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東：傳染的社會與恐懼的人

【編者按】疫情之下，“復旦通識”組織“學人疫思”系列，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邀請不同學科的教師撰文，從各自的專業(yè)領域與學術興趣出發(fā)，對疫情展開不同角度的討論，進行跨學科的深入解讀和分析。不僅止于復旦的教師，該系列也會向其他高校的教師、學者約稿。本文來自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文章發(fā)端于一次有意義的線上講座——“傳染的社會與恐懼的人”。

渠敬東（澎湃新聞 蔣立冬繪）

各位朋友大家好，現(xiàn)在是非常時期，病毒在威脅著人的身體、心理，威脅著生活和社會。但人的觀察思考，包括我們大學里作為知識人的研究和教學活動，還要正常的開展。今天，我們嘗試以線上形式來討論一下，一個社會在有特別大的變化、甚至是突變的情況下，我們怎樣反思我們既有社會的研究模式、研究范式。特殊的時期，對我們重新思考這些問題是特別有意義和幫助的。

正常與反常

作為一名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人員，我首先想從學科的角度來反思我們既有的研究理路。如果今天來看，特別是大家在一個特殊的危機時刻，有一種撲面而來的特別切身的感受和體悟時，我們就重新有了認識自己、認識社會和認識世界的機會。同時，這種認識和以往的認識不同，因為有強烈的身心刺激，所以它更有感觸，更痛徹，更刺骨，也更有啟發(fā)性，會激活我們的生命體。從晚近的社會學，無論是西方、中國，還是世界范圍的社會學研究來講，我們可以討論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學術研究對于特別的時代、危機的時代、有巨大風險的時代的變化是準備不足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無語和無助的。

為什么如此？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學術研究，特別是社會科學研究，都在一個常規(guī)的思路里，在一個既定的范式里，在一些狹小的中層研究里運行，一些無關痛癢的人與他的時代有著非常大的距離，在沒有切身、切膚的體會這種情況下，做了大量的常規(guī)研究。因此，常規(guī)研究的方法、理論和基本模式也大行其道，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當我們突然面對一個極其危機的時刻，知識分子可以說除了像平常百姓那樣，或者是像一些公共意見那樣去面對，而不能提出嚴肅的深入的思考。

社會研究的兩大議題：不變與突變

這就意味著，我們要重新反思社會學、社會科學，乃至學問本身存在的意義。在我看來社會學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探索“人的科學”的這樣重大的歷史任務。所謂“不變”的常規(guī)研究，日常生活的研究，只是晚近以來發(fā)展出的研究模式。但社會學自其誕生之日起，研究的就是那些突變的、革命的、危機的、風險的年代。我們說社會學的三大創(chuàng)始人以及其他的經典理論家，無不應對法國大革命、工業(yè)社會、資本主義甚至是理性化宰制的靈魂危機，無不應對社會中的繁榮和貧困并行出現(xiàn)的那些觸目驚心的矛盾，還有人內心中的那種撕裂感、虛無感和恐慌感，由此才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社會學的思考。

我想說的是，社會學永遠都面臨兩大主題，一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形態(tài)，二就是社會的急劇變遷，急劇沖突，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突變所帶來的政治、社會、文化、宗教，乃至人心的影響。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即social change，是社會學研究的經典議題，也可以稱之為卡爾·波蘭尼所說的great transformation。

卡爾·波蘭尼

著作《大轉型》

突變的時代有幾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社會很容易陷入失序狀態(tài)；二是既有矛盾的淤積很容易造成社會危機；三是日常中潛伏的反常，也很容易發(fā)展到極端狀態(tài)，構成全方位的挑戰(zhàn)。問題是，當社會處于危險邊緣的時候，那些既有的觀念和認識，無論是思想上的，還是實踐上的，無論是治理意義上的，還是心理準備意義上的，都沒有充分的準備，無法給出可解決的通道，所有的矛盾全都促發(fā)和積聚在一起，特別容易形成整體社會的危機。人們平常的一些反常情態(tài)，被遮蔽起來的、潛伏中的那些無論社會還是人的心理和情感的邏輯，在一個特別短的時間內，都會發(fā)展到極端狀態(tài)。這樣，無論對于人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對于人的生存，人的秩序均衡，都構成了無限的挑戰(zhàn)。這一點，才是社會學誕生之刻的時候，那些經典理論家們關注的實質問題，因此他們對于人類歷史和文明也做出了最重大的貢獻。

