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嬌慣的心靈》：偏執(zhí)易感的心智與誤入歧途的大學

《嬌慣的心靈：“鋼鐵”是怎么沒有煉成的？》，[美]格雷格·盧金諾夫、[美]喬納森·海特著，田雷、蘇心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0年7月出版，527頁，69.00元

《嬌慣的心靈》之所以值得一讀，不僅在于兩位作者簡潔明快的文風、聚焦主題啟人思考的謀篇布局，更在于作者對時代議題的精準把握，同時有針對性地整合并吸收相關領域的前沿成果。可以說，兩位作者能夠準確把握公共寫作的基本要義，并將其發(fā)揮至淋漓盡致的地步。加上兩位譯者田雷、蘇心精妙傳神的中譯文，更是錦上添花，中譯者在準確傳達原文意涵的基礎上，與中文的表達意蘊有效銜接，彼此呼應，時刻提點中文讀者的歷史現(xiàn)場感和跨語境的代入感。事實上，《嬌慣的心靈》中所揭示的諸多問題，并非美國所獨有，而是以另一種樣態(tài)正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蔓延滋長，這應該是業(yè)已在中文書界獨樹一幟且別具一格的“雅理譯叢”引介此書的用心所在。

打眼一看，主標題“嬌慣的心靈”，加上副標題“‘鋼鐵’是怎么沒有煉成的？”的烘托，讀者的第一反應會誤以為兩位作者意在撰寫一部“育兒寶典”。實際上，遍覽全書，細心的讀者即會發(fā)現(xiàn)，兩位作者的主旨立意，首先在于審視新世紀美國大學所面臨的諸多迫在眉睫的危機，分析危機背后的諸多錯誤觀念，進而追溯并揭示孕育這些錯誤觀念的社會條件，并在此基礎上尋求解救危機的可能途徑。

可以說，《嬌慣的心靈》是一部解剖當代（美國）大學的靈魂之書。偏執(zhí)易感、見火就著、動輒得咎的脆弱人設，個人感覺至上、情緒推理、不惜以最壞的惡意揣度他人的扭曲心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部落主義、排他性的共敵式身份政治等等。本來，作為自由開放的思想園地，如今的大學校園卻彌漫著一種“防御性的自我審查文化”，從教授到青年學生，人人噤若寒蟬、明哲保身，大學儼然淪為私相授受、自求多福的茍且之地；本來，作為多元包容、平等討論、探求真理的學術殿堂，如今卻淪為拉山頭、鬧派性、彼此敵視、相互舉報的角斗之場……

《嬌慣的心靈》的寫作緣起，是兩位作者過去幾年目睹美國大學校園愈演愈烈的沖突和暴力事件，該書的雛形是兩位作者于2015年發(fā)表在《大西洋月刊》的同名文章。據作者在“序言”中透露，文章本來的標題是：“越爭越悲哀：大學校園是如何導致認知扭曲的？”據說月刊編輯發(fā)表前為強化標題的吸引力，將標題改為“The Coddling of American Mind”，最終的成書便沿用了這一頗抓眼球的標題。標題措辭顯然脫胎于政治哲學家艾倫·布盧姆（Allan Bloom）1987年出版的那部曠世杰作“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封閉的美國心智》)。將《嬌慣的心靈》前后兩個標題比較，應該說，兩位作者最初設定的標題更為平實，且更貼近寫作者的現(xiàn)實關切和著述旨趣。

《美國精神的封閉》， [美]布盧姆（Allan Bloom）著，戰(zhàn)旭英譯，馮克利校，譯林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348頁，35.00元

中譯本將“Coddling”譯成“嬌慣”，語意上當然并無錯處，卻在客觀上與全書的著述主旨發(fā)生明顯的錯位，而且這樣的中譯標題措辭無形中屏蔽了許多原書所意欲的目標讀者。在漢語語境中，“嬌慣”，主要指涉父母對子女的無原則溺愛，放縱任性，毫無規(guī)矩，缺乏約束和節(jié)制等等。但原書標題采用“Coddling”,一方面固然出于吸引讀者眼球之需要，但更深層次的意圖在于反諷彌漫大學校園文化的扭曲：脆弱人設、安全主義、舉報文化等等。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本應屬于正常學術探討范疇的正常言論，經過聽者偏執(zhí)易感的心智的負面過濾，被上綱上線，亂貼標簽，肆意攻擊，甚至暴力相向。大學校園本應是理性平和、彼此反證、自由探索真理的學術園地，如今卻淪為各種不共戴天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你爭我奪、各不相讓的意見秀場。

