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月，農(nóng)歷臘月底，倫敦的波特蘭透著陣陣寒意。這里佇立著大清國駐英使館。館舍租賃的是一棟六層樓房，大小房約有七八十間，靠一大一小的兩部樓梯連接上下。一月份的倫敦，下午四點剛過，太陽便已落山。盤旋的樓梯上，安裝著七八盞電燈，為保證人員上下的安全，現(xiàn)在全都打開，可樓里仍顯得十分暗淡。
在一間簡樸到寒酸的屋子里，駐英公使汪大燮正在往國內(nèi)寫信。四個月前，他以外務部參議的身份被派往美國，追蹤日俄兩國在戰(zhàn)后的和談。在美之日，他又接到上諭，命他直接赴英就任駐英公使一職。這是他第一次擔任公使，一上手就是大國使館的當家人。等他到倫敦辦完交接手續(xù)，馬上就遇到眼前最大的難題——錢。于是，他寫信給堂弟汪康年大吐苦水。
汪大燮
作為出使英國大臣，汪大燮除了掌管倫敦的館舍，還要負責在英國殖民地新加坡的總領事館，兩地的開銷，由他統(tǒng)一調度。他在信中列出了一個開支清單：館內(nèi)的年收入是庫平銀六萬兩，平均每月五千兩。其中，八百兩要支給房租，兩千四百兩要支給參贊、隨員和洋員作為工資。這樣，還剩一千八百兩。汪大燮的薪水、辦公經(jīng)費和各種雜費全都在這一千八百兩之內(nèi)。他還要支付洋仆人的工資二十五鎊，電費十二鎊，煤氣費七鎊，煤炭費五到六鎊，自來水費四到五鎊，電話費一鎊，信紙郵票費五到六鎊，中華會館捐七鎊，善捐二鎊，清潔費二鎊，馬車費十鎊，華仆、學生的吃飯用度七十鎊。這些雷打不動的開銷加起來，每個月一百五十余鎊。按照當時約六比一的英鎊銀價比，約為銀一千兩。也就是說，汪大燮可支配的月收入，只剩下八百兩左右。當時正處年關，他要打點和疏通與北京的關系，給軍機處、外務部各處王爺及堂司官員一大筆“炭敬”，一下就要用掉四五千兩，相當于他半年的可支配收入。作為外交使節(jié)，汪大燮還必須與倫敦的外交界交際應酬。面對被掏空的錢包，他只能搖頭嘆息。
駐外使館的開銷用度，還是三十年前即1876年定下的章程。當時，清政府開始向海外派出常駐使節(jié)，將駐外人員分為出使大臣（公使）、領事官、參贊官、翻譯官、隨員、醫(yī)官幾類。除了后兩種，其他各分為三等。頭等出使大臣月薪最高，為一千四百兩，最低的醫(yī)官則可拿到二百兩。公使是駐外使團的負責人，地位最高，有權決定使團的人事。在駐外使館的運作中，薪水與開銷也變成了包干制——費用打包交給公使，由他按照外交官的人數(shù)、相應的薪俸標準和日常的實際用度進行調配。
清政府的財政規(guī)模很小，和后世不可同日而語。十九世紀后半期，戶部賬面上的歲入約為庫平銀八千萬兩。到1900年，這個數(shù)字是一億兩。一百多年后的環(huán)境已迥然不同，但以貴金屬比價、以多種重要物資的購買力來粗略折算，一億兩白銀的購買力總應在一千億人民幣以內(nèi)。據(jù)統(tǒng)計，這個數(shù)字還不到如今C9高校一年的開支，可在當時，卻要供整個國家運轉之用。其中，大半的錢用來發(fā)放官員的俸祿、養(yǎng)廉銀，八旗、綠營的餉銀，還要供給各級衙門和工程經(jīng)費。到了1875年之后，借洋債辦海軍、借洋債還賠款成為常態(tài)，每年歲入的四分之一要用來還債。留給政府支配的活錢，少之又少，不可能撥給駐外使節(jié)足夠的經(jīng)費。
1865年，總理衙門派人隨同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赴英游歷。當時是從海關收入中找錢報銷，后來成為出使開銷的慣例。到了1875年，清朝派使臣常駐海外，每年需要一筆穩(wěn)定收入作為使館開支，于是總理衙門上奏，從海關的六成洋稅固定動支，將各口海關的六成洋稅提出10%作為出使經(jīng)費，后來又增加到15%。將洋稅分成四六開，原本是為支付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賠款的便利。待償清賠款之后，這個稱呼就沿用了下來。
到了1886年底的時候，清政府派傅云龍等人環(huán)球游歷，需要大筆的款項，就扣掉外交官薪水的20%，作為游歷人員的用度，之后，出使經(jīng)費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沒有恢復到原來的水平。這時，因歐美使用金本位，國際市場黃金需求增加，導致金銀比價翻倍，駐外公使手中銀兩的購買力，只剩當初的一半不到。1897年底，各使館報告的數(shù)據(jù)是：駐英使館每年報銷約十二萬兩，駐法使館五萬兩，駐俄使館四萬兩，駐美使館二十四萬兩，駐日本使館七萬兩。其中，駐英公使還兼任駐意大利、比利時公使，管轄新加坡總領事館；駐美使館兼任駐西班牙、秘魯公使，此外還管理四處領事館；駐日本公使除了本館之外，尚有三處領事館，因此，這幾處的開銷要更大一些。到了1901年之后，清政府陸續(xù)將駐意大利和比利時使館單立，另派專使，相應地砍掉駐英使館一半的經(jīng)費，每年只給六萬兩。這樣一來，汪大燮手中銀兩的價錢，就只剩下他前任郭嵩燾、曾紀澤的四分之一。日子驟然緊張了起來。
