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清朝擊敗準噶爾汗國后，與俄國地緣鄰近，為保持對天山南北的疆域管轄和實現對俄國的地緣戰(zhàn)略平衡，清朝在伊犁進行大規(guī)模的開發(fā)建設。實現了以滿族為主導、蒙維漢回錫伯等多民族共同參與國家核心區(qū)建設的范例。伊犁這一國土空間的開發(fā)，不僅改變了天山北路的地理景觀，而且長久的改變了當地的族群—社會生態(tài)結構，基本奠定了中國“西疆”的疆域形態(tài)，也成為早期現代國家建設的先聲。由于晚清在俄國侵略下喪權辱國，加之辛亥革命以后近代中國國家建設話語具有強烈的“排滿化”傾向，清代乾嘉伊犁開發(fā)與“中國西疆建設”這一重要歷史意義未能得到足夠重視。
首都和核心區(qū)是一個國家的命脈所在。前者往往是指揮中樞——“大腦”，而“核心區(qū)”則是供給大腦血液養(yǎng)分的主要器官。無論是古代國家還是現代國家，都非常重視對“核心區(qū)”戰(zhàn)略設計和控制?！昂诵膮^(qū)”分“起源核心區(qū)、經濟核心區(qū)、民族核心區(qū)”，還有一種兼容多功能的核心區(qū)以及流動的核心區(qū)?！昂诵膮^(qū)”的歷史往往是理解一個王朝、一個國家興衰治亂的關鍵。如魯西奇教授指出的在中國歷史上，存在著受到王朝特別重視、據之即足以控制全國的特殊地區(qū)，它集中了全國最重要的武力、財賦與人才資源，并擁有統治全國的合法性，此即中國歷代王朝統治所依賴的“核心區(qū)”（全國性核心區(qū)）。在王朝統治的“核心區(qū)”之下，又存在著大區(qū)的核心區(qū)以及高層、中層、低層政區(qū)的核心區(qū)等不同層級的核心區(qū)；王朝國家即通過控制不同層級的核心區(qū)，以實現對帝國疆域的控制。
古代國家與民族國家的核心區(qū)有一定的差別，主要是從“內外之防”、“夷夏之防”向“中外之防”的國防核心區(qū)轉變。由此，“核心區(qū)”逐漸實現了從“華夷邊界”向“中外邊界”的轉移。十八世紀中葉，清朝統一天山南北，疆域擴大到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雖然哈薩克三個玉茲成為清朝與正在南下哈薩克草原的俄羅斯帝國之間的屏障。但是，俄國南下構成對清朝在中亞地緣政治方面的嚴峻挑戰(zhàn)。地緣政治格局本質上是由實力和地理力組成的地緣政治力量互動而創(chuàng)造的平衡結構。伴隨著各地緣政治行為體之間實力的不平衡的加劇，原先的地緣政治格局必然會發(fā)生相應的變化。清朝在中亞腹地的伊犁河谷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開發(fā)建設，本質上就是獲得一種控馭中亞藩屬，并保持對俄國南下的一種地緣政治的回應行為。因此，不是在傳統的“隔絕羌戎”的蘭州布防，而是將戰(zhàn)略前沿推進到中亞腹地、重新建設一個“國防核心區(qū)”。這一視角可能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清代乾嘉時期的伊犁開發(fā)和國家建設，筆者擬就此進行一些討論。
伊犁的國防地位：“新疆第一重鎮(zhèn)”