為了凸顯原書作者的著述主旨，筆者斗膽將《嬌慣的心靈》一書的標題暫時改成“偏執(zhí)易感的心智與誤入歧途的大學”，意在更為直觀地傳達該書所聚焦的核心議題，同時將其作為這篇評論的主標題。

移動互聯(lián)網世代與社交媒體

閱讀《嬌慣的心靈》，需要注意以下四個時間節(jié)點：1995年，2011年，2013年，2017年。

根據社會心理學家簡·特溫格（Jane Twenge）的研究，如果說1982年至1994年之間出生的一代屬于“千禧世代”，那么，1995年出生的一撥孩子應被稱為“互聯(lián)網世代”的開端。特溫格之所以以1995年作為一個關鍵性的代際分水嶺，在于移動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社交媒體也成為區(qū)分互聯(lián)網世代與之前的千禧世代最為突出的標志。

2006年，互聯(lián)網世代的頭生子十一歲，“臉書”將其注冊用戶年齡限制下延至十三歲。也是在同一年，“推特”社交平臺正式啟動。2007年，第一代蘋果手機問世，更為個性化的社交平臺“湯博樂”誕生，并迅速成長為全球最大的輕博客網站。2010年，移動應用社交平臺“照片墻”問世，2011年，移動分享應用平臺“色拉布”投入運營……

2013年，互聯(lián)網世代頭生子十八歲，他們進入大學，2017年，他們大學畢業(yè)。從此，互聯(lián)網世代成為大學校園的真正主人。2017年也是特朗普就任總統(tǒng)的第一年，這位“推特總統(tǒng)”更是將社交媒體的潛能發(fā)揮至淋漓盡致的地步。

社交媒體從根本上改變了“95后”們的社會關系模式、觀念形態(tài)乃至行為方式，互聯(lián)網世代與千禧世代之間也因此出現(xiàn)明顯的斷裂。社交媒體平臺改變了互聯(lián)網世代的生活方式，而移動互聯(lián)網和社交媒體即時便捷的信息篩選、整合和推薦機制，無形中將每個人“鎖定”在以自我為中心的信息繭房之中，我的繭房我做主。社交媒體使人沉溺其中，無法自拔。2017年，在一次采訪中，“臉書”首任總裁談及該社交媒體的運營策略，讀之真令人細思恐極。他這樣回憶道：

在開發(fā)這些應用時，“臉書”可以說走在頭一個，所內置的思維過程……說到底不外乎是：“我們如何做，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耗你們的時間和注意力，多多益善？”……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時不時地給你一點多巴胺的刺激，你會看到，又有人給你的照片點贊了，又有人給你的帖子評論了，諸如此類。而這就會讓你發(fā)布更多的內容，然后，你就獲得更多的贊、更多的評論……這在本質上就是一種社會確認的反饋循環(huán)……正好是像我這樣的黑客所能想到的主意，因為你正是要利用人類心理的某一弱點。（《嬌慣的心靈》，201-202頁，以下未注明頁碼均引自該書）

社交媒體主導下的這一全新社會交往形態(tài)，在客觀上強化的正是《嬌慣的心靈》所要集中破除的如下三種錯誤觀念：①泛化的安全主義，極力屏蔽一切可能帶來情感或觀念上的冒犯或痛苦經驗，而不是從與不同立場主張的碰撞激蕩中鍛煉韌性，培養(yǎng)理性；②對于他人之舉動或言論，采取的是自我感覺統(tǒng)御下的情感推理，甚至惡意揣測，而不是理性主導下?lián)Q位思考，多元包容；③秉持非善即惡、非黑即白的道德二元論，世界是“我們”與“他們”、朋友與敵人、好人與壞人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標榜自己道德如何高尚，見識如何高明，對手德性如何低劣，智性如何腦殘，而不是對大量含混交雜的灰色地帶保持高度自覺，對各種主義標簽形成慎思明辨的理性能力。

