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jié)選自《秦漢帝國——中國古代帝國之興亡》第一章第四節(jié)“始皇帝的功業(yè)”，文章有刪節(jié)。
始皇帝并未得到后世較高的評價，甚至還留下了為政無道的暴君的惡名。實際上，司馬遷在著述《史記·始皇本紀》時，其文筆風格也體現(xiàn)出對始皇帝的批判態(tài)度。例如，他通過尉繚之口描繪秦王政稱帝之前的面貌時，就將其寫為高鼻長目，胸突如鶻，聲厲如豺，恩寡情薄，心若虎狼。那么，為何漢代以后的歷史學者對始皇帝的評價如此之低呢？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
秦陵兵馬俑
第一，漢朝在贏得秦朝天下后，為了使?jié)h朝政權正當化，必然需要宣傳和夸大前朝的政治過失。漢初賈誼在其著作《新書·過秦論》里就曾論述了秦的種種過失，司馬遷《史記》也采用了這一觀點。因此，我們在考察記載著始皇帝基本資料的《史記·始皇本紀》時，必須注意到司馬遷對他的否定評價與其身為漢朝史學家的立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第二，始皇帝彈壓儒家的政策使其成為后世人眼中的儒家大敵。上一節(jié)曾談到，始皇帝的政治立場立足于法家思想，采取了廢儒家學說并鎮(zhèn)壓儒者的政策。因此，當儒家思想被定為國教、成為國家正統(tǒng)思想時，曾經下令焚書坑儒的他必然成為世人批判的對象。
然而，僅從以上兩個立場出發(fā)，則無法完全正確理解始皇帝的歷史功業(yè)，還必須從他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登上皇位的最高君主的立場以及從他實施的各種政策來解讀他的一生。
（編者注：除了封建制的廢除與推行郡縣制，統(tǒng)一度量衡、貨幣與文字外，巡幸地方與泰山封禪之外，始皇帝以下的活動則是他主要的惡名來源。）
收繳民間兵器
在實施郡縣制的同時，秦朝還禁止民間收藏兵器，將天下兵器都收繳至咸陽，并熔鑄成鐘鐻、十二金人。鐘鐻為樂器，而十二金人是青銅鑄造的人像，據說每座銅像都至少重千石（12萬斤、約30噸）。
秦朝政府收繳民間兵器，目的是讓郡縣制之下的人民喪失武裝能力。據說隋文帝統(tǒng)一南北朝之后也采用了這個政策。另外，日本歷史上的豐臣秀吉頒布狩刀令，其目的也如出一轍。但是，歷史上只有始皇帝將收繳來的兵器熔解鑄造成了鐘鐻和金人。這也表明，當時秦政府收繳來的兵器，不是鐵制兵器，而是青銅兵器。
上文曾提及，中國從春秋末期就已經進入了鐵器時代，鐵制農具得到普及，由此發(fā)生了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但是，始皇帝統(tǒng)一時期，兵器卻仍以青銅制造。這是由于中國的鐵器時代始于鑄鐵，但鍛鐵技術比較落后。制出的鐵硬度高、質地脆，不適于用作兵器。因此，直到秦朝，人們還仍舊使用青銅兵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秦朝不存在鐵制兵器，只不過數量極少罷了。漢代以后，社會才全面完成由青銅兵器到鐵制兵器的過渡。甚至到了3世紀，魏國曹操的軍隊還在使用青銅制造的箭鏃。
秦始皇收民間兵器，鑄以為金人十二
萬里長城
