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看見硅谷》和《來自硅谷的聲音》這兩本書揭示了硅谷充斥著的種族主義、隨意的厭女癥、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集中在貧困社區(qū)的環(huán)境破壞。作者認為，硅谷的經濟繁榮建立在那些“隱形”的工作者之上，而他們往往是不受保護的臨時工、供應商和承包商。甚至在許多硅谷的內部人士看來，工程師這一曾經風光的工作也不再能夠明確地指出自己的工作貢獻，并且經常需要面對工作上的“道德拷問”。最終，因為工作而感到疲憊不堪的工程師們也成為了“平臺背后”的人。本文作者帕特里克·麥克雷（W. Patrick McCray）是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的歷史學教授，他在那里研究和撰寫有關現代技術和科學的文章。本文原載自《洛杉磯書評》。
硅谷
雖然已經過去快20年了，但我仍然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去硅谷時的情景。那是2004年左右，我開著我的老薩博車從南加州來到斯坦福大學，瀏覽了一下那里的檔案。在此次旅行中，我去了中部海岸的尼波莫（Nipomo）小鎮(zhèn)，多蘿西婭·蘭格（Dorothea Lange）在1936年拍攝的標志性照片《移民母親》（Migrant Mother）讓這個小鎮(zhèn)成為了永恒經典。最終，我在薩利納斯（Salinas）附近停下了車加油，薩利納斯位于農區(qū)（“吉爾羅伊——世界大蒜之都!”），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許多小說都是在此完成的。再走40英里，農田變成了混凝土。然后，在我的右邊，我看到了美國宇航局（NASA）的艾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和它巨大的一號飛機庫（Hangar One）建筑。它建于20世紀30年代早期，當時在人們的想象中，巨型飛艇代表著交通運輸的未來。
在經歷了大雨和交通高峰后，我終于踏上了前往“皇家路（El Camino Real）”上的汽車旅館的道路。這家汽車旅館是由一個來自東南亞的家庭經營的，雖然價格昂貴，但它遠非皇家酒店。登記桌旁的大學生把一本編程語言的教科書推到一邊，幫我登記入住，我在汽車旅館的二樓找到了自己的房間。也許是我天真了，但當我在小房間里安頓下來之后，盡管網絡連接良好，我還是感到了奇怪的失望。那天晚上，我沿著“國王大道”（the king’s highway）去找一家價格實惠的餐廳。一路上，我遇到的不過是一排排疲憊而骯臟不堪的購物中心，高檔紙杯蛋糕小販和消聲器店共用一面墻。我不停地問自己，“但他們要把未來放在哪里呢？”我在哪里看到的東西和洛杉磯的機場完全不同，機場的主題建筑的古雅風格至少暗示了未來，盡管它只是在那里等待著死亡的到來。
第二天，雨停了，太陽出來了。我從汽車旅館步行到校園中心的格林圖書館（以德州儀器的創(chuàng)始人塞西爾·格林命名）。事實證明，步行是個錯誤。這一切發(fā)生在谷歌地圖出現之前，我還不了解斯坦福的校園有多大。但我有足夠的時間去尋找這里的未來。也許是我太過愚鈍，我沒有“看到”未來，不過我最終還是在當天上午晚些時候聽到了人們談論它。當我在商學院的食堂吃午飯時，周圍的空氣中充斥著諸如風險投資、天使、獨角獸、初創(chuàng)企業(yè)和資本結構表等詞匯。
斯坦福大學