2016年，美國進入“特朗普時刻”，其發(fā)端固然有著極其復雜的政治和社會根源，但這一時代與互聯(lián)網世代彼此疊加，相互強化，其中的因果機制，實在耐人尋味，頗費思量。特朗普時代美國社會所暴露出的諸多癥候，諸如情緒宣泄、社會撕裂、黨派敵對，針對長期以來主宰大學校園文化的學院左派文化觀念的激烈反彈，對作為文化左翼意識形態(tài)衍生物——“政治正確”針鋒相對的挑戰(zhàn)等等，諸如此類業(yè)已突破大學圍墻的沖突，在美國社會掀起一場空前規(guī)模的“文化戰(zhàn)爭”。與此同時，以開放多元、自由包容、以探索真理為職志的大學校園文化，從此遭到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精神毒化”：學術爭論被泛政治化、敵對化，學術分歧被上綱上線為政治主張和意識形態(tài)立場的敵我斗爭，作為學術傳播和校園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公共論壇和學術演講，無法按計劃有序進行，甚至因遭抗議被迫取消，教授正常范圍的課堂教學、學術研究以及公開發(fā)表，遭遇同行或學生檢舉揭發(fā)，教授群體立場觀念同質化，且自以為是，不容異見，甚至以“政治正確”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實。教授群體心智格局的扭曲，也在潛移默化中促使青年學生的心智走向變形，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學者群體私相授受，抱團取暖，不同立場群體之間彼此敷衍，相互拆臺算計。教授與學生之間信任流失，大學校園文化生態(tài)發(fā)生畸變，大學自身正在自鳴得意中誤入歧途。

新世紀大學校園文化生態(tài)的畸變

學術或科學的職志在于通過自由探索追求真理。原則上說，學術無關乎政治，政治涉及權力的攫取和使用，它經常被黨派意見裹挾。然而，在實踐中，政治卻往往透過學者個人的文化立場、意識形態(tài)以及政治主張，直接或間接地滲透在教授們的學術活動之中，這在哲學和社會科學中體現(xiàn)得尤為突出。有鑒于此，為了確保學院里自由討論、彼此反證的氛圍，就需要保持立場的多元平衡，防止因教授群體立場同質化而導致僵化教條，心智封閉，進而使學生視野偏狹，固步自封，致使校園文化生態(tài)因缺乏體制性反證而走向扭曲變形。

近年來，一系列專門針對大學各學科教授群體政治立場的調查發(fā)現(xiàn)，1990年代以降，左翼與右翼之間的比例迅速攀升，除了經濟學左右比例維持在4比1之外，在人文和社會科學核心領域，左右比例幾乎全部超過10比1，而在《嬌慣的心靈》作者之一海特所在的理論心理學領域，2016年的左右比例高達17比1。與教授群體政治立場同質化相應，學生群體也日益被拉向“左半邊”，自認保守派或溫和派的學生不斷縮水，而自由派的學生比例不斷飆升，從2012年以降，學生群體的左轉趨勢呈現(xiàn)出不斷強化之勢。面對美國大學校園左右比例嚴重失衡的態(tài)勢，《嬌慣的心靈》兩位作者提出如下警示：

我們眼睜睜地看到，某些學術共同體，尤其是那些位于美國左派最密集地區(qū)的，其政治同質和凝聚已經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高度，組織體也已經脫胎換骨，它們所呈現(xiàn)出的集體性的特質，同大學的宗旨可謂背道而馳。一個為行動而動員起來的集體組織，更愿意執(zhí)行政治教條，也不太容忍對其關鍵意識形態(tài)信念的挑戰(zhàn)。政治上同質的社群，更容易發(fā)生獵巫行動，尤其是當它們感受到來自外部的威脅時。（157頁）

