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一世的彩虹肖像：女王雙體

1602年12月6日，伊麗莎白一世崩逝前4個月，她進行了長達44年統(tǒng)治期內的最后一次巡游，巡幸首席國務大臣羅伯特·塞西爾位于斯特蘭（Strand）的索爾茲伯里宅邸。作為接駕慶典之一，塞西爾精心挑選低地國家新教畫家小馬庫斯·海拉特（Marcus Gheeraerts the Younger）自兩年前開始繪制的一幅“彩虹肖像”（The Rainbow Portrait）敬獻給女王。這幅著名的肖像迄今仍保存在塞西爾家族的哈菲爾德宅邸。

伊麗莎白一世的彩虹肖像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Hatfield House惠允使用。

在這幅肖像畫中，在象征黑夜的深沉暗幕里，伊麗莎白女王從若隱若現(xiàn)的金光中浮現(xiàn)，青春美麗的永恒面具與她當時已屆67歲的實際年齡和衰老形成鮮明對比，歲月似乎只眷顧女王，未曾在她的臉龐與軀體上留下痕跡，僅愿為圣潔的童貞女王而停駐。伊麗莎白女王頭戴高聳的紅寶石珍珠王冠，王冠頂端裝飾著新月造型的珠寶，兩側各自向外延伸出箍狀的頭紗，邊緣均以珍珠鑲嵌成細致的蕾絲造型，以波濤般的薄紗背景襯托女王青春永駐的臉龐。伊麗莎白女王身穿象征貞潔的白底禮服，上身裝飾著春天百花齊放圖樣。左袖上盤繞著一條蜷曲的蛇，蛇為統(tǒng)治權的標志，它銜著一顆心形紅寶石，頭上方則懸掛一個球狀裝飾。百花禮服外披著一件橘紅色披風，其鮮亮的顏色與詭異的刺繡圖樣頓時喧賓奪主，意外（或刻意）地成為這幅肖像畫最顯著的亮點。披風上滿繡眼睛與耳朵，因披掛而產(chǎn)生的整體縱向褶皺上出現(xiàn)許多明顯不自然的橫向且立體的折痕，隱約浮現(xiàn)嘴巴的輪廓。但是，這幅肖像的主題“彩虹”究竟在何處? 它意外地被淡化在邊緣，即伊麗莎白女王右手握住的無色彎曲圓柱體，上方標注著一句拉丁文格言，“NON SINE SOLE IRIS”（沒有太陽，就沒有彩虹）。

這些源自宮廷頌詞、《圣經(jīng)》及絕對王權崇拜的圖像符號，匯集堆砌在這幅彩虹肖像中，仿佛炫耀地頌揚伊麗莎白女王永不衰敗的政治形體及其延伸出的神圣王權和輝煌盛世。史家弗朗西絲·耶茨（Frances Yates）和羅伊·斯特朗（Roy Strong）依據(jù)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寓意及宮廷贊頌文學剖析這幅肖像。1593年出版之切薩雷·里帕（Cesare Ripa）的《圖像手冊》（Iconologia）揭示遍布在披風上的眼睛、耳朵與嘴巴象征女王的盛名遠播，“迅速飛越這個世界，為眾多嘴巴所談論稱道，被無數(shù)眼睛所看到，也被無數(shù)耳朵所聽聞”。但斯特朗否認披風上有嘴巴的跡象，僅存有眼睛與耳朵，意味著女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警覺與監(jiān)控，且畫中唯有一張嘴，只存在身為一國之頭的女王臉部，意指“女王自己[獨立]裁決和揀選[官員]”，借此贊頌伊麗莎白女王機警、敏銳和乾綱獨斷的絕對君權。另外，根據(jù)伊麗莎白一世的宮廷詩人約翰·戴維斯（John Davies）寫于1599年的贊美詩《義神頌》（Hymnes to Astraea），女王禮袍上的春天花卉暗喻正義女神和純潔女神“美麗的女王艾斯特萊雅（Astraea）”的回歸。伊麗莎白一世手握彩虹則暗示她作為和平的締造者，善用智慧和謹慎引導英格蘭遠離天主教勢力的反撲，邁向黃金盛世。

