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回了對人的信仰

我不打算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文學史研究，也不打算寫他的生平和描述他的個性。我的著作也完全不是一部文學批評專著——一種對我來說不太具有價值的創(chuàng)作。似乎也不能說，我是帶著心理學的觀點走近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學”。我的任務是另一種。我的著作應該走進精神領域，而不是心理學領域。我試圖打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世界，探明他最深的處世態(tài)度，并直覺地描述他的世界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是偉大的藝術家，他還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與靈魂交往的人。他是天才的辯證論者和最偉大的俄羅斯形而上學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

思想的天才

天才的、思想的論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所占據(jù)的地位并不亞于他那不同尋常的心理學分析。思想的論辯是他的一種特殊的藝術。他的藝術滲透著思想生命的本原，而思想生命又滲透著他的藝術。思想在他那里是一種有機的生命，它們有自己不可避免的活生生的命運。這個思想生命是一種強有力的生命，其中沒有任何靜止的東西，沒有停止和僵化。陀思妥耶夫斯基考察思想生命的動態(tài)過程。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高揚著強勁熱烈的思想的旋風。思想生命在火一般熾熱的氛圍中流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沒有凝滯的思想，他對它們也不感興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真正有的是某種來自赫拉克利特的精神。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火一般的、騷動不安的，一切都在運動中，在矛盾中，在斗爭中。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不是凝結的靜止的范疇，而是火的激流。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思想都與人的命運，與世界的命運，與上帝的命運相關。思想決定命運。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考察的“思想”是深刻的本體論的、存在論的，是充滿活力的和動態(tài)的。在思想中積聚和隱藏了破壞力強大的炸藥般的能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了思想的爆炸會帶來怎樣的毀滅和死亡。但在思想中，也積聚和隱藏了復活和新生的能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思想的世界完全是一個特殊的、空前有機的世界，非常不同于柏拉圖的思想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不是存在的原形，不是原初的本質，當然也不是規(guī)范；而是存在的命運，原始的火一般的能量。他承認思想的決定性意義不亞于柏拉圖。與現(xiàn)代主義的時髦——傾向于否定思想的獨立意義，懷疑它們在每一個作家身上的價值——相反，我認為，如果不深入到他豐富和獨特的思想世界，就無法走近、無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是真正的思想盛宴。如果站在自己所謂的懷疑地反思的立場上，懷疑一切思想和一切觀念的價值，而拒絕參加這個盛宴，那么，這些人必然使自己陷入憂郁的、貧乏的和半饑餓的存在狀態(tài)。陀思妥耶夫斯基打開了許多新的世界，這些世界處于暴風雨般的運動中，通過這些世界及其運動，人的命運之謎得以揭示。但那些把自己局限在心理學和藝術的形式方面的人，阻斷了自己通往這個世界的道路的人，他們永遠也不會理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中揭示了什么。而我正是想要進入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世界的最深處，理解他的世界觀。

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jīng)寫得太多了，說出了他的許多有趣而真實的東西。人們是帶著各種各樣的“觀點”走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對于一些人來說，他首先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的保護人；對于另一些人來說，他是“殘酷的天才”；對于第三種人來說，他是新基督教的預言家；對于第四種人來說，他發(fā)現(xiàn)了“地下人”；對于第五種人來說，他首先是真正的東正教徒和俄羅斯彌賽亞彌賽亞，即“救世主”，意為上帝派遣來人世間的救世主。思想的代言人。不過，在所有這些見解中，似乎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某種東西，但與他整個的精神并不相符。對于傳統(tǒng)的俄羅斯批評來說，正如所有最偉大的俄羅斯文學現(xiàn)象一樣，長期以來，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被遮蔽的。為了認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認識者身上應該與對象即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有某種同源關系，有某種來自他的精神的東西。只是到了二十世紀初，我們這里才開始了一場精神和思想運動，誕生了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的思想，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興趣也非同尋常地增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是用俄羅斯的語言，講全人類的事情。