伊犁將軍、烏魯木齊都統、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的設置，與科布多參贊大臣、烏里雅蘇臺將軍、庫倫辦事大臣、黑龍江將軍、三姓副都統東西相望，形勢聯絡，共同組成了屏障北部邊疆的藩籬?？梢哉f這是清政府鞏固和加強西北邊防的重要措施。后左宗棠在力倡新疆建省時稱：“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huán)衛(wèi)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謂九邊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烏里雅蘇臺以達張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遙通，而后畿甸宴然。蓋祖宗朝削平準部，兼定回部，開新疆、立軍府之所貽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wèi)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睂τ谶@一防御體系有中肯的評價。
伊犁地緣政治地位險要，清人對于伊犁的認識是：“表帶河山，控壓雄遠，為省城西北咽喉重鎮(zhèn)，乃西域諸城中第一形勝之地也…故屯駐重兵，以資控制?！薄埃ㄌ焐剑〇|捍長城，北蔽蒙古，南連衛(wèi)藏，西系蔥嶺，因以為居神州大陸之脊，勢若高屋建瓴”清廷在天山南北設立了伊犁、烏魯木齊、塔爾巴哈臺、喀什噶爾四大重鎮(zhèn)，各派大臣駐守，控制天山南北，而又“以伊犁為總統之區(qū)，以烏魯木齊為孔要之道，以雅爾為封守之固”。
伊犁是整個清朝北方邊疆防御體系最重要的支點，內外之防與中外之防并重，誠如清人祁昀士所稱，“為新疆第一重鎮(zhèn)”。雖然控制伊犁并不足以控制全國，卻足以動搖整個清朝北部邊疆防御體系?！叭粢試姥灾?，天山南北為中國之城垣，中亞細亞則為中國之外郭”“新疆命脈一系于伊犁，伊犁為新疆頭顱，北路塔城，南路疏勒，則左右其肩臂也。烏魯木齊為其腰臍。其足骨則東伸低于甘肅、青?！?。如失伊犁，則塔里木盆地易受攻擊，烏魯木齊則失屏障，而塔爾巴哈臺的門戶大開。而失去新疆，蒙古、西藏側翼暴露，京師震動。
軍事控制是保障這一戰(zhàn)略空間最為有效的手段。“伊犁地極西徼，又為將軍帥庭，故較之烏魯木齊駐兵尤多，有滿洲、蒙古八旗，有綠營屯兵，有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等兵，環(huán)衛(wèi)森嚴。所以靖邊圉而資控馭，最為整肅。” 伊犁將軍府建立伊始，駐防伊犁的一位滿洲將領就毫不隱晦的表達了清廷的意圖，“國家之有伊犁也，外諸部總匯之區(qū)，為西陲保障之地；內爾重兵坐鎮(zhèn)，外爾回夷抒誠。兵威固雄”。
“伊犁向為準夷腹地，加意經畫，故穡事頗修。今歸我版圖，若不駐兵屯田，則相近之哈薩克、布魯特等趁機游牧，又煩驅逐?！狈烙庖?，就是傳統的“內外之防”?！拔彝砹_斯所有交界之處，俱應暗中警惕，加以防范。……斷不可輕忽?！狈烙砹_斯，則是表達了“中外之防”。清廷在伊犁地區(qū)建設惠遠“九城”，駐扎重兵，滿營駐惠遠、惠寧兩城，錫伯、索倫、厄魯特、察哈爾4營“分列四境”為伊犁屏蔽。伊犁5營均為攜帶家眷的駐防軍，長期駐守。伊犁的駐軍人數為一萬二千余人，占到新疆駐軍的二分之一以上。
嘉慶九年（公元1804 年）， 嘉慶對伊犁的軍事地位依然十分重視，上諭批示伊犁將軍松筠:“（伊犁）惟是新疆重地，武備最為緊要，此項田畝即分給官兵，只可令其交給閑余丁代為耕種，不當令官兵親身力作，有妨操練，轉致技藝日就生疏。”伊犁駐防滿洲八旗訓練之一就是“哈什圍”，哈什圍演練是由滿族早年的狩獵撒圍形式演變而來的，是將狩獵形式與軍事訓練結合的產物。它既有初始的娛樂性狩獵性質，又具有軍事訓練性質，通過哈什圍，各營可以相互交流經驗，相互學習技藝，以共同提高戰(zhàn)斗力。這是保持滿洲武力的一項重要軍事訓練內容。