社會學研究要突破常態(tài)思維，突破大數(shù)定理的思維

我想說的是，我們務必要好好檢討今天的社會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常規(guī)思維。我們用的方法仍然遵循著大數(shù)定律的思維模式，用一些所謂常態(tài)分布的方法來理解世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叫normal distribution。這雖然只是統(tǒng)計學意義上的方法，卻根深蒂固在我們的思想中，所謂normal，是指我們仍然假設社會是一個在日常整體上秩序化的模式，因此我們往往按照既定的秩序化模式來理解我們自己的生活和社會變化。假設檢驗的研究模式，本質而言是一種日常預期模式，是一種日常觀念的自我循環(huán)。但是，世界的突變，無論是政治性的、軍事性的，還是文化性的、宗教性的，特別當我們的生命面臨流行瘟疫的時候，整個社會也同樣面臨著最重要的挑戰(zhàn)和危機，所以我們必須要突破這種常態(tài)的思維。換句話說，突如其來的變化，突如其來的危險，是不是我們就全然沒有能力去面對它？我們怎樣從人類以往的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里發(fā)現(xiàn)、尋找突變的規(guī)則和軌跡，從而有潛在可能的準備，這一點，更是社會科學的使命。

面對真正的突變和社會急劇變遷，我們必須要突破常態(tài)和正態(tài)思維，把那些常態(tài)思維設法排除掉的反常的、疾病的、變化的、風險的、預料不到的、潛在的所有人心和社會問題，都應該納入到一個整體的思考范圍里，只有這樣，當危機來臨的時刻，我們才會有豐富的、沉穩(wěn)的、有效的反應，并將這些準備彼此連帶，發(fā)揮出協(xié)同的成效。我們以往的學術、思想、文化意識，各種各樣的資源都蘊含著很多，我們需要特別尊重，并加以利用。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晚近以來，“二戰(zhàn)”以來，特別是這幾十年以來，似乎大家感覺到我們已經進入到一個彼此能夠依托在全球世界里，似乎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治理制度和手段的建設，都能保證整個世界大體可以秩序的方式來運轉，至少可以如此期待。但是，我想這些判斷都太過于樂觀了，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整個世界、整個歷史正在發(fā)生巨大無比的變化，甚至是極其深刻、充滿危機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當一個地區(qū)有新病毒出現(xiàn)的時候，瘟疫就像網狀一樣來遍布，它往往會超出地區(qū)的范圍、國家的范圍，形成一個全球相關聯(lián)的網絡傳播系統(tǒng)。

同樣，我們可以說，今天的經濟危機、金融市場，也同樣像病毒一樣是一個連帶性的、擴展性的、即刻便可形成一種風潮，產生極大的變化和挑戰(zhàn)，甚至是瓦解和坍塌。同樣，在整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上，仍然也面對著文明沖突強大的挑戰(zhàn)，那些新興的宗教，甚至是有些帶有極端傾向的宗教，也像瘟疫一樣蔓延開來，滲透在世界的各個角落。所有這些，都是潛在的、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歷史，我們在日常的研究中幾乎不給予充分重視，卻很容易形成急劇變化，瞬間爆發(fā)危機。而就在這非常的時刻，大家今天完全可以感受到，這樣的危機一旦產生，對整體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人心的影響有多么的巨大。面對突變和巨變的社會研究，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無論是過去，還是現(xiàn)在，哪怕是未來，更應該著重思考和面對的突出的學術問題。

歷史與現(xiàn)實的雙重變奏：重大事件與宏大敘事

這幾十年來，整個的學術研究都在日?；荚诿鎸δ切┳钇匠５?、普通的、小時代的生活，于是就有了各種細微的、瑣碎的、middle range意義上的理論和研究，人們的視野往往局限于此。以至于我們似乎要摸清人的世界，以這些研究作為職業(yè)的學者們，面對危機更是束手無策，毫無準備。我們整體的學問應該重新得到召喚，回到重大事件，回到重大或宏大敘事的傳統(tǒng)來，和日常研究并行發(fā)展，才是一個比較健全的學術發(fā)展的體制和方向。

我們都知道，以往的歷史記載，常常留存的是那些政治社會面臨著矛盾時刻和危機時刻所浮現(xiàn)和造就成的具體的人、具體的事，以及由此形成的輾轉、變化，甚至是劃時代的巨變，這是歷史學提供給我們的豐富的給養(yǎng)。不過近些年來，微觀史學、專門史學、日常史學、社會生活史，雖說要給人們提供這些事件背后的解釋，可研究者往往囿于認識和經驗的局限，往往使我們的眼光越來越脫離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理解、判斷和體悟。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學術獲得了發(fā)展，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學術遭遇了重大的損失。同樣，在社會學研究方面，一直以來我們在宣揚中層理論和微觀研究，所謂的那些形式漂亮的、合乎規(guī)范的研究，但對于那些最重大變化的歷史和現(xiàn)實，卻越來越失去敏感度和思考力，為什么？因為我們失去了經典理論和面對那些巨變歷史和現(xiàn)實的思想曾經提供給我們的刺激和激發(fā)。從這一點來講，我個人認為要重新考慮我們社會中正常和反常的關系，要重新考慮秩序和變遷的關系，要重新考慮日常生活和重大危機時刻的關系，要重新考慮經典歷史和理論和我們今天中層研究的范式和方法的關系，要重新回到人與社會的生命關系上來。正在這個特別的時刻，我們才有機會得到了這樣的一些教訓，得到了這樣的一些教益。任何危機，終究都是人的危機，思想的危機。