與二戰(zhàn)后至1960年代積極投入社會改造、重建社會正義的改良左派不同，新的文化左派深受各種“后學”目不暇接的新鮮語詞的浸染，它們注意的是抽象的哲學批判和話語分析，而不是對具體社會現(xiàn)實問題的診斷，以及針對性的行動方案：差異政治學、身份政治學、認同政治學，日趨成為主導性的學院話語。在大學各學科領域，婦女研究、黑人研究、拉美裔美國人研究、LGBT研究、移民研究，紛紛拉伙圈地，多點開花。這些研究門類背后的動力，與其說是出于研究者純粹的學術好奇，還不如說是更為直接的社會和政治主張的衍生物，它在強化“受害者”群體的自豪感的同時，在客觀上卻在不斷解構著美利堅國家賴以為繼的價值共識。出于對歷史上和現(xiàn)實中那些遭遇不公的受害者的同情和負罪心理，文化研究儼然淪為“受害者研究”，他們首先關心的是個人在他者眼中的身份和尊嚴問題，而不是更為直接的階級和貧困問題（相關論述可參見[美]理查德·羅蒂：《筑就我們的國家：二十世紀左派思想》，黃宗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年，55-78頁）。

羅蒂著《筑就我們的國家：二十世紀左派思想

學院左翼上述脫離社會現(xiàn)實、高高在上且不斷走向“內卷”的趨勢，與美國兩大建制政黨愈演愈烈的寡頭化趨勢形成了共謀式的呼應，長期被壓抑的社會不滿，終于在政治素人特朗普的一整套反建制、民粹主義、反智主義、反“政治正確”政治口號的感召下，一夜之間呈“井噴”之勢，令許多人尤其是學院左翼人士一時間猝不及防，手足無措。特朗普四年總統(tǒng)任期，從大學到整個美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精神沖擊，對左翼人士來說，無異于一場精神噩夢，我們也見證了一場規(guī)?？涨暗奈幕瘍葢?zhàn)。

現(xiàn)在看來，導致這場劇烈震蕩的，絕不能簡單歸咎于特朗普的人設，它毋寧是1960年代以降左翼文化不斷走向激進且自以為是所導致的最為直接的后果。而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打破了長期以來將大學與社會、學術與政治隔離開來的圍墻，廣場政治的派性沖突，開始成為大學校園內文化生態(tài)結構的一部分，廣場政治直接介入學術爭論，使學術分歧扭曲變形為政治派性沖突。

米洛·雅諾波魯斯（Milo Yiannopoulos），新右翼媒體“布賴特巴特新聞網”編輯，特朗普的鐵桿兒粉絲，以“有德性的挑釁者”自居，并經常通過社交媒體發(fā)布一系列極具刺激性的言論。2017年2月1日，米洛原定在伯克利加州大學發(fā)表演講，引起以“反法西斯主義者”（Antifa）為代表的左翼激進組織和左翼師生的激烈抗議，支持米洛者被指為“新納粹分子”，雙方大打出手，導致嚴重的暴力流血事件，最終，當晚演講被迫取消。頗具反諷意味的是，伯克利，1960年代曾經作為爭取大學言論自由和民權運動的發(fā)祥地，如今卻以暴力打砸搶的方式，阻止一場在他們的認定中包含仇恨言論、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的公開演講。對此，《嬌慣的心靈》兩位作者不禁發(fā)出如下疑問：

為什么在現(xiàn)如今的美國，越是進步力量強大的地區(qū)（如新英格蘭和西海岸地區(qū)），越是因其進步政治而知名的大學內，抗議活動反而越激烈，也越普遍，這是為什么呢？這些大學，難道不是原本最致力于制定進步且包容的社會政策嗎？（143頁）

伯克利事件開啟了一個危險的先例，此后，“越來越多的左翼學生接受了這樣的觀點，面對他們感到‘可恨’的言論，做出暴力的回應經常就是正當的?！保?16頁）

查爾斯·默里（Charles Murray），市場自由派學者，供職于保守派智庫企業(yè)研究所。2017年3月2日，應佛蒙特州明德學院邀請，默里擬結合自己于2012年出版的《走向分裂》一書，就美國白人勞工階級如何走向破產發(fā)表演講。鑒于默里為特朗普反移民和貿易保護政策辯護的立場，加之他本人1994年與另一位作者合作出版《鐘形曲線》一書，意在揭示導致種族之間平均智商差的基因根源，民德學院許多左翼師生便據此認定，默里是典型的白人至上主義者、種族主義者，聯(lián)名要求校方取消此次活動，遭到校方拒絕后，抗議者當晚便蜂擁至演講現(xiàn)場，大聲喧嘩，使活動難以有序進行，迫使演講中途轉移至線上直播，最終，抗議者還是發(fā)現(xiàn)了演講者和與談人的直播所在地，他們便聚眾破門而入，沖進直播間，謾罵圍攻演講者和與談人，致使與談人受傷入院。