瑯琊臺刻石文中有這樣一段描繪始皇帝統(tǒng)治領域的刻文：“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今陜西省太原市）。人跡所至，無不臣者。”然而，盡管刻石文如此頌揚始皇帝的豐功偉業(yè)，但實際上，北方的匈奴始終是秦國束手無策的大敵。
匈奴原本是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通過各部落的不斷統(tǒng)一，逐漸成長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匈奴人精于騎射，以驍勇稱霸于北方。因而匈奴便成為秦國平定戰(zhàn)國六雄后繼續(xù)向北方擴張時的心頭大患。公元前215年，始皇帝派將軍蒙恬率30萬大軍北伐匈奴。
據《史記·始皇本紀》記載，公元前215年，原為燕國人的盧生進獻給始皇帝一本名為《錄書圖》的預言書，書中寫道“亡秦者乃胡”，正是這一預言才引導秦國打敗了匈奴。然而這一歷史是否屬實，還有待考證。也有可能是司馬遷考慮到不久后秦國在秦二世胡亥的統(tǒng)治下走向滅亡的事實而虛構出的歷史故事。實際上，秦國北伐匈奴的真正原因在于，建國后逐漸強大的匈奴國與秦國之間的對立與矛盾在這一年激化。
蒙恬率軍北伐，將秦國勢力擴展到黃河以南的河套地區(qū)，繼而又下令沿黃河建筑要塞，設34縣，讓大量漢族人移民戍邊。秦朝還修建了西起臨洮（今甘肅省岷縣）東達遼東（今遼寧省遼陽市），長達一萬余里的城墻，也就是萬里長城。
秦始皇與萬里長城
不過，這個長城與現(xiàn)今的長城不同。我們所常見的長城修筑于明代，其位置與始皇帝時期的也不相同。此外，人們常常會誤解長城由始皇帝首次修造。事實上，早在戰(zhàn)國時代，各個國家就已經開始修建與鄰國之間的城墻了。進入秦朝后，始皇帝將其中位于北方的秦、趙、燕三國的城墻連接起來，才構成了守護北方的巨大屏障。
可以說，萬里長城是在始皇帝巨大權力之下建造而成的歷史豐碑。但是，正由于這一豐碑，連年有數十萬人力被投入修筑長城的工程之中，秦國國力受到極大的消耗。另外，長城的修筑也違背了“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皇恩浩大無所不及的理念，實際上限制了皇恩皇威照澤的地理范圍。在之后的中國歷史上，長城成了區(qū)別中國與北方民族的一條漫長的邊界線。
阿房宮與驪山陵
始皇帝時期大興土木工程，其中與長城相提并論的還有阿房宮與驪山陵。阿房宮于公元前212年開始修建，位于秦朝建于渭水南岸的新都城的中心。宮殿當時并沒有正式名稱，阿房為當地地名。據說，阿房宮的前殿（正殿）東西長3里（約1500米），南北寬500步（約690米）。（《三輔舊事》記載的這一正殿面積，同現(xiàn)存的夯土臺基的面積相差不大。）殿上可坐1萬人，殿下可豎立5丈（11.5米）高的旗。
阿房宮四周還建有閣道（兩層結構的長廊），其中一條向南延伸至南山山頂，為宮殿正門，一條向北延伸橫跨渭水，連接咸陽宮。當時人們根據所認知的天體構造學，將阿房宮擬為天極，渭水比作天漢（銀河），咸陽宮視為營室（十二星宿名稱，位于天馬座），通過阿房宮的布局再現(xiàn)了閣道由天極出發(fā)、橫跨天漢、到達營室的星象理念。正如上節(jié)所述，皇帝的居所對應天帝居住的天體，因此其構造與天體形同。
驪山
另外，驪山陵是始皇帝在繼承秦國王位時起就在咸陽東部渭水南部的驪山為自己預先營造的陵墓。他在統(tǒng)一六國后，再次擴大了陵墓的規(guī)模。地宮墓室建造于地下極深處，據說為此鑿穿了三層地下水，同時建造了防水的槨室。宮殿樓閣景觀，建于槨室之中，內設百官座次，當時始皇帝還準備以無數奇珍異寶填滿宮室。