國家權力在邊疆：伊犁將軍府與“伊犁九城”
伊犁將軍與科布多參贊大臣、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南北對應，遠則與烏里雅蘇臺將軍、綏遠將軍、吉林將軍等形成北方的防御體系。伊犁將軍與其他將軍、參贊大臣的統治不同，幾乎涵蓋了方方面面的內容：國防、外交、屯墾、商業(yè)等事務繁雜，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統治體系，成為清朝國家權力的縮影。
明瑞和阿桂是乾隆朝承擔開發(fā)伊犁重任的封疆大員，對伊犁事務的認識是，“各城駐防將軍衙門設立左司、右司、印房，雖委派本省八旗官員承辦事務，然只辦本省單一部落官兵事宜， 此外別無他事。今伊犁有攜眷之滿洲、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等各部兵丁，再加屯田綠營兵，共計一萬數千名，又有屯田回子五千余戶。其中有在城駐防者，有在外游牧者，亦有隨所耕田地而居者，皆為其各自之生計有益安頓辦理，遠近不一，且又習俗不同。此外，商民往來本無定數，然常住者亦在二三千人左右。是故，伊犁地方事務極為繁雜。由此，他們提出伊犁將軍的機構不能與其他將軍的機構雷同。
從明瑞和阿桂的陳詞中可以看出，官兵與商民眾族群成分復雜：滿洲、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漢（綠營）等；生計方式多樣，有駐防、游牧、耕者、商民；風俗多樣，習俗不同，管理不便，如內地商民“往來不定”。這與“然只辦本省單一部落官兵事宜”的駐防將軍管轄事務差距自然很大，“伊犁事務極為繁雜”，因此，其他各地的將軍衙門一般都設左司、右司和印房，左司分掌兵、刑之事，右司分掌戶、禮、工之事，印房分掌日行事件、印信及稿案等事。伊犁將軍衙門內設印務處（又稱印房）、糧餉處、駝馬處、營務處等機構，分別辦理各該事務。從清朝設置的14位將軍職位上看，只有伊犁冠以“總統伊犁將軍”，地位實較其他將軍為高，這與其事權相應。清道光時期，凡關內來人參見伊犁將軍，體制極為尊崇，“初次進見，皆帶刀長跪，命之乃敢起”?！耙晾鐚④娭畽嘞?，實包括軍事、經濟、交通、司法、民政與邊防六項”，“而蒙回部之朝貢、封爵、承襲、優(yōu)恤諸務，亦莫不由將軍或大臣之辦理。故謂新疆伊犁將軍之權力，有過于內地各省之總撫?！?/p>
既然伊犁將軍權柄之大，駐地自然要體現其政治等級和代表中央的象征地位，伊犁將軍府駐地稱之為“惠遠”，威懾四夷，撫馭藩屬、隱含在“惠澤遠方”的意義之中，“天朝”的政治含義昭然若揭。雖然伊犁遠離北京的戰(zhàn)略核心區(qū)，四鄰都是外夷。但是，它代表中央政權行使和承接一部分外交職能。不是所有的中亞“藩屬”都能去北京從事朝貢，而是低層級的藩屬事務，則交給伊犁將軍就近辦理。不過，整套的儀式和辦公程序則是仿照北京體制。由此，作為中央政權的縮影起到象征統治的作用。伊犁將軍駐地惠遠城自然成為表達“清朝國威”的一個權力象征中心。
據《伊江匯覽》、《西陲要略》、《西域水道記》等書所記，惠遠城最初周長9里3分，城高1丈4尺，周1674丈。乾隆五十八年（1793），即保寧任將軍時期，惠遠城已創(chuàng)建30余載，“因八旗兵丁生齒日繁，房屋狹窄”，原建房間不敷居住，于是奏請城市復向東部擴展240丈。如此則城周長共10里6分3厘，為天山南北第一。此外，僅建設一座惠遠城還不足以顯示清朝的“國威”，調集到此處的官兵家眷和屯田的民戶等都需要城池保護。由此，清朝修筑“伊犁九城”城市群。在內地城市一般是單獨修筑滿城，在天山北路的烏魯木齊修筑的是漢城（迪化）、滿城（鞏寧），唯有在伊犁修筑了九座聲息相通的城池：以惠遠城為中心，并陸續(xù)在其周圍建起惠寧、綏定、廣仁、寧遠、瞻德、拱宸、熙春、塔爾奇八座衛(wèi)星城，統稱為“伊犁九城”。有清一代，在北方廣大的邊疆地域當中，僅有伊犁一地建設了“九城體制”。
