵力子、胡適之、吳鐵城及蔡元培五人為籌款委員會，請中央撥款十萬元，各省市政府合助十萬元。
當時很多人對于中公復興的前途并不樂觀，如校友穆濟波就認為，“中公雖為一與革命歷史實有密切關系之學校，然其過去之成績，不過一普通之私立大學，與上海大學，東吳大學等。中公校舍雖不繼續(xù)存在，猶之上海大學其精神固永遠存在，復與不復殊無何等輕重于其間，此種心理在社會中異常普遍。且近時風習正趨向于極端限制私立大學之產生，取締合并，國立省立猶不免，若貿然恢復一時認為空乏無用又易啟糾紛之私立大學，實為事實所不許。”校董劉秉麟對于復校也持悲觀態(tài)度，認為“以目前情形而言，不僅黃君所希望之具體辦法無從說起，即復興之初步，亦談何容易！……經濟方面之籌劃，渺若云天，人力方面之供給，亦苦不足。以今日設備完美、經費充裕之各學校而言，尚有辦學不易之感。故辦教育，實一苦事，復興中公，更是苦中之苦?！眲⒈敫赋觯瑢W校淪為政爭之工具，風潮不斷，“頭腦之犧牲于此中而無代價者，誠不知多少，中公校譽，亦受其累?！?937年7月21日，胡適在與上海市長吳鐵城談中國公學事，“力勸他設法使這個害人的學校關門。”
在經歷了此前復興努力的種種失敗后，中國公學校友開始意識到，學校復興最重要的是重建校舍，而重建校舍需要大筆經費，靠各種捐助絕無可能，故只能爭取國民政府的支持，為此中公極力向政府靠近，以爭取國民政府的好感。經于右任等人的多方爭取，1937年8月4日，中央政治會議第五十次會議，通過決議案，“撥助復興中國公學基金十萬元，先行恢復中學?！?月，國民政府行政院以“該校興發(fā)歷史，確有足資紀念之處，且上海創(chuàng)設規(guī)模宏大辦理完全置中學，尚有需要，允準撥助經費十萬元，限定恢復中學?！眹裾饣謴椭袊珜W，跟校友會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尤其是校友會屢述學校與國民黨革命歷史的淵源，從而使得保存中國公學具有相當的紀念價值，但其價值似僅止于紀念價值，其作為教育機關并無特殊的意義，故而只限定恢復中學。然而，在該校同學聽聞中公復興有望，籌備慶祝之際，八一三事變的發(fā)生，不但復興之事擱置，而自1931年以后之設備又毀于炮火。命運多舛的中國公學這最后一次機會又被侵華日軍毀滅。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特別注意研究對象與時代的勾連，在您看來，中國公學30余年的歷史展現(xiàn)了怎樣的時代風貌？
嚴海建：近代中國處于一個外患頻仍的時期，為應對危機，國家對于社會群體和個人的控制與動員不斷地深入，而伴隨著現(xiàn)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社會群體與個人救時救世的主動性亦日益突顯。新式學校和現(xiàn)代大學自誕生之日起即卷入民族國家建設的進程之中，與此過程同時展開的是教育的現(xiàn)代轉型，而這兩個過程相互之間實際存在著不小的張力，表現(xiàn)在現(xiàn)代大學與時代趨向的互動關系上，即一種投入與疏離的兩難。一方面，隨著科舉廢止，政學分離，學術獨立的觀念逐漸成為主流，大學在自覺的層面多追求對政治的疏離和超越；另一方面，近代以來，國家權力持續(xù)不斷地加強對大學的滲透和控制，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在此時代趨向之下，大學欲保持獨立而不可得，實則除了“迫不得已”的被動卷入，身處大學的新知識人對于政治變革、社會改造、文化啟蒙的角色與功能的認同，又使得大學卷入社會政治的時流之中帶有一種“有意為之”的主動。
大致而言，近代中國大學可以分為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三類，不同類型大學的經費來源、治理體制和政治文化有很大的差異。國立大學辦學經費由政府撥付，校長由政府直接任命，與政府之關系最緊密；國人自辦的私立大學經費主要由校董會籌集，校長由校董會聘任，相對來說，有一定的獨立性與自主性；教會大學的經費主要來自外國教會的捐助，在1927年以前，校長基本是聘任外國人擔任，此后，則大多改為華人校長，但作為出資人和校產所有者的教會仍有相當的權勢，故而教會大學的自主性更強。當然，具體到每個大學的情況也各有差異，不可全以上述類別涵蓋其個性與特質。
中國公學自晚清創(chuàng)立到1936年前后最終消亡，歷經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國民政府三個不同時期，其間不管是外在社會政治的環(huán)境，還是學校本身的狀況都發(fā)生了很多的變化。晚清立憲派、革命派、民初的研究系、1927年前后的自由主義學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等政治勢力與學人群體在中國公學的歷史上曾有過多歧而又紛呈的表現(xiàn)。通過對中國公學歷史的考察，既能反映中國現(xiàn)代大學發(fā)展的若干共相，又可展現(xiàn)一個完全異樣的大學個案。大體而言，中國公學的歷史集中反映了國人自辦的私立大學在近代中國的真實處境，一方面存在著對于國人自辦大學的理想期許，另一方面則是國人自辦私立大學的弱勢及其在現(xiàn)實中的困境。
近代中國私立大學之所以無法確立堅實之基礎，其癥結在于經費上的困難，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近代中國實業(yè)的不發(fā)達，私立大學無法從社會汲取到足夠的資源；另一方面則與國家權力擴張的大趨勢有關，私人法團不能充分伸張其勢力。1927年國民黨建政之后，在加強對私立大學政治控制的同時因經濟負擔又無力包辦，由此造成私立大學一方面無法擺脫經濟上的困窘局面，另一方面獨立性亦大受侵害，私立大學辦理不佳而又長期存在。
（薛瑞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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