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5年出生于浙江省吳興縣的南潯鎮(zhèn)（今屬湖州市南潯區(qū)），祖籍是紹興。1950年初，父親帶著不滿五歲的我回紹興，往返都途經杭州，并住過兩三天。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座城市，至今印象中還有當年的拱宸橋、城站（火車站）、錢塘江大橋、六和塔、西湖、靈隱寺、岳墳等。上學后有了些地理知識，知道杭州是浙江省的省會城市，省長周建人是魯迅的弟弟，他們又都是我們紹興人。還有浙江大學，聽說中學老師中有讀過浙大的，小學生是沒有機會認識的。大人們提得最多的還是上海，去得最多的也是上海，連我的父母也先后去上海謀生，在稍能安居后就將我遷至上海上學。不過，“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話卻是鎮(zhèn)上人普遍認同并不時提及的，所以這也是我自幼形成的印象。
1908年俯瞰杭州
重訪杭州已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成了大學教師，當了先師季龍（譚其驤）先生的助手。先師祖籍嘉興，但譚氏的祖墳在杭州靈隱寺后的山上，先師少年時每年都會隨族人去杭州掃墓兼游玩。1946年他隨浙江大學復員杭州，家住長壽路1號，到1951年秋轉復旦大學任教。1940年3月他應聘到播遷貴州的浙江大學，與浙大的不少教授共事十年，患難與共，感情深厚。幾次陪他去杭州開會、作報告或主持答辯，只要稍有余暇，他都會訪友懷舊，談及往事，有不勝今昔之感。二十多年來，我雖未在梅家塢品新茶、在虎跑汲泉水，但每年都少不了有友人饋贈的上品龍井，或在湖畔居樓上飲茶，連在東航航班的萬米高空也能享受我預訂的龍井茶水。我也曾在西湖畔小住，孤山間探梅，阮公墩夜游，河坊街觀光，文瀾閣訪書，西泠社讀碑。近年有機會泛舟西溪，更覺別有一番滋味。還有頻繁的各種會議、論壇、講座、報告、課程，拜動車、高鐵、高速公路所賜，往往當天往返而有余，怪不得已有人大膽預測，杭州會與上海連成一片。
盡管我一直在體驗“天堂”的生活，但明白“天堂”的來歷，還是在從事歷史地理研究之后，特別是讀了先師的相關論著后。
杭州被稱為“天堂”至少有千余年時間了。但在兩千多年前的秦朝，杭州一帶不過是南方一個普通的縣，在中原人眼里還相當落后。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游時“過丹陽（今安徽當涂），至錢唐，臨浙江”（見《史記·秦始皇本紀》）。這個“錢唐”就是杭州的前身，在今杭州城區(qū)西湖以西北靈隱一帶，而“浙江”就是今天的錢塘江。一個聚落從形成到成為縣城是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由此可推斷，錢唐這個聚落的出現(xiàn)還會更早。
但是從秦漢到南朝這八百多年間，錢唐一直默默無聞，甚至還不如周邊的其他縣。這是由于錢唐雖位于錢塘江邊，卻已經臨海。那時錢唐以東的土地還沒有成陸，今天的杭州灣也尚未成形。連接錢塘江兩岸的渡口在錢唐的上游今富陽一帶，因此錢唐并不處于主要的交通線上。今天的杭州城區(qū)，很多地方也沒有成陸，錢唐是一個山中小縣，到自己轄境內的交通也不方便，怎么可能得到發(fā)展？
錢唐之停滯落后，還與江南的人文地理格局有關。春秋時吳越相爭，雙方的都城和中心分別在吳（今江蘇蘇州）和會稽（今浙江紹興）。到戰(zhàn)國時越國滅吳國，越又遷都于吳。楚國奄有江東后，吳離楚國的都城壽春相對較近，晚期又是執(zhí)掌楚國大權的春申君黃歇的封地，繼續(xù)維持著地區(qū)中心的地位。因此秦朝設會稽郡，轄境雖包括錢塘江流域和山陰縣（原越都會稽），重心還是在北部，郡治也設在吳縣。西漢的會稽郡治所一直在吳縣，盡管武帝滅東越、閩越后，會稽郡名義上的轄境已擴大至今福建省。東漢期間會稽郡一分為二，北部的吳郡沿用吳縣為郡治，南部的會稽郡以山陰縣為治所。處于二者之間的錢唐還是沒有發(fā)展的機會。
