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異鄉(xiāng)的書寫：世界史熱在中國

5月15日下午，第四屆譯想論壇（2021）譯論二“歷史之鏡——世界史熱在中國”在武漢卓爾書店舉辦。愛爾蘭都柏林大學中世紀文學博士、復旦大學英文系副教授包慧怡，英德譯者陸大鵬，印地安納大學內(nèi)陸歐亞學系博士、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蔡偉杰，對近年世界史的翻譯和寫作發(fā)表了看法。以下為現(xiàn)場實錄。

陸大鵬、包慧怡、蔡偉杰在活動現(xiàn)場

翻譯與原創(chuàng)性的迷思

陸大鵬：蔡老師和包老師都兼有兩個身份，既是學者，又是譯者。學者往往強調(diào)自己工作的原創(chuàng)性，發(fā)表過什么創(chuàng)見，而翻譯工作卻像月亮一樣，反射太陽的光芒，它是派生出來的，很難說有什么原創(chuàng)的地方。我想問兩位，如何看待這二者的關系？我讀過一些喬叟的研究，非常驚訝他的同時代人把他稱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翻譯家，因為在我本來的認識里，《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是個大詩人、文學家，說他是翻譯家是不是對他的詆毀？但確實，喬叟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譯過中世紀的暢銷哲學書《哲學的慰藉》、法國羅曼斯《玫瑰傳奇》，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也有若干故事基本借鑒了卜伽丘的《十日談》。我想請教一下研究中古英語文學的包慧怡老師。

包慧怡：這是一個特別好的問題。英語里的“作者”——“author”一詞來自拉丁文的“auctor”，就與自為、自治有關。然而對于原創(chuàng)性的無限推崇，是一種現(xiàn)代的迷思（myth），中世紀的情況則截然相反。中世紀是基于手抄本的古書傳統(tǒng)的文化，因為沒有印刷書，得手抄本者得天下。手抄本非常華麗，由鵝毛筆寫在羊皮紙上，但制作起來費時費力，需要幾十名僧侶在繕寫室通力合作，每天的進展十分有限，完成一本手抄本通常耗時數(shù)年。因此，圍繞書本身就形成了一種古書崇拜。

包慧怡著《繕寫室》，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

喬叟在一首不太為人所知的中篇夢幻詩里說，他得到的一切都來自old book。他在長詩《女杰傳》（The Legend of Good Women）的開頭也說，自己是個拾穗人，只不過在前人的著作里找尋一些東西。我們常說，喬叟是最后一位中世紀作者和第一位文藝復興作者。如果單從字面上聽他這些話，他就像個典型的自謙的中世紀作家——原創(chuàng)沒什么了不起，如果我聲稱我的書是三本古書的結晶，非常好，如果是三百本古書的結晶，那更好。在中世紀，要保證你的書有權威性，不是強調(diào)它是我寫的，而是聲稱它是在多少古書傳統(tǒng)下寫作的?？梢哉f，喬叟同樣遵循了這樣一個“假謙卑”的傳統(tǒng)。

回到陸老師的問題，對于中世紀的人們，作者和譯者之間沒有分得那么一清二楚。這種狀態(tài)可以追溯到西方翻譯家的守護神——圣哲羅姆（Saint Jerome）。哲羅姆是四大拉丁教父之一，他頭戴一頂像紅色斗笠一樣的主教帽，身邊跟著一頭獅子，他在沙漠里翻譯《圣經(jīng)》的時候，拔掉了獅子的爪子。哲羅姆最早把整本《圣經(jīng)》——希伯來文的《舊約》和希臘文的《新約》——翻譯成拉丁文的通行本《圣經(jīng)》，即《武加大圣經(jīng)》（Biblia Vulgate）。這是整個中世紀一千年當中西方人使用最多的一本《圣經(jīng)》，所以我們把哲羅姆稱為“翻譯家的守護圣徒”，把他的圣人日——9月30日定為“國際翻譯家日”。哲羅姆從一開始就是個創(chuàng)、譯、研三位一體的工作者：他首先是個很好的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的學者、訓詁家、語言學家；其次他熟悉各種釋經(jīng)學的傳統(tǒng)，是個神學家；而他在皈依基督教前，還是個文藝青年，熱愛維吉爾，喜好《埃涅阿斯紀》，也欣賞奧維德，他自己寫了很多異教的愛情詩，這些創(chuàng)作上的實踐，讓他擁有卓越的語言表達能力，他譯的通行本《圣經(jīng)》之所以能夠使用一千年，和他語言的生命力是分不開的。

