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與夷——明代西南衛(wèi)所后裔的堅守與變通

2022年5月14日，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柳詒徵學堂強基計劃“邊關何處：新視野下的明清邊疆”線上系列講座迎來了第八場講座，由凱里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吳才茂進行了“堅守與變通：明代西南邊疆衛(wèi)所后裔身份堅守與生存策略”的專題演講，對貴州衛(wèi)所后裔在地域社會中堅守身份并謀求變通的過程進行了探討。講座由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簫白主持，近三百位師生線上參與。

問題的提出與史料來源

講座伊始，吳教授從個人的閱讀經歷切入，探討此項研究的緣起。他自陳在十余年前偶然在書店讀到一本名為《明王朝遺民部落：古屯堡游歷記》的紀實文學書籍。作為貴州人，吳教授對貴州的古屯堡卻是聞所未聞，詫異之余，他對此議題產生了濃厚興趣。此后數年間，吳教授有機會到書中所寫的安順等地進行田野考察，并見到了漢、“夷”兩個系統(tǒng)并存于地方社會的情狀。歷史學家的職業(yè)敏感，讓他開始對地域社會諸人群的先祖世系產生了深入了解的欲望。吳教授進行博士論文的選題時，正值包括碑刻、族譜、契約等史料類型的清水江文書大量出版的階段，中山大學、貴州大學、貴州省檔案館、凱里學院等單位的相關出版計劃，讓吳教授由民間文書溯源、追索明清以來貴州地區(qū)以衛(wèi)所為單位的人群移動的設想成為可能。

古屯堡殘垣斷壁

衛(wèi)所軍戶入黔及其后裔之去向

與明代諸多衛(wèi)所相比，貴州衛(wèi)所規(guī)模龐大，地位特殊，多為實土衛(wèi)所，轄地巨大，且兼管軍民。明代貴州的衛(wèi)所設立過程可以概括為曹樹基先生所提出的“以點帶面，逐步拓展”。區(qū)域內的衛(wèi)所主要沿平溪衛(wèi)到普安衛(wèi)一線分布，較早設立者為洪武四年的貴州衛(wèi)和永寧衛(wèi)，其余多數為洪武十五年經營云南后逐漸設立。若論貴州衛(wèi)所的空間分布，區(qū)域內二十四個衛(wèi)所可分為上六衛(wèi)、下六衛(wèi)、西四衛(wèi)、邊六衛(wèi)及貴州衛(wèi)、貴州前衛(wèi)和普市、黃平二守御千戶所，呈現出“一線路”的分布特征。相較于同時期的其他省級建制，貴州衛(wèi)所數目居于前列。

因應于衛(wèi)所的設立，明代共有多少人遷入貴州？曹樹基先生認為，以現在貴州境內的127個千戶所為單位計算，洪武朝約有14.2萬人進入貴州。如再加上家屬，那么總的遷入人數可能已達42.6萬人，占當時貴州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當然，這是以衛(wèi)所標準兵員配置進行的計算，吳教授認為，實際情況應該有所出入。成化年間，貴州總兵官南寧伯毛榮曾有“貴州都司原設旗軍一十六萬一千八百余名”的說法，此一表述未算入邊六衛(wèi)人數，而曹先生在千戶所的數量的統(tǒng)計上，也有一些出入，如統(tǒng)計銅鼓衛(wèi)有5個千戶所，實際上有12個千戶所，因此，貴州境內衛(wèi)所官兵的實際數目可能更多。

根據對《中國明朝檔案總匯》中所收貴州武職選簿的梳理，吳教授提出，明代人口向貴州的流入是一個持續(xù)性過程，并非完成于洪武時期，而是到明中期后才逐步成型。吳教授曾統(tǒng)計貴州境內平越、威清、安南、清浪、平溪等五衛(wèi)的人口來源，認為其中高級武官多來自江南，尤其是鳳陽府，而旗軍則多來自湖廣，尤其是黃岡、長沙等地。雖然衛(wèi)選簿只收錄了部分旗軍的資料，在統(tǒng)計學上有所欠缺，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衛(wèi)所制度下的貴州軍事移民過程。