除人口分布、開發(fā)過程和歷史淵源等因素外，主要還是錢唐在交通和區(qū)位上的劣勢阻礙了其發(fā)展。無論是首都長安、洛陽，還是原來的郡治吳縣和以后的揚州刺史部駐地歷陽（今安徽和縣）都在北方，與錢塘江南的陸路交通都不方便，反是由沿海到山陰的海路更加便捷。直到東漢末年，中原士人南遷避亂，相當一部分人還是由海路直駛交州（今越南北部），或者由會稽入海南下的。
東晉、南朝以建康（今南京）為首都，錢唐離政治中心的距離大為縮短?！敖裰畢?、會，昔之三輔”，錢唐所在的會稽郡已如漢代的“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三個中央直屬行政區(qū)）之于首都長安一樣，成為建康的近畿之地。但會稽郡的治所還是在山陰，而離建康更近的烏程（今浙江湖州）已成為吳興郡的治所。由建康而南的移民沿太湖西的丘陵地帶擴展，在東晉和南朝期間新建了好幾個縣，并越過錢唐向南、向東發(fā)展，僻處山中的錢唐并未受益。
開皇九年（589）隋滅陳，改錢唐郡為杭州，從此有了“杭州”這個名稱。當年將郡治遷至余杭，第二年又遷回。到開皇十一年，杭州和錢唐縣都遷治至柳浦以西，即今鳳凰山麓的平原，有了充足的發(fā)展余地。隋滅陳后，將六朝都城建康城“平蕩耕墾”，徹底毀滅后變?yōu)檗r田，將原來在建康的揚州治所遷至廣陵（今江蘇揚州）。以后才在石頭城置蔣州，恢復了丹陽郡，但只轄三個縣。而在杭州建的余杭郡卻轄有六縣，在江南地區(qū)的地位相對提高。
更大的機遇出現(xiàn)在二十年后，隋煬帝開江南運河，由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至余杭（即杭州改稱），長八百余里。江南運河是隋煬帝開鑿的大運河的一部分，由京口過長江，通過邗溝連接淮河，由通濟渠可至洛陽，向西經廣通渠可達長安，向東北由永濟渠可達涿郡（今北京）。在一個以水運為主的時代，杭州成為大運河系統(tǒng)的起訖點，可以連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水系，到達首都及其他重要城市，杭州在全國的地位顯著提高。
據(jù)《乾道臨安志》記載，唐初的貞觀年間（627—649），杭州的戶口已有十一萬人。到唐朝中期，杭州已被稱為“東南名郡”，白居易更將杭州列為江南第一，“江南列郡，余杭為大”。杭州的繁榮得益于唐朝發(fā)達的海上和內河貿易，成為與廣州、揚州齊名的通商口岸。而促使杭州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擴大的一個重要因素，則是居民的飲水困難得到有效的解決。由于杭州城所處的平原處于江海之交，有些地方成陸未久，地下水咸苦不能飲用，只有在山麓地帶鑿井方可獲得甘泉，因而水源不足。唐大歷年間（766—779），刺史李泌在今涌金門、錢塘門之間分別開了六個水口，引西湖水入城，形成六個井。白居易任刺史時又加開浚，使城市有了充足的飲用水源。本來杭州在夏秋之際易發(fā)生干旱，影響農業(yè)生產，白居易在西湖筑堤，利用湖水灌溉農田千余頃。白居易還寫了不少題詠西湖風景的詩篇，如《湖上春行》《春題湖上》《余杭形勝》諸詩。離任后，還不時追憶懷念，寫下了《留題天竺靈隱》《西湖留別》《九日思杭州舊游，寄周判官及諸客》《憶杭州梅花，因敘舊游，寄蕭協(xié)律》《答客問杭州》等篇。隨著這些名作的流傳，西湖的美景名聞天下，逐漸吸引四方文人雅士和游客。到北宋時，蘇軾兩次任職杭州，寫下更多佳句名篇?！昂贾菥廾?，自白（居易）、蘇（軾）而益彰”，這兩位地方官兼詩人對杭州的貢獻實在不小。
