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香港著名唐史學(xué)者黃約瑟的遺作《薛仁貴》，近日再版。本文為該書第一章，標(biāo)題為編者所擬。
薛仁貴
薛仁貴是民間文學(xué)中的知名人物，以他和他后代事跡作為題材的小說、評話和雜劇數(shù)目不少，但追根溯源，這些故事所根據(jù)的歷史記載卻并不特別豐富。自從《史記》開始，中國正史便出現(xiàn)一種名將軍列傳，和其他列傳一樣，一般來說，愈有名氣、地位愈重要的歷史人物，所占的篇幅亦愈多。《舊唐書》《新唐書》的體例亦大致如此。不過，唐代前半期的武將中，沒有一位能夠像文臣如魏徵一樣，獨占一卷。即使有名如李靖，也不得不和李勣兩人共享一卷。薛仁貴亦不例外。他的傳記，分別見于《舊唐書》卷八十三和《新唐書》卷一一一。《舊唐書》中，他和另外6位唐初軍將共分一卷書，而《新唐書》中，他更不過是16位傳主中的一位。這兩篇傳記，每篇不過2000字，內(nèi)容大同小異，卻成后代文學(xué)工作者藝術(shù)加工的重要素材。究竟這些精簡的記載，記述了薛仁貴的什么事跡？
其實記載薛仁貴生平的，除了正史中所見到由官方根據(jù)本身收集到的材料所完成的傳記外，本來還有較接近薛仁貴時代的人所寫的碑記。可惜的是目前原碑并未發(fā)現(xiàn)，碑文只能間接見于其他人的著作。正史和碑記雖然多有重復(fù)，但并不時常完全吻合。例如薛仁貴的籍貫，在正史本傳中作絳州龍門，碑記則作河?xùn)|汾陰。[1]這兩個地方都在今日的山西省，而山西在唐代又以培育武人而知名。唐玄宗時名相張說所寫的一篇碑文中便有“山西出將”的句子。[2]不過，如果追祖溯源，薛仁貴的先祖，并不是真正出身山西。這話從何說起？
薛仁貴的祖宗起碼可以上溯至東漢末年。當(dāng)時群雄并起，天下大亂，社會上主要的組織是宗族和部曲。前者是血緣團體，后者是武裝組織。為了避免戰(zhàn)亂，他們有的據(jù)堡自固，有的隨著領(lǐng)袖周圍流動。當(dāng)時在東海有個官姓薛名衍，兒子被曹操所殺，孫子薛永，跟隨活動于黃河淮水下游之間的劉備，進(jìn)入蜀國。這次可能是薛氏一族首次移動。薛永不但當(dāng)上了蜀郡太守，兒子薛齊更任巴郡太守。由于兩者都是當(dāng)時蜀國地方大郡，使人猜測薛氏宗族入蜀人數(shù)可能頗眾。隋唐之際，屬劍南道的維州，仍有薛城縣的名稱，一直至宋，才改為保寧[3]，或許就是薛氏一族舊日的聚居地。如眾周知，蜀漢后來亡于曹魏，當(dāng)時薛氏投降的便有5000戶之多，可見他們勢力不小。未知是否因為戰(zhàn)勝者要削弱他們的勢力，薛氏再次從蜀移民到河?xùn)|汾陰，從此在該地定居下來。雖然他們不是真正的蜀人，但由于他們自蜀徙居，因此得了蜀薛的稱號。
河?xùn)|薛氏一族在晉朝的政治地位并不亞于蜀漢時代，薛齊的后人有兩位任河?xùn)|太守，一位在河?xùn)|東鄰上黨為太守，族中后人，又以薛強、薛辯父子知名，《北史》卷三十六和《魏書》卷四十二分別收了他們的傳記。薛氏為了保護本身所筑的塢壁，曾經(jīng)稱為薛強壁?！稌x書》卷一一七曾記當(dāng)時薛強（原文作疆，當(dāng)是同一人）興兵助姚興，使姚軍可以從龍門渡黃河，所以當(dāng)時薛強勢力，可能已到達(dá)黃河。另外同族的薛通又曾建薛通城，唐初的萬泉縣，就是置于薛通故城，從后世地方志地名觀察，河?xùn)|地區(qū)與薛氏有關(guān)的地名，除薛通城外，尚有薛家寨、薛張、薛店、薛稽鎮(zhèn)、薛吉鎮(zhèn)、薛村、北薛、南薛、西薛村、薛家營、薛家莊、薛家?guī)X、薛家洞、薛家灘等。這些地名源自何時雖然不易確定，但由于墓葬群中，不乏隋唐時代的薛氏，可知晉隋之際，薛氏在汾河以南、黃河以東的地方，逐漸建立起他們的大本營，成為當(dāng)?shù)氐囊粋€大家族。[4]