迥異于耶茨和斯特朗從彩虹肖像中提煉出政治的歌功頌德，勒內·格拉齊亞尼（René Graziani）聚焦基督教符號，闡述上帝與世俗君主的委任契約關系。橘紅色披風被重新定義為伊麗莎白女王承載著上帝的獨特祝福，躍居為“[被世間眾人]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一位模范基督徒，也是獲賜[神]特殊恩寵之人”。她手持彩虹，鄭重宣示堅持履行神圣的諾言——上帝揀擇身為天性次等女性的她即位統(tǒng)治神選之國英格蘭，或許為履行使命，她對內捍衛(wèi)新教英格蘭國家、教會與人民的安全，對外積極武裝反抗天主教暴政，維護普世新教福音——同時借彩虹表達對上帝庇佑擊退西班牙無敵艦隊，讓英格蘭重返和平的感激之情。格拉齊亞尼主張這幅肖像畫“在女王身為偉大的基督教君主與對完全仰賴上帝的承諾之間，維持了完美的平衡”。

丹尼爾·菲施林（Daniel Fischlin）質疑無論斯特朗的古典闡釋還是格拉齊亞尼的基督教詮釋，皆陷入一種“普遍且陳腔濫調”的象征主義。他轉而闡述文藝復興時期專制世俗王權的宣傳體現(xiàn)。無數(shù)的眼睛和耳朵象征著君王永無止息、無所不在的警戒與監(jiān)控，鼓勵臣民絕對服從君王與國家。而女王掌握象征男性的弓形彩虹，極其隱晦地宣示她突破歷史悠久的女性次等論，凌駕于男性和傳統(tǒng)家父長制之上，或者意味著“政治雌雄同體”（political androgyny）。

綜上，傳統(tǒng)藝術學、宗教學和政治史研究對伊麗莎白一世彩虹肖像畫的解讀盡管采取古典符號學、基督教神學和近代早期絕對君權等多元視角，但均局限在通過純粹的圖像象征雕塑神圣的至高女主權力，忽略這幅肖像畫背后的歷史語境，即1602年英格蘭權力政治的現(xiàn)實氛圍：羅伯特·塞西爾在黨爭中勝出，權勢獨大，再加上伊麗莎白一世的年邁，貫穿其統(tǒng)治時期的共治呼聲似乎走向實踐。斯特朗曾審視這幅肖像背后的恩惠紐帶，它聯(lián)結著羅伯特·塞西爾的門客詩人約翰·戴維斯。后者受羅伯特·塞西爾委托，先在1599年創(chuàng)作《義神頌》，再于1602年創(chuàng)作《妻子、寡婦和少女之間的一場爭論》（A Contention betwixt a Wife，a Widdow and a Maide）作為同年的接駕慶典之用。凱文·夏普（Kevin Sharpe）分析這三方的聘雇恩惠關系，揭露羅伯特·塞西爾的政治野心：“想成為女王的耳目……在競逐首席大臣之位時。”在政治意義上，眼睛和耳朵象征那些從事監(jiān)視和竊聽、向統(tǒng)治者提供情報之人，而這角色在都鐸政權內由掌控國務信息和君主書信的國務大臣承擔。這個要職先后經(jīng)威廉·塞西爾和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通過個人才干及君主的寵信關系而大幅強化，至伊麗莎白一世統(tǒng)治后期幾乎全權統(tǒng)轄中央政務文書、官方外交與諜報活動。而羅伯特在1596年接替年邁的父親伯利男爵，執(zhí)掌儼然已成熟蛻變的掌握制度化權力的國務大臣職位；1601年2月黨爭對手埃塞克斯伯爵被處決后，他進一步接管埃塞克斯伯爵從繼父萊斯特和岳父沃爾辛厄姆手中繼承下來的龐大門客群體、情報團隊，乃至遠達君士坦丁堡的泛歐情報網(wǎng)絡。自此之后，羅伯特·塞西爾徹底壟斷了伊麗莎白女王披風上的那些眼睛和耳朵，把持國家信息。換言之，徹底屏蔽女王。塞西爾家族在伊麗莎白一世政權黨爭中取得最終勝利。1570年代中期以降，因受制于干涉外交分歧所引發(fā)的政策性黨爭而陷入長期分裂傾軋的英格蘭信息體系開始統(tǒng)合歸入羅伯特·塞西爾的麾下。擺脫黨爭的權力制衡，再加上女性內廷政治的式微，首席國務大臣羅伯特·塞西爾成為英格蘭女王與國家唯一的耳目。彩虹肖像披風上的嘴形圖像進一步顯示，權勢滔天的他已然不滿足于僅僅作為女王的信息搜集者，更希冀成為與女王共治的另一張英格蘭嘴巴。因此，這幅肖像畫所贊頌的，或許并非具有虛假全能的政治形體的伊麗莎白女王，而是背后贊助者、具有政治權勢和野心的羅伯特·塞西爾。這幅肖像塑造了使塞西爾具有如此理念的當時英格蘭政權內部氛圍，即官僚群體面對先天的鄙視女性論與后天的伊麗莎白女王之統(tǒng)治疲軟，醞釀出的神選之臣定位和君主共和制的意識形態(tài)。