清朝時期的杭州鄉(xiāng)村
唐末五代時期中國陷入戰(zhàn)亂分裂，杭州卻獲得意外的機遇，發(fā)展更上一層樓。907年，錢镠稱吳越王，以杭州為都城。吳越國傳了七十一年，其版圖最大時不僅包括今浙江全省，還擁有今上海市和江蘇蘇州市境，南至今福建福州。此前錢塘江是浙西、浙東的分界線，江兩岸分屬不同政區(qū)，浙西的中心在今蘇州，浙東的中心則在今紹興，杭州的地位還不能與它們比肩。自錢氏將浙西、浙東合為一體，國都杭州自然成了共同的中心。持續(xù)的戰(zhàn)亂還使國內其他重要城市，如長安、洛陽、揚州等受到毀滅性破壞。南唐的都城金陵（今南京），由于后主李煜沒有向宋朝主動歸降，亡國后殘破不堪，到北宋時只留下“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凄愴”。而吳越由于主動效忠，納土歸降，杭州秋毫無損，笙歌依舊。
至唐朝后期，江淮財賦已成為朝廷的經濟命脈。包括杭州在內的江南地區(qū)的經濟實力雖已超過北方，但地方的賦稅收入全部上繳朝廷，幾乎沒有給當?shù)亓粝掳l(fā)展的余地。吳越國既得免于戰(zhàn)禍，又擺脫了對中原朝廷的賦稅負擔，能夠大規(guī)模興修水利，疏浚河道，設置閘堰，建筑江堤海塘，為農業(yè)穩(wěn)產高產創(chuàng)造了條件。杭州作為都城，獲益最多。如杭州東南濱海地區(qū)以往常被潮水淹沒，而防海大塘是土筑，年久失修。錢镠時用巨石大木重筑，自六和塔至艮山門，稱為捍海塘，使杭州城脫離海潮之患。又在杭州北郭建有清湖等堰，江干有浙江、龍山二閘，城東有大小二堰，這些閘堰調節(jié)江湖運河間的水流，控制水量，兼顧水運水利。北宋端拱年間（988—989）在杭州設置管理海運的衙門市舶司。此前全國只有廣州設有市舶司，而明州（今浙江寧波）、泉州（今福建泉州）和密州（今山東諸城）置司都還在其后，杭州顯然得益于水利建設形成的通海優(yōu)勢。
北宋期間，杭州的地位已上升至“東南第一州”。隨著農業(yè)、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的繁榮發(fā)展，天圣（1023—1031）、熙寧（1068—1077）間，杭州所收商稅、酒曲稅居全國第一，比首都開封還多。蘇軾說：“天下酒課之盛，未有如杭者。”顯然并非夸張。
北宋亡后，高宗趙構于建炎三年（1129）從揚州渡江，到達杭州后即升杭州為臨安府。至紹興八年（1138）以杭州為行在所（皇帝在首都以外的駐地），正式確定為臨時首都，直到德祐二年（1276）元軍滅宋入城。這一百三十八年間，杭州從“東南第一州”躍居南宋的“天下第一州”，成為當時中國乃至世界最繁華的都市。杭州市區(qū)已擴大到城外，就在定都三年后的紹興十一年，都城以外人煙繁盛，南北已距三十里，為此設置了右?guī)滤?。乾道三年?167），因城東西戶口繁伙，警邏稀疏，分別設置東西廂都巡檢使各一員。到了宋元之際，“杭州之外城，南西東北，各數(shù)十里，人煙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shù)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州郡”（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九）。城外的居民比城內的還多，所占范圍比城內還大。大街上的買賣晝夜不絕，半夜三四更時游人才逐漸稀少，到五更鐘鳴，賣早市的已經打開店門。到近代還是西湖風景區(qū)和鄉(xiāng)村濕地的天竺、靈隱、西溪，遠至安溪、臨平，當時都是城區(qū)，民居、商鋪與寺觀錯雜，陸游詩中“西湖為賈區(qū)，山僧多市人”“黃冠（指道士）更可憎，狀與屠沽鄰”就記錄了這種現(xiàn)象。北宋時杭州已號稱“十萬余家”，《夢粱錄》稱南宋時“不下數(shù)十萬戶，百十萬口”，應接近事實?！恶R可·波羅游記》的描述雖不無夸大，但當時的杭州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是毫無疑問的。