兩本新書——《看見硅谷》和《來自硅谷的聲音》——揭示了硅谷的一個關鍵部分即便這不是我認為能找到的未來（但大多數人從未尋找或思考過這里的未來，更不用說看見它了）。這兩本書的目標是一樣的：揭示硅谷那些被遺忘但又至關重要的社區(qū)——這些群體往往被夸張的新聞稿、揮舞著保密協(xié)議的律師以及記者對“在科技界工作”的狹隘定義所掩蓋。在某些情況下，這些人就是“平臺背后的人”。 盡管那些默默無聞的工程師和程序員的工資遠高于中位數，但他們仍然發(fā)現自己住在他們無力負擔的房子里，情況岌岌可危。在另一些情況下，他們是保姆、廚師和園丁，他們的隱性勞動讓山谷的金融、家庭和社交圈得以維持。你讀到的那個新晉億萬富翁可能開著一輛邁凱倫，但總得有人給它洗車打蠟。
在斯坦福大學的傳播學學者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r）發(fā)表了一篇簡短的文章后，《看見硅谷》展示了瑪麗·貝絲·米漢（Mary Beth Meehan）在2017年拍攝的一系列照片。米漢以拍攝“社區(qū)的肖像”而聞名。在六個星期的時間里，米漢在門洛帕克（Menlo Park）租了一間民宿（Airbnb），向陌生人介紹自己，還拍攝了照片。她把“看不見的社區(qū)、看不見的關系、看不見的人類”寫在便利貼上，貼在了書桌上方。
米漢的彩色照片伴隨著拍攝對象簡短而有力的生活史。例如，我們一路上遇到了賈斯特尼亞（Justnya），一位波蘭出生的工程師，她和其他技術專家在庫比蒂諾
（Cupertino）共住一棟豪宅；還有維克托（Victor），一位來自薩爾瓦多的老人，他住在離谷歌園區(qū)幾英里遠的小拖車里。每一張照片都在講述一個故事，而且很少是你想象中的那種故事。比如其中有一張“馬克”的照片，他是一個年輕的白人男子。如果你仔細觀察，你會感覺到他的身體姿勢和面部表情有些不對勁。馬克的母親在一家電子廠工作了多年，為超市的收銀臺掃描儀制造激光。每天晚上回家時，她的臉上和手上都沾有“綠色的黏液”。幾年后，馬克出生了，他在精神和身體上都出現了嚴重的發(fā)育問題，她才知道這種黏液是一種化學物質的混合物，其主要物質是鉛。曾經被稱為“心靈的喜悅之谷”的地方，最終成為了近二十四個由現在已經倒閉的電子公司創(chuàng)建的超級基金的所在地。而那些沒有倒閉的公司已經把他們的制造、工作和垃圾轉移到了海外。
有時，米漢的照片和文字說明揭示了超越了悲劇和不公平的人性的溫暖。在另一張照片中，亞伯拉罕和布倫達（Abraham and Brenda）被拍到在加州沿海日落時分的特殊金色光芒中擁抱在一起，但這種光芒的作用也僅限于此。他們站在破舊的房車前，自從2008年失去房子后，他們就一直住在這里。平時，他們把車停在皇家路附近斯坦福大學的邊上。但在比賽日，大學強迫他們搬家的時候，他們就沒法住在哪兒了。在那些日子里，就像斯坦貝克筆下的“奧基斯”一樣，他們開著老爺車翻越圣克魯斯山，來到半月灣，一起看海。
本·塔諾夫（Ben Tarnoff）和莫伊拉·魏格爾（Moira Weigel）兩人都是作家，也是《邏輯》雜志的創(chuàng)始人。他們在編輯的作品集中，選擇了用文字來承載他們的進取主義野心。秉承了路易斯·特克爾（Studs Terkel）的傳統(tǒng)，《來自硅谷的聲音》做了一系列半開放式的采訪，采訪對象是一系列不同的匿名工人，他們以《龍與地下城》中的角色： “廚師”、“工程師”、“講故事的人”的“慘淡版本”形象出現。每個部分都有一篇簡短但有見地的文字介紹，將這個人的職業(yè)置于硅谷這一更大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中，但真正的“黃金”隱藏在訪談中。