啟示錄與虛無主義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映了俄羅斯所有的精神矛盾，所有的悖論，正是這些悖論導致對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民最矛盾的評價。根據(jù)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研究我們獨特的精神結構。俄羅斯人，他們最常用以表述自己民族獨特特征的詞是——啟示錄主義者或虛無主義者。這意味著他們不能處于精神生活和文化的中心，意味著他們的精神渴望終結和極限。這是肯定的和否定的兩極，卻表達了同一對終結的渴望。俄羅斯的精神結構與德意志的精神結構是如此不同，德國人——神秘主義者或批判主義者；也與法蘭西的精神結構如此不同，法國人——教條主義者或懷疑論者。俄羅斯的精神結構——對于文化創(chuàng)造和民族的歷史道路來說，是最為困難的一種。擁有這樣精神的民族在自己的歷史中未必能夠幸福。啟示錄主義和虛無主義，是相互矛盾的兩極，是宗教的和反宗教的，卻都拋棄文化和歷史，而文化和歷史是道路的中間地帶。因此，常常難以確定，為什么俄羅斯人宣布造反，反對文化和歷史，并拋棄所有價值；為什么他們要脫去一切文化外衣赤裸裸的；是因為他們是虛無主義者，還是因為他們是啟示錄主義者而渴望一切都在宗教上得以解決的歷史終結。在自己的日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虛無主義在我們這里出現(xiàn)，是因為我們所有的人都是虛無主義者?！?/p>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俄羅斯的虛無主義作了透徹的研究。俄羅斯精神的悖論性使虛無主義與對世界終結，對發(fā)現(xiàn)新天、新地的宗教渴望并行不悖。俄羅斯的虛無主義是變了形的俄羅斯的啟示錄情緒。那樣一種精神傾向使民族的歷史運行、文化價值的創(chuàng)造變得異常艱難，它對一切精神原則都非常不利。僅有為數(shù)不多的人具有較高的精神生活，大多數(shù)人則處于中等文化生活層面以下。因此，數(shù)量很少的高文化階層、真正精神的人與數(shù)量龐大的無文化的大眾之間的反差在俄羅斯是如此驚人。在俄羅斯，沒有文化氛圍，沒有文化的中間地帶，也幾乎沒有文化傳統(tǒng)。在對待文化的態(tài)度上，幾乎所有的人都是虛無主義者。因為，文化不能解決終極問題，不能解決世界進程的出路問題，它鞏固的是中間地帶。對于俄羅斯男孩兒（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使用的表達）——他們醉心于解決世界的終極的問題，要么是上帝和不死不死，一譯“永生”。的問題，要么是按照新方案安排人類的問題，對于反宗教者，對于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他們急切地向終極的運動中，文化是障礙。俄羅斯人把奔向終極與歐洲人歷史的和文化的創(chuàng)造對立起來。由此而產(chǎn)生對形式，對權力、國家、道德、藝術、哲學、宗教中形式原則的仇視，俄羅斯人的性格極其厭惡歐洲文化的形式主義，這種形式主義對于他們是異己的。俄羅斯人的形式天賦很低。形式帶來規(guī)范，規(guī)范維護，堅持界限，鞏固中心。啟示錄主義的和虛無主義的造反消滅一切形式，清除一切界限，拋棄所有克制。斯賓格勒在自己前不久出版的一本有趣的小冊子中說，俄羅斯是一個完全特殊的世界，對于歐洲人神秘的和不可理解的世界，斯賓格勒還在俄羅斯的世界中發(fā)現(xiàn)了“反對古希臘、羅馬及其文化的啟示錄主義的造反”。俄羅斯的啟示錄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都處于靈魂的邊界，經(jīng)常走出界限。陀思妥耶夫斯基透徹地研究了俄羅斯精神的啟示性和俄羅斯精神的虛無主義。他揭示了俄羅斯靈魂的形而上的歷史，俄羅斯獨有的迷狂傾向性。他透徹地研究了俄羅斯的革命性，俄羅斯的歷史命運證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預見。俄羅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預見完成的。無論它對于俄羅斯具有怎樣的破壞性和毀滅性，它都應該被承認是俄羅斯式的和民族的。自我毀滅、自焚是俄羅斯的民族特點。

我們民族心靈的這樣一種精神結構有助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心靈深入到精神，越過心靈的中間地帶，揭示精神精神，心靈，肉體——俄語中分別是дух，душа，тело，是三個概念，心靈（或譯為靈魂）位于中間地帶。的遠處和深處。在精神結構凝結靜止的外層，在心靈層面，閃耀著理性之光，服從于理性的法則；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卻發(fā)現(xiàn)了這背后火山熔巖般的本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中，人類精神的地下火山得以噴發(fā)。正如長期積聚起來的具有革命性的精神能量，大地越來越變成火山巖層，而在表面，在存在的平面，心靈依然是靜態(tài)的，穩(wěn)定的，被納入規(guī)范，服從于法則。而終于，發(fā)生了劇烈的斷裂，火藥般的爆炸。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正在進行的精神革命的宣告者。他的創(chuàng)作表達了人類波濤洶涌、激烈動蕩的本性。人被揭開了所有穩(wěn)定的日常生活的面紗，不再是常規(guī)下的存在，而成為另一種尺度的存在。伴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上誕生了一種新的靈魂和對世界的一種新的感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身上感覺到了這一火山般的本性，這一獨特的精神的騷動不安，這一火一般的精神的運動。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人公就是他本人，是他自己的道路，是他存在的不同面，是他的痛苦，他的拷問，他備受苦難的體驗。因此，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沒有任何平鋪直敘的東西，沒有客觀的日常生活和客觀的生活結構的描繪，沒有再現(xiàn)人類世界中自然的豐富多樣性的才能，更沒有構成列·托爾斯泰的最優(yōu)勢的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不是真正的小說；這是悲劇，是另一種特殊的悲劇。這是人類命運獨有的，人類精神獨有的內(nèi)在悲劇，它在人類道路的各個瞬間、各個層面展開。