明德學院學生反對查爾斯·默里演講

海瑟·麥克唐納（Heather MacDonald），新聞記者，兼職律師和社會評論員。2017年4月9日，受麥肯納學院的邀請，麥克唐納擬就此前出版的《向警察開戰(zhàn)》一書發(fā)表演講，該書的副標題是“層出不窮的對法律和秩序的抵制如何將大家置于危險境地”，作者意在指出，各種以“黑命貴”名義發(fā)起的抗議活動，客觀上導致警察不愿介入少數族裔社區(qū)維持治安，致使這些社區(qū)犯罪率飆升，當地居民生命和財產遭遇更為嚴重的威脅。然而，麥氏的這一論點，在左翼師生眼里，簡直冒天下之大不韙，他們認定，校方邀請這樣的人來做演講，分明是在為警察暴力執(zhí)法推波助瀾，是公開地為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警察國家背書之舉。演講當晚，示威學生沖擊會場，使演講不得不臨時改為線上直播，但示威者還是不依不饒，沖擊直播現(xiàn)場，最終使演講被迫取消。事后，響應抗議者的左翼學生組織將麥克唐納指為“法西斯分子、白人至上主義者、好戰(zhàn)派、恐同、歧視變性人，‘而且’以階級斗爭為綱”（125頁）。

麥肯納學院的學生使海瑟·麥克唐納的演講被迫取消

類似性質的事件，不僅發(fā)生在青年學生中間，而且正在作為教育者的大學教授群體內蔓延，這也許是更為令人憂慮之所在。瑞貝卡·蒂韋爾（Rebecca Tuvel），田納西州孟菲斯市羅德學院哲學系助理教授。2017年3月29日，蒂韋爾在女性主義哲學雜志《希帕提婭》官網發(fā)表題為“為跨種族主義而辯”的署名文章，在文中，蒂韋爾援引具體案例指出，與跨種族身份相比，社會對跨性別身份的態(tài)度表現(xiàn)得更加開明。文章甫一發(fā)表，便引起軒然大波，一群左翼學者聯(lián)名要求雜志撤稿，認定這篇文章暴露出“白人女性主義的所有錯誤”，指控作者“恐懼變性身份”，而且有“暴力”傾向。面對蒂韋爾遭遇的圍攻，許多同行學者私下對蒂韋爾表示同情，卻在公開場合噤若寒蟬，不敢公開聲援。更有甚者，有些女性主義學者公開一套，背后卻完全是另一套，她們私下表達對蒂韋爾的同情和支持，卻在公開場合加入攻擊者隊伍，甚至不遺余力，惟恐人后。

艾米·瓦克斯（Amy Wax），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教授。2017年8月，瓦克斯與另一位教授合作在費城一家報紙上發(fā)表題為“為我國中產階級文化的崩潰而付出代價”的評論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據說犯了學術界之大忌的話：“所有的文化都不平等?；蛘哒f，至少有些方面，比如說讓人們做好準備，生活在發(fā)達經濟體中而能有其所能，不同的文化是不平等的。”（149頁）

一個星期后，賓夕法尼亞大學五十四名研究生和校友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指控瓦克斯教授的文章體現(xiàn)出“異性戀、父權制、基于階級的、白人至上的邪惡邏輯”，同時要求大學校長就瓦克斯本人的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展開調查。與此同時，瓦克斯在賓大法學院的三十三名同事也群體相應，公開向瓦克斯發(fā)難。

大學何以誤入歧途？

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大學校園文化如此扭曲？《嬌慣的心靈》的兩位作者給出如下六條解釋線索，這些線索在客觀上彼此交織，相互強化：①美國社會愈演愈烈的政治極化；②近些年，美國青少年抑郁和焦慮癥呈迅速蔓延之勢；③中產家庭父母們對孩子過度呵護、直升機式的教育方式；④互聯(lián)網世代的孩子課余時間被大量的補習班占據，他們自由玩耍、自由支配的時間被大幅壓縮；⑤大學官僚機構不斷膨脹，校園安全注意、維穩(wěn)思維促使其全方位介入學生事務；⑥以結果平等為導向的社會正義觀念日益取代“相稱-程序的社會正義”，為了照顧某些身份群體的自我感受，不惜犧牲基本的程序正義。