本書聚焦于都鐸晚期的君臣秩序與政權轉型，圍繞信息控制這一主題逐步鋪開，層層剖析伊麗莎白一世時期內廷與外朝、女主與官僚、黨派傾軋、性別沖突及忠誠切割等多重權力互動。1587年2月蘇格蘭瑪麗的死刑終結了糾纏英格蘭新教政權近20年的夢魘，但何其諷刺，瑪麗以她的死亡復仇性地暴露了宿敵伊麗莎白一世的統(tǒng)治危機。樞密院在瑪麗死刑執(zhí)行過程中近乎“謀反”的僭越行事，以對深居內廷的伊麗莎白女王徹底屏蔽信息，邊緣化其決策主導與參與權。這次行動尷尬地揭露了都鐸晚期王權因性別議題而遭長期宮朝博弈的反噬，女王在政權內部的信息網(wǎng)絡中時而被動孤立，男性官僚群體對于牝雞司晨的真實態(tài)度，儼然從執(zhí)政初期的心理焦慮與諄諄勸誡，不耐煩地轉向實際的行動制約，通過信息壟斷，直接架空女王的決策權。更致命一擊的是，由女王主導，冀以震懾眾臣的戴維森審判完全失控，荒腔走板地拉開了隱諱許久的政治論戰(zhàn)的序幕：伊麗莎白女主統(tǒng)治下的英格蘭政體屬性究竟是君主專制，還是君臣共治？

這場行動反映了信息實為權力的載體，掌權者憑借權力與恩惠等資源建構信息網(wǎng)絡，包含政務文書、諜報、郵驛等諸多體系，施用于國家治理和中央-地方控制。如諾曼征服者威廉一世借《末日審判書》的普查編修，掌握英格蘭境內人口與資產(chǎn)等海量信息，鞏固對諾曼權貴與英格蘭被征服者的最終分封裁量權。中世紀晚期以降，專制君權的漸興進一步促成政府部門分工細化、政務文書管理與財政稅收等行政改革，再加上外交和貿易競逐需求，近代早期“文書國家”或“信息國家”產(chǎn)生。另外，信息流轉勾勒出權力網(wǎng)絡，即各層信息的贊助者、管理者和接收者及他們分別位處的信息流經(jīng)空間，他們受益于職權屬性、私人關系或恩惠分配等因素而得以親近信息，從而獲準進入權力圈。換言之，信息流動構建了潛在的權力運作秩序，掌握信息者主導權力的流向。無疑，都鐸晚期中央政務文書的運轉流程暴露了近代早期信息國家中君主的信息控制危機，即君王是信息體系最頂端的恩惠支配者，卻尷尬地處于信息接收末端。主因在于隨著政務文書數(shù)量劇增與專業(yè)性需求如解譯或加密等的出現(xiàn)，信息處理遠非中世紀后期君主直轄的微型家政府所能承擔，需要仰仗專業(yè)官僚政府。自此，政務中樞的行政群體與空間漸漸脫離中世紀后期王室私屬網(wǎng)絡的牽制，趨向官僚政府。信息主導權的變動開始牽引權力移轉。