阿波羅式的托爾斯泰，狄奧尼索斯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的對立性是如此驚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進行的精神革命的代言人，他整個處于火一般的精神運動中，整個地傾向于未來。同時，他堅定地認為自己是地道的“鄉(xiāng)土派”作家，他珍視與歷史傳統(tǒng)的聯(lián)系，捍衛(wèi)歷史遺產(chǎn)，承認歷史教會和歷史國家。托爾斯泰從來不是精神革命者，他是靜態(tài)的、平靜的日常生活的藝術家，他面向過去，而不是面向未來，在他身上沒有任何預言式的東西。同時，他反對一切歷史傳統(tǒng)和歷史遺產(chǎn)，并以前所未有的偏激否定歷史教會和歷史國家，不要任何文化的繼承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俄羅斯虛無主義的內(nèi)在本性。托爾斯泰本人正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一切遺產(chǎn)和價值的消滅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懂得正在進行的革命，它總是開始于精神底層。他領悟了它的道路和結果。托爾斯泰不知道精神的底層已經(jīng)發(fā)生了革命，他什么也沒有預見到，但他本人卻像個盲人似的被這一革命進程的一個方面所捕獲。陀思妥耶夫斯基居住在精神的世界，并從那里知曉了一切。托爾斯泰居住在心靈—肉體的世界，因此，他不可能知道在最深層發(fā)生了什么，也不可能預見革命進程的結果。托爾斯泰的藝術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可能是更完善的，他的小說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小說。他是偉大的、靜止的藝術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向變化。變化的藝術不可能像靜止的藝術那樣來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相比是更為有力的思想家，他知道得更多，他理解對立現(xiàn)象。托爾斯泰不會扭頭兒，他只會按照直線向前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依據(jù)人的精神領悟生命，托爾斯泰依據(jù)自然的心靈領悟生命。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正發(fā)生于人的精神深處的革命，而托爾斯泰看到的首先是人類生活的穩(wěn)定的自然的結構和它動物性的自然生長過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預見建立在自己關于人類精神的認識上，而托爾斯泰則片面地反對他獨特地看到的人類動物性的自然生活。托爾斯泰的道德說教的直線性、簡單性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可能的。托爾斯泰以其不可模仿的完善塑造了靜態(tài)的生命形式的完美的藝術形象。對于變化的藝術家，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完美的藝術形象是達不到的。托爾斯泰的藝術是阿波羅式的藝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是狄奧尼索斯式的藝術。在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還有一個對比關系值得注意。托爾斯泰一生都在尋找上帝，作為一個異教徒、自然的人那樣尋找，但在自己的本性中他離上帝很遠。他的思想中充滿著神學，但他卻是一個很糟糕的神學家。而折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的卻不是關于上帝的問題，而是關于人及其命運的問題，人類的精神之謎折磨著他。他的思想中充滿著人學，而不是神學。他不是作為一個異教徒，一個自然的人來解決上帝問題，而是作為一個基督徒，一個精神的人來解決人的問題。實質上，關于上帝的問題就是人的問題，而關于人的問題就是上帝的問題。也許，上帝的秘密，通過人的秘密，比通過本能地對外在于人的上帝的尋找，能更好地得以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神學家，但他離活生生的上帝比托爾斯泰更近，上帝在人的命運中向他展現(xiàn)。也許，應該更少些神學，而更多些人學。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現(xiàn)實主義者嗎？