例如，“按摩治療師”就像硅谷的許多工人一樣，是作為沒有工作保障的承包商被雇傭的。這些人通常被稱為TVC，這在硅谷的行話里是“臨時工、供應商和承包商”。盡管他們是硅谷制造業(yè)內的重要群體，但幾乎從未被提及。他們的作用遠遠超出了為全職員工提供舒適的生活環(huán)境。正如路易斯·海曼（Louis Hyman）在他的《臨時工》（2018）一書中所解釋的那樣，要想真正理解硅谷的電子行業(yè)，就必須將臨時工考慮在內?！耙斫怆娮有袠I(yè)很簡單，”他寫道，“每次有人說‘機器人'時，你就要去想象一個有色人種女性?！?在上世紀80年代，臨時工是惠普和蘋果等明星公司成功的關鍵。分包合同有效地讓他們避開了有關工資和安全的美國法律。在那些年擔任麥肯錫公司董事的托馬斯·彼得斯（Thomas Peters）在《在混亂中繁榮：管理革命手冊》（1987）一書中觀察到：“硅谷的勞動實踐（除了工程師外），常常使底特律的勞動實踐看起來非常人性化?！焙ＢQ，即使硅谷在很多地方都散發(fā)出“這就是未來”的氣息，但這里的勞工實踐歷史與19世紀有更多的相似之處。例如，在上世紀80年代，復雜的電子產品經常在人們的廚房里被組裝起來，這要歸功于靈活的、一次性的無證勞動力，他們通過計件工作進行勞動。
至于“按摩師”，盡管她是臨時工，但她確實享受到了一些福利，包括每天在公司食堂內免費吃上兩餐。在那里，她會看到一些她按摩過的對象，他們的肌肉已經因疲勞緊張而打結。她回憶道，在工作中，她將自己對“科技公司”的矛盾情緒拋到一旁，把客戶看成是一樣的、處在痛苦中的身體。她說，“你只是在和你眼前的身體打交道?！币话倌昵?，福特工廠的流水線工人面臨著由重復勞動引起的一系列身體疾病。如今科技公司的程序員們也表現出類似的壓力，他們長時間在鍵盤前工作，缺乏鍛煉，姿勢不佳，加上工作時間過長。不過，只有全職員工才能得到按摩師的服務。而那些做飯或打掃辦公室的人則沒有機會享受這樣的福利。通過采訪可以發(fā)現，她那些有資格享受服務的客戶，有時會很粗魯，而且總是很脆弱。她最喜歡的客戶之一是一位工程師，工作時間特別長，“他的背部感覺像石膏板一樣。”這種創(chuàng)傷可能是情感上的，也可能是身體上的。例如，這位按摩師治療的許多女性，“看起來壓力很大，很悲傷。”有一位行政助理（“她很美”）無法安靜地坐著接受按摩治療，她不停地查看手機，尋找老板的信息?！懊幻纳眢w，我就知道，”按摩師說，“她快要崩潰了?！痹诓稍L的最后，按摩師描述了一個不同的“崩潰”——當“她的”公司首次公開募股失敗后，她被解雇了。
今天，硅谷作為“創(chuàng)新”的代名詞，它已經催生了一磁盤的陳詞濫調，被技術兄弟們紛紛效仿。從令人討厭的，甚至可能是犯罪的“快速行動并打破事物”，到“如果我不得不解釋它，你就不會讓它發(fā)生”的鼻祖：“快速失敗，經常失敗”?！跋乱粋€硅谷”的說法包含著可悲的短視；各城市和地區(qū)無視變幻莫測的歷史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實際上是在發(fā)起堂吉柯德式的探索，試圖抓住和掌控雷電。
上述這篇文章是由斯坦福大學教授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r）撰寫的，他也是米漢攝影集的負責人，文章名為《山上的硅谷》（The Valley on The Hill）。它將硅谷的現狀與17世紀剛抵達新世界的朝圣者的世界觀進行了比較，他們試圖建立一個“山巔之城”。特納認為，許多來自美國以外的技術人員帶著“使命感和對利潤的追求”涌向舊金山灣區(qū)，就像他們的清教徒祖先一樣，他們的動機是深刻的、幾乎帶有強迫性的職業(yè)道德。特納解釋得還不夠多，不足以讓這個類比達到應有的深度。部分原因是他的文章只有六頁，考慮到他在這個話題上的專業(yè)知識經常被人引用，這令人失望。不過，在他那既博學又簡短的敘述中，“新耶路撒冷”（即硅谷）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大約50年前，當時圣克拉拉縣（Santa Clara County）成為了創(chuàng)新的溫床，盡管它最終還是成為了遍布著大量的超級基金的地方。