厘清了貴州軍事移民的基本情況以后，吳教授進一步的追問是，調入衛(wèi)所的人群及其后裔是怎樣的生活狀態(tài)，他們又去向何方？這個設問可以從幾個方面進行回答。首先，明初調入貴州的衛(wèi)所武官，絕大多數襲替到明末。在明清鼎革進程中亦多殉國之人。科考方面，貴州衛(wèi)所后裔的科舉表現較為突出，衛(wèi)籍高中入仕者占總人數的一半以上。進入清代，這些衛(wèi)所后裔仍然延續(xù)了讀書人的姿態(tài)與身份。如貴州前衛(wèi)人潘潤民，其始祖潘興國在明初入黔，其家族自嘉靖十六年中舉后詩書傳家，并能夠保持“二百年風雅不墜”。其次，明代衛(wèi)所軍因為制度原因，多以聚居的方式生活，他們世代居住之處也由此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屯”和“堡”。因為獨特的生活方式，衛(wèi)所后裔在清代民國文獻中多被稱為“土人”“屯堡人”“風頭雞（籍）”。其三，衛(wèi)所官軍及其后裔也存在與其他少數民族人群融合的現象，這種融合的過程，極為漫長和復雜。雖然洪武朝就多有攜家屬入黔的事例，正統(tǒng)后亦有衛(wèi)所官兵必須配妻子的規(guī)定，但事實上，貴州狹小的平壩地貌能夠支撐的人口規(guī)模有限，因此有部分衛(wèi)所后裔選擇“往苗疆生理”，因之為跨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礎。因為情形復雜，吳教授結合具體實例進行了說明。

衛(wèi)所軍戶與“文化孤島”的形成

吳教授以清水江下游的銅鼓衛(wèi)、五開衛(wèi)為例，對衛(wèi)所軍戶的身份標簽和文化認同進行了介紹。按照明代制度，一衛(wèi)當轄五千戶所，而銅鼓衛(wèi)和五開衛(wèi)則皆規(guī)模龐大，分別轄12個和16個千戶所。明廷如此設計，實因與二衛(wèi)毗鄰的里古州長期未被納入王朝體系、叛亂頻仍有關，明初雖設長官司羈縻，但仍需要軍事力量震懾，因之廣設千戶所，以形成一司配一所的格局。

吳教授提出，區(qū)域內的隆里所是凸顯衛(wèi)所選址邏輯的典型。貴州地區(qū)的衛(wèi)所一般建在水源豐足的平壩，隆里所即以龍溪河作水源，而周邊山區(qū)則苗寨廣布。他指出，雖然地區(qū)內苗侗居多，但隆里所人有很強烈的漢族認同，甚或被余秋雨稱之為“漢文化的孤島”。與此同時，隆里的建筑景觀頗有江淮氣，可見其強烈的漢文化認同。接下來，吳教授試圖從歷史邏輯出發(fā)，解釋了是何種社會機制造成了隆里六百余年來的文化堅守。

貴州隆里古城

吳教授認為，地方社會存在的三種社會文化機制，對于隆里人的身份認同形塑助力頗多。第一種是隆里人的身份記憶和歌謠傳唱習俗。隆里民間傳唱的民歌歌詞、地方長者栩栩如生的歷史記憶都不斷訴說、強化著隆里人明初入黔、鎮(zhèn)守邊疆的歷史使命。很多老人對祖先字輩及祖籍縣名都能脫口而出，地方社會中作為文化載體的宗祠門聯(lián)亦訴說著同一段歷史。在長時間的田野調查過程中，吳教授將《明實錄》《隆里所志》中的信息與包括碑刻、族譜在內的民間文獻進行比對，厘清了隆里地方社會明清數百年間的結構化過程。

第二種是對所謂“狀元”軌跡的追尋。吳教授發(fā)現，隆里有很多有關王昌齡的遺跡，王昌齡在隆里所人的身份堅守中扮演了重要的整合作用。本地人認為，王昌齡到過的龍標即是隆里。那么為何隆里人要引進王昌齡作為文化符號呢？吳老師提出，這其實是衛(wèi)所制度下本地人對科舉有所需求的體現——通過對王昌齡的塑造，隆里人被凝聚在了同一文化符號下，更利于科舉的成功。與此同時，王昌齡左遷龍標的背景也恰恰契合了隆里所人充軍守邊的邊緣心態(tài)。隆里所人不僅借王昌齡振奮人心、促進文運，也借助這一文化符號與官方進行良性互動。通過重修狀元橋等公益事業(yè)，實現了社會動員和群體的團結一致。

第三種是互動邊界的漸次明朗，又尤其體現在隆里所人與土司及周邊民族的交往過程中。一方面，隆里所人與周邊民族之間有著明細的彼此區(qū)分。衛(wèi)所后裔間存在封閉式的婚姻圈，但又面臨本地姓氏較少、無法完全遵從“同姓不婚”的習俗。面對兩難之境，隆里所人智慧地將姓氏進一步細分，把本地大姓“王姓”分為“龍王、所王、西王、魏王”四支王姓，并允許不同支系的王姓之間相互通婚。另一方面，隆里所人與龍里長官司之間存在長期爭端。隆里“四周皆夷”，漢族與非漢民族之間存在持久的張力，兩地相鄰而“構怨多年”。在這個過程中，與“他者”群體的紛爭，往往能夠強化“我族”內部的凝聚。