城內主要是將軍衙門、廟宇、官兵駐地，演武場、倉庫、市場等；惠遠城仿照中國傳統建筑方式修造，布局整齊劃一，縱橫四條大街直通東西南北四座大門，大街四周分布小巷共48條，城市中心是高大的鐘鼓樓，氣勢雄偉。城里分布著包括伊犁將軍衙署在內的大小衙署200多所，八旗官兵住房一萬余間。城內設置還設立萬壽宮、關帝廟、八蠟廟、劉猛將軍廟、火神廟、老君廟、城隍廟、龍王廟、風神廟、子孫圣母廟、社稷壇、先農壇、文昌宮、文昌閣、真武廟、魁星閣、祠堂、節(jié)教祠、喇嘛寺等。
城東門外八里為普化寺（喇嘛廟），西門外建貿易廳。布魯特、哈薩克牧民每年在惠遠城西門外互市牲畜等物。咸豐三年（1853）惠遠城西南月芽湖旁設貿易廳，建房48間，專司對俄貿易，俄國貨從薩瑪里（今哈薩克斯坦播菲洛夫），火輪船溯伊犁河運抵惠遠城，大宗的皮革、呢絨，金屬制品，連英國的鋸條、截鋸、劃玻璃刀、條絨也來到惠遠，運去茶葉、大黃。城市空間上的內外有別，體現無遺。
魯西奇、馬劍撰文指出：“中國古代城市不僅是政治統治的中心，它本身就是統治者獲取或維護權力的一種手段或工具；同時，城市還是一種文化權力，是用以標識統治者的正統或合法性，區(qū)分華夏與非華夏、王化之內與王化之外的象征符號?！?/p>
民生建設的“內地化”
從國防角度看，清朝允許滿洲、八旗攜帶家眷駐防。惠遠城滿洲、蒙古八旗駐軍為4240名，惠寧城滿洲、蒙古八旗駐軍為2120名。乾隆五十年（1785年），惠遠城滿洲官兵家口共22274口， 惠寧城滿洲官兵家口共12458名。八旗子弟承擔世襲的兵役制度，旗丁一旦編入，須世代披甲。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伊犁將軍保寧為解決滿營丁口的生計，曾奏請增加惠遠城滿營步甲400名，得到乾隆恩準，但以后不準增加。
駐軍與家眷人口日益增多，物資匱乏，而從內地遠距離調運物資的成本很高?！叭≈灰?，守之尤難?！睍r人記載，“今大兵既駐其地，皆需谷食。因設屯田之法，開墾荒蕪?；乇簦N地納糧，僅足支用。一冬官傣薪，兵丁鹽菜，必需于內地。每歲倒調內地銀五十余萬兩，綢緞數萬匹，與哈薩克交易牛羊馬匹，變價充餉。又收關稅地基銀四萬余兩，及回城所交棉花布匹等項，使能足一歲之用，錢價昂貴?！?因此，支撐伊犁軍餉都是從內地調運，稱之為“協餉”。但是，糧食無法調運，克服綠洲自然力的限制，進行墾荒和糧食生產。
從乾隆二十六年（1761）起，清朝陸續(xù)從阿克蘇、烏什、庫車、拜城、沙雅、喀什噶爾、葉爾羌（今莎車）、和闐、喀喇沙爾（今焉耆）、吐魯番等地遷移六千戶維吾爾農民，安置在伊犁河兩岸定居墾荒。他們生產的糧食，除自己食用外，每年以糧賦的名義向當局交糧十萬石左右，成為伊犁軍民糧食供應的主要來源。其次是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陸續(xù)從內地增調綠營兵兩干五百名到伊犁，主要安置在綏定、清水河、蘆草溝一帶，以五百名操練巡防，兩千名屯田，五年更替。后來屯兵改為攜眷，定額三千名。分為二十五屯，每屯一百名。清朝還將內地的犯人發(fā)遣到伊犁種地，交給屯兵看管，這是伊犁軍民糧食的另一重要來源。再次是遷移內地的無地農民到伊犁屯田，對屯田士兵和遣犯的家屬，也分給土地，盡量把他們編入民籍，使其安心生產。另外，這一時期從黑龍江移駐伊犁霍爾果斯的索倫營游牧種地，從盛京（今沈陽）移駐伊犁河南岸的錫伯營著力務農。