政治日趨極化，黨派敵意日深，左右兩翼彼此視對方為不共戴天的敵人。從公共媒體到社交媒體，紛紛依據各自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選邊站，更使雙方在情感上不斷兩極分化。政治生態(tài)的扭曲，帶來大學校園文化生態(tài)的畸變。在校外右翼勢力的聲援下，先前在校園里噤若寒蟬的右翼組織開始抬頭，并與左翼勢力漸成對峙之勢，加之面對洶涌輿論和公開的情緒對立，校園領導層缺乏決斷意志，面對沖突往往畏首畏尾，優(yōu)柔寡斷，教授的任何在措辭上有失慎重的言論，都可能成為輿論的爆發(fā)點。

進入2010年代，美國青少年患抑郁和焦慮癥的比例大幅上升，調查顯示，在每天與社交媒體打交道的“互聯(lián)網世代”中間，心理疾病愈演愈烈，自殺率更是高得驚人。從2013年至2017年，隨著“互聯(lián)網世代”成為大學的主體，偏執(zhí)易感、情緒推理、脆弱人設、安全主義，使得大學校園經常淪為社會輿論的沸點和不滿情緒的發(fā)泄口。

青少年心智脆弱晚熟，這與中產階層父母新的教育方式也不無關聯(lián)，對孩子百般呵護，精心栽培，唯恐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父母的過度監(jiān)管，使孩子很少有機會養(yǎng)成自己克服脆弱所需要的韌性。隨著這樣的孩子進入大學，安全主義思維方式也隨之被帶進大學校園。對互聯(lián)網世代來說，一方面，他們每天獨自面對屏幕的時間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學校和父母對孩子的學業(yè)期待變本加厲，他們很早就開始為孩子將來能進入更好的大學拼盡全力，為積攢更能吸引大學招生官的漂亮履歷爭分奪秒，孩子們自由玩耍時間被層層加碼的功課占據，他們很少有機會通過游戲擴大見識，通過與人交往開闊心胸，培養(yǎng)社交技能和面對壓力的韌性。

從大學本身的組織來看，現(xiàn)代“巨型大學”（multiversity）在功能上日趨多樣，其運營方式日趨公司化。校園官僚事無巨細，維穩(wěn)思維壓倒一切，各種行政控制無所不用其極。為了防患于未然，過度監(jiān)管，對任何引發(fā)所謂“危險”的言論嚴加管控，這在客觀上助長了舉報文化甚囂塵上，致使教授在課堂上經常提心吊膽，生怕說錯話動輒得咎，引發(fā)校內外輿論的聲討，致使大學校園人人自危，信任流失。大學校園也因此不斷滋生出一種“受害心態(tài)文化”，人們變得敏感易碎，見火就著，當事者在面對沖突時，第一反應便是向第三方即大學行政當局尋求救濟，這就使他們日益對大學行政當局產生本能的“道德依賴”。

回歸大學的初心使命？

如何使誤入歧途的大學重回正軌？回歸大學的初心使命？《嬌慣的心靈》的兩位作者的寫作旨趣，絕非基于道德主義式的社會批判，而是直面問題所在，揭示問題之根源，并在此基礎上積極建言獻策，號召人們以身作則，積極采取行動。

《嬌慣的心靈》行文至第四編，首先聚焦進入大學之前的青少年的教育之道，其次則是尋求大學教育自身的革新之道。盡管都是原則性行動建議，卻極富針對性，作者意在開啟一場家長、中小學和大學教育者之間的建設性對話，使家庭、學校、大學對青少年的教育彼此有效銜接，形成合力，共同助力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為了能夠使孩子健康成長，培養(yǎng)心智韌性，克服脆弱人設，需要家長和學校有效節(jié)制安全主義的思維慣性，給孩子們更多的自由時間，嬉戲玩耍，組織夏令營以及課外俱樂部等等，使他們在無人看管的條件下逐步積累反脆弱的經驗，養(yǎng)成與人相處、相互說服的基本技能，學會自己判斷風險，并自覺規(guī)避風險，遇到問題，能夠管理情緒，保持冷靜，尋找解決之道。通過各種途徑使孩子養(yǎng)成自覺反思，換位思考的習慣，通情達理，智性上保持謙遜，追求共性的身份政治，而不是尋找敵人的身份政治。