特納提出的硅谷技術人員與清教徒的比較，在其他幾個方面也有簡單的體現。作為一個宗教派別，清教徒是出了名的教條主義，并熱衷于犧牲異教徒。他表示，一些程序員也相信末世論，并否認身體的存在。因此，一家以銷售一種“以一部恐怖的后世界末日電影命名的代餐產品”的公司：Soylent在硅谷發(fā)展了起來。但特納認為，當下的“對身體的否認”主要表現在人們急切地將其原子化，成為數字數據，以便“聚合和再利用”。他還可以更進一步，一百年前，洛杉磯的幻影工廠生產出了愛米·森普爾·麥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一位魅力超凡的福音傳道者，她創(chuàng)立了一個宗教，鞏固了這座城市作為精神探索中心的身份。今天，我們擁有了身為工程師和自認有罪的重罪犯安東尼·萊萬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以及他的基于人工智能崇拜的宗教計劃。新肉體萬歲?；蛘?，如果說硅谷的另一種固有方式值得相信的話，那就是“舊軀體萬歲”，即通過類固醇和年輕人的輸血來恢復活力。
雖然技術兄弟們可能會實踐或宣揚對身體的否定——或者，崇拜他們特殊的、經過加工和補充的身體——但這兩本書都堅持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到硅谷的成功和形象是如何建立在直接忽視其他身體上的，這些身體通常是棕色或黑色的，或者是移民的身體。重要的是要記住，這些看不見的工人組成了更長的歷史，而這些書中并沒有提及。在19世紀，農業(yè)是該地區(qū)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塞拉利（Sierra）金礦工作的礦工需要面粉、水果和蔬菜。當農業(yè)，像150年后的數據存儲一樣，需要擴大規(guī)模到工業(yè)水平時，這個過程就創(chuàng)造了一個繁榮的經濟。
這為其后來的歷史奠定了基礎。圣克拉拉谷最終成為一個更大的農產品生產和流通系統(tǒng)的一部分，其主要產品是罐頭水果和蔬菜。19世紀70年代，隨著可靠的鐵路服務的到來，該地區(qū)的產量再次增加，這是由利蘭·斯坦福（Leland Stanford）等人帶來的。斯坦福是個十足的強盜男爵，他和他的妻子能在1885年創(chuàng)辦的同名大學，都得益于他有從美國政府那里獲得資金和土地的能力。認為硅谷是由英雄人物在沒有美國政府幫助的情況下自發(fā)建立起來的觀點，不過是一個神話。
最終，硅谷的水果和蔬菜生產成了最主要的作物。其需要的工人數量（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都超過了當地的人口。因此，采摘和保存水果的勞動密集型工作主要落在了看不見的日本、中國、意大利、菲律賓和墨西哥工人身上。其中大部分工作是由季節(jié)性承包商雇傭的女性完成的，她們被根據種族和民族區(qū)分，當困難時期到來時，她們是最先被解雇的人。因此，貫穿這兩本書的排外心理、歧視和厭女癥，要追溯到比1956年，晶體管的共同發(fā)明者、徹頭徹尾的種族歧視的威廉·蕭克利（William Shockley）來到硅谷創(chuàng)辦電子公司更久遠的年代。
蕭克利（Shockley）的半導體公司催生了仙童（Fairchild）半導體公司，之后催生了英特爾和其他幾十家大大小小的公司。工程師也相應地成倍增加。他們蜂擁而至，成為了美國專業(yè)人員中的第二大群體，僅次于學校教師。工程師是白領男性們最常從事的職業(yè)。冷戰(zhàn)時期的技術需求，加上20世紀60年代的富裕，給了他們更高的知名度、責任感，以及工作保障和穩(wěn)定的薪水。簡而言之，建造和設計航天器、航空電子系統(tǒng)和電路，使他們在中產階級中占據了一個受保護的位置——至少在大部分時間里都是如此。
塔諾夫和魏格爾在書中包括的一個角色是工程師。這個人于1999年開始上大學，正值網絡泡沫興起。等他們寫完后，泡沫已經破滅了。然而，這位工程師做了許多年輕人在經濟不景氣時做的事：去讀研究生。他們的研究生項目包括改進驗證碼（CAPTCHA），即一些網站驗證用戶是否為“人類”的（令人討厭的）方式，然后他們將書籍數字化，最終形成了一家創(chuàng)業(yè)公司，谷歌很快就收購了這家公司。現在，工程師已經在母艦內部了。