除了伊犁進行屯田開發(fā)以外，烏魯木齊、鎮(zhèn)西則是國防與屯墾并重，大力發(fā)展屯田制度，根據華立統計，就是開發(fā)條件的問題了。天山橫亙新疆中部，對南北坡及塔里木和準噶爾兩大盆地都有深刻的影響. 從熱量條件看，有利于天山以南而不利于天山以北，從水分條件看， 情況恰恰相反，天山北坡年降水量比天山南坡多1-2倍，發(fā)源于天山的河流，全都是內流河。巴爾喀什湖、伊犁草原、烏魯木齊盆地、巴里坤草原一線，形成了被戈壁荒漠阻隔而星羅棋布的草原綠洲地帶，氣候寒冷，只能種植一些耐寒的農作物，小麥等。
乾嘉時期北疆墾區(qū)發(fā)展迅速，為“屯城”提供了廣闊的腹地，根據華立先生研究，北疆墾區(qū)耕地總面積在道光元年（1820）超過一百二十八萬畝。北疆草原變成了農業(yè)區(qū)，不僅為墾區(qū)各城市提供了糧食，而且出現了大量剩余。乾隆中期，“天下糧價之賤，無逾烏魯木齊者。……其昌吉、特納格爾諸處，市斛一石，僅索銀七錢，尚往往不售?！奔Z食主產區(qū)古城的糧價還低于北疆其它墾區(qū)，乾嘉之交，當地一石糧食價格甚至長期低于五錢。剩余的糧食可以進入商品流通流域了。同時乾嘉時期北疆各墾區(qū)還形成了一個連綿不絕的綠洲農業(yè)區(qū)，清人紀昀詠道“秋禾春麥隴相連，綠到晶河路幾千？三十四屯如繡錯，何勞轉栗上青天”。各“屯城”也是遙相呼應，“屯營列戍，烽堠相望” 。
無論是駐軍、屯田還是修筑城市，首要目的都是為了保障伊犁駐軍的需要。清朝不惜代價，在伊犁—烏魯木齊—巴里坤一帶大力進行開發(fā)建設，主要是為了克服地理力的限制——距離內地的核心區(qū)過遠這一事實。此外，伊犁還鑄造貨幣，建立了“寶伊局”，開發(fā)各種礦產資源，實行對外貿易等，這些前人多有研究，就不一一而論。
乾隆對于伊犁的經濟發(fā)展目標是，“（保寧）自抵伊犁以來，察看該處耕種百谷，屢歲豐收，牲畜滋生繁息……貿易之民亦漸增至數萬。在此置產者既多，而于城市開鋪，鄉(xiāng)村耕種者亦復不少，較之從前，富裕數倍，實于內地無異。”表達了乾隆希望伊犁衣食財賦與“實與內地無異”，實現“經濟自立”的愿望。
作為國家“核心區(qū)”的伊犁
伊犁成為清朝的一個重要核心區(qū)，這一建設是在滿蒙旗人的領導下實現的，在他們的領導下，成功出現了一個以各族群共同參與國防建設和民生建設的宏大歷史場景。按照嘉慶末年的《新疆識略》的人口統計，伊犁地區(qū)總人口是151940人，其中滿營人口為35940人，約占23%；察哈爾、厄魯特、錫伯、索倫營人口為61000人，約占40%；回戶（南疆征調）為34300人，約占24%；綠營和民戶（漢人）為20700人，約占14%。滿營、察哈爾等來自東北內亞的族群人口占到65%以上。同時，以南疆維吾爾人組成的“回戶”和漢族組成綠營官兵主要是屯田開發(fā)，為駐軍提供了大量的糧食和后勤保障。
乾隆中期伊犁就成為新疆地區(qū)的教育文化中心：乾隆三十一年（1766），“各旗各設學房一所，教授八旗子弟”。 乾隆三十四年（1769），伊犁將軍永貴上奏于惠遠城建立滿漢蒙古官學各一所，位置在惠遠城營務處旁側。同年又在兩滿營里各設義學一所。五十七年（1792），清朝在伊犁建立俄羅斯學校1所。作為培養(yǎng)熟悉對俄羅斯交涉的人才。
