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美國畫家愛德華·霍珀的畫作《日落咖啡館》，資料圖片
紐約是一個又大又紅的蘋果，誰都可以啃一口的那種。這個大蘋果卻又是粗硬得很，用紐約人自己的話來說，rough and tough。據(jù)說能在紐約生存的人去哪里都不怕的了。唐穎新作《上東城晚宴》的男女主角就在這里相碰相撞，碰撞出一段注定短命的現(xiàn)代都市情愛。
作為資深的上海作家，唐穎自有她的敏銳。幾次紐約之行，長不到一年，短則幾天，她卻能相當準確地抓住紐約這個老牌資本主義都會的幾個文化特點。其一是居民街區(qū)(neighborhood)差別及其意義。小說題目起得好，“上東城”和文中提及的其他居民街區(qū)，諸如皇后區(qū)法拉盛，布魯克林區(qū)威廉斯伯格，和曼哈頓區(qū)東村，這些名字對紐約人來說早已具有超越地理位置指謂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意味。紐約的居民街區(qū)是在五大官方行政區(qū)之內(nèi)漸漸形成的一個個非官方劃定的地域，雖然都是族群雜處，最終還是會由一個或者兩個族群為主，具有這些族群的原始文化特點。比如皇后區(qū)的杰克遜高地，有不少白人中國人和其他東南亞族群居住，主要占居的卻是印度人和南美人的第一代移民，或者是因了這兩個族群而出名的。請一定注意我說的是族群(ethnicity), 而不是種族(race)，因為在紐約這種地方，多元化超越種族，黑人就分本土 (African Americans)，非洲移民和南美移民，他們之間除了膚色相近，文化差異很大，互相也沒有那么多的交際。在這些以族群為主的街區(qū)里，人們得以保持自己的族群文化，比如宗教為基礎(chǔ)的價值觀，傳統(tǒng)節(jié)日，食品，甚至服裝，等等。我私下以為這是紐約吸引各色人等的重要原因之一：你追求著美國夢，卻不必有太大“去文化”的痛苦。我認識不少四面八方來的華人，在紐約住了一輩子不會也不需要說英文。
唐穎同樣感受到族群和階層之間密切而又復(fù)雜的關(guān)連。這些街區(qū)的名稱往往還是房價，租金，公立學(xué)校好壞，犯罪率高低的標志。種族是一道藩籬，阻礙著有色族群向上的社會縱向流動；而階層是又一道藩籬，阻礙著白人和其他族群之間的橫向交往。就像這些街區(qū)，哪怕只是一街之隔，罪犯也往往不會跨界犯罪一樣，看不見的柵欄豎在人們心中。所以，小說中的男主角娶了白人妻子，住進了上東城的戰(zhàn)前褐石小樓，而且以主人的身份在這里舉行晚宴，據(jù)說他的畫也能賣出大價錢，他好像具備了所有“進入主流文化”，躋身“上流社會”的符號，理所當然被女主角和他原來的中國同胞同學(xué)同行們視為成功人士了。小說的視角完全是女主角里約的，所以男主角的心路歷程我們不知道。但是從他邀請他那些失意的中國藝術(shù)家朋友做他的觀眾，從他不斷對里約提到他溫柔的白人富二代妻子，從他在情人和舊日朋友面前表現(xiàn)出的絕對自我中心和頤指氣使，我們可以想象他在他那個新世界里的孤單奮戰(zhàn)。他膜拜并接受那個世界所有價值觀念，作為新貴，他的等級意識更是強烈，而恰恰又是這些價值觀念，與階層族裔的概念纏繞在一起，象牢籠一樣，緊緊套住了他。他自然不能做邁克爾杰克遜，去漂白他的皮膚，于是只好不停地告訴自己和別人他是天才藝術(shù)家。里約愛他的成功而看不到他的糾結(jié)，唐穎卻把他的辛苦以現(xiàn)實主義的手法展現(xiàn)在讀者眼前：他必須不停地作畫，不停地聯(lián)系畫商經(jīng)紀人評論家；在里約看來他是“于連”，多少靠了他的白人妻子進入“上流社會”的，而在他心里，在那個他渴望被接受的世界里，“性格溫順”的白人妻子顯然比別的族裔的妻子更具符號意義，是他征服那個世界的“獎杯”。他在自己不斷膨脹的和不斷受挫的兩個自我之間徘徊，跟那些保留自己文化而對遙不可及的上流社會敬而遠之的移民們不同，他主動在生活方式行為方式上“去文化”，偏偏又不得不把中國文化傳統(tǒng)用作他畫作的賣點；他看重階層種族這些概念，卻又渴望他自己會成為例外，用金錢用他的白人妻子來完成同化，被那個社會全然接受；而這種渴望在他邀請來的中國觀眾的羨慕嫉妒中維持更新，經(jīng)久不衰。從這個意義上，這個人物應(yīng)該比《紅與黑》里的于連更有層次，更具可以進一步挖掘的心理復(fù)雜性，畢竟全球化后現(xiàn)代，給紐約這個競技場帶來許多新的色彩。