《舊唐書》和《新唐書》薛仁貴的傳記雖然記載他是龍門人，但《舊唐書》卷九十三記他兒子薛訥是萬泉人，而《新唐書》卷七十三下記訥弟楚玉曾被封為汾陰縣伯，《舊唐書》卷一二四又載楚玉子薛嵩是絳州萬泉人。另據(jù)后代地方志，萬泉有薛嵩子薛平墓，其祖三人墓則在附近。[5]汾陰和龍門以至萬泉三者地理上相隔不遠(yuǎn)，但行政上一向有別。薛仁貴居于龍門而碑稱他為汾陰人，大概是沿用郡望的緣故。史籍中所載薛仁貴和后人均不作汾陰人，可能是反映出當(dāng)時官府記錄再不以郡望依歸的作風(fēng)。唐初在整理戶籍之際，實行過“以地為斷”的措施，即是以所居地為準(zhǔn)的登記方法。[6]薛仁貴后來應(yīng)募征遼時的官府記錄，如果因為他居住的地方，把他寫作龍門人，并不為奇。薛仁貴屬于河?xùn)|薛氏一族，當(dāng)無疑問。
如果說薛氏是個地方豪強大族，薛仁貴的先人也有類似薛強、薛通類型的人物?！顿Y治通鑒》在每個人物初次登場時通常都會提到他的籍貫作為一種介紹，但薛仁貴在卷一九八初出現(xiàn)時除了說明他是龍門人外，還特別提到他是薛安都的六世孫。薛安都實在是一個頗為特別的人物，因為他不但在南朝當(dāng)過將軍，而且也在北朝任過同類職位，所以他的傳記，分見《宋書》卷八十八（又參《南史》卷四十）和《魏書》卷六十一（又參《北史》卷三十九）。根據(jù)這些記載，他籍貫河?xùn)|汾陰，世為強族，同姓三千家，父親是上黨太守。薛安都身長七尺八寸，年少時已經(jīng)以驍勇聞名，弓馬功夫了得，喜歡結(jié)識年輕俠義的朋友。5世紀(jì)中葉，拓跋氏向南擴展，他和族人與其他本地勢力起兵抵抗，不幸失敗，因此到黃河南岸，投奔于宋。他雖然似乎以前在北方政府中未任過重要職位，但大概由于他在地方影響大，加上能帶兵，所以獲南朝政府加封軍職，并讓他領(lǐng)軍北討。他先后在南方宋朝政權(quán)的四個皇帝下任職：太祖（文帝）、世祖（孝武帝）、前廢帝和太宗（明帝），度過20年之久的時間。他晚年一度有意支持劉子勛建立政權(quán)，但未能成功，失敗后又復(fù)北還。他以軍功留名后世，最有名的一次，是與號稱萬人敵魯爽的會戰(zhàn)：他單騎直入，把對方斬首，當(dāng)時人認(rèn)為可與三國時代的關(guān)羽斬顏良相比美。
不過從薛安都到薛仁貴之間，再沒有出過同樣多姿多彩的人物?！缎绿茣肪砥呤略紫嗍老当碛醒θ寿F祖家的詳細(xì)資料：前述的六祖安都，是后魏鎮(zhèn)南將軍河?xùn)|康王，五祖道龍無官，四祖榮是后魏新野、武關(guān)二郡太守、都督，澄城縣公，曾祖仲孫無官，祖父衍是后周鄉(xiāng)（原文作御，當(dāng)誤）伯中大夫，父親軌是隋襄城郡贊治。薛仁貴曾祖雖然似乎未曾入仕，原因不明，可能史籍失載，也有可能青年早逝，但父祖兩代又再任官，可見薛仁貴縱然不是出身高官貴族之家，亦應(yīng)該不是近年一些為他作簡傳的人所謂，屬于貧農(nóng)，又甚至在地主家當(dāng)雇工。[7]
在地主家當(dāng)雇工的說法，不知有何根據(jù)。但薛仁貴出身貧農(nóng)的說法，相信是本于歐陽修撰《新唐書·薛仁貴傳》中的一句話：“少貧賤，以田為業(yè)”；估計歐陽修和《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一樣，曾見過現(xiàn)在失存的薛仁貴碑，但后者似乎采納了碑中說法，以薛仁貴名禮，以字行。歐陽修卻在他著的《集古錄跋尾》卷六中云：“薛仁貴本田家子，奮身行陣，其僅知姓名爾。其名曰禮字仁貴者，疑后世文士或其子孫為增之也。”這兩位宋代史家對薛仁貴的不同看法，其實部分反映了他們的史學(xué)修養(yǎng)。