按照魯西奇教授所提出的“核心區(qū)”標準：兵甲（軍兵）、衣食（財賦）、人才（文武官員）以及合法性的地區(qū)，即兵甲所出、財賦所聚、人才所萃、正統所寄的地區(qū)。在核心區(qū)所應具備的四個要素中，兵甲與人才資源是最重要的，只有擁有此二者，王朝才有可能建立起軍隊和官僚系統。由此可見，清朝在伊犁的開發(fā)建設至少具備了四個要素，第一，實現了“兵甲有所出”，以滿洲、察哈爾、厄魯特、錫伯、索倫等人口增殖，以男丁作為世襲軍職，穩(wěn)定的為清朝提供后備的軍事人員；第二，“人才所萃”，在伊犁建立旗學和俄羅斯學，是儲備行政和外交官員的重要機構；第三，“財賦所聚”，雖然不能完全自給，但是糧食、貨幣等實現了部分自給自足；第四，“正統所寄”，保持著滿洲的騎射與武力，滿洲最為重要的制度就是“八旗駐防”。所以，從上述特征看，伊犁確實具備一個國家核心區(qū)的特點。
伊犁“核心區(qū)”自身特色鮮明：一是不同于內地。如江南“核心區(qū)”，主要是提供財賦和科舉人員；二是不同于實行封禁的滿洲龍興之地“東北”，保持滿洲的純粹性；三是不同于天山南路的“回疆”?！盎亟彪m然有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但是回疆人戶不服兵役，也不實行科舉考試。
伊犁九城
伊犁“核心區(qū)”建設是一種特殊模式：
第一，以滿族官員為主導，實施不同的族群政策。維持伊犁多族群社會的平衡和常態(tài)化運轉。察哈爾及厄魯特蒙古、鄂溫克、達斡爾、滿及錫伯等游牧為主的民族，因社會發(fā)展情況不同，清政府分別就其特點，將察哈爾蒙古軍民安置于博爾塔拉以游牧為生；將索倫軍民中的鄂溫克族安置于霍爾果斯河以西以游牧狩獵為生， 將達斡爾族安置于霍爾果斯河以東地區(qū)， 主要從事農耕；將厄魯特蒙古軍民安置于昭蘇、尼勒克、特克斯及新源等地以游牧為生；將滿洲和蒙古軍民安置于新筑成的惠遠和惠今巴彥岱兩城；將錫伯族軍民安置于察布查爾地區(qū)以農耕為生。這樣，各族1萬多名官兵連同眷屬近4萬軍民，以惠遠城為中心，沿伊犁河流域東西南北相環(huán)顧，組成伊犁特殊的亦軍亦農亦牧的八旗駐防軍團。
伊犁駐防八旗組建以后，錫伯、索倫等很長時間不準許配備鳥槍和火炮，而滿營則配備這些武器， 故在訓練方面， 滿營就有規(guī)范的鳥槍、火炮訓練科目。伊犁四營則主要訓練箭、槍（長矛）和馬背技術，滿營除了鳥槍、火炮以外，也練習騎射。
第二，“因俗而治”文化手段治理模式。滿洲統治者熟諳不同族群的文化，因此，能夠嫻熟運用文化手段進行統治?！耙晾纭边€是滿漢各級官員因觸犯“天條”被流放的地方，伊犁作為“苦寒之地”，對于來自被貶謫的滿漢官員以及犯人，不啻是一種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懲戒手段，如流放伊犁的不乏名宦：洪亮吉、徐松、林則徐、鄧廷楨等等，流放途中確實心情沉重。另一方面，作為伊犁將軍以及屬下的八旗官兵，對于從東北森林草原原道而來的錫伯、索倫營等“準八旗”官兵則作為一種職責所在，世居在此，作為朝廷的倚靠，而官兵們也表現出對國家的忠誠。
第三，善于發(fā)揮內亞官兵的特長。伊犁駐軍主力不是綠營，而是滿洲八旗駐防和實行盟旗制度的蒙古察哈爾、厄魯特、錫伯、索倫等官兵，占據人口的多數。“滿洲八旗”和“準八旗”保留了比較強大的戰(zhàn)斗力，“八旗”主要是以操練軍事技術為主。另外，八旗除駐防以外，還承擔巡邊的國防任務?！靶陆媳备饔蚪栽O卡倫，而伊犁為最多。伊犁境內，東北則有察哈爾，西北則有索倫，西南則有錫伯，自西南至東南則有厄魯特。四營環(huán)處，各有分地”。伊犁將軍轄區(qū)的邊界線長，如果步行則巡邊費時長、補給困難，另外，換防塔爾巴哈臺和喀什噶爾是伊犁駐防八旗的另一重要軍事任務。要克服這一時空距離比較適宜善于騎射的八旗官兵出巡和換防。而言比對于綠營，則主要發(fā)揮其熟悉農業(yè)生產的優(yōu)勢，主要是以屯田為主。