哲羅姆既是作家，又是譯者，還是學者，這在中世紀非常普遍，盡管每個人的側重可能不太一樣，但像阿奎那、但丁、喬叟都是在這三個領域工作的。喬叟曾經(jīng)在一首短詩里咒罵他的謄抄工亞當：亞當，如果你再謄錯（wryten newe）我的《哲學的慰藉》（Boece）或《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Troylus），我就詛咒你的長發(fā)下生出頭皮癬。喬叟提到的兩部作品，前者是他的譯作，后者是他的著作，但他完全沒有區(qū)分，甚至把譯作列在了前面，就好像它們是他的雙生子，他帶著同樣愛憐的口氣，讓謄抄工不要再折磨它們了。

包慧怡著《中古英語抒情詩的藝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出版

另外，在中世紀，書本身是流動的介質(zhì)。我們今天所見的不少抄本是被反復裝訂過的。當時的人們會根據(jù)自己的喜好，把內(nèi)容相關的兩刀抄本重訂在一起，加上新的封面，于是，一本書在哪里開始，哪里結束，就是流動的，不存后來印刷術賦予圖書的固定性。這種情況下，強調(diào)原創(chuàng)性也無濟于事，因為文本不可控。中世紀的手抄本還有一種邀請寫作的情形。手抄本當中寫正文，周邊留白處有所謂頁緣話。抄寫士會在那里抱怨天氣冷，工資少，面包硬，甚至畫上小丑、蝸牛、怪獸之類的圖案，呈現(xiàn)他們鮮活的心靈。在評注傳統(tǒng)下，面對中心的權威文本——比如正文里寫到，“奧古斯丁說……”，相應的頁緣可能就繪有一個奧古斯丁的頭像，邊上寫了句針鋒相對的拉丁文：“我從沒說過這話?！碑斨行牡奈谋静粩啾簧ΠW，被擱置，被解構，作者便無法聲稱自己是上帝。正如羊皮會朽化，抄本也是敞開的，會不斷有人加入到這個成為共同作者的過程中。對于中世紀的作家，無所謂抄襲，重要的不是把某個作者塑造成神，而是使知識的動量、文化的總體不斷擴容，不停流傳。某種意義上，這未嘗不是一種解放。

包慧怡

手抄與印刷

陸大鵬：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中世紀沒有對原創(chuàng)性的迷思，主要和介質(zhì)昂貴有關？當印刷術開始普及，可以比較便宜地大規(guī)模復制書籍，原創(chuàng)性就越來越受重視？

包慧怡：我個人覺得是有一定關系的。在古騰堡發(fā)明活字印刷術后三十年，英國商人威廉·卡克斯頓（William Caxton）在倫敦成立了英國第一家印刷所。他當時選擇付梓的文本也是精挑細選后決定的：一是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一是托馬斯·馬洛里（Sir Thomas Malory）的《亞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1485）。卡克斯頓四處漫游，他知道市場上需要什么書，他選擇印這兩位生平可考的作者的作品，把寫作從混沌當中打撈出來，讓人們終于可以討論單數(shù)的作者。而喬叟可以成為英國文學之父，也與他的書被印得多、讀者多有關。但這一切不是在一夜之間發(fā)生的，比如位于西方正典核心的莎士比亞也沒有對署名的執(zhí)著，他僅在詩集上署名，他的劇本在生前從沒出版過，甚至他留下的三十幾個簽名里，每個拼寫都不一樣，因為那時沒有正字法。

蔡偉杰：在清史研究中，面對滿、蒙、藏文的檔案，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翻譯。可以說，在我們實際工作中，翻譯已經(jīng)和研究結合在了一起。我也不覺得翻譯工作本身更容易，它需要譯者付出大量的時間和心血去理解作者和相關的時代。比如我譯《中國西征》時，需要核查大量引文，有時候發(fā)現(xiàn)作者的理解有誤，我再出個注，標明這個地方的原文實際是什么，英譯文是什么樣的，英文的誤譯如何導致了作者錯誤的理解。某種程度上，翻譯也是再創(chuàng)作的過程，是譯者和作者對話的結果，因此翻譯作品也有自己的生命。