現(xiàn)代社會中的傳染機制與系統(tǒng)風險

以我們小時代的人及其心理感受來說，其實，我們對于幾十年來的穩(wěn)定生活和社會發(fā)展過于適應了，而對于橫亙在人類歷史各個歷史時期的那些重大災難和變化卻失去了充分的認識，越來越失去了感知和領悟能力。我們知道，人類自有文明始，就伴隨著無數(shù)的危機，有的時候相隔時間較長，有的時候則瞬間爆發(fā)，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記載。比如，修昔底德是希臘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在25歲的時候就染上了瘟疫，在雅典他經歷了非常痛苦的過程，他后來寫成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就有清晰的記載：“感染疫病的人從頭到腳都發(fā)生了惡化的病情，然后轉移到胸部，疼痛、咳嗽、嘔吐、痙攣”，他也描繪過瘟疫的場面：“由于看護別人的結果而染上疾病的人，像羊群一樣死亡，而且這樣死亡的比因其他死亡的還要多，許多人全家都死光了。這種瘟疫的場景并不是能夠用一般的語匯可以形容的，至于個人的痛苦是人絕對無法承受的”?！傍B吃了這些尸體以后也死光了，甚至絕跡了?！边@樣的瘟疫傳播，最終使雅典整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完全陷入了一個特別虛化的狀態(tài)里，甚至改變了西方歷史的進程。

弗朗西斯科·戈雅創(chuàng)作的銅版畫：理性沉睡，心魔生焉

我想說的是，這些情況在很早的歷史里發(fā)生，有悲痛在，有憂戚在。尤其到了現(xiàn)代世界，這樣的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當然，我們知道隨著科學的進步，一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技術，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這種危機的可能性，可能生發(fā)的機遇則變得越來越大。從大航海時代起，人類把幾大洲全部聯(lián)系在一起，從十四世紀開始就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瘟疫潮流，在意大利，在埃及，從威尼斯到熱那亞，后來到了佛羅倫薩，人口總量失去了半數(shù)以上，最后蔓延到了英格蘭、愛爾蘭，蔓延到了北歐。這種情況都是人類歷史曾經經歷的，但是我們可以看見，隨著現(xiàn)代社會的產生，這種可能性和影響面不是變得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為什么？我們直到這種極端時刻，才會有切膚的體會，我們才能重新理解那些經典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們所曾經的關切在哪里。

聚集社會：容量、密度與社會潮流

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批評斯賓塞的學說時，就很早討論到了社會容量、社會密度的問題，我們可以說，唯有在現(xiàn)代社會里，人類社會才會空前的容量加大，但更重要的，涂爾干認為，一個關鍵的決定性因素在于社會密度的增加。

我們可以看到，迄今為止，在二戰(zhàn)以后幾乎沒有重要戰(zhàn)爭的情況下，人類社會，整個世界人口的增長量，以及人口的密度，已經到了幾乎飽和的程度。在這樣的密度里，在這樣一個特別緊密的人群聚集的時刻，其涵義已經遠遠超出了物理的層面，在心理的相互作用上，在國家的治理上、在社會影響上、在意見相互傳播上，當然也在病毒流轉上，都會相互積聚擴散的效果。人口的聚集、社會密度的增加，使得現(xiàn)代社會發(fā)生了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不再像是以前，城鄉(xiāng)地域，乃至國家都是以分割形態(tài)而存在，而在今天，則完全以廣域流動的、相互滲透的形態(tài)出現(xiàn)。所以，涂爾干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他稱之為“傳染”，即傳染社會的來臨。這個詞便是直接從流行病學借來的，就是我們常說的flu。

一個傳染的社會，意味著人民在瞬時間內，或者是在長時段里，都可以突然爆發(fā)的或潛移默化的普遍關聯(lián)，而產生彼此的強烈影響和聚集效應，也因此，涂爾干認為，孟德斯鳩很早就發(fā)現(xiàn)了這樣一種社會運行的機制。孟德斯鳩的教誨直到今天都非常重要，因為他清楚地看到，我們理解整個社會和政治的構造，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只是從政治體制和權力分配的角度來理解。因為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和傳染性不斷增加，所以我們必須要考慮在廣大的民眾那里，人們的情感、人們的心理、人們的意見狀態(tài)，甚至是這種身體上的彼此感染的巨大影響。