可見，伊犁建設具有濃郁的內亞特色，與歷史時期的核心區(qū)建設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如元與清，主要建設大運河，溝通首都與南方的經濟聯系。此外，江南的開發(fā)是以水利建設和開荒作為重點，增加財賦收入。伊犁則體現了一種混合式的開發(fā)過程：既重視軍事能力儲備；同時也重視經濟開發(fā)的作用，使得伊犁成為一塊國防重地，不僅深刻改變了天山北路的地景，而且多族群共同開發(fā)伊犁也改變了這里的社會生態(tài)。
第一，“取之不易，守之更難?！币郧爸性醭療o法克服遠距離的“地理力”，導致西域“時叛時服”，伊犁一百多年的開發(fā)史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理力”的問題。如作亂的小和卓霍集占曾說：“莫若與中國抗爭，地方險遠，內地兵不能即來，來亦率皆疲弊，糧運難繼……且近地并無強鄰，收羅各城，可以自立”。非常清楚指出了這一地理距離對于中國統轄天山南北具有天然的阻隔力。不過，隨著伊犁核心區(qū)的建設，為中國北部提供了一個穩(wěn)定的戰(zhàn)略支點。歷次平叛中，伊犁將軍所轄官兵成為平叛的生力軍，而伊犁將軍熟悉軍務，屢屢成為平叛的總指揮，對疆域控制的時效性大大超過了前朝。
第二，巡邊守卡，宣示主權，遲滯了俄羅斯對西域的蠶食。1834 年，沙俄勘察我國巴爾喀什湖地區(qū)，對清朝的版圖覬覦之心表露無遺。謫戍伊犁的林則徐指出：“近來卡外夷情與從前迥不相同，設遇裁官減弁，更必妄生揣測，溷播謠言，似與鎮(zhèn)靜邊防，大有關系。該鎮(zhèn)兵丁以耕種糊口，俱應安土重遷，勢難驟予裁撤?！?伊犁作為清朝的軍事重鎮(zhèn)，不僅具有清晰的主權意義，而且對于周邊地區(qū)的管轄權也是明確的。使得俄國不得不尊重清朝的主權，與伊犁將軍進行交涉。
伊犁將軍府
第三，改變了天山北路的人地景觀。伊犁河谷原是以游牧為主的草原核心區(qū)，經過清朝駐屯官兵及家屬、南疆來的回戶、內地民戶數代人的辛勤開發(fā)建設，水利設施和農業(yè)開發(fā)使得伊犁河谷變成灌溉千里農業(yè)區(qū)。而且從東北征調過來的大量各族官兵家眷及其后裔在這里繁衍生息，最終成為世居民族，如錫伯、達斡爾族等。由此，新疆的世居民族增加了新的血液。
可以說，在清朝乾嘉時期開始的伊犁建設，對于確保中國北疆的版圖，宣示主權具有重大意義。需要指出的是，這是在非漢族群體領導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是滿族和其他內亞族群為維護國家統一作出貢獻的明證。同時，這一歷史遺產對于近代邊疆地區(qū)的國家建構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王柯認為，清朝之所以在天山南北不直接對當地民族社會進行統治，固然有出于利用當地民族上層便于統治的考慮，但更重要的則是出于在新疆保持一個區(qū)別于中國內地的軍事自治領的目的。1762年，乾隆任命了“總統伊犁等處將軍”，推行了軍府制度。伊犁將軍不僅是新疆的最高軍事長官，也是最高民政長官，乾隆時就將這一職位定為“旗缺”。直到左宗棠收復新疆時為止，擔任過這一當時新疆最高職位的三十七人中，除了三位蒙古貴族（海祿、松筠、長齡）之外，其余均為滿人。清朝推行隔離政策所致，不利于國家的整合和認同。從筆者的研究看，這一觀點也有不當之處。至少在伊犁的建設當中，清廷調集了不同族群的官兵、屯戶進行實邊，這是一種混合型的族群政策，并不是族群隔離；而以滿族為首的各族官兵對于中國的西北版圖有守衛(wèi)之功，不能忘記守邊巡視卡倫、風餐露宿的主要是滿族、蒙古官兵，從這些守卡官兵的書信中，依然可以讀到他們對國家的一片赤誠之心。