陸大鵬：我前段時間在一個英文播客里聽到一個美國歷史學家哀嘆，生活在數(shù)字時代的學生，從小讀印刷品或電子書長大，以至于如今歷史學面臨的一大障礙便是，能閱讀手寫體的人越來越少，甚至到對新發(fā)現(xiàn)的南北戰(zhàn)爭時期李將軍的書信都識讀不了的地步。兩位老師都有閱讀古代手寫體資料的經(jīng)驗，你們覺得識讀困難嗎？

陸大鵬

包慧怡：我無法想象南北戰(zhàn)爭時期的文本就已經(jīng)讀不了了，我想李將軍的字還不至于草成那樣。在中世紀文本領域，古文書學（paleography）是一門單獨的學科。中世紀有一套完整的縮寫系統(tǒng)，當時的一些字體，比如哥特黑體，盡管方方正正，易于辨識，但有的人在書寫時喜歡炫技連寫，讓人讀起來猶如猜謎，這就給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問題。我們做研究，如果沒有印刷的精校本，就要先花大量時間從羊皮轉寫（transliteration），自己生成文本。這個過程非常痛苦，是十足的體力活，通常一天能轉寫半頁到一頁就很不錯了，有時甚至要訓練自己對字體產(chǎn)生肌肉記憶。而哥特黑體已經(jīng)算比較規(guī)律的字體了，更難認的還有私生子體、島嶼大斜體、加洛林王朝小寫體……我們把擠在一起的字母稱為“字母湯”（alphabet soup），類似字母大亂燉，它們讓整個識別過程好像破案。在拉丁文或古英文轉寫完后，第二步是把它們翻譯成現(xiàn)代語言，到第三步研究才開始。當然，我們研究的大部分內(nèi)容都有精校本，也就是說我們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工作的。一般情況下，即便要轉錄，你也不會轉寫整個抄本，而只是摘取其中對研究有價值的部分。

蔡偉杰：我還是舉清代的例子。清朝官員給皇帝上奏折，書寫當然都十分工整，但皇帝回的朱批就不一定了，一些字跡難以辯證。我們平常就要盡量熟悉這位皇帝的筆跡，來提高辨識的能力。另外，有時候去查檔案，會發(fā)現(xiàn)一些奏折因為種種原因散佚了，所幸清朝有個錄副制度，皇帝批過的奏折都要存檔，存檔時筆帖士會抄寫一個副本。當我們找不到原件，或者發(fā)現(xiàn)原件上有殘破時，就可以去比照副本，但這些副本往往抄寫隨意，字跡潦草，甚至還會有訛誤。這就要求研究者懂一些漢字行書和草書的書寫規(guī)律，另外還要懂滿語，通過語言本身的特征來辨識。據(jù)我所知，目前一些學者正在嘗試開發(fā)手稿的文本識別（OCR）軟件。

“世界史”“全球史”與對異鄉(xiāng)的書寫

蔡偉杰：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不久前在一篇文章里提到，2010年后，中國出版界出現(xiàn)了一股世界史熱，非常多世界史相關的外文著作如雨后春筍般被譯介到中國。相應地，在學界，教育部從2011年開始，把“世界史”提升到了與“中國史”“考古學”并列的歷史學一級學科。在2008年奧運會之后，隨著中國和世界的關系日益緊密，中國和外界的接觸越發(fā)頻繁，國人對世界各地歷史的好奇心也越來越強烈。

蔡偉杰

究竟什么是世界史？中文里的“世界史”一般是英語“world history”的對譯，但后者在美國有特定的用法。1960年代之后，美國有一批學者不滿于十九世紀晚期以來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歷史書寫，期待一種更具整合性、時空跨度更大的歷史寫作。他們關注連接，關注海洋（甲骨文出過劍橋大學大衛(wèi)·阿布拉菲亞教授的《偉大的海》），關注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起等具有世界性尺度的問題。相比之下，中國大陸的學科分類體系因受蘇聯(lián)影響，所謂“世界史”大體就指本國以外地區(qū)的歷史，并不怎么關注中國和其他地方的聯(lián)系，按照首都師大的劉文明教授的觀點，它更接近于“history of the world”，即中國以外的世界的歷史。問題是，恰恰因為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很重要，如果拋開中國談世界，這就是個不全面的世界。