南宋杭州還產生了一種文化史上的特殊現(xiàn)象——方言島，即在吳方言區(qū)的包圍之中，杭州城區(qū)卻流行以河南話為基礎的北方話，直到今天還有遺存。宋室南渡后，大批北方移民南遷，由于一百多年間沒有返回故鄉(xiāng)的機會，就此在南方定居。杭州作為臨時首都，不僅定居著皇室、官員、將士，也吸引了大批士人、商賈、僧道和流動人口。很多原在開封的店鋪、娛樂場所、寺觀也紛紛在杭州重開，其中不少人就遷自開封。盡管開封人與其他北方人在杭州居民中未必占大多數(shù)，但由于這些上層移民及其后裔擁有權力和財富，掌握著主流文化，不僅他們自己繼續(xù)講北方方言，而且促使原住民，特別是必須為北方移民服務的人及城內的其他居民學講北方方言。年深日久，杭州成了北方話的天下。南宋亡后，北方話在杭州風光不再，卻根深蒂固，流風余韻至明朝猶存。直到今天，杭州方言中的兒化音還很明顯，如小丫兒（小孩）、黃瓜兒等。
特別幸運的是，到元朝滅宋時，蒙古統(tǒng)治者已經認識到農業(yè)文明和漢族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性，元世祖忽必烈在事先頒發(fā)的《平宋詔》中已要求保護農商，維持民生。加上南宋皇室在元軍逼近時主動投降，杭州沒有受到什么破壞，在元朝依然保持著昔日的繁盛，因而被馬可·波羅驚嘆為“天城”“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至元二十一年（1284），江浙行中書省的省會由揚州遷至杭州，轄境包括今浙江、福建二省與江蘇、安徽二省的江南部分和江西省的鄱陽湖東部分，杭州依然是東南第一州和全國最大、最繁華的城市。由于元朝時海運暢通，杭州也是外國商人聚居的城市，當時人提到錢塘，往往與“諸蕃”“島夷”連稱。在元順帝至正（1341—1368）初年到過杭州的阿拉伯人伊本·白圖泰的筆下，崇新門內薦橋附近多為猶太基督教徒及拜日教徒之突厥人，而薦橋以西為伊斯蘭教徒聚居區(qū)。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劃定浙江布政使司，轄境基本即今浙江省，杭州成為省會與杭州府治所在。杭州雖然又回到了區(qū)域中心、省會城市的地位，但人間天堂的盛名不減當初，絲綢之都、魚米之鄉(xiāng)，人文薈萃、名人輩出，其經濟、文化水平一直居全國前列。
不過與南宋時的巔峰相比，杭州在全國的地位還是有所下降，并且顯現(xiàn)了一些不利因素。
一是城市經濟逐漸衰退。由于城內外運河年久失浚，填為溝渠，物資流通受阻，城內物價上漲。延祐三年（1316）、至正六年（1346）雖曾兩次大加疏浚，但城內河高而錢塘江面低，諸河疏浚不深，仍與江潮隔絕，完全靠西湖水補充，水深不足三尺，只有宋時的一半。城南一帶本是杭州最早的市區(qū)，因河不通江，水運不繼，城南商業(yè)日漸蕭條。明洪武年間一度浚深龍山、貼沙兩河，在河口建閘限潮，為船舶提供了出江通道，但不久又淤塞。