孟德斯鳩的教誨：體制與民情

孟德斯鳩很清楚的告訴我們，我們研究這個世界，我們身處的生活必須從兩個角度入手。一是從體制或制度的角度入手，即政治和社會的基本結構，權利的結構和權力的分配。但是另外一方面，一定要看人們相互傳染的感情、情緒、氣氛和意見的影響，這些因素相結合，可以塑造出另一個龐大的系統(tǒng)，他稱之為“民情”（mores）。

所以孟德斯鳩認為，一個好的社會，好的社會秩序，在于要在政治體制和民情狀態(tài)之間要找到適當?shù)钠胶?，只有在兩個方面達成協(xié)調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是一種好的治理。只有在權力的分配系統(tǒng)和人們情感和情緒的具體狀態(tài)，達至一個平衡，我們才可以說是一個好的秩序。孟德斯鳩的教導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現(xiàn)代社會中，那些沖破家庭、社會、國家的界限，傳遞到世界的流動性，是不以每個國家的各種體制和社會機制為轉移。病毒沒有祖國，恐懼也沒有邊界，現(xiàn)代世界的這層面向，才是危機的根源所在。

我們可以看到，在強大的社會傳染系統(tǒng)里，會形成涂爾干所說的強大的社會潮流。這個潮流在常規(guī)的生活形態(tài)下，只是每天海上的一些小小的波浪，似乎有著常規(guī)的法則。但是在特別的時刻，會形成翻卷的巨浪，臺風海嘯，驚濤拍岸，對社會產生強大的振蕩和破壞。我想說的是，我們研究和思考一個社會在面臨重大疫情、重大危機的時刻，一定要從這兩個角度加以觀察和分析。

社會傳染中的制度瓶頸與恐慌心理

從這個角度來講，今天的社會雖然找到了人乃至社會運行的各種手段和方法，有著強大的系統(tǒng)性的秩序。但是同時，我們如果從社會的密集度，從社會的潮流，社會的民情聚焦的角度來看，這個社會才更加充滿了系統(tǒng)性的風險。這就是烏爾里?！へ惪酥v的風險社會的到來。所以，在社會強大的傳染機制里，以往治理的制度和社會的秩序，一定會出現(xiàn)巨大的瓶頸。在短時期內，社會可以完全陷入到集聚的恐慌狀態(tài)，恐懼心理蔓延成為比病毒的毒性還要強的好多倍的一種強大的傳染系統(tǒng)。

今天來看，在整個戰(zhàn)“疫”，抗擊疫情的情勢里，很多人是因為強大的心理恐懼而倒下，很多人是因為強大的恐慌而使自己的免疫系統(tǒng)出現(xiàn)了問題，甚至一些人沒有感染到病毒，卻因感染到恐懼，而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里而沒有了生活的勇氣。在瘟疫初期，也是因為有很多人有強大的恐懼心理聚集到醫(yī)院而產生感染。所以我想說，病毒所產生的效應，在現(xiàn)代社會的機制里面，不是單一因素產生的結果，而是在短時間內，人的心理效應、社會的意見效應，乃至于權力治理的各個系統(tǒng)，都會在強大的刺激下，產生一種極端的反應。這種極端的反應極有可能是有效的反應，也有可能是完全無效的反應；有可能是能夠重新使社會盡快恢復秩序的反應，但也非常有可能使社會全面失效的反應。

偶然性的必然性：系統(tǒng)的風險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現(xiàn)代社會中，我們以為科學和技術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必然性，我們能夠控制自然，治理自然，能夠有效的進行社會管理，事實上，這種看似的必然性中則越來越產生極其強大的偶然系統(tǒng)，這種系統(tǒng)的風險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我們必須要有準備，準備好做各種層面多重的調試。一個社會的必然性越充分，偶然性便越有可能形成，而且一旦形成，便是總體上的挑戰(zhàn)。自然不會完全服從人類的意愿，總會找到機會給我們最大的教訓和懲罰。

我再重說一下，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傳染的社會，是因為社會的密度增加，而產生了人與人之間不以每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瞬間即可感染的社會。這種傳染不僅不會停留在病毒，停留在有形物上，還會形成心理的意見和恐懼的傳染，最終釀成人類的自我迫害。所以，我們在研究社會，一定要從歷史、思想和我們曾經各種各樣的反思中出發(fā)，不斷要回到偶然的、重大的危機時刻，我們才能獲得真正的勇氣。