唐穎安排了一群或者失敗或者還在苦苦奮斗的各色藝術(shù)家，從女主角里約的眼睛看出去，他們好像更加襯托出男主角住進了上東城褐色小樓的得意來。是啊，跟巴黎一樣，但好像又比巴黎更加平易近人，紐約無疑是藝術(shù)家的冒險樂園，各種機會等著天才加勤奮去摘采，成功的可能鼓勵著他們前赴后繼。在紐約的任何一個餐館你都可能碰到一個正向百老匯舞臺進軍的侍者，甚至一個帶孩子的保姆或者一個開電梯的小工都可能是正在炮制一個長篇小說一個電影大片的作家。他們似乎是以平庸的生存手段支持他們對理想愛好的追求，并且天經(jīng)地義。然而在里約的眼里，他們的落魄被放大了：做著導(dǎo)演夢的臺灣姑娘艾麗絲，為省錢與無趣的男友同居；希冀在紀錄片上搞出點名堂的小李哥，穿了一雙有洞的襪子；同樣，對沒有功成名就的南美畫家，她還是以自己的價值尺度看到他們的貧窮和失落。顯然，里約心目中的參照物是畫賣高價，一個月開銷幾萬美元的“于連”。能怪里約嗎？商業(yè)社會，消費文化，物欲橫流，藝術(shù)品的好壞有價可尋，生存更是與錢有關(guān)。但是，并不是所有在奮斗中的藝術(shù)家都希望有一天住進上東城小樓，大富大貴的物質(zhì)生活并非每個人都想要。相反，溫飽之后，精神要求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必需，求藝行程中的艱辛，寒酸，邋遢和萎頓，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混雜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滿足與快樂。何況在紐約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同仁，相同的價值觀便是他們樂此不疲的支柱了。談起美國夢，人們通常想到的是白色柵欄圍起來的房子，門前可能停了一輛車，大人小孩一條狗，中產(chǎn)階級劃一的象征；其實，就算大家都做美國夢，終極目標和實現(xiàn)目標的途徑可能千差萬別，其間的生活體驗也豐富多彩。就像有人覺得堅持一種不可為是偏執(zhí)，而有人覺得堅持本身是美德。紐約跟其他大都市一樣充斥著勢利和虛榮，可它同時又十分包容，懷揣不同價值觀不同藝術(shù)趣味的人群在這里形成道同相謀的社會小圈子，發(fā)現(xiàn)各自最大的生存發(fā)展空間。自由和約束，開放和保守，先鋒和傳統(tǒng)糾纏在一起，見怪不怪，大概可以算作一種紐約精神了。里約最后嫁給了“不成功”的前小提琴家高遠，在皇后區(qū)的高檔街區(qū)當了一個捧著狄金森詩集的甜點店老板娘，是參透了紐約精神還是退而求其次呢？
里約的局限耐人尋味。相較“于連”，唐穎為讀者呈現(xiàn)了里約與“于連”交往中復(fù)雜細致的心路歷程。我們看著她糾結(jié)：她覺得她終于找到了跟她旗鼓相當?shù)哪凶訚h，感受到生理上強烈的吸引，可是她又自省，如果“于連”不是成功人士，他會不會喚起自己身體相同的反應(yīng)；她自責(zé)虛榮，但每次跟他約會，她照樣精心打扮，意大利品牌，顏色式樣甚至布料的質(zhì)地都考慮到了，好像這樣才能跟他“匹配”地進入高級社交場所；她感到自己對他的不能抗拒的感情淪陷，但是她無時不在患得患失，怕自己被利用了；她可以接受前夫的經(jīng)濟幫助，卻不接受“于連”的珠寶禮物，更是不會開口問他要錢；而“于連”送她價錢不菲的鮮花，她又嘀咕不如給她現(xiàn)金。她既對“于連”的冒犯十分敏感，又把他的強勢進攻視作男性魅力和對自己作為女性的欣賞。受過高等教育，事業(yè)有成，經(jīng)濟獨立，這些身份既讓她特別自尊，某種程度上又好像變成了她的枷鎖。她的自我解剖能力使她常常企圖把生活體驗置于既定概念中，固執(zhí)地想要分清“于連”之于她不僅僅是物質(zhì)的，肉體的吸引，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平等；可本質(zhì)上她跟“于連”一樣接受了“上流社會”的等級觀以及用來物化成功的種種標簽，包括潛意識里與“于連”白人妻子暗地的較勁，同時隱隱希望通過“于連”改變命運。她企盼“于連”視她為唯一，但是她又讓兩人的關(guān)系變成關(guān)乎輸贏的一場博弈。她明明是獨立的，可是不能自拔于郎才女貌的格局。唐穎毫不留情地呈現(xiàn)了現(xiàn)代知識女性搖擺于獨立和尋找依靠之間的不徹底；作為這個群體的一員，我對我們這些里約們充滿同情。
12月31日深夜的時代廣場，那個著名的螢光閃閃的大蘋果，在人們裹著寒風(fēng)的歡呼聲中降落，年復(fù)一年，讓新的希望透著一種超越種族超越國界的集體欲念集體精神爆發(fā)到頂點。新年的清晨通常格外寧靜，只有街道工人比我們大家都更早地醒來，清掃著隔夜留下的煙頭，廉價飯盒和其他臟東西，預(yù)演著冷靜日常生活又一輪開始。螢光沒有了，人們重返rough and tough，從中體驗著大大小小的悲歡離合，尋找或創(chuàng)造著生命的意義。（文/方園 社會學(xué)學(xué)者，旅居紐約）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