歐陽修和司馬光相信都同時見到一些《舊唐書》編者未見的材料，前者更看到有關(guān)薛仁貴年少務(wù)農(nóng)的記載。但他大概由于不像司馬光那樣，有編修通史的經(jīng)驗，對隋唐以前的歷史有較深的認(rèn)識，故此未能注意到薛安都在南北朝時曾經(jīng)活躍一時。他似乎未能注意到隋唐之際不少人物都是以字行，而名和字往往不易辨別，故薛禮名不見史傳亦非個別例子。宋代的另一位金石學(xué)家趙明誠便曾以同是河?xùn)|汾陰出身的薛元超為例，指出他在唐史及父碑中皆名為元超，在楊炯所寫的行狀中卻以振為名，因此以為“唐初人多以字為名”。近年所發(fā)現(xiàn)的薛元超碑，亦印證了這個事實。[8]其余唐初人以字行者，論者便曾指出，如尉遲敬德名恭、殷開山名嶠、姚思廉名簡、蘇定方名烈、武平名甄、高季輔名馮；以字顯者，如秦瓊字叔寶、姜確字行本、高儉字士廉、王字方慶，都是較為著名的例子。[9]看來歐陽修在新傳所謂薛仁貴“少貧賤，以田為業(yè)”，實有點看不起薛仁貴的出身的意思。但唐代武將以仁字入名不少，最有名的莫過于后來先后出兵百濟的劉仁愿、劉仁軌和孫仁師，其中劉仁愿更可能是混血的胡族后人。[10]玄宗朝也有張仁愿。而用仁字入名的亦不限武將，文臣中如唐初的崔仁師、傅仁均、趙仁本、狄仁杰等，都可為例。歐陽修未察覺到這點，因此懷疑薛仁貴的名字是后世文士或其子孫所加，似乎近于過猶不及了。
不過，薛仁貴的家世和譜系并不是完全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上記《魏書》中薛安都的傳記載傳主有“子侄群”：他的兩篇傳記中所見的兒子名字即有道標(biāo)、達(dá)、承華、羅漢、道異、道智、道次、伯令、環(huán)龍，又有從弟道生、從子索兒，但其中并無《新唐書》宰相表所見真龍與薛仁貴的五祖道龍。一個可能是二人是旁支，未見史籍；另一個可能自然是捏冒。南北朝時期社會上流階級講究品第，到了唐朝風(fēng)氣并未完全改變。唐太宗修《氏族志》，刻意把當(dāng)代統(tǒng)治階級的序列，代表舊日的社會門第。唐高宗登位后，以李義府、許敬宗為首的一班新興官僚，發(fā)現(xiàn)這種做法有利提高本身社會地位，起而效之?？赡転榱藸幦「嘀С终撸麄兊淖龇ㄊ恰氨湟攒姽χ挛迤氛?，盡入書限”，最后的結(jié)果就是《姓氏錄》。目前似乎并不清楚除了幾位主事者，還有誰在該事件中是得益者。應(yīng)該注意的自然是薛仁貴當(dāng)時正合乎登記在《姓氏錄》中的條件。所以如果說他因《姓氏錄》的編撰而得和薛安都拉上關(guān)系，亦非不可能。而薛仁貴后來在戰(zhàn)場上的表現(xiàn)，與薛安都相比，或可形容為不相伯仲，用血緣關(guān)系把二人串起來，自然較易令人信服。
出身論應(yīng)該不是現(xiàn)代評論人物的方法，出身決定論更應(yīng)該被唾棄，但了解一個人的出身無疑有助于了解他的行為。不管薛仁貴是否薛安都的直系后代，不過他是河?xùn)|薛氏一族，多少受到薛氏家風(fēng)的影響，卻是不易否定的。
注釋
1.有關(guān)薛仁貴碑記資料，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六唐《薛仁貴碑》條引苗神客撰薛仁貴碑，收于嚴(yán)耕望編《石刻史料叢書》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另外《寶刻叢編》卷十（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7）《唐代州都督薛仁貴碑》條又引《集古錄目》，謂碑由仁貴玄孫左領(lǐng)軍衛(wèi)兵曹參軍伯嶷書，天寶二年立于安邑。據(jù)《舊唐書》38.1429及39.1469，安邑本屬虞州，貞觀十七年改屬蒲州。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下（73下.2993）無伯嶷名，但楚玉有子名嶷，從年數(shù)來計，天寶年間薛仁貴亦未有玄孫，故當(dāng)為同一人。