對青少年來說，從中學進入大學，是人生的關鍵轉折。為了使這一過渡經歷必要的緩沖，兩位作者提出，進入大學之前，孩子們應當工作或服役一年。在這一“間隔年”期間，孩子離開家長，獨自工作和學習，探索個人興趣，鍛煉人際交往能力，使他們在進入大學之前，心智盡可能成熟起來。在兩位作者看來，這不僅可以作為孩子的“成人禮”，而且有助于逆轉政治社會日趨極化的態(tài)勢：

無論這個“間隔年”是用于公共服務還是工作，只要青年人愿意離開他們從小長大的地方，到一個和自己熟悉的美國環(huán)境截然不同的地方去，踏踏實實生活一年，美國民主政治的極化狀況就能得到改善。（349頁）

大學探索真理，傳授知識，弘揚學術，教授傳道授業(yè)解惑，激發(fā)學生認識真理，熱愛真理，而追求真理的前提在于自由探索。為此，大學需要切實保障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對于公眾的憤怒，輿論的洶涌，大學應當未雨綢繆，能夠做到臨危不亂，明辨是非，而不是自亂陣腳，被輿論沸點裹挾，針對任何干擾正常學術活動和學術秩序的蠱惑行為，大學當局應當具備足夠勇氣對之堅決說不。

精英大學在招生過程中，應多招收那些素質全面、性格成熟、人格獨立的申請者，而不是那些在填鴨式教育中被塑造成的考試機器。

對于大學自身來說，不僅要確保師生在種族、性別方面的多元性的同時，更要確?！傲龅亩嘣保苊饽骋环N政治立場在大學定于一尊。在大學里，無論是教授還是青年學生，圍繞特定論題發(fā)生沖突、爭議和論辯，應是校園生活的常態(tài)，應從容面對，學會擺事實，講道理，心平氣和，彼此駁正，而不是相互攻訐，更不應淪為人身攻擊。批判性思維的前提是智性的謙卑，學會換位思考，養(yǎng)成開放心智，推己及人，以禮相待，而不是非敵即友，非黑即白，拉幫結派。

無論情勢怎么改變，追求真理，應當是大學始終堅守的初心使命，兩位作者堅信，只要大學能夠堅持上述改革之道，理想的大學并非遙不可及：

這里有一所大學，它把探索的自由作為使命所在，選拔那些以追求真理為己任的學生，教育學生，讓他們懂得從建設性的爭論中學習，然后畫出一個將整個大學都包括在內的圈，其中每一位學生和教師都知道他們在人身上是安全的，也明白他們就是這共同體的一分子，那么這樣的一所大學，才是教授的家園、學生的樂土，以及社會的福音。（363頁）

這樣的大學，不僅是一個國家賴以立基的根本福祉，而且是一種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燈塔。1750年，本杰明·富蘭克林創(chuàng)辦賓夕法尼亞大學，在給塞繆爾·約翰遜的一封信中，富蘭克林這樣寫道：

對公共福祉來說，重中之重莫過于培養(yǎng)和教化青年的智慧和美德。在我看來，人的智慧和美德，才是一個國家力量的源泉：其勢能遠遠超過任何財富或武器，因為一旦為無知和邪惡所控制，金錢和武力往往只會帶來毀滅，而無法保障一個民族的安全。（373頁）

在舉國上下群策群力，將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作為我們新世紀主要奮斗目標之一的今天，什么才是中國大學應當始終持守的初心使命？中國大學在繼續(xù)將助力大國崛起作為自身無可推卸責任的同時，是否需要成為更為根本的精神垂范的載體，承擔更為深遠的文明庚續(xù)的使命？我們的大學離這樣的期許究竟還有多遠？現(xiàn)實中，我們的多少努力非但無助于接近這一期許，反而與這樣的期許漸行漸遠？……

這，應當是置身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時刻”的我們捧讀《嬌慣的心靈》更為深沉的關切吧！

（本文將收于《通識教育評論》第八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