世界歷史的效應：全球流動與風險擴張

近幾十年或者說十幾年來，我們可以看到更加突出的情況，這就是馬克思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所預料的那樣，世界歷史的到來。在全球化的時刻里，人口、資金、商品、意見甚至是宗教的全球流動，乃至人類潛在的心理和信仰的危機，都是在全球大范圍系統(tǒng)中來傳布和蔓延。我們今天更加面對空前的風險的擴張，病毒只是風險的一面，在其他的領域，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風險也像病毒一樣逼近，非常脆弱的金融系統(tǒng)、生態(tài)系統(tǒng)、價值系統(tǒng)等等，及其掩藏的深刻危機借著全球化的通道而向整個世界擴張。我們今天的學者，只有有這樣的眼光，只有有大視野、大胸懷，才能去看到世界蘊藏的潛在的深刻危機，我們才能反過來反觀自己最細微、最日常的身邊的生活。

我們今天經歷著這個特殊時刻，使得我們的情感、我們的焦慮、我們關注事情的方向，瞬間從自我小的生活世界里，而拉入到一個更大的，能夠把更多人扭結在一起的共同的恐慌和反思的平臺上，這就是現(xiàn)代世界。所以我想說的是，傳染的社會使現(xiàn)代世界產生了深刻的變化，也產生了我們意想不到的更大的系統(tǒng)風險，這個風險如果我們不準備好去面對，將來就會演化成更大的危機，時刻逼近我們。

人性中的恐懼

現(xiàn)在，我們沿著另外一條思路來做一些探討。剛才講到，我們今天在一個似乎確定的時代里，充滿著不確定性。伊恩·哈金說過，現(xiàn)代世界都一直在“馴服偶然”的過程中。但是極端悖謬和吊詭的事情，就是我們越加馴服這些偶然，所謂的偶然性就越大，強度就越強，而且突如其來，像核危機、瘟疫擴散，金融風暴、基因編輯等等。突如其來的危機，會打亂我們以往所有科學技術給我們留下的一些既定的思想和方向。所以，在一個不確定的時代里，特別是在一個帶有危機性的時刻到來的時候，每個人都在偶然之中，被置于在一個徹底的偶然的時空內。

不確定的時代：死亡概率的挑戰(zhàn)

疫情來的時候，我們雖然知道科學告訴我們，整個人群的感染率有多少，死亡率有多少，傳染的擴張性有多大，我們每天都會面臨這些數(shù)字。但是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置身其中的時候，幾乎都不會考慮這些概率問題、機率問題。就像買彩票一樣，每個人都盯著五百萬的大獎，其實那個概率非常之低。但是當瘟疫來的時候，我們面對病毒，只要是不能保證自己百之百不能被感染，就會產生百分之百被感染的想象心理，我們都覺得自己赤裸裸的暴露在病毒的攻擊情況下，無論它的概率有多大：每個時點、每寸空間，病毒都會襲來，侵入體內，我們也會像感染了病毒的患者那樣，用想象經歷他們的苦痛和掙扎、生與死的過程。

這就使得我們要反思，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里，在廣大的人群的流動和聚集里，我們每個人都陷入到了一個不確定的心理狀態(tài)：焦慮、暴躁、憤怒、不安，所有這些都會伴隨著我們，擴充我們的風險感知，陷入極端恐懼之中。因此，我們需要在這緊要關頭重新反思，在現(xiàn)代的世界里，人究竟是怎樣被構造、塑造和認識的，人是怎樣構造、塑造和認識自己的。

自我保存中的不安

可以說，今天我們的自我認識，是從西方近代形而上學和人性論的判斷中來。我們都認為人的自我保存，即所謂的Self-preservation，是最根本的自然權利。這是整個自然法則的最要害的地方，所以整個政治社會的制度，都以自我保存這一基本前提作為設計。

《死亡舞蹈》（Danse Macabre)

但是，我們知道，人越是在一個自我保存的強大激情里，人其實就同樣會越來越產生強烈的不安心理（unease）。每個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什么是生命，這個問題如果只是為了身體的安全，那么我們時時刻刻會遇到突如其來的危險，而使我們在這個危機時刻，完全陷入到茫然失措的恐慌狀態(tài)。這是一種孤立的個體的體驗，他把整個世界的危險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上，并借助無限的想象來擴展這樣的危險，仿佛孤零零地置身其中，不知所以，也不知所措。一個人單靠自己，應對著整個世界的威脅，他無法戰(zhàn)勝世界，就像無法戰(zhàn)勝自己一樣，這種心理的風暴，是生命完全無法承受的。