一是天災人禍不斷。杭州居民稠密，民居連綿，大多是木構板屋，磚瓦房也不多。不少人家設有佛堂，晝夜香燭，通宵點燈，懸掛紙幢經幡。一旦失火，延燒成片，難以撲滅。顯德五年（958）城南失火，延燒至內城，共燒毀一萬九千家。南宋期間，城區(qū)大火二十一次，每次損失都在萬家以上。其中嘉泰元年（1201）三月二十八日的大火延燒軍民五萬一千四百家，綿亙三十里，經四晝夜才撲滅。但那時系首都所在，人力財力充足，會全力重建，能很快恢復。至正元年（1341）四月十九日，杭州大火，“毀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燒官廨民廬幾盡，以致“數(shù)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敝”。至正十九年十二月，朱元璋遣常遇春進攻杭州，“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余，各路糧道不通”，“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湊集，藉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均見陶宗儀《輟耕錄》）。這次圍城使杭州人口損失過半，元氣大傷。
明清以降，杭州在江南的區(qū)位優(yōu)勢不斷遇到新的挑戰(zhàn)。永樂后首都雖已北遷，但南京為陪都，在清朝又是兩江總督駐地，政治地位都高于杭州。揚州處于運河與長江交匯處，地近淮鹽產區(qū)，是漕運和鹽運中樞，經濟地位舉足輕重，無可替代。蘇州是清代江蘇巡撫駐地，是太湖流域的政治、經濟中心，科第鼎盛，人文薈萃，與杭州不相上下。明代為防御倭寇侵擾，封鎖沿海口岸，加上杭州內河與錢塘江隔絕，從此徹底喪失通商口岸的地位。而寧波有優(yōu)越的海港，又有運河可通，成為浙江主要通商口岸。上海開埠后，迅速發(fā)展成為中國最大通商口岸和遠東最大城市。上海強大的經濟輻射能力，和以上海為基礎的新興工商業(yè)，使杭州的傳統(tǒng)手工業(yè)和商業(yè)更趨衰敗。
1860年、1861年太平軍兩次攻占杭州，至1864年初在清軍圍攻下撤出，杭州在連年戰(zhàn)亂中損失慘重。戰(zhàn)前杭州府約有三百七十余萬人，戰(zhàn)后的同治四年（1865）全府土著戶口僅存七十二萬，損失人口三百萬，高達八成。盡管這三百萬人中也包括出于種種原因逃離或遷出杭州府者，但其中大多數(shù)是在這場空前浩劫中被殺死、餓死、病死，在逃亡途中橫死或自殺的。杭州的名勝古跡和圖書文物也受到很大破壞，著名的文瀾閣被焚毀，收藏于閣中的《四庫全書》大多散佚缺損。戰(zhàn)后人口的恢復和增長主要依靠外來移民，故而杭州城與府屬縣城的人口結構發(fā)生很大變化。土著中精英外流嚴重，土著比例甚低。而由于附近的嘉興、湖州兩府與江蘇的蘇州、常州兩府同樣人口銳減，不可能就近輸出，新遷入的移民大多來自浙東和浙南、蘇北、淮北和河南，大多是底層貧民。
1908年的杭州街道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杭州再次接近政治中心。由南京至杭州的公路“京杭國道”建成后，拉近了杭州與首都的距離。當時的國民黨要人多為浙江籍，民間有“湖南人當兵，廣東人出錢，浙江人做官”之說。又有“湖州的中統(tǒng)，江山的軍統(tǒng)，奉化的侍衛(wèi)官”的說法，因主管黨務的陳立夫、陳果夫兄弟是湖州人，主持軍統(tǒng)的戴笠是江山人，蔣介石本人是寧波奉化人，江浙人大受重用。浙江省省長一度由國民黨元老、功臣、蔣介石的盟兄南潯人張靜江擔任，張氏創(chuàng)辦的西湖博覽會續(xù)辦至今。蔣介石下野蟄居之時，奉化一時成為實際權力中心。但晚清以來，上海已成中國政治中心，在國際交涉中更加重要，非杭州和浙江所能動搖，滬寧鐵路的功能遠非京杭國道所能替代。1937年抗戰(zhàn)軍興，杭州陷于日寇，上海的孤島卻持續(xù)到了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成了陪都重慶以外的特殊政治中心。