[英]大衛(wèi)?阿布拉菲亞著《偉大的海：地中海人類史》，甲骨文，2018年出版

陸大鵬：我們現(xiàn)在說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和您這里介紹的“世界史”是一個概念嗎？

蔡偉杰：“全球史”是個相對新近的詞，它的用法在各地不盡相同。比如我最近讀的東京大學羽田正教授的《全球化與世界史》，就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全球史。粗略來說，“全球史”分為兩種。一種就是我剛剛講的特定的世界史，它突出世界的聯(lián)結性和整合性。還有一種狹義的全球史，指全球化之后的歷史，這樣的歷史只能發(fā)生在1492年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之后，各個大陸之間開始有比較制度性、規(guī)律性的交往。因此資本主義的興起，就很適合在全球史的框架里來談。大陸出版過德國學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寫的《全球史是什么》，羽田正老師的書某種意義上是對康拉德的回應。

羽田正著《全球化與世界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出版

[德]巴斯蒂安·康拉德著《全球史是什么》，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出版

全球史可以怎么做？我想目前大概有以下幾種取向。第一，“物質(zhì)”，因為物的使用和交換是連接人類的一種方式，所以物能聯(lián)動全球，像《棉花帝國》就通過棉花工業(yè)來描述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進程；第二，“帝國”，帝國是人類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政治形式，像《世界帝國史》《歷史上的大帝國》都是在比較的框架中考察帝國的統(tǒng)治史；第三，大的時空尺度，比如“海洋”，像《偉大的?！贰稒M渡孟加拉灣》，而《第五次開始：六百萬年的人類歷史如何預示我們的未來》則利用考古學的視角，探尋人類社會的歷次突變節(jié)點（技術、文化、農(nóng)業(yè)、國家），沃爾特·沙伊德爾的《不平等社會》也可以算作這種取向，他回溯從石器時代到今天的經(jīng)濟史，從長遠的時間維度追尋和解釋經(jīng)濟不平等，類似的還有大衛(wèi)·克里斯蒂安的《大歷史》；第四，“時代”，典型的就是奧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變：十九世紀史》。

[美]斯文·貝克特著《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后浪，2019年出版

[美]簡·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庫珀著《世界帝國史》，商務印書館，2017年出版

[德]尤爾根·奧斯特哈默著《世界的演變：十九世紀史》，甲骨文，2016年出版

可見，全球史或者世界史，有很多種可能的寫法，而當我們把時空尺度拉大，就不難發(fā)現(xiàn)，今天的很多政治形式只是比較新穎的存在，晚近的歷史事件也未必那么重要。全球史讓我們對什么可以作為史料這樣的問題有了全新的理解，過去仰賴文字材料的學者怎么也想象不到，碳十四還能幫我們紀年。對于從事全球史寫作的歷史學者，首先要做是選取一個有意義的切入角度，它能使你將很多看似不同的現(xiàn)象聯(lián)系起來，繼而你再有針對性地去學習相應的知識和技能，比如涉及中世紀史、內(nèi)亞史的時，語言就很重要，涉及史前史時，人骨學、陶器的形制學就變重要了。

[美]羅伯特·L. 凱利著《第五次開始：六百萬年的人類歷史如何預示我們的未來》，見識城邦，2018年出版

陸大鵬：我自己讀了不少全球史著作，羽田正、奧斯特哈默、麥克尼爾都讀過一些。一個直觀的感受是，全球史特別強調(diào)去西方中心，突出西方以外的世界。傳統(tǒng)的史學往往把西方視為現(xiàn)代歷史的驅(qū)動力，西方征服東方，全球史則好像把這種敘述反過來了。像我最近讀的英國學者約翰·達爾文的《帖木兒之后》就說，1405年后東方并沒有衰落，西方在大航海時代崛起的同時，東方的王朝都還發(fā)展得很好。這種對于西方中心論的反駁，把東方拔高，西方降低，會不會有矯枉過正的危險？