普希金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揭幕儀式上作了精彩發(fā)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現(xiàn)實主義者嗎？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明白，一般地講，偉大的和真正的藝術是否可能是現(xiàn)實主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時也喜歡稱自己為現(xiàn)實主義者，認為自己的現(xiàn)實主義是真實生活的現(xiàn)實主義。當然，他從來也不是那個意義上的現(xiàn)實主義，即，我們傳統(tǒng)批評所確立的果戈理的現(xiàn)實主義流派。那樣一個現(xiàn)實主義流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果戈理絲毫不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當然更不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中，一切都是關于更深刻的精神的現(xiàn)實的，關于形而上的現(xiàn)實的，它最少經(jīng)驗的日常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結構很少類似所謂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通過表面的情節(jié)——有點像不可信的刑事案小說——透視的是另一個現(xiàn)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真實的不是經(jīng)驗的事實、表面的日常生活的事實、生活秩序的事實、帶著泥土味的人的事實；真實的是人的精神深度、人的精神命運、人與上帝的關系、人與魔鬼的關系；真實的是人因之而活著的思想。那些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最深刻的主題的人的精神分裂，并不受制于事實性的敘述。伊萬·卡拉馬佐夫和斯麥爾佳科夫之間的關系，是令人震撼的天才般的素描，通過這兩個人，伊萬本人的兩個“我”得以揭示，而這并不能被稱為“現(xiàn)實主義的”。伊萬與鬼之間的關系，更不是現(xiàn)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可能是心理學的現(xiàn)實主義意義上的現(xiàn)實主義者。他不是心理學家，他是靈魂學家和象征主義者—形而上學者。他總是揭開有意識生命背后的無意識生命，而它總是與預感相聯(lián)。聯(lián)系人們的不僅僅是那些在意識之光的照耀下顯而易見的關系和制約，還存在更為隱秘的關系和制約，它們延伸至無意識生命的深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另一世界總是闖入這個世界的人們的關系之中。一種隱秘的聯(lián)系把梅什金和娜斯塔霞·菲里波夫娜和羅果仁，把拉斯柯爾尼科夫和斯維德里蓋洛夫，把伊萬·卡拉馬佐夫和斯麥爾佳科夫，把斯塔夫羅金和跛腳女人和沙托夫聯(lián)系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有的人都彼此被一些非此世的枷鎖緊緊鎖住。他那里，沒有偶然的相遇，也沒有偶然的關系。一切都在另一世界里被規(guī)定，一切都有更高的意義。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沒有偶然的經(jīng)驗的現(xiàn)實主義。他那里，一切相遇似乎都是非此世的，具有命中注定的意義。

《地下室手記》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分為兩個階段。在《地下室手記》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心理學家，盡管是自己獨特的心理學。他是一位人道主義者，充滿了對“可憐的人”，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對“死屋”的主人公們的同情。從《地下室手記》起，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了他天才的思想的辯證法。他已經(jīng)不僅僅是心理學家，他是形而上學者，深度研究人類精神的悲劇。他已經(jīng)不是舊有意義上的人道主義者，他已經(jīng)與喬治·桑、維克多·雨果、狄更斯等很少有共同之處。他徹底地斷絕了與別林斯基的人道主義的聯(lián)系。如果他還是人道主義者的話，那么他的人道主義就是全新的、悲劇式的人道主義。人，更加徹底地成為他創(chuàng)作的中心，人的命運成為他關注的特殊對象。但人不是平面的、人道主義的人，而是深度的、被重新揭示其精神世界的人?，F(xiàn)在，第一次發(fā)現(xiàn)了命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氣質”的人的王國。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為一個徹底的悲劇作家。在他身上俄羅斯文學的痛苦達到了最緊張的極點，多災多難的人的命運、世界的命運的痛苦也達到了白熱化。我們這里從來沒有文藝復興式的思想和文藝復興式的創(chuàng)作。我們不知道復興的喜悅。這就是我們痛苦的命運。十九世紀初亞歷山大一世時代可能是我們整個歷史上文化最燦爛的時代。某種類似復興的東西閃耀了瞬間，出現(xiàn)了俄羅斯詩歌過剩的創(chuàng)造力帶來的醉人的喜悅，這就是普希金輝煌的過剩的創(chuàng)造。但創(chuàng)造力之過剩的喜悅很快就熄滅了，一如普希金的曇花一現(xiàn)。十九世紀偉大的俄羅斯文學不是普希金創(chuàng)作的繼續(xù)，它整個浸透在痛苦與苦難之中，浸透在關于世界拯救的痛苦之中，其中似乎完成著某種罪的救贖。最后，俄羅斯文學的頂峰——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們身上也沒有任何文藝復興式的東西。他們備受宗教痛苦的折磨，他們尋求著拯救。這對于俄羅斯作家來說是獨特的，這是他們身上非常民族性的東西——他們尋求拯救，渴望贖罪，為世界而痛苦。俄羅斯文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達到了頂峰。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顯示了俄羅斯文學痛苦的、宗教的嚴肅性的特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濃縮了俄羅斯生活、俄羅斯命運的全部黑暗，但就在這黑暗中也閃耀著光明。俄羅斯文學悲傷的、充滿宗教痛苦與宗教尋求的道路必然通向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完成的已經(jīng)是向另一個世界的突破，在那里光明已經(jīng)顯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劇，像所有真正的悲劇那樣，具有純潔、凈化和解放的意義。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使他們陷入一片昏暗和毫無出路之中，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使他們痛苦而不是快樂，那么，他們就沒有看透和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種偉大的快樂，一種偉大的解放。這是經(jīng)由痛苦的快樂。這是基督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回了對人的信仰，對具有深度的人的信仰。

本文節(jié)選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俄]尼古拉·別爾嘉耶夫 著，耿海英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