武官后裔在“漢”“侗”之間的抉擇

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口述往往是厘清地區(qū)歷史線索的重要手段，但亦在時段和可信度方面存在局限，因之需與文獻資料配合使用。在這個方面，吳教授對三門塘劉氏的研究即為典型。天柱縣坌處鎮(zhèn)三門塘劉氏宗祠外觀為西洋式建筑，與其上所書的“劉氏宗祠”“昭勇將軍”形成巨大反差。追溯劉氏先祖時，當地劉氏族人稱是指揮使之后，宗祠內有完整的指揮使世系祖宗牌位。為進一步確證，吳教授查證了劉氏族譜。發(fā)現其中有劉廷弼承襲指揮使的親供圖，此類史料因需多人承認，不易作假，因此可信度很高。據族譜，此支劉氏為銅鼓衛(wèi)劉氏指揮使后裔，《銅鼓衛(wèi)選簿》亦能夠與之相合。

吳教授依據族譜，重構了三門塘劉氏的宗族演進過程，以及劉氏與其他宗族的互動關系。族譜中的信息顯示，三門塘劉氏的人口最初增長緩慢，其后逐漸加快，直至第十四世時人口驟增。配合碑刻資料可知，這樣的宗族發(fā)展歷程可具體分為三個時段。成化年間至萬歷年間，為劉氏獲得“入住權”及家族穩(wěn)定發(fā)展的時期。劉氏是較早遷入三門塘的人群之一，始遷三代的配偶中，并無當地顯赫姓氏出現，而到第四、五代人，則漸有“非謝家女不娶”的趨勢。及至萬歷四十一年，劉氏自立橋于寨旁，說明劉氏已完全融入三門塘。萬歷末年至道光年間，三門塘出現碼頭和花街，其中劉家碼頭已經取得壓倒性優(yōu)勢。碼頭和花街的命名方式是對劉氏“我族”主體地位的確認與重申。晚清民國時期，劉氏因木材貿易而獲厚利，進入鼎盛時期，并通過與銅鼓劉氏“合修家乘”而“聯(lián)成一氣”，宣示他們銅鼓衛(wèi)指揮使后裔的身份。雖然劉氏的服飾、語言等文化習俗已深深地“夷化”，但在建筑風格與室內布局等許多方面仍保留漢化的因素，體現了族人對漢文化靈活的堅守之道。

結語

隆里所人歷時數百年間保有對明代衛(wèi)所官軍后裔身份的堅守，究其根本，與明清王朝“夷”“漢”分治、軍民分治的經邊思想有頗大關聯(lián)。明廷“犬牙相制”的制度設計，在施行初期雖有駕馭地方之效，但不僅使府衛(wèi)長期處于紛爭狀態(tài)，也造成了不同人群之間的社區(qū)邊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形成的“文化孤島”以及“屯堡文化”，亦即此歷史背景下西南少數民族多元形態(tài)中的實態(tài)。銅鼓劉氏指揮使后裔移居三門塘、與不同姓氏合力建設村落社會的歷史過程，可視為漢人聚合、交融而演變?yōu)椤岸弊濉钡牡湫褪吕ＨT塘劉氏的語言與服飾裝扮呈現了他們的侗族身份，而由族譜與宗祠所表現出來的則是衛(wèi)所武官后裔的身份。二者在不同時期的顯現程度亦不相同，在這或隱或顯的背后，取決于他們對現實生存需要的考慮。吳教授認為，這種歷史過程，可能就是促成“在中國民族的統(tǒng)一體之中存在著多層次的多元格局，各個層次的多元關系又存在著分分合合的動態(tài)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種情狀”之緣故。費孝通先生曾指出，既有研究對歷史上民族之間滲透融合研究得不夠，尤其是漢族融合于其他民族的事實注意不夠；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斷有人被其他民族吸收，同時也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人。吳教授在講座最后總結道，衛(wèi)所制度研究的大量細部仍舊不夠清晰，包括衛(wèi)所后裔的生計策略、外來人群與當地土司的融合關系等等的一系列議題亟待進一步探究。從歷史視角開展的跨民族互動研究，亦有助于解釋當今貴州多元文化形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