蔡偉杰：對我來說，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每當“過正”的時候，就會出現(xiàn)新的處理方式。像《帖木兒之后》說西方興起，東方并沒有衰落，這是一種處理方式，還有一種方式認為，西方崛起也是偶然的情況?！短緝褐蟆返淖g者黃中憲翻譯的另一本書《大分流》就說，東西方歷史發(fā)展軌跡的分流，是一個偶然的結果，英國從殖民到取得新的原料和市場、突破既有限制，這個過程都是偶然的。我想重要的是用不同角度來看世界為什么會變成這樣，西方為什么會崛起，東方有沒有失敗。

[英] 約翰·達爾文著《帖木兒之后：1405年以來的全球帝國史》，新思文化，2021年出版

[美]彭慕蘭著《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xiàn)代世界經(jīng)濟的形成》，理想國，2021年出版

包慧怡：兩位是從史學學科反思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而從歷史寫作的癖好和本能來說，其實在古早的歷史書寫里，西方對待東方的態(tài)度就充滿了矛盾。歐洲中世紀的世界地圖是TO地圖，圖上的陸地分為歐、亞、非三大洲，當中分隔三者的水系呈拉丁字母T狀，所有陸地被一想象中的O形外環(huán)海包圍。圖上的最高點是“東方”，拉丁文作“Oriens”，東方也是定位點，所以英文里“orientation”這個詞就是“定位”的意思。那時西方人認為東方是人類歷史開始的地方，是伊甸園之所在，也是人類歷史終結的地方，基督將在那里再臨，審判人類。作為中世紀基督徒的精神首都，耶路撒冷也是一個東方的范疇。只有當耶路撒冷（地圖的圓心）和想象的東方（最高點）這兩個點確定了，世界地圖才可以被畫就，世界之布（mappae mundi）才能鋪展開。

TO地圖

對于中世紀早期的西方人，東方既是精神上的終極首都，又是物質(zhì)上富庶豐碩之地，所以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他們一些半歷史半神話的作品中。那個時候，歷史（history）和文學（story）沒有那么涇渭分明，講得好的story就成了history，或者說history是各種有張力的story競爭的結果，但這恰是當時的歷史書寫有趣的地方。十世紀有個古英語文本叫《東方奇談》（Wonders of the East），充分體現(xiàn)了西方人對東方的矛盾心態(tài)：一方面他們對東方有文化和物質(zhì)上的雙重迷戀，有漫游式的向往，因此筆下的亞洲城市都財富豐盈、堆金積玉，另一方面，他們又把這些財富和七宗罪的傲慢、貪婪聯(lián)系在一起，仿佛那是墮落的象征。此外，由于在他們的理解中，地圖的上半圓都算東方，東方實際上成了一個文化概念，包括了地理上的歐洲的南方——非洲?！稏|方奇談》里一半記錄的是非洲城市，但“東方”內(nèi)部也有階級之分：亞洲城市被描繪得相對高大輝煌，非洲則群魔亂舞，遍地怪獸——狗頭人、野豬怪，還有我們稱作“刑天”的頭長在肚子上的人。在他們看來，這些在東方大地上漫游的人，因為失去信仰，內(nèi)心扭曲，所以外在也變得扭曲。

《東方奇談》

可以說，從一開始，在人類基因里，就同時存在著對本地家園的肯定，以及對異鄉(xiāng)、別處、他者的不可遏止的向往與畏懼。對西方而言，東方既是其憂懼的癥候所在，又是內(nèi)心深處的朝圣終點。如果去掉《荷馬史詩》里所有關于東方的描述，它將變得枯淡無味。有學者認為，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并非在康德以后才出現(xiàn)，在一些古早文本里，盡管在它們產(chǎn)生的時代還沒有“世界主義”這個詞，便有了類似的視野。有人就說古英語史詩《貝奧武甫》是最早的世界主義文本，它里面沒有英國人，卻出現(xiàn)了其他二十三種不同的族裔——斯堪的納維亞英雄在不同地方之間往來。某種意義上，這里體現(xiàn)了一種原初的世界史的視角。

如果我們把世界史的視野打開，不拘泥于歷史學科內(nèi)部硬核的歷史書寫，而把很多游離在歷史和虛構間的文本也納入考慮范圍，把它們作為史料，我們或許會看到更豐富的風景。畢竟，人們?nèi)绾纬尸F(xiàn)異鄉(xiāng)，重要的不在于他們是否忠實地描繪了異鄉(xiāng)，而在于這些書寫體現(xiàn)了他們自己的焦慮、恐懼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