信任與懷疑：信息、知識和心理依賴

這種狀態(tài)，跟現(xiàn)代人的基本心理結構是密切相關。一方面在人的整體的孤立無助感被喚起的時候，懷疑就作為人構造的基本底色，產生著極其關鍵的作用。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這個非常的時刻有這樣的一種感受：我們無論得到多少信息，都會即刻產生懷疑，所有在特殊歷史時刻產生的各種各樣的知識、信息流，無論是公共的說法，還是私底下的說法，都會被我們置入于深深的懷疑之中。因為所有現(xiàn)代教育和信息對人的影響，都使我們產生無限的想象、無限的否定，無限的懷疑，甚至是自我懷疑。我們會把自己有可能遭遇的危險和攻擊想象到最大的程度，我們用人性的想象和激情，會使所有生活存在的極端情況，都會置于想象之中，懷疑之下。

但同時我們也同樣會體會到，在這種懷疑里，我們自己又不能成為自足的，能夠給自己安慰的來源。另一方面，我們不斷地要求保全自己的生命，可是孤立的自己若要保全自己，就必須要相信各種各樣既有的說法，借助各種各樣既有的手段。無論是信息、知識還是心理上，我們都需要無限的依賴。這就是現(xiàn)代人是一個自反性的、背反性的身心狀態(tài)。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人非常容易陷入恐懼，陷入瞬間自己必須依靠自己，自己又必然失去自己的矛盾之中。

我并不完全依照霍布斯對恐懼的界定來理解這種狀態(tài)，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特別是遭遇到瘟疫，遭遇到經濟危機，遭遇到恐怖事件等這樣一種極端的攻擊的情況下，人就瞬間會陷入到虛無和恐懼之中，因為他的自我保存的保障被瞬間摧毀掉，自我保持的原理也會瞬間崩解。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xiàn)代人是在兩端上發(fā)展而成，一方面，他有強大的想象和知識能力，前所未有的自信，但另外一方面，這種強大的想象和知識能力，會很容易轉化成為懷疑和恐懼，轉化成自我的瓦解。這就是我們在疫情狀態(tài)下，所?？吹降囊粋€人的基本的構造。

赤裸的生命：面對死亡

為什么這種突變，對于時代的影響非常之大？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把最赤裸裸的生命暴露出來，沒有任何的遮擋。當我們深陷恐懼之中，現(xiàn)代人最深刻的危機就會被徹底體現(xiàn)出來。孟德斯鳩說過，在人類歷史上，并沒有有一個絕對好的政治制度，也沒有說有一個絕對好的情感模式，但是唯有一種是最糟糕的，就是恐懼。如果一個社會，人普遍地陷入到一個恐懼的狀態(tài)，這個社會一定是不寬厚的，一定是充滿著危機的。所以我想說的是，怎么樣呵護暴露出來的赤裸的生命，是我們在思想、理論和現(xiàn)實實踐中最重要的挑戰(zhàn)?，F(xiàn)代人真正遺忘對死亡的思考，因為我們前面說到只是在自我保全，自我安全的狀態(tài)下來理解和認識我們自己，但是我們并沒有像以往的人那樣，或者像那些最重要的思想家提醒我們那樣，我們真正如何應該面對生死問題。

黑死病蔓延時期的醫(yī)生形象——Paul Fürst，來自羅馬的長喙醫(yī)生

弗洛伊德曾講過，我們對于死亡的遺忘，恰恰使我們遺忘了生命的驅動力。對于死亡的理解，完全不能只局限在個體的心理、個體的想象和個體的經驗感受上，只有回到與我們相關聯(lián)的生命史、政治與社會的文明史，以及神圣存在的領域中，我們才能對死亡問題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理解，我們才能真正面對死亡。同樣，海德格也講過，以往形而上學的最大問題，就是對于死亡全然漠視，沒有理解，沒有體悟，沒有存在論上的把握。也許，疫情危機的真正時刻，正是對已有的人性預設的挑戰(zhàn)時刻，這是一次警告，也是一次棒喝。

從中國的角度來講也如此，我們歷史上曾經對關于生與死、天命與無常等問題有著及其豐富的思考，在今天的危機時刻，這些認識和討論并沒有充分展現(xiàn)在大家面前，沒有成為在極端情況下，我們重新進行生命反思的資源，沒有成為我們重構自我認識的動力。人類社會中危險無處不在，以恐懼面對危險，以個體擺脫恐懼，只會讓恐懼不斷循環(huán)，讓危險更加危險。

恐懼的傳染與聚集：反向的社會作用

現(xiàn)代社會正因為有人的這種自我保存、自我安全的基本預設，才使得恐懼更加容易傳染，更加容易集聚，并產生強大的反向社會作用。為什么？因為我們對人的這種設定，對人性的狹隘理解以及基于此對生活和危機的體悟，限制住了我們對這些問題整體的把握。自然永遠不會束手就擒，我們必須抓住這樣的機會，在學理上、在經驗上，在有關人性和自然、在社會、政治甚至宗教上全面做出反省，重新回到歷史、回到經典，才能去體會和認識這樣深刻刺骨的問題。