近代早期的新君主制王權看似專制集權，實則處在信息孤立和決策受制的權力懸崖邊上。敏銳者如路易十四與伊麗莎白一世操控體制內外的沖突，一方面維持公共規(guī)則以維持常規(guī)政務運轉，另一方面以私人關系或恩惠扶持例外權力與之抗衡，勉力維持王權的相對優(yōu)勢。伊麗莎白一世在早期以宮廷寵臣萊斯特制衡外朝權臣伯利，后隨著1570年代后期至1580年代關于是否介入歐陸新教戰(zhàn)爭的政策分歧加劇，淡化男性群臣的宮朝競爭，形成理念型黨派同盟。面對主戰(zhàn)黨壟斷信息以實現(xiàn)“榮耀上帝”之國際新教主義，女王轉而扶持同樣保守反戰(zhàn)且堅持統(tǒng)治正當性原則的伯利，最典型的操作莫過于1580年代監(jiān)控流亡法國之英格蘭天主教徒的諜報布局；伯利的斯塔福德使館系統(tǒng)抗衡沃爾辛厄姆的私人間諜系統(tǒng)，它們互相監(jiān)控、詆毀，競逐天主教情報與秘密外交。而女王在黨爭中坐收漁翁之利，確保多元信息供應無虞。

同時，伊麗莎白一世兼以內廷親密政治機制牽制黨爭，做為避免耳目閉塞的第二重保險。近代早期君主通過與內廷近身侍臣的寵信關系監(jiān)管外朝的信息、政務和官僚體系，輔以恩惠將朝臣私屬化，使其被歸入家臣圈。這類由寵信而任的宮臣公共化以及因任入寵的朝臣私屬化的雙重操作，鞏固了“人近王者則貴”的政治秩序，更輔以宮朝黨爭，維持內外均勢。然而，這種精妙的政權杠桿意外地被不可控的君主性別因素瓦解。女主統(tǒng)治下的女性內廷因性別所引發(fā)的行政職權、專業(yè)或社交等諸多限制，無力延續(xù)都鐸一朝以內轄外的內廷政治傳統(tǒng)，迫使伊麗莎白女王轉向仰仗外朝官僚理政。雖以黨爭制衡，但女王本身的信息和決策被動性仍存在。一旦一黨獨大，或黨派間因共同利益或理念——尤其基于鄙視女性的傳統(tǒng)而對女性涉政有所警覺——而暫時和解，以男性為主的政府體制極可能阻礙信息流入內廷，集體架空王權，如同伊麗莎白女王在瑪麗死刑運作中的權力被邊緣化。

瑪麗之死暴露了隱藏在所謂伊麗莎白一世黃金盛世下，看似團結尊君的政權之各種權力傾軋，凸顯了近代早期英格蘭忠誠位階、臣屬定位與政權形態(tài)從個體性、私/家屬性的王本位似乎趨向集體性、公共性的國本位。正如同被控泄密瀆職與藐視王權兩項罪名的副國務大臣戴維森3月28日在星室法庭審訊中的辯白，對女主統(tǒng)治的焦慮感重塑了男性官僚的神選大臣意識與條件式順從論。一方面，操控信息指導女王決策；另一方面，男性群臣在宮朝之爭與黨派之爭中由抗衡轉趨合作，協(xié)力使內廷回歸家務，更重新審視神選之臣與御封之臣的二重君臣關系，依托神意和公意，臣屬定位從封建體制的侍臣/家臣，經(jīng)由立基于君父倫理與恩惠分配之君主專制的寵信之臣，至女主統(tǒng)治下的朝臣，終蛻變?yōu)榫鞴埠椭浦芯哂邢鄬Κ毩⑿郧覘l件式抵抗權的“神選之臣”。由王向國與由宮向朝的忠誠轉移重申了君臣共治的傳統(tǒng)，將樞密院從臣屬地位抬升至幾近平行于君主的共主地位，授予其等同君主的機密知情權和獨立決策權，以期恢復基督教精神中堅強、正直與正統(tǒng)的男性政治秩序。都鐸晚期官僚定位與忠誠位階從王本位向國本位的方向轉移，板塊從內廷位移到外朝，緩慢引導近代早期英格蘭政權從私屬向國屬轉變。