1949年解放軍攻下南京后揮師南下，杭州再次演繹吳越國歸宋故事，毫發(fā)無損。國民黨當局宣布為保護西湖名勝古跡，杭州為不設防城市，國民黨部隊主動撤退。不管蔣介石或國民黨當局出于什么目的，這都是值得稱道的愛國愛鄉(xiāng)之舉，應載入杭州史冊，為后人銘記。
浙江人文薈萃，歷史上杭州更是名人輩出。但到了近代，隨著政治權力、財政金融、市場資本、工商產業(yè)、教育設施、新聞出版、科學技術、學術研究、文化藝術越來越集中于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武漢、重慶、香港等城市，再加上受到歐美發(fā)達國家影響，杭州的上層人物、社會精英和有為青年紛紛外出求學求職，杭州籍的國內國際名人的事業(yè)成功，幾乎都在外地或外國。
1949年后，計劃經濟和意識形態(tài)不斷加強，更加劇了這種趨勢；“左”的政策、重理輕文、重政治輕經濟的措施也推波助瀾。解放后浙江大學歷史系暫停，組織教師學習馬列政治，先師譚先生仍安心學習，認真接受。但一年后歷史系正式宣布撤銷，教師改教公共政治課，譚先生不得不自謀出路，接受復旦大學聘書。據(jù)說全國著名大學中撤銷歷史系的僅此一家。竺可楨校長等科學家大多調往北京，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堅。1952年院系調整，浙大元氣大傷，文科、醫(yī)科全部分出，理科名教授大多調出。1981年4月中國科學院重開學部委員大會，四百名新老委員（后改稱院士）中出自舊浙大者四十六名，而新浙大無一人入選。復旦大學十名學部委員，包括先師在內共有八名出自舊浙大。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人文薈萃”只是老一輩杭州人偶爾發(fā)思古之幽情，留在杭州的學者名流凋零殆盡，比之于南方其他省會城市，杭州的人文資源與環(huán)境已無優(yōu)勢可言。
在各種場合，常有記者問我：“你到過國內外不少城市，你心目中最好的是哪一座？”“如果讓你選擇，你會住在哪里？”特別是在杭州時，我知道他們最希望我給出的答案是杭州。不過無論他們如何誘導，我始終沒有作過具體的回答，而是說：“這要看用什么標準。人生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目標，如讀書、工作、謀生、休閑、養(yǎng)老，不同的目的會有不同的選擇?！庇腥酥苯亓水?shù)貑栁遥骸澳阏J為杭州是人間天堂嗎？”我也會坦率地回答：“在現(xiàn)代世界，已經找不到大家都認同的天堂，但杭州肯定是相當大一部分人的天堂?！?/p>
在物資匱乏的年代，物質生活水平是人們作出選擇的主要標準，能夠吃飽穿暖、生活安定、高于平均水平的地方就是天堂?！疤K常熟”產生的糧食就能使“天下足”，“魚米之鄉(xiāng)，絲綢之府”就可稱天堂。我讀小學時知道“蘇聯(lián)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而蘇聯(lián)的生活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土地改革后，東北農民向往的天堂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大躍進”時，廣大農民的天堂目標是“撐開肚皮吃飽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在社會動蕩、戰(zhàn)亂頻仍的年代，“不知秦漢，無論魏晉”的世外桃源是天堂，人們首先選擇的是能暫避戰(zhàn)禍、保全性命的地方，如果還有能享受生活，或者過得比原來還好的地方，那更是天堂無疑。當年北宋的皇族、官員、名流、富商好不容易逃出開封，終于在杭州定居，在“山外青山樓外樓”的美景中過上了比在開封還奢侈舒適的笙歌詩酒生活，怎能不把杭州當汴州、當天堂呢？當杭州的難民逃入上海租界，不僅不再擔心太平軍與清兵的殺戮劫掠，富人因投資而獲利，窮人因勞作而得以溫飽，青年因求學而成功，上海無疑成了他們的天堂。