為防止盜墓者的侵入，地宮內設置了機關暗弩。地宮內屋頂的裝飾物，燦爛如日月星辰，地上則以水銀再現(xiàn)黃河、長江等百川大海的地貌，并利用機械使水銀始終保持流動的狀態(tài)。也就是說，地宮的構造融會了天文地理的理念，再現(xiàn)了現(xiàn)世宇宙的景觀。此外，地宮中還燃著工匠們精心設計的用人魚膏制成的長明燈，據說能讓地宮永遠明如白晝。驪山陵巨大的陵冢，則建造在這座地宮之上。
為建造阿房宮與驪山陵，秦朝動用了70余萬囚徒作為勞力，其中還有一部分囚徒負責從渭水北方的北山運送石材，從遙遠的蜀、楚（今四川省、湖北?。┑鹊剡\送木材。然而秦朝滅亡時，壯美的阿房宮卻銷殞在了項羽大軍點燃的大火之中，驪山陵也飽受盜墓之禍。如今，阿房宮只留下巨大的夯土臺基作為它的遺影。而在驪山陵，現(xiàn)存的邊長500米的方形體、高約75米的巨大陵冢，也只是依稀保留了當時陵冢的一部分面貌。
焚書坑儒
因精通法家思想而備受始皇帝重用的李斯，出任廷尉后不久又晉升為丞相。公元前213年，他進諫始皇帝：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天下藏書中，只有醫(yī)藥、占卜以及農業(yè)技術等類別的書籍才能幸免于難。始皇帝采用了李斯的這一建議，頒布了著名的焚書令。
焚書坑儒
李斯之所以提出這種強硬政策，是因為與博士淳于越在政治觀點上的對立。同年，博士淳于越在朝廷向始皇帝盛贊殷周的封建制度，提出不學古法則國運不長的觀點。淳于越代表儒家的思想觀點，他的這一進言必然令李斯按捺不住。因為秦朝如恢復封建制，秦朝的國家政治結構則將發(fā)生極大的轉變，李斯也將在朝廷中失去用武之地。于是，李斯反駁淳于越：當朝儒生不師今而學古，非議當世，惑亂黔首（人民）；在皇帝法令至高無上的國家中，妄加議論國家頒布的法令，又在君主前夸耀，甚至以之為榮譽，那么皇威何在呢？這就是李斯彈壓儒者的論據，提出焚書建議的理由。
焚書令頒布后第二年，又發(fā)生了儒生誹謗皇帝的事件，彈壓儒學的政策進一步激化升級。首都咸陽所有儒生全部受到御史審查，其中被認為觸犯了秦朝禁令的460余名儒生被統(tǒng)統(tǒng)活埋。而這就是后人所熟知的坑儒事件?？樱搜裰?。當時反對壓制儒家并向始皇帝勸諫的長子扶蘇，也被始皇帝以監(jiān)督將軍蒙恬軍隊的名義遣送到了北方前線。
焚書坑儒的政策是以維護秦朝體制為目的頒布與實施的。由于秦國統(tǒng)一天下后在全國推行郡縣制已近十年，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在脫離戰(zhàn)爭痛苦的最初喜悅之中逐漸體會到了郡縣制的殘酷性。而指出郡縣制的種種殘酷性的正是儒者。
儒學思想中，理想的君主觀稱為“王道”。而具有新特征的秦朝“皇帝”觀念，則不在儒學思想的范疇之內。這導致儒學與秦朝體制難以融合。于是，當天下出現(xiàn)評判始皇帝統(tǒng)治的風氣時，儒學者欲采用儒家的傳統(tǒng)理論來解決問題，便無法逃脫被無情彈壓的命運。
儒學者如果要對“皇帝”觀念妥協(xié)，獲得秦朝政府的認可，則必須改變儒學本身，使儒學的內容思想靠近以“皇帝”觀念為準則的統(tǒng)治者的思想。而這一轉變，直到下一個朝代——西漢后期才得以完成，這一過程被稱為儒學的國教化。
不死仙藥