需注意的是，歷史發(fā)展絕非單向線性的。英格蘭歷經(jīng)伊麗莎白一世將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女主統(tǒng)治洗禮，并非就此擺脫中世紀后期以降以內轄外的宮廷本位之政治運作機制，趨向內輕外重的政府領政模式，直接蛻變成近代模式的公共性與官僚性國家。以信息為載體的權力流動圖景，不僅呈現(xiàn)了伊麗莎白時期整體政權秩序的沿革，同時浮現(xiàn)了顯性的常規(guī)制度與隱性的潛在規(guī)則之間的交叉運作。換言之，近代英格蘭政權，甚至直至今日，依然游走在制度內外，徘徊于公共制度與私屬關系之間。文秘署在中世紀后期從“家”出走入“朝”，看似是建構了政務文書體制，實則是將職權轉移給了君主的私屬秘書。至16世紀末，該王屬秘書自內向外轉化成官僚與國家屬性的“國務大臣”，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務信息就此依循體制運行?；谒饺岁P系的內廷系統(tǒng)與門客服務，仍反復侵入常規(guī)政務與信息制度之中，以進行制衡。這兩個次級權力群體因隨侍當權者的自然身體或經(jīng)手政務和信息業(yè)務，獲得隱性的政治影響力，為英國史學的新興研究對象。尤其是門客文化的盛行說明官僚在壓制宮廷本位之政治秩序的同時，正復制私屬模式于政治運作中。另外，君主和宮廷并不是自此淡出決策圈，其依舊憑借恩惠籠絡與私人寵信關系等諸多籌碼干預政府決策、人事任免與議會布局等，直至近現(xiàn)代。因此，在政治形體的制度框架內，在看似根據(jù)性別、功能或信仰等諸多因素而劃分的公私空間和群體之間，權力依舊隱而不顯地通過自然形體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潛伏運行，時而制衡，時而互補，甚至主次易位。在公領域制度的建構過程中，私領域的人際關系未曾淡出。信息流動交織的多重權力網(wǎng)絡呈現(xiàn)了“在任何政治局勢中，影響力穿梭于各方向……沒有人在真空中獨立決策，多邊主義在任何決策過程中始終存在”。

本書通過信息控制的新視角，詮釋都鐸晚期政權秩序的重構與近代“國家”概念的重塑過程，有助于剖析近代歐洲在絕對君權、國家民族主義及重商主義衍生的階級重構等沖擊下面臨的政治轉型及其對近代革命興起的影響。第一，不同于傳統(tǒng)史學將信息狹隘地定義為文本知識或戰(zhàn)略情報，本書賦予信息一個新定義：權力貨幣。政治信息網(wǎng)絡的組織運行，投影政權內部各勢力團體與行政空間之間的權力流轉、君臣位階與黨派關系的調整，乃至政權的質變。借由伊麗莎白一世時期國家信息網(wǎng)絡的分裂和傾軋，呈現(xiàn)官僚基于信仰理念與家父長制的傳統(tǒng)政治秩序，以及籌組私人信息網(wǎng)絡、操控政務信息以參與黨爭、影響女主統(tǒng)治等活動。

第二，迥異于傳統(tǒng)史學的恩惠或官職任免等物質誘因視角，本書以性別政治剖析伊麗莎白一世統(tǒng)治如何推動近代早期英格蘭政權結構轉型。對內，女王統(tǒng)治使內廷被剝奪政務中樞功能，王權喪失制衡外朝的屏障；對外，伊麗莎白一世優(yōu)柔寡斷的決策習性加劇了官僚對女性統(tǒng)治的焦慮，甚至促成派系合作，強化傳統(tǒng)以男性為主導的政治文化。此權力空間與群體的轉移，或許象征著君主專制的王權政治正轉化成君臣共治的國家政治，宣告弱勢君權與宮廷式微的時代來臨。或許引發(fā)疑問的是，本書似乎忽略議會在伊麗莎白一世晚期權力政治中的角色，這主要牽涉該時期，乃至于都鐸時期的議會究竟是否處于所謂的政權之中。議會與君主和權貴之間的地緣或恩惠等依附關系，將得以詮釋議會在政權之內或之外的位置。這將成為我未來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這種政權轉型進一步顯示了在近代歐洲國家民族主義趨勢下“國家”概念的重塑。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和對女性統(tǒng)治的焦慮，使臣屬定位從“御臣”轉為“國臣”，忠誠屬性亦由個體的“王”轉向普世性的上帝與其賜福之地，即共同體的“國家”，君主政治形體與政體/國家之間的“朕即國家”紐帶開始分裂。此忠誠轉移有助于重新解讀17世紀英格蘭政治革命，乃至近代歐洲革命，其不再局限于對賦稅或宗教等傳統(tǒng)議題的探討，并且呈現(xiàn)了專制王權在面對國家民族主義浪潮下王與國的忠誠界定與漸興的“國臣”意識之間不可避免的劍拔弩張。