外交官在外，需要經(jīng)常走動。按理說，駐英公使要聯(lián)絡倫敦的外交界，定期參加或是舉辦宴會，增進了解，搜集資訊。為了國家形象，少不了各種應酬，但由于剩下的錢已經(jīng)入不敷出，他們只能盡量減少雇車、減少外出，更不用說自辦宴會了。因為沒錢，使館的硬件沒辦法更新，四周的陳設破舊，還比不上泰國、波斯等小國的使館，與泱泱大國的形象嚴重不符。因為沒錢，上一任的公使張德彝為圖節(jié)省，居然連取暖的煤爐也不做定期清理，導致里面的燃料越積越多，爐火重新燃燒最后釀成了火災。此事過后，張德彝依然如故，無心打理使館。只要沒燒到自己的財產(chǎn)，怕什么呢！
這絕不是駐英使館一家的問題，大清國的駐美使館也有類似的窘事。
崔國因是一位生性節(jié)儉的翰林，受同鄉(xiāng)李鴻章的推薦，1889年擔任駐美公使。赴美后，他不改本色，衣裝簡素，甚至于讓人擔心貽笑友邦，丟了朝廷顏面；他卻十分堅持，回信給友人，從理、勢、情幾個方面嚴肅駁斥了針對他過度質樸的擔憂。崔國本就崇尚節(jié)儉，加上使館經(jīng)費也不充裕，他就更舍不得花錢。為了向洋人展示儉樸的東方美德，他常年不用使館的氣爐水管，結果擱置時間越久，后面的修理費用越多。他舍不得支付洗衣費，因此不愿找當?shù)氐钠腿藖眇^浣洗。肥水不流外人田，遂命自家人動手，自家人不得其法，造成了諸多損壞。
為了盡可能地節(jié)省用度，他壓縮使館的活動空間，不讓使用地窖，使館運煤從大門直入，導致地毯污損。使館租用的房舍原有房東的各種擺設，因與崔國因節(jié)儉的作風不符，都一一消失，也說不清何時被何人拿走了。等到租金到期房東清點物品時，發(fā)現(xiàn)大量的物品遺失和損毀，就向使館提出索賠。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國國務院。國務院找后任的公使楊儒，要求他支付二萬美元的賠償金。楊儒怎會當這個冤大頭，又上哪里去找這筆錢？國務院只得通過美國駐華公使去找總理衙門索要。因崔國因的節(jié)儉而生出的事端，從華盛頓傳到北京，從駐美使館傳到總理衙門，弄得里里外外人盡皆知。
清朝的駐美公使兼任駐秘魯和西班牙公使，由于西班牙遠隔大西洋，駐美公使只能派屬下的參贊前往馬德里常駐。華盛頓使館都吝嗇如斯，馬德里的情形可想而知。1896年，伍廷芳就任駐美公使，他派了一名旗人參贊代辦西班牙使事，每年撥給該館五千兩銀子，發(fā)工資、交房租，都從里面開支，這樣算下來，也就剩不下多少了。參贊到任后，除了前往馬德里的各國使館投遞名帖，就不再與外界主動往來，偶爾有人來訪，他也是避而不見，并且將客廳上鎖，表示無意同對方交流。為了省錢，即便是在寒冬季節(jié)，他也不準生火取暖，導致不止一位來訪的外交官受涼感冒。對方不敢公然抗議，只能在私底下跟使館的洋員抱怨。
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外交官怎么能融入外交界，又怎么能了解情況、搜集資訊？汪大燮上任后得知，駐英使館已經(jīng)十年沒有宴請客人。西班牙使館隨員在1897年到任后更是打聽到，那里快十五年沒有舉辦過任何宴會了。幾十年間，公使手中的出使經(jīng)費不但沒能增加，反而因銀價下跌導致購買力大幅下降，就算想要有所作為，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汪大燮只能當一名旁觀者，看著倫敦外交界的高手們縱橫捭闔，各施所長，在國際舞臺上為各自國家爭取利益。
理財之道，一方面是節(jié)流，另一方面則是開源。駐外使館屬于政府“全額撥款”的外交機構，原本沒有開拓財源的功能，但公使、參贊、隨員出洋，通常是因為國內(nèi)仕途壅滯。他們通過行賄或者跑關系出國謀事，只是希望積攢資歷、得到保獎，或者打定主意大撈一把。他們行賄的付出，必然要想方設法地進行取償。有一年，古巴總領事被一個叫黎榮曜的鉆營謀取。到任后，他主動不要辦公經(jīng)費，當然更談不上開展領事工作，每年都偽造一個賬冊交差。古巴華人赴美時，要經(jīng)領事館發(fā)放護照。黎榮曜專收高額的“護照費”，一張四五十元。他還利用華僑為國內(nèi)災區(qū)捐款的機會，在賬目上動手腳，私吞了二萬多兩銀子。幾年的總領事做下來，已經(jīng)把自己養(yǎng)肥成為一個富翁。
外務部終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故而專門制定章程，除了保證每位外交官的薪俸不縮水，另外撥?？罱o使領館作為活動公費。其中，駐英使館每年發(fā)給三萬八千兩，駐美使館二萬八千兩，駐新加坡總領館五千兩。
這時，已是公元1907年。
（本文節(jié)選自李文杰著，《日暮乾清門：近代的世運與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作者李文杰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