雖然清朝在伊犁的開發(fā)取得了前朝難以比肩的成就，但是在“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前；在俄國這個日益工業(yè)化的近代強鄰面前，在資源不對稱的情形下，加上國內的太平軍起義，缺少國內的支持，伊犁喪失了戰(zhàn)略平衡，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中，清朝喪失了大片國土，清朝曾經在伊犁的核心區(qū)建設的歷史功績也黯然失色。同治期間，伊犁雖陷于俄國之手，但是，俄國也不得承認這是中國主權所在。曾紀澤通過談判收復伊犁，終于部分保全了乾嘉時期伊犁開發(fā)的部分成果。
余論
1912年(農歷辛亥年)1月7日晚，從內地調遣到伊犁的新軍，在革命黨人楊纘緒、馮特民、李輔黃等人的領導下發(fā)動起義，伊犁起義當夜取得勝利。1月8日上午9時，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了清朝的黃龍旗，標志著中國西疆與內地幾乎同步進入到共和時代，這一劃時代的重大事件，在當代辛亥革命研究話語中并沒有賦予應有的權重。另一方面，由于晚清國力不濟，在沙俄的侵略下喪權辱國，丟失大片國土；為以后的革命黨興起提供了意識形態(tài)依據，辛亥革命以后的民族國家建設也具有強烈的“排滿”傾向；導致乾嘉時期的伊犁開發(fā)——中國西疆建設的歷史功績也被淡化和“遺忘”了。而在新疆，近代受蘇聯影響的中亞民族主義話語同樣出現強烈的“排滿”傾向，清朝在新疆治理基本被否定。這“雙重”否定其實都具有民族主義的同構性。但是，從國家建構的視野看，現代中國疆域基本繼承清朝的歷史版圖，這一事實無法改變，因此，要警惕歷史書寫中的“去滿化”，清朝歷史不能視為完全“均質化”的時空過程，應當分不同時期予以認識和評價。
美國學者李懷印近期指出，清王朝其實是一個“早期近代疆域國家”。清王朝不是一個軍事征服帝國，也不屬于當時正在形成的主權國家體系的成員之一，但是清王朝與周邊國家的疆界分明，其內部具有高度集權的官僚體制，并且擁有一定數量的常備軍，的確具備早期近代國家的若干特征，所以稱之為“早期近代疆域國家”是比較合適的。清代伊犁開發(fā)無疑具有上述特征，具有典型的國家行為的特征，伊犁巡邊體現了比較明確的疆界意識，亦體現了某種近代性的“主權”意識；滿洲八旗與“準八旗”駐防是職業(yè)化的常備軍；以伊犁將軍為首的官僚體系不僅高度集權，而且管理部門齊全，相對完備，而且還建設有補充官員的“旗學”。
清代乾隆伊犁開發(fā)理應作為早期現代國家建設之先聲，也意味著中國“西疆”建設或許早于“東疆”（海疆）建設，道路有所不同。從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的歷程來看，還需對清代伊犁開發(fā)與中國的西疆建設進行更深入探討和評價。（限于篇幅，注釋與參考文獻略）
文/黃達遠，系陜西師范大學教授，河西學院特聘教授，本文原刊載《西北民族論叢》第十一輯，有部分刪改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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