人的恐懼就是生命的夢魘，會加速人的死亡，加速社會的危機。人在無限的想象中已經死過很多次了，而且未來還會不斷死去?？謶直炔《镜臄U散要迅猛得多，而且始終伴隨著人們，不會消失。如何走出恐懼，才是在這個劇變時代我們面臨的更為深刻的問題。如果我們仍然只以個體來面對整個世界尋求獲得生命的保全，如果我們不能超出個體自我的范圍來獲得力量，危險就會永久侵襲我們。

保衛(wèi)生命與保衛(wèi)社會

現(xiàn)代社會反映出了兩個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社會的傳染性急劇加大，二是人在自我保存的基本原則下，很容易陷入到不安、焦慮和恐懼之中。并且，兩者相互作用，產生出更大的恐慌潮流，從而對社會產生摧枯拉朽般的破壞力。這使得我們必須要反思，我們何以重回秩序，如何建造秩序，如何在風險之中重新找回我們自己，重新使社會回到一個正常運行的軌道上來。我們必須要討論國家、社會乃至宗教和文化，對于危機時代有什么樣的治理和重建作用。

全能國家的興起與變遷

按照查爾斯·蒂利的講法，近代國家是在一個強大的資源動員、資本化的邏輯以及劇烈的國際競爭的環(huán)境里形成的。所以，它既有資源的調動、管理和生成的作用，同時也帶有絕對主義的傾向，如安德森所說。不過，在這個巨大的國際競爭系統(tǒng)中，國家也會失去自己的目標，這不是查爾斯·蒂利講的，是我的看法。

特別是當危機突如其來，這個全能國家既很容易明確自己的目標，又容易無所適從。為什么？因為一方面它有充分的資源調動能力，但另一方面則在以往的路徑依賴中，不容易做出全面判斷和即時反應。

所以我想說的是，如果國家面臨兩方面的問題，如果國家不能對于突如其來的情勢做出充分認識和準確判斷，就不能有的放矢地調動資源來解決這些問題。同樣，如果國家仍然在一個國際競爭的世界里來理解自身定位的時候，也會錯失自己的目標。只有在危機時刻，更能促使我們思考，什么是國家的原則，什么是國家的能力，什么是國家的根基。

國家主權中的生命意識

因此，整個近代的國家系統(tǒng)，其責任除了維護領土和安全，維持自身的文化和文明系統(tǒng)之外，就是照料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我們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對生命的關照突出地理解為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準確的說，國家主權中的生命意識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這種生命不僅是對于公民個體而言的，也是對于人們相互連帶的生命狀態(tài)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如何讓人民擺脫恐懼的情感，依然在治理的范圍之中。

1918年西班牙流感方艙醫(yī)院

所以我們說，國家主權中的生命意識，是一個整體的理論和實踐體系。同樣，在這樣一種生命意識下，在突如其來的危機下，治理過程也會遇到突然的矛盾。國家必須在解救危機的情況下，充分地考慮到民間的反映，這種反映不只是各種意見、看法和觀點上的潮流，也必須要考慮到民眾恐懼心理的傳染和傳播機制。這些都是料理、照料生命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怎么樣防范病毒的入侵和擴散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同樣，如何防止恐懼的聚集和擴散，也是另外一個維度上的重要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信息的相互流通、知識和情感的相互疏通，如何解決效率與百姓安全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關鍵問題。

保衛(wèi)社會的生命

國家主權的生命意識，表現(xiàn)在對于每一個普通公民的照料和尊重。這不是一些冰冷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疫情中，我們都聽到過一種說法：死了多少人，并不只意味著死了多少人，還意味著活生生的人死了多少次，至親的家人死了多少次。每一個具體的生命，都帶著他具體的生命價值和社會關聯(lián)，都是一個具體發(fā)生的故事。但同樣，我們也必須要清楚，那些已經死去的生命，會使現(xiàn)實里的多少人陷入到痛苦、悲傷和對死亡的恐懼之中。所有這些，都構成了生命意識最重要的內容。

國家治理必須要照料到現(xiàn)實、具體的生命，照料到身體和心靈的生命，也要照料到生命背后的那些故事、那些痛苦、那些危險，也必須照料到那些失去生命的傳播效應?？膳碌?，是生命個體的死亡，更可怕的，是依然活著的人正在死亡，社會的生命受到威脅。