在此，讓我們返回伊麗莎白一世的彩虹肖像。對都鐸晚期宮朝分野政治氛圍的了解，支持我們重新欣賞并詮釋這幅詭異的肖像。這幅肖像看似頌揚伊麗莎白女王不朽的政治形體，包含未曾遲暮的容顏與神圣王權，但實際上處處凸顯她的女性自然形體，所反映的女性統(tǒng)治的傳統(tǒng)次等性與風險。第一，它重新定義伊麗莎白一世時期被顛倒的男性（頭部）和女性（身體）的傳統(tǒng)政治角色。眼睛、耳朵和嘴巴被重新安置在身體上，象征著運行中的男性官僚體系，女王淪為傀儡。第二，伊麗莎白一世的女性象征和天生的性別弱點隱晦地浮現(xiàn)在這幅肖像上。王冠頂端的月亮形珠寶代表了她月亮女神的稱號，宣揚她作為童貞女王的貞潔，但相較于象征國王的太陽，代表女性統(tǒng)治者或王后的月亮符號仿佛提醒著人們，頭戴王冠始終無法掩蓋她作為女性的天性。在缺乏象征男性君主之太陽照映的情況下，伊麗莎白女王的微弱月光只能使和平彩虹呈現(xiàn)出一種不尋常的無力與蒼白。左袖上的蛇形刺繡更使人們懷疑女王作為君主的資質。羅伊·斯特朗認為蛇暗示女王憑借智慧和謹慎進行統(tǒng)治。諷刺的是，如前文所述，伊麗莎白女王似乎正缺乏這種美德。相較于她在個人時尚方面的虛榮支出，她在國政上的吝嗇被批評為缺乏判斷力，而她備受抨擊的由“基于性別的恐懼”而產(chǎn)生的婦人之仁、遲疑不決和優(yōu)柔寡斷等，更被群臣頻繁指責增加了政治的不確定性，反復地將英格蘭推向危機。因此，合理假設，這幅肖像的預設觀眾不應該僅有女王，也應包括非常有限且隨侍女王巡游的重臣顯貴。這一群人接受過文藝復興圖像學教育，再加上他們服侍女王時頻發(fā)的工作挫折感，足以讓他們在欣賞這幅肖像時，心領神會地意識到這種諷刺，露出心照不宣的會心一笑。

更值得思考的是，面對這群精英官僚，這幅肖像或許傳達了贊助者羅伯特·塞西爾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君主共和國。蛇嘴銜的心形紅寶石意味著“建言”（counsel），懇請固執(zhí)的女王傾聽男性顧問的建議，因為他們是上帝“從虔誠的人中選出的最聰明的人，從智者中選出的最虔誠的人”。塞西爾希冀成為眾臣之首，門客戴維斯在1599年《義神頌》中贊揚他：

那個思緒中的眼睛最迅捷和清澈，

如同上天的眼睛，從他的領域

萬物皆有，

萬事透徹,

以及他們所有的本性真相。

國務大臣羅伯特·塞西爾受命于天，為上帝任命的眼睛、耳朵和嘴巴，“以服侍女王來侍奉上帝”，輔助女王共治英格蘭。這種自我期許的神圣使命感，伴隨先天的鄙視女性傳統(tǒng)與后天的對伊麗莎白一世低效統(tǒng)治的現(xiàn)實焦慮，建構了一個以男性和樞密院為主的另類統(tǒng)治群體。這群神選之臣雖依托神意與公意而自我賦予條件性抵抗權和獨立決策權，但從未質疑王權的至高性，仍承認女王保有一定的挑選官僚的特權。那件充滿眼睛、耳朵和嘴巴的披風由女王穿著，或許正是為了宣傳君主和樞密院領導共治的混合政體形態(tài)，但依然肯定女王可以依憑私人關系或恩惠資源來揀擇官員，如同披風可更換一樣。然而，她必須深思熟慮，新更換的披風能否像舊款一樣擁有眾多眼睛、耳朵和嘴巴，為女王提供情報和咨議，維持政務日常運轉。正如同女王在蘇格蘭瑪麗死刑執(zhí)行后無法撤換伯利和沃爾辛厄姆一樣，顯然，某些重臣顯貴通過自身才能及信息壟斷掌控決策主導權，或許享有與君主近乎比肩的地位威望。宮廷和政府之間緩慢的權力分化逐漸引導近代早期英格蘭政權從王朝政治向國家政治轉型。

（本文選摘自《女王之死 : 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權力政治（1568~1590）》，杜宣瑩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