2.張說《張燕公集》（萬有文庫本，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7）16.170《贈涼州都督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郭君碑》。
3.參《舊唐書》41.1690《太平環(huán)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影印本）78.502等。
4.河?xùn)|薛氏歷史，參毛漢光《晉隋之際河?xùn)|地區(qū)與河?xùn)|大族》第四部分：蜀薛之遷入（1986年12月第二屆國際漢學(xué)會議宣讀論文，未刊稿）。
5.《山西通志》（覺羅石麟等撰，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刊本，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影印本）卷173陵墓萬泉縣記該地有河中絳隰使薛平墓，同書174.3342又記夏縣有薛嵩碑，尚書禮部郎中程浩撰，與薛仁貴、楚玉同葬；另同60.1178同，但同59.1161則收于萬泉縣古跡部分。
6.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武漢大學(xué)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1985）所收魯才全；《〈蓋蕃墓志〉考釋》，頁38-39。
7.如《山西歷史人物傳》，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4，頁151；《山西名人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頁219—222。
8.參趙明誠《金石錄校證》（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卷二十四跋尾《唐薛收碑》，頁438。新發(fā)現(xiàn)薛元超碑，參廖彩梁《乾陵稽古》，合肥，黃山書社，1986，頁94。
9.參陳光崇《歐陽修對兩〈唐書〉的論證》，《唐史論叢》第二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六節(jié)。
10.據(jù)《唐劉仁愿紀(jì)功碑》（朝鮮總督府編《朝鮮金石總覽》上，亞細(xì)亞文化社，漢城，1976，頁17），劉仁愿是雕陰大斌人。據(jù)《太平環(huán)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38.311，雕陰在后漢是稽胡及赫連勃勃所居地。據(jù)《魏書》95.2056《屈孑傳》，赫連氏本姓鐵弗，而同書95.2054則記“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
《薛仁貴》，黃約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胡楊文化2020年7月版。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