愛德華·蒙克：《患西班牙流感中的自畫像》

因此，在這個治理過程中，如何把握危機前端的征兆，如何在多重信息中做出判斷，如何解決不同系統(tǒng)之間的平衡，是突破在危機狀態(tài)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之瓶頸的重要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信息、知識和心理的保障，在這個過程中有多么的重要。我們必須在保衛(wèi)生命的同時要保衛(wèi)社會，因為只有構建出豐富暢通的社會渠道，才能及時把握危機的征兆，才能及時的疏通和化解危機帶來的恐懼，才能讓國家和民眾有充分的信心。

危機治理中的良好秩序，必須要靠聯(lián)動機制來塑造，讓行政部門做出有效的、積極的、準確的反應，發(fā)揮調動資源的能力，讓專家及時提供合理的、準確的科學知識，以及保障安全的技術手段，讓媒體和民間的公眾，及時反應潛在的危險信息，在相互團結中塑造勇氣，讓知識分子和學者能夠從人類歷史和文明以及當下不同社會、不同文化中，對于生與死、對于人的存在和彼此關聯(lián)、人的身體和心理等等提供充分的知識和智慧，提供心靈的慰藉。只有這樣，才能在空前危險的狀態(tài)下，構建一種人性和社會的平衡，而不是陷入到一種單一的孤立、懷疑和恐懼狀態(tài)。

只有這樣，恐懼才會得以釋放和緩解，解救危機的政令才能通暢。只有民眾的自我認識和歷史認識得到普遍的提高，只有國家以及行政的部門能夠從人性的角度，能夠從人性復雜的構成面向，從那些我們曾經以往的歷史經驗和我們對于危機的現(xiàn)實性和超越性的思考中，才能找到解決現(xiàn)實危機的資源和德性。

我們可以說，在這方面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的思考、態(tài)度和實踐有很多的教益，他們并不是淪落成為一個局部專家的官員，也不只是只按照一成不變的思維來行使自己的公眾責任，也不是公眾意見的抱怨分子，也不像老百姓那樣茫然無措。只有重返人性的理解，只有把民眾的生命價值和生命意識始終放在第一位，只有為他們提供充分的心理支持和信息支持，才能真正找到解救危機的途徑。

時刻為世界的巨變作準備

保衛(wèi)生命是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保衛(wèi)生命并不只是身體的生命，醫(yī)療也不只是解救人身體的醫(yī)療。中國人講，治身者為下，治心者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要從人的生命整體的構造的角度來理解這場瘟疫，理解這場危機。我們要由此為線索，而為時刻可能出現(xiàn)的危險做準備。

我們必須建設不同領域的人群所形成的聯(lián)動機制，我們也要思考當生命面臨威脅的時候，需要哪些呵護。這不只是在所謂科學意義上的身體和心理健康的呵護，還包括我們如何重造人們相互間的人倫關系，相互友愛的關懷，以及對人類的普遍同情，還有那些我們從不同的文化，甚至宗教中體現(xiàn)出來的信仰和對人的呵護。所有這些，都構成了我們思考這場危機，或今后面臨危機最重要的力量來源。

所以我想說，我們必須時刻為世界的劇變做準備，我們的生活并不是只是通過常規(guī)的路徑而塑造。如果把我們的生活連同人類曾經經歷的歷史文明拉開來看，整個世界的歷史，很多時候或者絕大多數(shù)的時候都有可能是由變遷，甚至是劇變來構造的。我們若不從這樣的角度做準備，我們才會真正遺失掉我們自己的生命。

重建面向變遷的社會學：世界歷史、社會系統(tǒng)和人性

從學術的角度來反思，我們必須重建面向變遷甚至劇變的社會學，必須重新塑造我們面向危險的，面向重大變化的學問。生于憂患，人類的歷史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從經驗上，很多的內涵都是從這些重大事件中獲取的。

特別是在今天，當社會普遍產生一種傳染的機制，當恐懼散布在世界各地，當不確定性始終伴隨著我們，當偶然性不斷從必然的秩序里突然出現(xiàn)的時候，我們必須重新回到世界歷史的面向，重新回到社會構造的各個復雜的系統(tǒng)，重新回到人性的構造，去整體上檢視我們真正經歷到的生活。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遺忘，因為現(xiàn)代世界的特點，還在于我們遺忘的太快。即使我們有充分的技術手段，有大量的學者，有大量的信息系統(tǒng)去記載我們曾經發(fā)生的事情，但是事實上，我們遺忘的太快了。一旦疫情過去，一旦危機過去，我們似乎就回到了從前，我們似乎好像保全了自己的生命；但如果遺忘的太快，我們就不知道，也許更大的危機就會發(fā)生，就會降臨。

將一切有關生命的歷史和現(xiàn)實牢記下來，這是學者的責任，也是所有人真正面對自己生命應該做的事情。

（本文系根據(jù)講座視頻文字整理稿，首發(fā)于“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微信公眾號。）