工程師們也不再那么高興。在冷戰(zhàn)期間，硅谷的工程師們可以指出，那架飛機或這個消費項目是他們對國家安全或經濟福祉做出的小小貢獻。這位工程師（他最終離開了谷歌）對超高薪的高管和普通技術專家之間的差距感到不安，這種差距正在擴大成一條鴻溝。他們自己無休止地操縱0和1，但這究竟產生了什么真正價值？
今天的工程師們，就像他們半個世紀前的同行一樣，經常地對那些“作惡”的技術表達矛盾的情緒。在過去，這種矛盾情緒可能是關于為武器系統(tǒng)做出貢獻，可能導致文明被全盤毀滅。如今，根據這工程師的說法，許多搜索計劃讓技術專家感到不安，認為這是令人不安的“道德灰色地帶”?！拔铱梢钥吹诫p方都有合理的論點，”工程師轉述道，但谷歌的管理者只是在“人們提出擔憂之后”才去考慮公司正在制造的東西的影響。他們指出，J·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和他1945年8月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同胞們說得再好不過了：“在你制造出原型機之后，已經不是開始考慮道德后果的時候了。”
在讀完這兩本書后，我在想，研究者和作家應該如何最好地將硅谷作為一個研究對象？我們是否應該將其作為標志性的研究對象，并以此為標準與所有其他科技區(qū)進行比較？或者我們應該像民族學學者那樣對待它，把它當作一個由冷戰(zhàn)時期的國防經費、聰明的稅務律師、勤勞的工程師、程序員、廚師、園丁和按摩師所推動的地區(qū)發(fā)展的病態(tài)案例？自從多年前的第一次旅行后，我已經多次回到硅谷。當我開車經過一號機庫時，我不再認為它是曾經庇護巨型飛艇的地方。我知道它現在已經成為了谷歌高管們停放私人飛機的地方。
在記者中，有一類新興的職業(yè)“科技記者”。他們往往自成品牌，盯著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這幾家公司。他們沒有意識到，如今每家公司都是一家科技公司。臉書和推特雇傭的人數，只是沃爾瑪、CVS和克羅格（Kroger）的零頭。在過去的50年里，哪一個公司在我們地球的歷史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亞馬遜還是石油公司?？松‥xxon）？它們都不顧一切地快速發(fā)展，留下了破碎的社區(qū)和生態(tài)系統(tǒng)。
那些報道“科技”的人和他們的讀者（不管這個詞現在意味著什么）常常把硅谷描繪成一個與美國隔絕的地方。但是，正如《看見硅谷》和《來自硅谷的聲音》所揭示的那樣，硅谷充斥著種族主義、隨意的厭女癥、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集中在貧困社區(qū)的環(huán)境破壞。硅谷就是美國。鑒于它的無數罪惡，腐敗和道德敗壞，抨擊硅谷就像叫一輛優(yōu)步一樣容易。對它的批評形式多種多樣，其中最好的批評來自對該地區(qū)漫長而充滿爭議的歷史的理解。這兩本書并沒有充分考慮到這段歷史，但它們確實指出了該地區(qū)運行的核心：人，他們中的許多人是隱藏的或看不見的。讓他們能夠顯露出來，是創(chuàng)造一個“更值得稱贊的地方”的開始。硅谷也許永遠不會成為清教徒的“山頂之城”。但在追求未來的過程中，它可以，也必須做得更好。
（本文原載于《洛杉磯書評》，作者帕特里克·麥克雷（W. Patrick McCray），原題為《Silicon Valley’s Hidden V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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