上文曾闡述到“皇帝”意為“煌煌天帝”，作為一種永恒的存在，超越于生死之外。始皇帝也期待自己能如天帝一般永生不死。公元前219年，始皇帝東巡，遇到一齊人方士，名為徐巿（一說為徐福）。徐巿稱東海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島，島上有仙人與不老不死之藥，并自薦要為始皇帝赴島求仙尋藥。于是，始皇帝便集童男童女數千人，同時資以重金，派其東渡求藥。盡管徐巿一行東渡數年未果，但始皇帝尋仙求藥的愿望愈加強烈。公元前212年，方士盧生向始皇帝進言：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氣，與天地久長。始皇帝聽后便決定自此不稱朕，而稱真人，并下令近侍不得泄露自己的所在與行蹤，否則以死罪處之。始皇帝的這種渴望得到長生不死藥、共存于天地、同化于宇宙的欲望漸漸走向極端。
徐福東渡
按照通常的理解，始皇帝對不死仙藥的執(zhí)著追求，體現(xiàn)了人類的普遍欲望。盡管他成為大一統(tǒng)國家的支配者，獲得了常人不敢想象的地位，卻也無法逃脫死亡的宿命。因此，求得仙藥，便成了他作為人的最后的欲望。但是，始皇帝尋求仙藥，并不是從作為一個人的立場出發(fā)，而是在“皇帝”的立場上去避免作為“皇帝”難以容許的死亡的命運。然而盡管醉心于求仙尋藥，始皇帝第五次巡幸時，死亡仍舊無可避免地降臨。徐氏一行無功而回，以真人之說進諫始皇帝的盧生也因恐懼方術無效而逃之夭夭。不死仙藥，終究成為一場黃粱美夢。
《史記》的記述與始皇帝
《史記·始皇本紀》中還有其他許多關于始皇帝事跡的記述，但是這些記述多受漢代批判始皇帝風氣的影響。例如，關于始皇帝規(guī)定自己每日批一石（120斤，約60公斤）重的奏折、批完前不休息這樣一個勤于政事的逸話，也在司馬遷筆下的方士盧生口中，變成了始皇帝貪戀權勢的例證。同時需要留意的是，所謂奏折重120斤，應當從當時文字是書寫在竹簡上的情況來考慮。
相傳始皇帝規(guī)定自己每日批一石（120斤，約60公斤）重的奏折、批完前不休息
此外，《史記》中還有關于秦為水德的記述。秦朝統(tǒng)一天下后，按照五行相克的思想，考慮到秦替代周，而周為火德，水克火，所以秦決定為水德。而與水德相對應的顏色為黑色，數字為六，方位為北。因為從陰陽學來說，北方屬陰。于是，秦朝將代表入冬（陰）的十月定作一年的開始。服飾旌旗以黑色為尊，又以六為圣數，符傳長度、法冠高度各為六寸，車輻寬六尺，一步長為六尺，車乘的馬匹也為六匹，并將人民稱為黔首（意為黑色的頭），又將屬陰的黃河改名為德水。
不過，根據栗原朋信的研究（《秦漢史研究》，1960），《史記》中秦為水德由始皇帝決定的這一記載并不屬實，秦為水德是漢代以后才有的說法。根據栗原的考察可以得知，秦朝以前，就已經存在將十月定為歲首、稱人民為黔首的先例了。而且，秦朝也并未將六定為圣數，甚至在漢代初期也還未出現(xiàn)秦為水德的說法。后世之所以將秦德解釋為水德，是因為水德在陰陽學中屬陰，刑法則要在陰時實行，那么在后世人的眼中，以法家思想作為國家基本政策、實行嚴苛的刑法制度的秦國，其德就必然為水德了。因此，包含批判意味的秦為水德說，就自然產生了。司馬遷也受這種時代影響，在《史記》中留下了秦為水德的說法。
（本文編輯：棒茬粥）
圖書信息：
《秦漢帝國——中國古代帝國之興亡》 [日]西嶋定生 著 顧姍姍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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