但當人們已無衣食之憂，更無戰(zhàn)亂之慮時，必定更關注精神生活和未來世界，就很難找到共同的天堂了。從政者會選擇首都或政治中心，或者有利于仕途的地方。從商者貴在商機，逐利而來，隨利而去。求學者追求學府名校，從教者鐘情于優(yōu)質生源，科學家看重研究設施與條件。崇尚自然的人尋找天然環(huán)境，享受生活的人不僅需要藍天白云、青山綠水，還要有生態(tài)食品和豐富文化。顯然沒有哪一個地方能集中所有的有利條件，所以沒有哪一個地方能成為今天和未來所有人的天堂。
改革開放為中國城市的多元發(fā)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也為中國人提供了更多的選擇?，F(xiàn)代交通縮短了距離，無所不在的信息首先實踐了天下一家的理念。馬云選擇了杭州，世界互聯(lián)網(wǎng)大會選擇了杭州附近的烏鎮(zhèn)。并非政治中心的杭州，在G20峰會召開時成為全球的焦點。更多的人能便捷輕松地欣賞西湖風景，享受杭州生活，而不必離開自己的天堂。杭州人也可以向全國、全球發(fā)展，而繼續(xù)生活在故鄉(xiāng)天堂之中。
有些條件已經變了，或者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會變，甚至會大變，這無疑會使杭州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今天我們講的杭州，早已不限于歷史上的杭州城或今天的杭州城區(qū)，而是包括九區(qū)、二市（縣級）、二縣的杭州市行政區(qū)域。即使只指城市，也已跨錢塘江兩岸，已經或將要連接蕭山、余杭、富陽、臨安。欣賞自然風光已不限于西湖一隅，享受親水、山居已不必局促于城邊或近郊。隨著高速公路、城市軌道交通、高鐵、高速航道、跨海大橋的建成和網(wǎng)絡化，一小時生活圈、當日旅游圈的范圍也不限于杭州本身，定居于此的人固然可以隨時去觀黃山云海，享上海時髦，品舟山海鮮，流動來此的人也能如此。而當智力、信息、創(chuàng)意、服務成為生存和發(fā)展的主要手段時，職場與家居、商務與社交、工作與休閑、學習與娛樂之間的界限會模糊以至消失。得風氣之先的城市或地區(qū)無疑會使這些變化來得更快。
但有些條件是不會變的。物理空間和距離不會變，人為的縮短總要付出越來越大的代價。無論速度提得多快，最短的距離總是第一選擇，但這與舒適的工作與生活環(huán)境往往不可得兼。盡管人的壽命一般都在延長，但屬于一個人的絕對時間也不會變，只能是按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不同分配。氣候、地貌等條件的變化更非人類所能控制，與人的一生相比，它們的改變微乎其微。人們只能調整自己的期望值去適應，或者聽其自然。
正因為如此，在杭州能否過上天堂的生活，在杭州生活的幸福度能否提高，既取決于杭州的發(fā)展，也在于你自己對生活方式與程度的選擇。
至于杭州過去的天堂，已經載入歷史，成為中國和世界歷史的一部分，成為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是永恒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本文摘自葛劍雄著《悠悠我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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